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箏是一件古老的民族樂器，戰國時期盛行於「秦」地，司馬遷的《史記》所記載《李斯列轉．諫逐客書》中所引資料，頗有值得我們注意的地方。李斯《諫逐客書中》述及秦國樂舞的一段說：「夫擊甕，叩缶、彈箏、搏髀，而歌嗚嗚快耳者。真秦之聲也。鄭衛桑間，韶虞、武象者，異國之樂也。今棄叩缶、擊甕而就症衛，退彈箏而取韶虞，若是者何也？快意當前，適觀而已矣。」
箏乃「真秦之聲也」，故而歷來就有「秦箏」之名，但是若從行文來看，又有值得我們推敲的地方，那就是「擊甕、叩缶」與「鄭衛桑間」對舉，而「彈箏、搏髀」又與「韶於、武象」對舉，因此接下去就有「今棄叩缶，擊甕而就鄭衛，退彈箏而取韶虞，若是者何也」的犯戒。這兒的對舉顯然不是為了文採，而所對舉的乃是「樂」於「舞」的形式和內容，所謂「鄭衛之音」，就是「桑間濮上」，乃是鄭過和衛國的民間音樂，就由此可見「叩缶、擊甕」乃是秦國當時的民間音樂，就是「韶虞」就是「韶簫」，也就是孔子聽了後贊之為「三月不知肉味」的《韶》。
據說此樂為大虞所作。以上所指的乃是音樂；這音樂顯然不是民間音樂，而是宮廷音樂。由此可見，至遲於嬴政當政之時，秦國已用「韶簫」替代了箏，箏當時屬於宮廷所用的樂器了，它理當比缶、甕高雅一些。至於「搏髀」，於之想對舉的乃是「武象」。這《武》，也就是《大武》，乃是樂舞，是周人歌頌武王伐紂的。由此可見，「搏髀」當是秦國的宮廷樂舞。李斯所舉之例，證明秦國宮廷所用的歌、舞、樂都是別國的，為反駁政治上不用客卿張本。其那文已經提及，李斯進呈《諫逐客書》乃是公元前237年，因此，箏在秦國的流行當是在此之前。箏的產生就相對完善也就理當比李斯書《諫逐客書》要早一些。
關於箏的命名，有兩種說法，一說乃是有瑟分劈而來，另一說乃是因發音錚錚而得名。《集韻》就持「分瑟為箏」之說：「秦俗薄惡，父子有爭瑟者，人各其半，當時名為箏」。當然除了父子爭瑟的說法而外，還有兄弟爭瑟，以及姊妹爭瑟的說法。這些大同小異的傳說也正好說明這些說法的不可靠。此外就常識而言，瑟分為二就就成了破瑟，豈能算箏？若將瑟破為二而修補成箏，恐怕遠比製作箏、瑟要難吧？另一種說法是因為其發音的性質而得名，劉熙《釋名》中「箏，施弦高，箏箏然」，就持此說。說箏因「施弦高」而發音「箏箏然」，這音色顯然乃是對瑟的音色舒緩而言的，這就把箏與瑟聯繫起來了。確實，我們的民族樂器可以因樂器的來源而命名（例如胡琴），也可以因研製方法而命名（例如琵琶），更可以因為音色而得名（例如巴烏），這兒的箏因音色發音「箏（錚）箏然」，而得名也未嘗不可。從後文來看，起初的箏與瑟並不密切，這就失去了箏瑟音色對比的意義，從而使此說顯得難以使人全信。
以上所說箏的命名，也涉及到箏的起源。既然「分瑟為箏」之說不可信，那麼出事的箏呀就不是破瑟而成的了。那麼箏究竟是怎麼形成的呢？
漢·應邵《風俗通》載文：箏，「謹按《禮樂記》，五弦，築身也。今並、涼二州箏形如瑟，不知誰所改作也。或曰蒙恬所造。」
從應邵的《風俗通》所載可知，漢以前的箏其制度應為「五弦，築身」，但是當時「並（山）涼（甘肅）二州箏形如瑟」，應邵不知何人所作的改革，還記下了「蒙恬所造」的傳聞，這又是說明，漢代在西北地區已經流傳瑟形的箏了。
唐代的杜佑在《通典·樂四》中說：「箏，秦聲也。傅玄《箏賦序》曰：「以為蒙恬所造」。今觀其器，上崇似天，下平似地，中空準六合，弦柱擬十二月，設之則四象在，鼓之則五音發，斯乃仁智之器，豈蒙恬亡國之臣關思哉。並有附註說：「今清樂箏並十有二弦，他樂肯十有三弦。軋箏，以竹片潤其端而軋之。彈箏用骨爪，長寸餘，以代指。」
以上兩條資料頗值得我們注意，應邵乃東漢末年（二世紀末，三世紀初）人，他所記的「五弦、築身」，乃是按照《禮樂記》的記載，並非親眼目睹，而他所見的「並、涼二州，箏形如瑟」，卻未提及其他地區箏形是否有異。唐代末年的杜佑，乃是九世紀人，他在《通典》中比較詳細地說明了當時箏完全如瑟的形制，這形制也符合正統禮器的標準。當然，杜佑同時也提出了對「蒙恬造箏」這一傳說的疑問。
箏究竟是否為蒙恬所造？近年有人認為蒙恬乃文武全才，他造箏也完全具有可能性。但是根據年代來看，蒙恬造箏並不具備這種可能性。蒙恬祖父蒙驁，死與公元前240年（秦王政七年），此時蒙恬不過是20多歲的青年，即使青年的蒙恬有制箏的才華，製成後卻要它在短短數年內就流行秦國，並成為當時秦的宮廷樂器，看來不具有這種可能。更有人說，箏乃蒙恬築長城時所造。這一說法就更不具備可能性。因為蒙恬修長城，乃是秦王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滅齊國以後之事，這比李斯呈《諫逐客書》至少要晚十六年！亦有說蒙恬所造為「筆」，古繁體「筆」與「箏」近似，因為記載失誤，於是以訛傳訛有此說。
應邵《風俗通》說，箏乃「五弦、築身」。但「築」是什麼樣式，歷代文獻都語焉不詳。1973年，長沙馬王堆三號漢墓出土了一具漢築明器。這具築之所以說他是明器，是因為該器雖然髹以黑漆，卻是用獨木雕成。實心，不利於共鳴，若用來演奏，無法獲得足夠的音量。此外，該器通長約34釐米，用來演奏顯然太短小，而《同典》載，唐代的築長四尺三寸，漢築演變至唐代雖然有異，但相差也不至於如此懸殊。這些理由都足以證明它是明器，該器猶如有柄的小瑟，築面首位各釘以橫排竹釘，一排五個，這就與《風俗通》的記載相符。這具明器築的樣式與瑟相同，似乎又說明瑟、築、箏的樣式是極其相似的。
假如真的瑟、築、箏的樣式雷同，那麼我們只能認定箏與瑟的差別除了音色有別而外，外在的差別主要在於弦數，即：瑟有二十五與五十弦之分，而唐代的箏僅為十二弦與十三弦，當時的築也發展成為十二弦與十三弦，那麼築與箏之間的區別又在何處呢？《通雅》在箏下註明「踏步箏用骨爪，是、長寸餘，以代指」；而在注築時引《釋名》的說法：「築，以竹鼓之也」。如此看來，其實、差別主要在於箏是彈撥樂器而已。當然，《通雅》還在築下註明：「似箏，細項」，這「細項」便成了築與箏形態上的主要差別。原來初試的築，是要以左手握住頸部而用右手擊奏的，故而「細項」，唐代已長四尺餘，顯然無法握持，這細項看來乃是保存了舊有體制而已。《通雅》在箏這一條目下還註上了「軋箏以竹片潤其端而軋之，彈箏用骨爪。長寸餘，以代指」的說明。這一注釋在於說明CHOU（手部 謅去言）與軋箏本是同一器物，其名稱的差異僅僅是一為彈奏、一為拉奏而已。
當然也有人認為中國的箏乃傳自外國。日本的田邊尚雄在他的《東洋音樂史》中就提出了箏是戰國末期從西方傳入秦國的觀點。日本的另一學者林謙三則認為田邊尚雄的論據不足。
從以上討論可知，無論是箏似築還是築似箏，箏的初試形態至今並未弄清楚。因此，箏的起源至今依然還是個謎，還需要我們繼續探求。關於箏的起源的探求，顯然是無法從文獻中尋求根據的，看來必須求助於考古的新發現。
總之，箏很可能來源於一種大竹筒製作的五弦或少於五弦的簡單樂器。年代當在春秋戰國時期或春秋戰國之前，不可能在秦始皇統一中國後的秦代。箏、築、瑟的關係，既不是分瑟為箏，也不是由築演變為箏，而很可能是箏築同源，箏瑟並存。五弦竹製箏演變為十二弦木製箏，築身筒狀共鳴結構演變為瑟身長匣形共鳴結構，可能是參照了瑟的結構而改革的。
1975年，趙曼琴在演奏實踐中，創造使用了雙弦過渡滑音、和弦長音、快撥及1/5泛音等新技巧。並突破傳統的八度對稱模式，創立了由輪指、彈輪、彈搖等幾十種新指序構成的「快速指序技法體系」，使箏不須改變定弦即可單手演奏五聲、七聲及變化音階的快速旋律，為箏由色彩樂器進入常奏樂器行列奠定了堅實地基礎，代表作品有《打虎上山》、《井岡山上太陽紅》等。90年代以來，古琴曲創作迎來了百花爭豔的春天。《黔中賦》的演奏首次運用快速的左手技法而成為亮點。在參與古箏曲創作的過程中，增強了創新力度，他們突破傳統五聲性調式的局限，吸收了日本琉球調式、都節調式的色彩，借鑑了梅西安人工調式的經驗，自行設計了許多新的調式，甚至創造了全新的「下方小三度加上方小二度」的調式色彩，每個八度分為三個環節，每個環節是一個大三度音程，在每個環節上都可以演奏同主音大小調的調式。新的調式色彩和多調性連環疊置的定弦方法，促進了演奏技法的變異。如《山魅》（徐曉林）、《幻想曲》（王建民曲）、《箜篌引》（莊曜曲）、《溟山》（王中山曲） 等。在這些箏曲的定弦中，就為轉調準備了條件。不同音區還採用不同音列，使不同音區演奏不同的調式色彩成為可能，既有對傳統調式色彩的偏離，又有對傳統調式色彩的回歸。音程的變化又為新的音樂的誕生創造了條件。而進入21世紀，湧現出一批青年古箏演奏家，其中以王中山、翟志榮、邱霽、袁莎、等.。多年來，這些演奏家多次出訪德國。給古箏文化傳播到英國、法國、義大利、荷蘭、俄羅斯、比利時、瑞士、瑞典、匈牙利、波蘭、日本、新加坡、等國家創造了條件，使箏這件樂器逐步走向了世界。微信聊天對話框回覆：下列名稱；即可自動 獲得曲譜哦，如沒有收到自動回復，則暫無，您可二次發送，編輯：」歌名」加」沒有譜」 如：雲水禪心沒有譜 後臺查看到會儘快補上。注釋：回復歌名，不需要外加別的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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