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所周知，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歌是《義勇軍進行曲》。
可是，你知道這首歌曲的出處嗎？
圍繞這首歌曲，還有多少不為眾人所知的人和故事？
這些人和故事或感人，或振奮人心，或傷感，或有趣、惹人發笑……
首先說一下《義勇軍進行曲》的出處。
《義勇軍進行曲》最早是電影《風雲兒女》的主題曲，歌曲在影片片頭、片尾播放。
這首電影的編劇是田漢和夏衍，主題曲由田漢作詞，聶耳作曲，電影於1936年5月24日上映。
《義勇軍進行曲》誕生記
1934年秋，電影《風雲兒女》的編劇田漢為電影寫了一首電影主題歌歌詞。
可是，歌詞還沒有交稿，田漢就被國民黨軍警逮捕入獄。
1935年2月，《風雲兒女》開拍在即，主題歌卻還沒有著落。
就在導演許幸之犯愁時，去監獄探忘田漢的同志帶回了一份主題歌手稿。
田漢在香菸紙背面寫就歌詞，並想方設法讓探監的同志帶了出來。
有了歌詞，誰來譜曲？
聶耳自告奮勇，不由分說地攬下了為歌詞譜曲的任務。
為了譜好曲子，聶耳可謂全身心投入，創作期間，還鬧了幾個令人啼笑皆非的笑話。
聶耳當時住在霞飛路（現在的淮海中路）一個出租屋裡。
創作期間，聶耳廢寢忘食，夜以繼日。
他一邊哼唱著歌詞，一邊擊打桌子，權當「打拍子」。
一旦有了些感覺，他會馬上坐到鋼琴邊，一邊彈奏，一邊吟唱歌詞。
因為不分晝夜，又彈琴又唱歌，樓下的房東太太不答應了。
她氣呼呼地拍開聶耳的房門，劈頭蓋臉大罵一頓，然後發出「最後通牒」：「如果再這麼鬧，我就收回房子，不租給你住了！」
末了，聶耳只有向她道歉了事。
自己家裡呆不了了，聶耳只好另想辦法。這時，錄音師歐陽慧敏幫了一個大忙。
歐陽慧敏讓聶耳每天去自己家裡「上班」，他還請自己的老母親包下了他的「一日三餐」。
那些日子裡，歐陽慧敏家熱鬧非凡。
每天清晨，聶耳一大早就來「上班」。
聶耳前腳剛進院門，老太太就招呼歐陽慧敏：「一起過來吃早點心吧，『起來』來了！」
一開始，歐陽慧敏不知道母親口中的「起來」是什麼意思，等搞清楚了，歐陽慧敏忍不住笑出聲來。
原來，創作歌曲時，聶耳總是一邊寫一邊唱，手舞足蹈。
即便是吃飯的時候，如果突然來了靈感，聶耳也會拿著筷子，又打節拍又唱歌。
在老太太印象中，聶耳唱得最多的歌詞莫過於「起來」這兩個字。
老太太記憶力不太好，記不清聶耳的名字，倒是記住了聶耳老是哼唱的歌詞。
於是，老太太便將聶耳喚做「起來」。
在歐陽慧敏家，聶耳完成了第一稿創作，一直陪伴他的就是歐陽慧敏的老母親。
因此，歐陽慧敏後來說：「我母親是《義勇軍進行曲》的第一個聽眾。」
根據夏衍回憶，為了躲避國民黨當局的迫害，完成了歌曲第二稿後，聶耳就匆匆去了日本。
不過，半個月後，聶耳就在東京完成了最終稿，曲譜很快郵寄回了「電通公司」。
接下來，就得為這首歌曲命名了。
聶耳給這首歌曲起過一個名字-「進行曲」，大家都覺得過於簡單，似乎少了一些內涵。
這時，電影《風雲兒女》的投資人朱慶瀾將軍建議：可以在「進行曲」前面加上「義勇軍」三個字。
朱慶瀾將軍是個愛國人士，他當過袁世凱的軍事顧問，還當過張作霖的中東鐵路護路軍總司令。
朱將軍是個堅定的抗日者。
「九·一八」事變後，朱將軍積極募款支持東北義勇軍，日軍進攻上海時，朱將軍又全力支持十九路軍抗日。
朱將軍一言既出，滿座叫好，於是，歌曲名稱確定為《義勇軍進行曲》。
臨時「拼湊」的合唱隊
由於受技術條件限制，當時的電影無法進行同期錄音，電影插曲、配樂只能通過唱片轉錄。
《義勇軍進行曲》是一首合唱歌曲，如果合唱的人數太多，如果不經過較長時間的合練，很難把《義勇軍進行曲》唱好。
但是，此時已經臨近預定的公映時間，電通公司最終只能臨時拼湊一個七人合唱隊。
他們分別是：盛家倫、司徒慧敏、袁牧之、鄭君裡、金山、顧夢鶴、施超。
經過簡單的合練，1936年5月9日，在百代唱片公司的錄音棚，小合唱隊第一次錄下了《義勇軍進行曲》。
現在再聽當年的錄音，雖然歌聲不是那麼華麗，演唱者還帶有明顯的方言口音，但是仍然不乏慷慨激昂！
5月24日，《風雲兒女》正式上映，《義勇軍進行曲》立即在觀眾中引起了強烈的反響。
遺憾的是，這首歌曲的詞作者田漢還關在國民黨的大牢裡。
為了彌補這個遺憾，在拍攝電影《國歌》時，著名導演吳子牛特意在劇中虛構了這樣的一個情節。
在離監獄不遠的小河裡，一條小船漂在水面，幾個進步青年在船上安上大喇叭，面向監獄的方向，用留聲機裡播放《義勇軍進行曲》。
高牆內，「田漢」激動萬分：「我寫的歌，為中國人寫的，為不願意做奴隸的中國人寫的！」……
順便提一下，在電影《國歌》中扮演田漢的演員叫何政軍。
很多人也許不知道何政軍是誰，卻一定認識八路軍獨立團的趙剛政委。
在電視劇《亮劍》中，何政軍飾演了李雲龍的生死搭檔趙剛。
《義勇軍進行曲》的傳唱者們
抗戰期間，《義勇軍進行曲》不但在民間廣為傳唱，廣播電臺也定期播放這首歌曲；
國民黨有幾所軍校把《義勇軍進行曲》定為隊列歌曲之必唱曲目；
戴安瀾將軍的國民革命軍第200師曾將該曲定為軍歌；
張學良要求所部官兵必須學會這首歌，還幾次三番強調官兵齊唱《義勇軍進行曲》的意義；
淞滬會戰，堅守四行倉庫的「八百壯士」曾經數次高唱《義勇軍進行曲》，以此振奮精神、鼓舞士氣；
被國民黨無理關押的沈鈞儒、鄒韜奮、李公樸等人獲釋時，「七君子」與前來迎接的數百群眾同聲高唱《義勇軍進行曲》；
臺兒莊戰役中，美國駐華海軍武官卡爾遜與中國官兵一起高唱《義勇軍進行曲》；
1940年，美國黑人歌唱家保羅·羅伯遜在紐約演唱了這首歌曲，他給這首歌曲起了個新名字-「起來」。
保羅也許不知道，這首歌曲的作曲者聶耳就被一位中國上海的老太太喚做「起來」。
在筆者看來，這不是機緣巧合，而是一種神奇的感應，上海的老太太和美國的保羅都領悟到了歌曲的精髓-「起來！」
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義勇軍進行曲》開始在東南亞地區廣為傳唱；
1944年，這首歌被馬來西亞一支抗日隊伍當作了軍歌，不過，他們將「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中的「中華」二字改為「馬來亞」；
1945年，聯合國成立時，該曲被選為演奏曲目之一；
抗戰勝利時，該曲與《美麗的美利堅》、《馬賽曲》等歌曲一起，被定為同盟國勝利之日的廣播歌曲；
臺灣光復初期，《義勇軍進行曲》成為臺灣學生必唱的歌曲，基隆中學師生示威遊行時也曾齊聲高唱《義勇軍進行曲》。
《義勇軍進行曲》成為不可替代的國歌
更有意義的是，在新中國開國大典上，人民解放軍軍樂團在天安門廣場奏響了《義勇軍進行曲》。
1949年9月，全國政協決定，在新中國的國歌尚未正式確定之前，暫以《義勇軍進行曲》為國歌。
1949年9月25日，在中南海豐澤園，徐悲鴻提議用《義勇軍進行曲》代國歌。
這個提議得到了梁思成等眾多與會代表的贊同，也遭到了郭沫若、田漢等人的反對。
反對者認為，中國革命已經取得了勝利，「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這句歌詞不合時宜，應當修改。
在討論會上，中央主要領導人的態度非常明確-支持「居安思危」的觀點。
最後，《義勇軍進行曲》被確定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
此後的幾十年間，這首歌曲也曾幾經波折，甚至差一點被新的國歌所取代。
但是，《義勇軍進行曲》的歌詞極具政治意義，它的曲調慷慨激昂、催人奮進，自有其不可抵擋的魅力。
1982年，全國人大通過了《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的決議》，決定仍然使用《義勇軍進行曲》為國歌。
2004年，全國人大更是在憲法中增加了這麼一條：「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歌為《義勇軍進行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