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島毀滅的三天零三個小時後，1945年8月9日，星期四，中午過後整兩分鐘，查克·斯威尼少校率領的「博克之車」號（Bockscar）機組向長崎投下了原子彈「胖子」。47秒後，原子彈在長崎北郊的浦上工業谷上空爆炸。爆炸當量為2.2萬噸TNT，幾乎是「小男孩」威力的1.5倍。它的最初目標是距長崎東北100英裡的小倉，但小倉當時被厚厚的雲層掩蓋，無法投彈。天氣拯救了小倉，決定了長崎的命運。經由奇怪的機緣巧合，戰爭兜了一個大圈子：「胖子」的爆心幾乎在三菱兵工廠的正上方，偷襲珍珠港用的魚雷就是在這裡生產的。原子彈摧毀了兵工廠，並且奪去了大約7萬人的性命。和廣島的情況一樣，實際上沒有空襲預警。爆炸7分鐘後，空襲警報才開始響起。
原子彈「小男孩」在東京一座地下掩體裡，最高戰爭指導會議（「六巨頭」）的一次緊急會議剛剛開始。蘇聯已在昨晚對日宣戰。恰如杜魯門和邱吉爾擔心的那樣，史達林最終履行了對他們的承諾。從凌晨開始，百萬蘇聯大軍潮水般越過中蘇邊界。在那間不通風的狹窄掩體裡，會議由首相鈴木貫太郎主持。最高戰爭指導會議的六名成員圍坐在鋪著綠色臺面呢的桌前，討論最近的危機。由蘇聯調停達成一項體面和約的最後一線希望已經破滅了。美軍轟炸機正投下數百萬份傳單，威脅要投下更多的原子彈。六人面臨的選擇明擺著：或者繼續戰爭，或者接受同盟國的條件投降。當他們還在爭論不休的時候，一個助手送來了一條打斷會議的消息：第二顆原子彈剛剛在長崎爆炸了。
在海軍參謀長的支持下，兩名陸軍領導人依然決心戰鬥到底。陸軍大臣阿南惟幾說：「整個民族如一朵美麗的鮮花般毀滅，豈不美妙？」首相鈴木貫太郎不為所動，他獲得了外相東鄉茂德和海軍大臣米內光政海軍大將的支持。辯論越來越激烈。鈴木支持接受同盟國的要求，只要允許保留天皇就行了。阿南惟幾和兩名同夥則想從同盟國那裡爭取到更多讓步。幾個小時過去了，雙方沒爭出任何結果。六人分成了兩派，勢均力敵。快到夜裡11點時，首相試圖打破僵局，召集了一次御前會議。在悶熱的掩體裡，天皇靜靜聆聽了對立雙方的意見。凌晨2點，天皇最後站起身，脫下眼鏡，擦去鏡片上的水汽。「我們必須承受不能承受之重的時刻到了。」他非常平靜地說，「我咽下自己的眼淚，批准那項接受同盟國公告的提議。」聽眾裡響起了悲痛的號啕，天皇離開了房間。
這個決定差點就遲了。同一個星期四的下午，當「六巨頭」還在鋪著綠色臺布呢的桌前爭論之際，第509混成大隊副隊長湯姆·克拉森中校從天寧島的巨大跑道起飛，開始了飛越太平洋6000英裡航行的第一程。他得到的命令是去接收第3顆原子彈。格羅夫斯一直在不停地驅趕手下。「只要沒有不可預見的困難，」他在8月10日向馬歇爾將軍報告說，「原子彈準備於8月17日或18日後的第一個適合的天氣投放。」現在的優先目標將是東京。但隨著日本要投降的最初信號被傳達給美國，杜魯門決定推遲進一步的原子彈轟炸。按他的商務部長亨利·華萊士（Henry Wallace）的說法，總統的良心開始不安：「他說再消滅10萬人的想法太可怕了。按他的說法，他不喜歡殺死『所有那些孩子』的主意。」
杜魯門也不需要那樣做了。8月14日，星期二，上午10：06，瑞士駐華盛頓外交代辦帶著日本投降書的最終文本來到國務院。此時距裕仁天皇在掩體裡做出決定已經過去了5天。雙方膠著的一點是天皇的確切地位。最終，正如亨利·史汀生在投下第一顆原子彈前向總統力爭的那樣，同盟國允許裕仁保留皇位。
在華盛頓，數十萬人聚集在夏日的夕陽下慶祝勝利。拉法耶特廣場（Lafayette Square）上排成了一支龐大的康茄舞隊伍。歡呼的人群湧到白宮欄杆前。這場慶祝的盛會很快達到了高潮。到第二天，成百上千萬人在自由世界的各地開始了慶祝。廣島天崩地裂九天之後，戰爭終於結束了。然而對許多倖存者來說，苦難才剛剛開始。
被轟炸之前的廣島街頭倖存者悲歌被老師救出後，中前妙子昏迷了幾天幾夜。甦醒時，她雙眼綁著繃帶，什麼也看不見。她後來得知自己被送到了川中島（Kawanajima）。瀨戶內海的這座美麗小島已經變成一個龐大的救援中心。成千上萬的傷者被送到這裡。大部分沒有生存希望的重傷員都在妙子那一屋。
中前妙子忍著劇痛躺了5天。8月11日，父親找到了她。他找遍了全市，幾乎已經放棄了希望。當父親經過她所在的屋子時，中前妙子聽到他的聲音，開始大聲叫他。父親跑到她的身邊，抑制不住發現她還活著的激動。她12歲的妹妹惠美子已經死了4天了，父親當時沒把這個消息告訴妙子。
父親也找到了惠美子。原子彈爆炸時，她正在距爆心700米的土橋拆房子。她的同學大部分當場就死了，生者被送到己斐的一所小學。惠美子雖然傷勢嚴重，但還活著。8月7日，轟炸後的第二天，父親來到這個學校。他沒認出自己的女兒。她的臉烏黑腫脹，所有人看上去都一個樣。但惠美子認出了他，她喊道，「爸爸，我在這裡。」惠美子叫他帶她回家。他匆匆出去為她找衣服，但當他回來時，她已經死了。餘生裡，他一直責怪自己沒有陪在女兒身邊。他不能想像自己讓她一個人孤獨地死去。
戰後，妙子結了婚，有一個兒子。她用一隻假眼代替失去的那隻，仍住在廣島。幾年前，她成為一名「親歷的講述者」（taiken shogensha）——那些記錄遭受原子彈轟炸經歷的和平見證人。也許因為父親將痛苦隱藏得太久，中前妙子選擇了講述自己經歷的痛苦。
8月12日，轟炸後第6天，和田功回到了訓練營。到那時，他已經在市內各地火化了數百具屍體。這些天他沒有洗澡換衣，幾乎沒怎麼睡覺。戰爭剛結束他就得了痢疾。他開始掉頭髮。他在充滿放射性物質的市中心呆的時間太長了。他在生死邊緣掙扎了好幾個星期，和他一起火化屍體的許多士兵都死了。和田功活了下來。
戰後，他結了婚，成為一名理髮師。他和妻子依然生活在廣島。他的家離廣島電鐵公司總部只有幾米。原子彈落下後的第一夜，他抬的受傷和垂死的人就被送到那裡。
肥田舜太郎醫生在戶坂的醫院待了兩個月，直到10月末。藥品供應很快湧來，但經常為時已晚。他的許多病人死於放射性疾病。肥田自己活了下來。戰後的幾個月裡，他幫助美國戰略轟炸調查團派到廣島的調查隊評估原子彈的影響。他今年88歲，已經從醫生任上退休，但依然積極為兩顆原子彈爆炸的受害者奔走呼籲。
田中利明一直將妻女的遺骨放在床頂的架子上。不久後，他得知父親也死了。原子彈爆炸時，他剛剛出門去買食物。8月14日，日本投降的前一天，他媽媽也死於放射性疾病。一周之內，田中利明失去了全部親人。那天中午一起吃炸蛋卷的所有人中，只有他一個人活了下來。
田中利明在9月退伍了。和數萬廣島人一樣，他在帳篷裡住了好幾個月。在那裡，田中利明遇到了他後來的第二任妻子光惠（Mitsue），她也是核爆的倖存者。兩人在1946年結婚，有一兒一女和六個孫子和孫女。光惠在1997年去世，田中利明依然健在。88歲的他一個人生活。他像父親和祖父一樣在廣島獨自經營一家小型酒類商店。他第一任妻子和女兒的遺骨安放在家族墓地的一個骨灰甕裡。
松重美人和妻子純江活到了戰後。他繼續為《中國新聞》工作了許多年，他還到世界各地講述親眼目睹的事件，其中不止一次在聯合國演講。隨後的幾十年裡，他把拍攝廣島的重生作為自己的使命，拍攝了一座從舊城市廢墟上崛起的新城市。戰前廣島的建築很少留存下來，在留存下來的建築中，其中一個就是松重自己的理髮店。它還在那裡，和60年前一模一樣，少掉的唯一一件物品似乎就是那面鏡子。「小男孩」爆炸時，純江正打算從牆上取下它。
松重美人1945年8月6日在廣島拍攝的5張照片成了那一天的永恆形象。2005年1月17日，他在廣島去世，享年92歲。他最後一次講述他的故事時，聽眾就是本書作者。
坪井直從昏迷中醒來已是40天後。和中前妙子一樣，他也被送到一個設在島上的救治中心。他到的是似島。再次回到廣島後，他才知道玲子沒活下來。10年後，他結了婚，有了3個孩子。他現在80歲，一個人鰥居在廣島。他臉上還留著原子彈爆炸的燒傷疤痕。他至今都不知道玲子是如何死的。
不是所有的原子彈受害者都是日本人。1945年8月間，約有5.3萬朝鮮人生活在廣島，其中一些是強迫勞工。最新研究表明，他們中至少有2.5萬人喪生，幾乎佔到總傷亡人數的六分之一。其他國家的人數雖然少得多，但也有波及，這些人中包括一些戰前從美國歸來的日裔美國人。
選擇廣島作為轟炸目標的人不知道的是，原子彈落下的那個早晨，有23名美國戰俘被關押在廣島。他們中至少有10人喪生，一些當場死於爆炸，還有些似乎是後來被憤怒的倖存者殺掉的。8月7日，來自中地的29歲農民升正一（Shoichi Noboru）進城後看到兩名美國戰俘。一人被綁在城堡裡的樹上，奄奄一息。另一人用電線綁在橋柱上，已經死了，他身上血肉模糊，沒一塊完整的皮膚，腳下散落著石頭和瓦片，顯然是被人砸死的。殘酷的命運讓他死在湯姆·費雷比選作轟炸瞄準點的同一座橋上：那座在3萬英尺高空能夠清楚看出T字形狀的相生橋。
轟炸瞄準地點「我想你應該看了今天的報紙。」利奧·西拉德在廣島被毀這天給一個密友的信上寫道，「對日本使用原子彈是有史以來最大的錯誤。我費盡心機要阻止它，但正如今天報紙報導的那樣，沒有成功。」他當時還不知道，杜魯門從未看到過他和69名科學家同行籤署的請願書。長崎被原子彈轟炸之後，西拉德完全違逆主流意見，立即組織了一次為廣島和長崎倖存者募捐的活動。他還要求芝加哥大學的牧師為遇難者特別祈禱。12年前，西拉德在倫敦街頭一個十字路口想到了原子彈這個想法，這種武器的威力讓他感到恐懼。在絕望中，他重新起草了一份給總統的請願書，說這兩次轟炸 「公然違背了我們自己的道德準則」，請求停止使用原子彈。當戰爭結束時，請願書還沒有發出。就算發出了，它也不大可能發揮任何作用。
杜魯門於1972年12月去世。他從未對投放原子彈的決定表示後悔。他曾聲稱，它「不是一個需要你擔心的決定」。原子彈爆炸之後，他很快就收到了美洲基督教聯會（Federal Council of Churches of Christ in America）一封反對繼續使用這種武器的電報。他的答覆意味深長，他寫道：「對於原子彈的使用，沒有人比我更不安，但令我不安之至的是日本人對珍珠港的無恥偷襲，是他們對戰俘的蓄意殘殺。他們能理解的唯一語言似乎是我們正在對他們進行的轟炸。當你不得不對付一頭野獸時，你得把它當成野獸。」這個看法反映了美國及其盟友在當時的主流情緒。杜魯門從未改變他的態度。1958年，他寫了一封信給廣島市議會，確認如果遇到相同形勢，他還會命令投下原子彈。「我們會用航空郵件把它發到廣島，」據說他這樣告訴秘書，「確保貼足郵票！」
和杜魯門不同，對於自己幫助創造的武器，亨利·史汀生的態度一直很矛盾。他在戰後寫道，使用原子彈是「我們最沒有爭議的決定」。和史汀生的上司杜魯門相比，它的爭議也許更多地壓在了這個脆弱、敏感、猶豫不決的陸軍部長身上。廣島毀滅兩天後，長崎毀滅的前一天，史汀生心臟病發作。雖然恢復，但他身處政府中心的日子行將結束。一個月後，他在78歲生日這天離職。作為陸軍部長，史汀生的最後舉動之一是寫了一份備忘錄，敦促總統對核武器進行國際控制。他意識到了與蘇聯軍備競賽的危險。史汀生認為，如果不加控制，弗蘭肯斯坦的怪物將會摧毀全人類。他對一個愛好和平的國際社會的設想也許過於天真，但即便如此，他的天真裡也許有某種膽識，體現了當發現自己置身於一個可怕的新世界時，這個出生於維多利亞時代的老人最後的渴望。他的提議沒有被採納。在新的冷戰背景下，這個怪物太珍貴了，沒有人願意放棄它。
格羅夫斯將軍不出意外地一直公開支持原子彈。「對它的使用，我沒有道歉，無需理由，」他在日本投降兩周後的一次講話中說，「我們沒有發動戰爭。」這是他最輝煌的時刻。接下來的幾個月裡，他的星光開始黯淡。一路走來，他樹敵太多，現在他們開始反擊了。1948年，他心灰意冷地離開陸軍，作為研究主任加入雷明頓-蘭德公司（Remington-Rand Corporation）。新工作薪水豐厚，但它不是「曼哈頓計劃」。雖然影響範圍日益變窄，但格羅夫斯勇往直前實現目標的能力從未消失。為了給陸軍將士遺孀蓋養老院，晚年的格羅夫斯奔走呼籲，成為一個頗具影響力的活動家。他與自己的體重搏鬥了一生，直到最後。雖然偶爾節節食，但他從沒瘦下來過，對巧克力的嗜好也從未消退。在妻子的陪伴下，格羅夫斯於1970年去世。作為全世界最大武器項目的負責人，這個驕傲、強勢、可怕、難以相處但永遠不同尋常的人的成就無疑改變了世界——雖然好壞另當別論。
他的搭檔奧本海默也失去了在戰爭末期贏得的尊重。1945年，他登上了《時代》周刊（Time）的封面。他的平頂卷邊圓帽舉世聞名。但和格羅夫斯一樣，他的輝煌也是曇花一現。他也有許多敵人，而且他對原子彈的懷疑也開始啃噬他。他在「三位一體」測試最初幾秒體會到的恐懼從未消失。1945年10月，他辭去了洛斯阿拉莫斯實驗室主任一職。隨後的幾年裡，他堅決反對研發氫彈。這種武器在1952年進行了首次測試，威力比「小男孩」或「胖子」還要大上千倍。「這玩意，」奧本海默說，「是一場底比斯的瘟疫。」奧本海默的反對毀了他。在麥卡錫時代，他成為了一場政治迫害的犧牲品。他在戰前與共產黨的聯繫被公開。1954年，他的國家保密許可證被撤銷。這個製造了原子彈的人現在實際上被視為可能的間諜。奧本海默再也沒有從中恢復過來。隨後的數年裡，他變得越來越消瘦憔悴。一天抽5包煙的習慣最終要了他的命。1967年2月，奧本海默在絕望中死於喉癌。在那些日子裡，對他創造出的原子彈，奧本海默一刻也沒有停止過他的懷疑。他最有先見之明的警告也許出自他離開洛斯阿拉莫斯那天的講話。「如果原子彈加入這個好戰世界的武器庫，」他說，「那麼終有一天，人類將詛咒洛斯阿拉莫斯和廣島這兩個名字。」
正義之舉還是巨大悲劇？兩顆原子彈無疑縮短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時間。如果不是它們，日本人還要堅持多久將成為一個永遠爭不完的話題。戰鬥必然會奪去其他人的生命，只不過與兩座日本城市的實際死亡人數相比孰多孰少，這個問題永遠也無法回答。更可以肯定的是，在決定使用原子彈的背後，來自蘇聯的可能威脅是一個重要考量。這些理由已經被說濫了，但美國國家檔案館（National Archives）的一份文件極好地揭示了當時的情緒。1945年9月15日，格羅夫斯起草了一份備忘錄，隨後發給陸航戰略航空兵參謀長勞裡斯·諾斯塔德準將。附在備忘錄裡的是一篇3頁的絕密報告，名為《對摧毀蘇聯戰略區域所需原子彈的估計》（Estimated Bomb Requirements for Destruction of Russian Strategic Areas）。文件包含3欄。第一欄是66座蘇聯大城市的名單，從莫斯科開始，到烏赫塔（Ukhta）結束。第二欄列出了每座城市的面積。第三欄詳細寫明了摧毀它們需要的原子彈數目。莫斯科需要6顆，摧毀名單上的全部城市一共需要204顆原子彈。
戰爭結束三周後，保羅·蒂貝茨、「荷蘭人」範·柯克和湯姆·費雷比坐一架C-54運輸機來到長崎。他們本來要在廣島降落，但那裡的機場跑道受損太嚴重了。他們是陪著日本和美國觀察員來的，美國佔領軍尚未入城，所以長崎沒人知道他們是誰。
他們最初的反應是驚嘆於一顆炸彈竟然能夠造成如此大規模的損失。和觀察員們留下的其他印象相比，這種驚嘆是壓倒性的。「它會把你嚇得魂飛魄散。」範·柯克60年後說。他們沒看到死於原子彈的7萬人中的任何一個。一具屍體也看不到。他們住在一家竹子搭的旅館裡（蒂貝茨說它「像個夏令營」），吃的是精美的食物。他們甚至還購買了紀念品。蒂貝茨買了幾隻手工雕刻的飯碗和碟子，把它們帶回了美國。「我們成了典型的美國遊客。」他後來告訴一個採訪者。
在執飛廣島或長崎任務的機組人員中，很少有人表達過對所作所為的愧疚。在這方面，一些人的態度比其他人更直率，其中又以他們的機長為最。「我沒有一絲愧疚。」蒂貝茨在廣島任務20年後說，「我奉命行事。如果我今天接到這樣一個命令，我還會毫不遲疑地執行，因為我已經在這麼多年的軍旅生涯中學會了服從。」他的想法從未改變過。現已90歲高齡的蒂貝茨依然堅信自己的行為是正當的。他認為原子彈是正當的，因為它挽救了生命，這個信念從沒動搖過。他也因此被有的人看作英雄，被有的人看作惡魔。1976年10月，他引來了一場國際聲討。那是在德克薩斯州的一次航展上，他駕駛一架修復的B-29轟炸機模擬了一次原子彈轟炸。地面上的工程師在4萬觀眾面前製造了一場蘑菇雲形狀的爆炸。廣島市長譴責此舉很「荒唐」。日本外相向美國政府提出抗議。蒂貝茨認為這純屬大驚小怪。他覺得對廣島的轟炸不是一件應該道歉的事。「我從沒因為指揮了那次轟炸而少睡一夜好覺。」他在那次航展後說。「我現在的灰白頭髮來自業務壓力。」這是他多年來重複過不止一次的意見。
蒂貝茨是「埃諾拉·蓋伊」號依然在世的最後三名機組成員之一。引航員「荷蘭人」範·柯克和妻子生活在舊金山。84歲的範·柯克也不後悔他的舉動。他說原子彈沒影響到他的生活。「我不會為此道歉，」他說，「因為我確實相信它挽救了許多生命。」協助迪克·帕森斯給原子彈裝引爆裝置的莫裡斯·傑普森秉持類似的信條。但在1960年，他曾在一次採訪中說也許可以先向日本人展示一下原子彈的威力，「而無須摧毀一座城市」。在最近與本書作者通信時，傑普森寫到他對廣島的「巨大悲劇」感到「遺憾」。已經去世的其他成員也曾偶爾提到過他們的遺憾——但不是愧疚。「你不會吹噓自己一次就消滅了六七萬人。」助理機師羅伯特·舒馬德承認。寫下任務日誌的副機長鮑勃·劉易斯認為原子彈提前結束了戰爭。但最初幾分鐘從舷窗看到的景象似乎縈繞在他心頭許多年。「我無法忘懷爆炸中的婦女、兒童和老人。」他說。同機組的一些戰友依然心存疑慮，尤其是當劉易斯在1971年將他的日誌以3.7萬美元出售的時候。
有一名機組成員曾經明確表達過愧疚——於1995年去世的「埃諾拉·蓋伊」號尾炮手鮑勃·卡倫。他曾描述過看到受害者尤其是燒傷兒童的照片和電影時的感受。「那可能是我唯一一次產生過些許愧疚感的時刻。」他說，「我希望自己沒看到過那些影像。」戰後，鮑勃·卡倫成為一名航空設計師。除了轟炸廣島時帶在炮塔裡的那張照片上的女嬰外，他還有三個孩子。隨著年齡的漸增，核屠殺的幽靈讓他越來越擔心。「當我想到今天的裂變和聚變核彈時，」他曾說，「我不知道我們是不是在侵犯上帝的領地。」
今天，在新廣島的市中心，縮景園成為一個美麗的和平綠洲。戰後，它經歷了不遺餘力的恢復重建，所有的一切看上去都與以前一模一樣：木頭茶屋和湖，曲徑、假山和小島、烏龜和鮮花。空氣中再次飄蕩著新鮮的松樹氣息和陣陣蟬鳴。60年前，坪井直在星光下握著玲子的手，度過了他們一生中最快樂的夜晚，今天，站在玄武石拱橋上，有那麼一刻，你也許會相信什麼都沒變。
本文摘錄自《廣島倒計時——核爆前驚心動魄的21天》，[英]史蒂芬·沃克 著，朱鴻飛 譯，新世界出版社，2018年10月，澎湃新聞經授權轉載，現標題和小標題為編者所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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