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新冠肺炎大規模侵襲所引發的突發性重大公共衛生事件是對中國之治的一次全方位大考，在更深層次上呼喚21世紀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的出場。真正的哲學總是自己時代精神的精華，是文明的活的靈魂。應以高度的理性自覺深刻闡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體系出場的必然性與合理性根據，全面揭示我國制度發展和完善的基本方向與必然趨勢，全面把握頂層設計，自覺補短、補軟、補缺。21世紀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將超越「走一步看一步」的經驗主義辯護邏輯，也不囿於具體科學的闡釋，更不能簡單套用西方政治哲學邏輯來剪裁中國現實，而要科學分析當代中國社會的差異性，將之提升到「差異的正義」的原則高度，將偉大的中國之治成果升華為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的當代表達，全面創新21世紀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這就是21世紀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研究的重大使命。
關鍵詞：政治哲學 制度體系 差異性社會 差異的正義 頂層設計 生命政治
作者簡介：任平，蘇州大學教授。
2019-2020年冬春之交，新冠肺炎大規模侵襲引發的重大突發性公共衛生事件，成為對「中國之治」的全方位大考。它不僅證明了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確定的方向和目標的正確性和迫切性，再一次驗證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和治理體系的顯著優勢，而且以深刻的經驗教訓凸顯了以理性自覺邏輯發展和完善我國制度和治理體系的必要性與緊迫性，進而在更深層次上呼喚21世紀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的出場。真正的哲學總是自己時代精神的精華，是文明的活的靈魂。「小智治事，大智治制」，制度文明在現代化進程中具有全局性、根本性、長遠性的作用。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是黨和人民在長期實踐探索中形成的科學制度體系」①。我們應站在理性自覺和頂層設計的高度深刻闡明在「長期實踐探索中形成」並被「實踐證明」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體系的出場根據，深刻闡明為何堅持和鞏固有著顯著優勢的我國制度和治理體系具有必然性與合理性，全面揭示發展和完善我國制度和治理體系的基本方向與必然趨勢，自覺補短、補軟、補缺。21世紀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絕不能局限於「走一步看一步」的經驗主義的辯護邏輯，也不能滿足於具體科學的闡釋，更不能簡單套用西方政治哲學邏輯來剪裁中國現實，而要科學分析當代中國社會的差異性，將之提升到「差異的正義」的原則高度，將偉大的中國之治成果升華為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的當代表達，全面創新21世紀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這就是21世紀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研究的重大使命。
以理性自覺對我國制度體系和治理體系做必然性論證與合理性辯護，必然指向對21世紀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自身何以出場、何以創新的追問。為此，我們需要步步深入追問下列問題：第一，必然性辯護邏輯的方法論辨析——21世紀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出場的必然性；第二，歷史與規範——科學把握「長期實踐探索」的歷史向度與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規範向度的關係；第三，必然性辯護的現實根基——差異性社會；第四，規約差異性社會的善治邏輯——差異的正義原則；第五，何以堅持和鞏固制度體系——我國制度體系出場的合理性闡釋；第六，何以發展與完善制度體系——從頂層設計的高度把握我國制度體系的未來走向與必然趨勢。
一、方法論辨析：21世紀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因何出場
從理性自覺和頂層設計的高度對我國制度和治理體系的出場根據和必然性、合理性進行辯護，首先需要做方法論辨析。
方法論辨析的問題之一是：對於「在長期實踐探索中形成」並經過「實踐證明」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體系的論證，是否依然需要提升到理性自覺的高度展開必然性、合理性辯護?答案是肯定的。《中共中央關于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是黨和人民在長期實踐探索中形成的科學制度體系」，「實踐證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是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植根於中國大地、具有深厚中華文化根基、深得人民擁護的制度和治理體系，是具有強大生命力和巨大優越性的制度和治理體系，是能夠持續推動擁有近十四億人口大國進步和發展、確保擁有五千多年文明史的中華民族實現『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進而實現偉大復興的制度和治理體系」②。實踐形成、實踐檢驗、實踐證明並不能排除理性自覺邏輯出場的必要性。任何實踐本身都既包含著事物的本質性向度、必然性聯繫和規律性趨勢，同時也包含著偶然性、表象性、暫時性和相對性的因素，實踐的歷史過程需要通過理性自覺的邏輯反思，才能加以解析，將偶然性中的必然性、表象性中的本質性、暫時性中的恆久性、相對性中的絕對性揭示出來，形成純粹的邏輯表達。深植於中國道路偉大實踐中的實踐根據，不應排斥必然性與合理性的論證，因為即使一千次的成功實踐，也並不必然保證理論在一千零一次的實踐中有效。這次戰「疫」是一次對「中國之治」的全方位大考，表明經過以往實踐證明的制度仍然存在不少問題，需要補短、補軟、補缺。對未來發展和完善制度體系的頂層設計，我們依然需要站在理性自覺高度展望其必然趨勢並結合偉大實踐進行驗證。歷史與邏輯的統一原則是馬克思、恩格斯著力強調的方法論原則。思維的邏輯與實踐的歷史在本質上是統一的，但在表現形式上是不同的。前者自覺，後者自發；前者純粹，後者複雜。正如恩格斯在評述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第一分冊》的方法論時所說的，「歷史常常是跳躍式地和曲折地前進的」，而對於闡釋理論而言「邏輯的方法是唯一適用的方法。但是，實際上這種方式無非是歷史的方式，不過是擺脫了歷史的形式以及起擾亂作用的偶然性而已」，它是「按照現實的歷史過程本身的規律修正的，這時，每一個要素可以在它完全成熟而具有典型性的發展點上加以考察」③。因此，長期的歷史實踐形成、實踐檢驗與實踐證明並不能代替和排斥理性自覺和邏輯思維的論證、辯護和闡釋。相反，在概括和總結偉大的中國制度實踐成果時，「邏輯的方法是唯一適用的方法」。在這裡，邏輯的方法即對實踐進程做理性自覺的思維表達與辯護，其重大意義和困難並不亞於實踐進程本身。列寧在《哲學筆記》中曾援引黑格爾在《哲學史講演錄》中評論埃利亞學派關於運動爭論時所說過的話：問題和困難不在於現實中有無運動，而在於如何在思維中理性地表達它。沒有理性自覺的思維邏輯的表達和辯護，就不可能在理性意義上呈現完整的合理性與必然性，所闡明的制度圖譜也就可能被無處不在的或然性、局限性和偶然性所困擾，我們的頂層設計就無法真正實現理性預期。理性自覺最經典的方式當然是哲學。一種偉大制度的實踐成果只有升華到哲學的高度才能達成理性自覺；同樣，一種哲學思想只有轉化為實踐探索才能達到實踐自覺。
方法論辨析的問題之二是：對我國制度和治理體系出場的實踐根據加以總結是否只需要純粹經驗主義的辯護邏輯?答案是否定的。對客觀感性活動的主觀表達至少有三個層次：經驗、具體科學、哲學。改革開放以來，在我國制度和治理體系的形成過程中，經驗主義邏輯曾經起過「發現與辯護」的關鍵和主導作用。改革開放之初，我們走了一條前無古人之路，不可能從過去的本本或經驗中找到現成的答案，因此，只能訴諸「大膽試大膽闖」「走一步看一步」「摸著石頭過河」「殺出一條血路」的實踐探索，來一點一滴地積累經驗，逐步形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體系。因此，經驗作為「親知」和第一手知識不僅成為「發現的邏輯」的知識基礎，更成為唯一可靠的辯護邏輯。然而，經驗屬於感性認識範疇，是對事物外部的、感性的、具體的聯繫的反映，經驗內容中所包含的事物本質的、規律性的和必然性的關係，都被事物表象的、片面的和暫時偶然的聯繫掩蓋與糾纏，具有明顯的局限性。我們如果囿於經驗而未及時地將經驗認識上升為理性認識，那麼就必然會陷入經驗主義的教條，也就既缺乏足夠的必然性、合理性和合法化的辯護根據，也不可能達到從頂層設計的高度遠眺發展和完善制度圖譜的方向性和目標性的境界。
方法論辨析的問題之三是：關於制度實踐成果的概括與總結能否僅限於具體科學表達?答案是否定的，因為具體科學的闡釋與表達呈現「深刻的片面」或「片面的深刻」的特徵。言之「深刻」，是因為以專門研究各個領域(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生態等領域)制度為對象的具體科學如經濟學、政治學、社會學、文化學、生態學等穿透了經驗的表象，觸及了各個領域制度對象的特殊本質和特殊規律，反映和表達了分門別類制度體系出場的必然性、合理性和合法化，因而成為科學表達，為我們總體把握奠定了科學理性基礎。所謂「片面」，則指上述具體科學僅僅分門別類地反映和解釋了特殊本質和特殊規律，門類分化的學科領域處在「散漫無機的完整性」狀態，而沒有從我國制度和治理體系總體上來把握其一般本質和總體規律。為此，超越具體科學闡釋目標，對總體制度體系出場根據的深刻追問和理性辯護一定要叩響政治哲學的大門。具體原因有三：一是因為現代社會生活政治化，對各個現代性領域治理根據的徹底性追問都指向一種廣義的政治哲學；二是現代性社會的危機都是系統危機，一榮俱榮、一損俱損，國家治理需要綜合操作、整體把控，只有跨越各個領域、門類的壁壘，達到政治哲學所聚焦的總體制度體系的高度，才能發現制度體系出場的必然根據；三是基於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的規範性視域，我們可以追問「什麼是人民理想的、好的國家制度和國家治理?」，這必然要求研究視域超越具體實證科學的地平線，進入哲學視域，引入善治導向，將事實的必然性與價值導向相統一。
方法論辨析的問題之四是：關於制度實踐成果的概括和總結能否基於簡單平移的西方政治哲學視域剪裁中國現實?答案是否定的。改革開放以來，學界自覺地用「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拿來主義態度，翻譯引入許多西方政治哲學經典，從羅爾斯的《正義論》《政治自由主義》《萬民法》所表達的新自由主義到亨廷頓、布坎南等人的新保守主義，從桑德爾、沃爾夫的社群主義到盧曼的系統哲學，從哈貝馬斯的交往行動理論到吉登斯和貝克的反思現代性理論，從施特勞斯的正義觀、生態政治學中的「紅綠對話」到阿甘本的生命政治學，等等，真是「茫茫九派流中國」，蔚為大觀。在全球現代性語境中，借鑑「他山之石」對於我們制度形成和發展的確具有重要參考意義，我們需要也必將持續需要以開放的態度進行這種學習和借鑑。然而，這並非指搬用西方政治哲學的理論與話語來剪裁中國現實的方法就能科學地為我國制度出場做必然性和合理性辯護。事實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體系的出場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偉大成果。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與西方政治哲學之間，除了存在著如是否確立「以人民為中心」等分屬唯物史觀和唯心史觀理論立場的對立之外，在辯護的方法論上也存在著原則上的不同。其一是西方政治哲學辯護的方法論都是「政治形上學」系統，起點和基礎都源自一個先驗原則。無論是羅爾斯還是哈貝馬斯，都是從一個先驗抽象的原則出發：在羅爾斯那裡是「自由原則」和「差異原則」，而在哈貝馬斯那裡是「普遍語用學」或話語層次的「交往行動」四原則。其二，他們都通過演繹法將先在、先驗的原則推廣到現實，讓哲學家的原則在先的思辨成為現實世界的造物主。羅爾斯用「無知之幕」作為演繹的初始條件，而哈貝馬斯則稱之為「普遍語用學」，也就是一種抽象的、普遍的關於話語交往行為的原則如何通過形上學的「分有」即演繹而應用(語用)到具體交往行為中去的過程。其三，從一般到個別的推論，就是政治形上學的演繹邏輯。與此相反，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遵循要從現實的「市民社會」出發說明國家制度本質的唯物史觀原理，強調闡釋邏輯必須從中國社會的現實基礎出發，將制度體系僅僅看作是這一現實社會基本矛盾的制度表達和制度安排。揭示現實社會需要，就是揭示了辯護的理性根據，最終都指向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的必然出場。
因此，方法論辨析旨在呼喚21世紀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的出場，揭示它肩負著一系列重大使命。它要全面梳理和繼承原初馬克思政治哲學的思想資源，深度解答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何以可能的重大命題；要全面展開與西方政治哲學、中國古代傳統政治哲學的積極對話並吸收其一切有價值的思想；要立足於中國道路的當代制度實踐，回應人民群眾在追求美好生活進程中對公平正義的需要；在全民戰「疫」中秉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積極開創馬克思主義生命政治學；要全面揭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體系出場的必然性、合理性和合法化，以充滿遠見卓識的「頂層設計」發展和完善我國的制度和治理體系，創新21世紀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的理論體系和話語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