眾說《伯遠帖》:一幅傳世珍品的前世今生

從古代墨跡上我們看到的不僅僅是書法本身，還有斷代史裡的社會剖面，遞藏史裡的聚散離合。

東晉 王珣行書《伯遠帖》局部

「珣頓首頓首，伯遠勝業情期，群從之寶。自以羸患，志在優遊。始獲此出，意不克申。分別如昨，永為疇古。遠隔嶺嶠，不相瞻臨……」《伯遠帖》展覽位置正對著武英殿「石渠寶笈展」入口，短短五行四十七字，寫在一張泛黃且有殘損的紙上，然而呈現在人們眼前的卻是一幅極長的捲軸，卷首有乾隆所書的「江左風華」四個大字，前隔水有御書：「家學世範，草聖有傳，宣和書譜。」又有講述「三希」名稱來源的題籤：「乾隆丙寅春月，獲王珣此帖，遂與快雪中秋二跡並藏養心殿溫室中，顏曰『三希堂』。」後隔水上則有明人董其昌、王肯堂的題跋，乾隆繪製的竹木文石圖，以及清代董邦達遵照乾隆之命繪製的山水圖卷，並大臣沈德潛所書「三希堂歌」。在原作的四周，有七枚乾隆騎縫印和一枚近代郭葆昌騎縫印。紙面上的三個古半印，已經漫漶不可辨識。

這些遠超過原作篇幅的、紛繁的後人印跡，恰是後世對之頂禮膜拜、視若珍寶的證明。題跋、印章不僅記錄了《伯遠帖》傳遞歷史中的部分軌跡，同時也為後人提供了對之進行考證、判斷的依據。這幅曾收入宋代《宣和書譜》的書法作品，知名度不如大名鼎鼎的《蘭亭序》，在乾隆所藏的「三希」之中，也一度不如王羲之《快雪時晴帖》、王獻之《中秋帖》，然而經由今人考證，其餘二帖已經被確認為後人摹臨，並非真跡，《伯遠帖》卻系王珣原書，成為如今存留於世的東晉唯一有名款的書法作品，從而成就了它極為珍貴的歷史價值。另一件被認為是真跡的《平復帖》，人們雖然推測作者是陸機，但並無確鑿證據。

乾隆題引首

古代書畫的鑑定，正如書畫大家徐邦達先生所說「真偽雜糅、花樣繁多、離奇變幻」，某種意義上，後世書畫鑑藏者只能無限地接近真相，卻難有百分百確鑿之論。《快雪時晴貼》有趙孟頫的題跋，《中秋帖》、《伯遠帖》都曾入《宣和書譜》，乾隆皇帝得到三帖之後視為珍寶，然而清代吳升在《大觀錄》中即對《中秋帖》的真偽表示懷疑：「此跡書法古厚，墨彩氣韻鮮潤，但大似肥婢。雖非鉤填，恐是宋人臨仿。」到了近代，張伯駒、徐邦達、莊嚴等人都疑為米芾所臨。而《快雪時晴帖》則有明顯的雙鉤填廓痕跡，並非自然書寫。曾任故宮古物科科長、後來押運故宮文物抵臺的莊嚴寫道：「以其在書法本身價值來評，我認為鉤描的線條澀而不活，填墨濃重而缺神氣，乾隆御題『天下無雙古今鮮對』，實在誇獎過了一些。」而唯有《伯遠帖》，「研究它的人也少，通常對它的爭論也較少見。然而就其書法本身言，其運筆之瀟灑淋漓，線條之粗細變化自在，以及整體之動態韻律起伏，都是被一般書家所稱道的」。

《伯遠帖》的真偽也經過了仔細的考辨。「《伯遠帖》卷中原有徽宗趙佶題籤、收藏印章和宋代章清的題跋，明代經吳其貞過目，顧復也見過。但是明末清初時這些題跋和印章被割掉了，在清代安歧收藏的時候就已經沒有了。」故宮博物院古書畫研究專家楊臣彬說,「按照宣和裝的標準，都是用高麗紙鑲邊，有幾方印章，一個是雙龍璽，另外有宣和、政和，還有一方內府圖書之印。但是現在這部分在伯遠帖上都被裁掉了，上面已經沒有任何宋代的痕跡。」而如今紙上那三方古半印則始終難以辨識。無錫書畫院的穆棣曾經考證出，位於「嶠」字旁邊的半印為「殷浩」二字，但是終究沒有成為定論。

楊臣彬

啟功曾回憶，新中國成立後國家成立文物局，「由鄭振鐸先生出任局長，王冶秋、王書莊先生任副局長，後來又由上海請來張珩先生任文物處的副處長，謝稚柳、徐邦達、朱家濟先生任鑑定專家」。「那時活動的主要地點在北海公園南門團城的玉佛殿，記得曾在那裡鑑定過三希堂帖……我對著光看，只見《伯遠帖》哪筆在前，哪筆在後都看得清清楚楚，當是真跡無疑。」啟功因而還題詠曰：「王帖惟餘伯遠真，非摹是寫最精神。臨窗映日分明見，轉折毫芒墨若新。」楊臣彬上世紀五六十年代進入故宮，跟隨啟功、徐邦達鑑定古書畫，對於在陽光下看《伯遠帖》的先後筆順這一情景也記憶猶新：「墨跡上凡是後一筆疊著前一筆的地方，墨色就會較為黯黑，這是由於行筆時兩次著墨所致。在陽光的透射下，可以看到筆畫內不是『雙鉤填墨』的平塗，而是筆鋒自然運行的頓挫使轉。」

其實同樣是雙鉤摹本，技法的高超與否，也會影響字跡的真實靈動與否。如《快雪時晴帖》的填墨就較為板滯，而世傳所謂馮承素摹本的《蘭亭序》採用的則是先摹後寫的方法，並非一味填墨，筆勢就暢通自然得多。「必須是高手才能夠這樣摹，而且之前的雙鉤用的是極淡的墨，幾乎看不出來。如果只是勾了以後再填，就過於死板，完全看不出筆鋒了。」楊臣彬舉例說，「比如王羲之的《喪亂帖》，它的雙鉤用了濃墨，以至於後來中間填的墨都掉了，勾的邊還清清楚楚。」但即便如馮本《蘭亭序》這樣高超的摹寫本，也仍與手書的真跡有所不同，最容易分辨的就是筆的開叉處。晉人用筆崇尚硬毫，因其韌性強、彈性好，毛錐也具有較強的彈性，使得在完成一個書寫動作之後，毛錐的自然恢復性強，有利於書寫的連續性，不需要反覆調鋒，也使得所書寫的點、線的形質相對保持穩定。然而這就容易導致書寫過程中開叉的出現。在《伯遠帖》中，能看出字的開叉是在一筆中自然形成；然而勾摹本為了儘可能還原原作的本來面貌，往往只能通過兩筆來表現開叉，在馮本《蘭亭序》中，「同」、「群」等字的開叉，明顯是摹寫時刻意為之，而《伯遠帖》通篇並無這樣的不自然處，這也成為它是真跡的一個有力佐證。

馮承素《摹蘭亭序帖卷》 局部

對於古書畫紙張的鑑定也是辨別真偽的一個重要因素。70年代，故宮博物院曾邀請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室古紙專家潘吉星對所藏書畫用紙進行鑑別。楊臣彬記得，因為《中秋帖》、《伯遠帖》仍採用清宮時的舊裝裱，因此不能從古紙背面取紙樣進行化驗，只好通過放大鏡觀察。「《中秋帖》是很好判斷的，竹纖維特別明顯，又因為蘇軾在《東坡志林》裡說過『今人以竹為紙，亦古所無有也』，於是判定這是宋代的紙，那就不可能是晉代真跡了。」潘吉星則後來發表《故宮博物院藏若干古代法書用紙之研究》一文，更為嚴謹地推測：「竹紙取材於青竹之莖杆纖維，竹杆堅硬，不易爛碎，需漚制很久，還要用鹼液蒸煮很長時間，再反覆漂洗、舂搗始能成漿。竹紙應在皮紙技術成熟後才能出現。」唐代李肇《國史補》中雖然提了一句「韶之竹箋」，但至少「晉朝不可能有竹紙」。

然而《伯遠帖》的用紙卻始終無法定論。從對出土的魏晉南北朝時期紙張的化驗結果來看，在這一時期人們主要使用麻紙，然而該帖除了在「相」字處有類似麻的纖維素，其他處則少見，且麻紙不蠹，但《伯遠帖》上有明顯的蛀蝕孔，而且「紙面光滑，不見簾紋」，在其他的古書畫中從未見過這種紙張。「直到現在，人們也沒有確定《伯遠帖》的紙張到底是什麼紙。當時有傳說東晉時江南地區的有剡藤紙，位於現在的浙江嵊縣。潘吉星、徐邦達等先生推測也許這就是剡藤紙。」楊臣彬說。

王珣與王羲之同屬琅琊王氏後代，他的父親王洽與王羲之是堂兄弟，素有書名。王氏一族，書法大家輩出，其中的翹楚自然是王羲之、王獻之父子，而王珣的弟弟王珉在當時的名氣亦超過王珣。王珣的祖父王導、父親王洽的書法，在南朝梁庚肩吾的《書品》中被同列為第六等，屬「中之下品」，而其弟王珉則以「筋力俱駿」列第四等，為「中之上品」。唐代張懷瓘《書估》中，將王導、王洽同列第三等，而王珣與衛瓘、王徽之、羊欣等29人列第四等，評論王珣說他「才有得失，時見高深，絕長補短，智均力敵」。由此可見，王珣的書法，在時人眼中，並不能代表東晉的最高水平。

無論是東晉時期還是後人從書法史角度考察，王羲之都是關節點的人物。趙孟頫說他開「魏晉新體」，他的書法正是處於書寫方式從隸書向楷書過渡的時期。比王羲之更早的鐘繇擅長「銘石書」、「行押書」、「章程書」等多種書體，各體均有不同的用處。用於書寫詩文、信件的行押書越來越多地成為晉人書法的代表。王羲之早期的《姨母帖》仍有著濃厚的隸意，後期的字體則更加流妍姿媚、遒潤秀麗。王珣也身處這個書體轉變的大潮流之中，然而較之王羲之的字體，他留下來的唯一書跡《伯遠帖》在運筆和字體上都更近於「古」。

《伯遠帖》中橫向的線條多呈向下的曲弧，行筆線路多方折之勢，使線形硬朗，而且線條的形態往往是順筆勢形成，行筆路線的變化，成就了線條的多樣性，並且較多保存了當時楷書一筆一畫的用筆特點。書法家、中央美術學院教授邱振中認為，這些筆法正體現了典型的晉人書寫風格。「人們最開始拿筆寫字涉及不到筆法，後來慢慢地擺動，寫出來像柳葉一樣形狀，有了粗細的變化。然後是連續擺動的筆法，導致了隸書的產生，並且帶到了後世的草書和行書裡。這種連續擺動的筆法的本質就是不停的控制，從始到終貫穿書寫的動作。」然而最關鍵的變化就在於楷書慢慢出現。「為了書寫的方便，人們把動作的變化移到筆畫的兩端，起筆和落筆的頓挫，而中間的線條沒有變化。這就是唐代以後的楷書，全是這樣寫法，直到今天也是。」邱振中認為東晉時期處於轉變之中的書寫方式是最為複雜的——尤其以王羲之為代表——行書的書寫，通過不停地擺動來實現對字形、線條的控制，而不是後人一提、一頓那種板正的書寫方式。簡而言之，書寫依靠的全是線條的變化，而非筆鋒的頓挫。

‍伯遠帖及董其昌、乾隆題跋

這種寫法在人們看來也正符合晉人風格，在多變的線條中可以更多地體現個人的面貌。因而同樣是行書，王羲之被認作「骨肉和暢」，王珣的《伯遠帖》則是「骨力挺健」。儘管王珣書名不如王羲之父子，但人們對他們書法的評價，多少與個人偏好的風格有關。

在《晉書》和《世說新語》的記載中，王珣和人們通常想像的魏晉時人任誕不羈的形象並不完全相符。王珣曾為桓溫的掾吏，深得器重，深諳政治，也頗懂得保全自身之道。在權臣王國寶當政時他會避其鋒芒；與桓溫之子同遊時，他頗有「捷悟」，能夠保持自己作為下屬的尊嚴與體面。不同於王獻之的淡然蕭散，也不同於王珉的才氣縱橫，他是一個很有處世智慧的人。桓溫之子桓玄後來評價他「神情朗悟，經史明徹，風流之美，公私所寄」。《世說新語》中關於他的記載，都收入「識鑑」、「雅量」、「品藻」、「賞譽」等條目中，也體現了魏晉風度的多種側面。

彼時王、謝兩大家族交惡，王珣甚至因為太傅謝安當權而被貶官，然而《世說新語》中記載，王珣與謝安同坐時，「神意閒暢，謝公傾目」，以至於謝安還向劉夫人說：「向見阿瓜（即王珣），故自未易有。雖不相關，正是使人不能已已。」對他頗為想念。而謝安死後，王珣前往「欲哭謝公」，被謝安下屬督帥刁約阻攔，認為謝安「官平生在時，不見此客」。這時的王珣頗有典型的魏晉之風，對此不加理睬，逕自上前「哭甚慟」，然而之後又並不與謝安少子謝琰握手致意，孑然而去。古人喜歡將「文」與「人」齊而觀之，雖然並不科學，卻頗有趣，並非全無道理。王珣在史料記載中的那種近於儒家的入世之風和與之並存的決絕峻峭，在短短的《伯遠帖》書風中倒也可以窺見一二。而讓乾隆贊之為「江左風華」的，也並不僅僅是書法字跡，還有卷帖之中所能傳遞的那個時代士大夫的氣韻與風度。

《伯遠帖》在宋代之前流傳經過並沒有清楚的著錄，在宋徽宗時期入宣和內府，而後又在元明之際流落民間。萬曆二十六年（1598），董其昌在北京見到《伯遠帖》，購藏之後又對其重新裝裱、題籤，在後隔水題跋稱：「既幸予得見王珣，又幸珣書不盡湮沒，得見吾也。長安所逢墨跡，此為尤物。」7年之後，王肯堂又在新安人吳新宇處見到此帖並題跋。清代初期，為安歧所收藏，著錄在《墨緣匯觀》之中。乾隆於乾隆十一年（1746）「丙寅春月獲王珣此帖」，將它與其他「兩希」置於養心殿溫室中，著錄於《石渠寶笈》初編，刻入《御製三希堂石渠寶笈法帖》。

《快雪時晴貼》局部

文物最大的敵人，莫過於亂世，三希堂之寶也於清末的混亂中流落宮外。《快雪時晴帖》在溥儀出宮的包袱中被搜出，後來在國民黨政府遷臺時連同大量的故宮文物珍品被運送至臺灣。而《中秋帖》和《伯遠帖》則在皇室成員搬離皇宮、「清室善後委員會」接管故宮後失去了蹤影。一種說法是敬懿太妃私帶出宮，另一種說法則是溥儀將它們帶到了天津張園。無論「二希」出宮的具體過程如何，幾經輾轉之後重現於世，是在古玩商郭葆昌手中。

莊嚴回憶，1933年，他奉命押運故宮文物南遷之前，郭葆昌特別邀請時任故宮博物院院長馬衡、古物館館長徐森玉和他，到坐落在北平秦老胡同觶齋的家中吃飯，「飯後並取出他寶藏的翰墨珍玩，供大家觀賞，其中赫然有中秋、伯遠二帖」，而且郭葆昌「當著來客及公子郭昭俊的面說，在他百年之後，將把他所擁有的此二希帖，無條件地歸還故宮，讓快雪、中秋、伯遠三帖再聚一堂；且戲稱要我屆時前往觶齋接收」。

張伯駒

而到了1937年，張伯駒在郭葆昌處亦見到了這兩幅字帖。他考慮到郭葆昌「旨在圖利，非為收藏」，擔心兩帖流落海外，於是請惠古齋柳春農居間說和，購買二帖。多年後張伯駒在他主編的《春遊社瑣談》中回憶了購買過程：「郭以二帖並李太白《上陽臺帖》另附以唐寅《孟蜀宮妓圖》軸、王時敏《山水》軸、蔣廷錫《瑞蔬圖》軸，議價共二十萬元讓於餘。先給六萬元，餘款一年為期付竣。至夏，盧溝橋變起，金融封鎖。款至次年期不能付，乃以二帖退還之。」原本能夠留在大陸、以期與《快雪時晴帖》重聚的二帖，終因時局而錯失了這次機會。

1949年，國民黨政府遷臺，《快雪時晴帖》也已運至臺灣。郭葆昌之子郭昭俊攜帶中秋、伯遠二帖到了臺灣，對莊嚴「舊事重提」，「欲履行他先父的宏願」。然而彼時郭氏已經家財散盡，郭昭俊提出希望國民政府能夠「賞」給他一點報酬，再將二帖「捐贈」出來。然而最終因國民黨政府「來臺不久，一切措施尚未能步上正軌，財源短細，實在無力顧及於此」。

莊嚴

而在當時的大陸，二帖遠去臺灣的消息也引發了大量關注，《新民晚報·藝壇通訊》寫道：「王珣、王獻之二帖，今由郭昭俊自中南銀行取出，攜至臺北，將求善價。此種國寶竟容私人如此挾逃，又竟無人管，怪極。」張伯駒當時任故宮博物院專門委員，念及當年購而未得，又連續發表關於故宮收購書畫之事。郭昭俊後來又攜二帖去了香港，並因生活窘迫將之抵押給英國滙豐銀行。抵押將於1951年底到期，而他無力贖回，就在二帖極有可能易主海外之際，時任文物局局長的鄭振鐸率領中國文化代表團離京出訪印度、緬甸，在途經香港做短暫逗留時，意外得悉二帖在香港的消息。鄭振鐸聞此情由，向中央報告，希望政府能出資購買，周恩來總理得知後做出批示：「同意購買回王獻之《中秋帖》及王珣《伯遠帖》，惟須派人員及識者前往鑑別真偽。」當年在郭葆昌家意外見到二帖的馬衡、徐森玉，與國家文物局副局長王冶秋組成專家小組前往鑑定，並最終在1951年11月成功將二帖購回。根據馬衡1951年11月20日的日記，中秋、伯遠二帖本息共為港幣458376.62元，另付郭昭俊3萬元。

當年押運《快雪時晴帖》至臺灣的莊嚴後來擔任了臺北「故宮博物院」副院長，故宮文物兩岸分離，他與老師馬衡、徐森玉也從此分守兩岸。莊嚴一生自稱「守藏吏」，對他的兒子莊靈曾言三希重聚是他「最大的願望」。1979年，莊嚴住院時，徐森玉之子徐伯郊為他帶來香港某書局印製的《伯遠帖》複本。在《伯遠帖》卷尾，有沈德潛當年奉乾隆之命所書的《三希堂歌》：「東晉至今十六世，離合聚散同煙雲。」在遺著《山塘清話》裡，莊嚴寫道：「消遣玩賞之餘，不禁感慨萬千，不知何年何月，三希帖才能重新聚首。」

（本文部分圖片來自網絡）

⊙ 文章選自《三聯生活周刊》總第857期，版權歸本刊所有，請勿轉載，侵權必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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