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京雜記》是一本曾經在中國產生過廣泛影響，但在後來的歷史進程中被人大肆篡改，到了清代之後以紀昀為首的清廷奴才又對《西京雜記》進行了大肆污衊，至使該書受到不公正的評說而趨之於平淡的一本西漢古籍。
一、歷代對於《西京雜記》成書的爭議
《西京雜記》的成書過程比較複雜，據各相關史料加以綜合分析，其原稿的作者是西漢末年的劉歆，而晉代葛洪則根據劉歆的相關原稿輯成《西京雜記》一書。葛洪在《西京雜記》的書末有一篇後記，說葛家有一部一百卷的漢代史書，是劉歆的父親劉向傳與劉歆，然後劉歆又繼承父業接著寫下去的一部尚未編定成冊的書稿，然而未等這部書最成完成，劉歆就因突發的朝政事變而自殺了。
葛洪把後來流行於世的、東漢班固所著的《漢書》與劉歆的這部書稿相比較，認為班固的《漢書》，其實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取材於劉歆的這部書稿，兩者相比，只不過是有一些小小的不同罷了。於是葛洪將劉歆原稿中與班固不同，而且又為班固所不取的一些內容錄了下來，編輯成書，並取名《西京雜記》。這就是《西京雜記》一書的最早由來。
應該說，《西京雜記》的成書過程其實並不複雜，但自葛洪之後又過了兩百來年，到了南朝的蕭梁時期，有一個名叫吳均的文人，將自己所寫的一些東西擅自塞入《西京雜記》之中，冒充劉歆的原作，也許是由於吳均在齊梁之際文人中間有一定影響，竟然自此而後，人世間所流傳的《西京雜記》，竟是經過吳均改篡過的書稿，從而使得《西京雜記》一書良莠混雜，造成後之人讀此書而真偽莫辨。
吳均其人，《梁書》有傳，據載，吳均字叔庠，吳興故鄣（故址在今杭州市西北）人，任吳興郡主簿。考其行跡，其曾上表梁武帝蕭衍，請求撰寫《齊春秋》一書，以紀蕭梁之前朝蕭齊史事。書成之後，本身是著名學者的梁武帝認為其書史事失實，於是命中書舍人劉之遴以書中所載之事面詢吳均，而吳均言語支離，無法回答，於是梁武帝命將書稿焚毀。由此可見，吳均於史材、史識方面，應是有所欠缺的。唐代劉知幾撰《史通》，則對吳均的史德方面提出指責，其在卷十八中說：「子曰，『汝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儒誠有之，史亦宜然。蓋左丘明、司馬遷，君子之史也。吳均、魏收，小人之史也。其燻蕕不類，何相去之遠哉？」
最先對吳均改篡後的《西京雜記》提出質疑並表示譴責的，是大約與吳均同時、並同為江左人的吳人陸璣（字元恪）。陸璣精研《詩經》，其所撰有《陸氏詩疏廣要》一書，其卷上之下有這麼一句話：「《西京雜記》稱『漢上林苑中有侯慄，又有侯梅』，此呉均之語，不可取信。」大概是出於同鄉的原因，陸璣深知吳均之為人，並考證出侯慄、侯梅出於《詩經》之《小雅•四月》，於是加以指出，並告誡後之讀者這是吳均所說的話，不能相信。
著名詩人庾信也是與吳均同時之人，而且又曾同朝為官。據唐代段成式《酉陽雜俎•語資篇》，庾信曾有一次作詩，其中用了《西京雜記》中的有關典故，但後來又認為不妥，認為不應該將吳均的東西當成典故來用，於是將作好的詩作了修改，並說：「此吳均語，恐不足用。」
由於吳均對《西京雜記》的篡改，且改篡之文混雜於原文之中，致使這部書令世人真偽難辨，從而使它的聲名遭受到很大損害。到了唐代貞觀年間，顏師古為太子承乾注班固的《漢書》一百二十卷，其在《匡衡傳》的註疏中對《西京雜記》提出了嚴厲批評，說：「今有《西京雜記》者，其書淺俗，出於裡巷，多有妄說。」
這裡需要說明的是，顏師古指責《西京雜記》，與陸璣、庾信對吳均的指責是有所不同的。陸、庾二人尚是對吳均篡改《西京雜記》一書中的具體地方產生質疑，而顏師古則是對《西京雜記》的全書進行指責了。事實上，《西京雜記》一書，經考證，其中絕大部分的條目是後來的吳均所不能臆造出來的，而吳均所篡入的不過只有十來條而已，但顏師古不分青紅皂白一概否決，有失於公允。
宋代朱熹撰《孝經刊誤》，其中直指《西京雜記》「偽造漢人文章」「甚可笑」，並引顏師古《漢書•匡衡傳》中的註疏以證其說，但並沒有提出自己的什麼獨到見解。（《朱文公文集》卷六十六）
宋代晁公武撰《郡齋讀書志》，在其卷二之中，對《西京雜記》有一個比較客觀的評價，但在最後有一句「江左人或以為吳均依託為之」，其用意無非是為當時讀者另備一說。看來晁公武是個比較慎重的人，沒有顏師古那樣武斷，總的介紹比較客觀，雖然也提到了吳均偽託之事，但只是一句帶過，並不有發表太多的意見。然而同時也可以看出，晁公武對這個問題似乎並無深研。
宋末陳振孫撰《直齋書錄解題》，在其卷七之中，對於《西京雜記》有較多的評價，但否定的意見比較多。他認為：葛洪是江左第一流學者，而《晉書》本傳卻不載其輯《西京雜記》之事，另外，兩漢之際也從來沒有史籍記載劉向、劉歆父子曾經撰寫史事之書，因此他認為《西京雜記》一書不是劉氏父子的原稿，也不可能是葛洪所輯錄之文，其至連吳均之名也沒有提到，只是一味將其貶低，大概他認為《西京雜記》是後世無名氏所偽託的吧？
元代馬端臨《文獻通考》卷一百九十五之中，雖然也介紹《西京雜記》，但只是將晁公武與陳振孫對《西京雜記》的評價原文一字不漏予以照抄，本身並未發表任何意見。不過馬端臨的基本態度是傾向於否定的，因為他在《文獻通考》的其它地方曾簡明指出過《西京雜記》是本偽書。
到了清代的乾隆年間，紀昀編纂《四庫全書》，對《西京雜記》攻擊尤力，其在《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前後有十來處明指《西京雜記》為偽書，並具體指出了他所認為的其為偽書的多處證據。有關紀昀對《西京雜記》的指責，具體見本書附錄，此處不再贅說。
儘管歷史上主張《西京雜記》是本偽書的聲音不少，但更多的則是予以肯定，有一個數字可以證明這個觀點：據統計，在《四庫全書》之中，涉及到《西京雜記》的地方，包括正文與注釋在內，共有5000餘處之多，其中絕大部分都是對《西京雜記》某些內容的轉引。筆者認為，這種轉引次數的多寡，可以折射其書對後世的影響乃至後人對其書的認可程度。
明確稱讚《西京雜記》的人同樣也是存在的，其中比較有代表性的是段玉裁。他其所撰的《抱經堂文集》卷七的《新雕西京雜記緣起》中認為：葛洪本身就是當時的文壇翹楚，並不是個非得依託別人才能著書以求名的人，因此他沒有必要假冒劉歆之名。再者，書中劉歆稱其父劉向為「家君」，而葛洪無論如何也不會稱別人的父親為自己的父親而見笑於天下之人。因此從情理上來推測，這本書的作者就應該是劉歆。此外，段玉裁又完全否定了吳均對《西京雜記》的造假，他認為吳均在齊梁之際也算是個人物，是不屑於託劉歆之名以圖虛名的。對於段玉裁的這個看法，筆者並不贊同。
對於繞圍在《西京雜記》一書中所產生的否定意見，筆者認為，紀昀對於《西京雜記》的指責，事實上與顏師古一樣，屬於不分青紅皂白地全盤否定，而且比顏師古更加絕對化，用這樣的觀點對待中國古籍，恐怕很多有價值的史料會隨著這樣的全盤否定而銷磨殆盡。事實上，現在我們所能看到的《西京雜記》，其中固然有吳均篡入的痕跡，有一些甚至還很明顯，便更多的則是確確實實來自西漢時期的真實記載，其中有些史實是後來的吳均無論如何也偽造不出來的。
這本《西京雜記評註》，是筆者花費了十多年的時間，查閱了大量古籍後寫出來的東西，其中以確切的證據對《西京雜記》全書的每一則記載作了詳盡的考證，考證的宗旨是：非細讀其原文則不作考證之證據。於是按這個宗旨找出了多處冒名作偽者的作偽明證，同時也證實了多處確是來自於劉歆原稿中的明證，可以認為是自《西京雜記》問世後的兩千年來第一本全面而詳盡研究這本書的專著，其與前代之人往往對這本書只敘其一點而不及其餘有很大的不同。
此外，鑑於《西京雜記》一書，除了來自後人所偽託的十多則記載之外，其餘絕大多數記載都是言簡意賅，韻味深長，要想真正讀懂其中的涵意，除了必須具備相應的歷史知識之外，還必須參閱大量的相關古籍，這樣的要求對於今天的青年讀者們來說也許有些苛求，因此本書的寫作目的，就是以簡練明白的現代白話文，幫助讀者朋友們如何去了解這本來自西漢時代的古籍，從而獲得相應的西漢史知識。如果本書的出版能夠為讀者朋友們帶來一些讀書的快樂或因此而產生一些啟發的話，那就是筆者所感到的最快樂的事情。
二、關於劉歆與葛洪的生平
劉歆（約公元前53－公元後23年），西漢皇族楚元王交五世孫，世居長安，字子駿。其父劉向是當時的文壇領袖，而劉歆繼承了劉向的學術地位。應該說，劉歆是個相當複雜的人物，要想對其人有個全面的了解，必須要從兩個側面來認識這個人。一個側面是從政治上，另一個側面是從學術上。
在政治上，劉歆可以說是個趨炎附勢、投機取巧，同時又飽含著政治野心的西漢大官僚。劉歆生活的時代，正好是西漢社會的末期，隨著劉姓皇族的一天天衰弱，而外戚勢力卻一天天地增強。劉歆雖然是劉姓皇族成員，卻無法阻止這一歷史趨勢的進程，但他有著十分靈活的頭腦與善於投機的本性，於是他投靠當時外戚勢力的核心人物王莽，被王莽引之為「國師」，封「嘉新公」，並成為王莽集團中最重要的「四輔」之一，應該說，王莽以及他的「新朝」，其中很多有關的重大決策，劉歆在其中是起到了很關鍵作用的。
劉歆依附王莽，並不是想永遠在王莽的手下當一個什麼「國師嘉新公」，他的最終目標是要當上皇帝，成為君臨萬國的天子。西漢之際，讖緯盛行，而劉歆正是這種讖緯的鐵桿執迷者，當時朝野上下有一個十分流行的讖語，說是不久之後將有一個名叫「劉秀」的人將會成為新朝的皇帝。劉歆對此是深信不疑，於是他為了響應這個讖語，居然敢於冒天下人之大不諱，改名叫「劉秀」，字「穎叔」，意思十分明白，他是要看準了之個「九五之尊」的大寶之位而決心不惜一搏的了。其字稱「穎」，意思是他終於「穎悟」了他就是那個「天將降大任」的那位「斯人」。
然而當時最有力量登上新朝皇帝之位的並不是劉歆而是王莽，在政治手段方面，王莽明顯比劉歆所高不止一籌，經過數十年的苦心經營，王莽最終廢掉了西漢最後一個皇帝孺子嬰，從而建立了他的「新朝」，劉歆雖然也是野心勃勃，無奈時運不濟，「既生歆，何生莽」，遇上了這位堪稱中國古代的第一偽君子，於是只能臣服於王莽之下。
到了王莽末年，出於王莽的獨裁本性與劉歆不甘居人之下的性格特點，二人由原來的相互利用關係最後發展成了水火不能相容的關係，王莽殺掉劉歆的三個兒子，而劉歆也與人密謀要除掉王莽，後來事情洩漏，在王莽意志的重壓下，劉歆被迫自殺，從而結束了他充滿了政治風波的一生。
從學術這個側面來說，劉歆又可以稱得上是一個絕代奇才，東漢《班固》撰《漢書》，其《本傳》中盛讚其「六藝、傳記、諸子、詩賦、數術、方技，無所不究」。以今天的觀點來看，兩漢之際學術鼎盛，但在學術上稱得上強於劉歆的人，恐怕可以說是沒有幾個。劉歆的學術成就，用今天的觀點來看是多方面的，其在史學、古文字學、目錄學、天文歷算學等方面都極有建樹。劉歆繼承了其父劉向的學術地位，是當時首屈一指的文壇領袖。王莽醉心於復古改制並推行天下，其很大程度上是受了劉歆醉心於古文經學的影響。
劉歆學術最引人注目的是他所撰寫的《七略》，據漢末荀悅《前漢紀》卷二十五，劉歆所撰的《七略》，包括輯略、詩賦略、六藝略、諸子略、兵書略、術數略和方技略等七個方面，共一萬三千二百六十九卷，是我國歷史第一部圖書分類學目錄專著。然而《七略》原書今已不傳，所幸其中的大部分內容摘要尚保存在《漢書•藝文志》之中，今人仍能知其大概。
劉歆學術的另一個方面是古文字學。他曾因《左氏傳》之中多古字古言，傳習者只能根據前人訓詁之說進行研讀，極大地阻礙了當時學術界對於春秋時代經濟政治的研究。於是劉歆首開根據傳文以解《春秋》的先河，在劉歆的努力之下，《春秋左氏傳》終於脫離生澀難懂的古字古言，開始成為章句、義理都能讓後代之人都能理解的一門學問。
劉歆的另一項學術成就是天文歷算之學。早在西漢武帝時期，鄧平、唐都、落下閎等創立「太初曆」，但到了漢成帝之際，由於星際運行的誤差，太初曆已不能準確地反映天象，於是劉歆領銜新創「三統曆」，所謂「三統」，是「天施」「地化」「人事」的合稱。劉歆所撰《三統曆譜》至今已佚，但其主要論點及相關計算數據都保留在《漢書》的《律曆志》（上、下）之中。
用當今的觀點來看劉歆的學術，主要體現在下列方面：
其一是劉歆堪為中國小說之始祖。雖然「小說」一詞最早出現在《莊子•外物》之中，即所謂「飾小說以幹縣令」是也。但《莊子》中的小說並不是今天意義上的小說，所謂小說，劉歆認為：「小說家者流，蓋出於稗官，街談巷語，道聽塗說者之所造也。」《漢書•藝文志》據劉歆《七略》而列出小說十五家，一千三百八十篇，但其中絕大多數今已失傳。當代學術界一般將劉歆自己的《西京雜記》《漢武故事》等列入了小說家之中。
其二是將劉歆視之為中國版本目錄學的創始人。在中國，最初的版本研究與校讎工作合二為一。西漢劉向、劉歆父子在整理皇家藏書的過程中曾搜集不同傳本進行校勘。唐代雕版印刷勃興以後，圖書刊刻的訛誤、差異、作偽及圖書在流傳中的亡佚現象日見增多，從而促進了對版本目錄學的研究、辨識與源流考辨。而這一學科的發展，自唐、宋以來均是以劉歆《七略》中的目錄分類學理論為基礎的。
其三，在度量衡研究方面劉歆也堪稱鼻祖。漢代的度量衡沿用秦制，劉歆將秦、漢度量衡制度整理成文，使之更加規範化，條理化。今天我們在《漢書•律曆志》所看到的相關文字，便是班固據劉歆所作的中國最早的度量衡專著為藍本的改寫稿。
鑑於劉歆在中國古代自然科學方面的傑出表現，當代國際天文學會將火星南半球一座環形山以劉歆的名字來命名，以紀念這位在自然科學方面作出卓越貢獻的古代科學家。
這裡有一個問題，劉歆既然在西漢末期具有如此重要的學術地位，但為什麼他的原作均已不傳於後世呢？筆者認為這很可能由於他是與當時的獨裁者王莽政治爭鬥之中失敗而喪命的，而王莽嚴酷無比的政令致使他的著作受到了封殺或禁毀。有一個事實可以間接證明這一設想：劉歆的父親劉向是比劉歆略早的著名學者，而劉向的著作，除了《五經通義》一書在後世的流傳中佚失之外，其餘《古列女傳》《說苑》《新序》《列仙傳》等，至今仍能看到；而劉歆卻無任何原作傳於後世，為何處於同一時代的兩父子會有如此不同的境遇？因此筆者認為，這只能從劉歆的著作在當年曾遭到王莽的禁毀方面找原因。
劉向的學術著作雖然不傳，但今天的我們仍能感受到劉歆學術對於西漢時代的影響是十分巨大的，除了我們前面所述《漢書》的《藝文志》與《律曆志》是班固據劉歆原稿所作之外，《漢書》的《天文志》與《五行志》同樣也飽含劉歆留下的痕跡，據統計，僅僅在《五行志》之中，班固使用「劉歆以為」字樣以標明劉歆意見的地方就達75處之多，因此完全有理由認為班固作《漢書》，事實上有很多地方都是在劉歆學術的基礎上進行寫作的。關於這一個觀點，可以認為與葛洪在《西京雜記》後記中的相關觀點基本一致。
由於劉歆沒有原作留於後世，後人為了彌補這個缺憾，便有人以畢生的精力從眾多的西漢古籍中搜尋劉歆的有關文章殘餘，乃至於隻言片語，也被彙刊成集。例如明代人輯有《劉子駿集》、清代嚴可均的《全漢文編》、馬國翰的《玉函山房輯佚書》、張選青的《受經堂叢書》、姚振宗的《師石山房叢書》都各有輯本。
葛洪（283～363）也是個非同小可的歷史人物，其為晉代著名的道教學者，煉丹家，醫學家。字稚川，自號抱樸子，世稱小仙翁。丹陽句容（今屬江蘇）人。出身於官宦世家，少習儒家經典、諸史百家之言，尤好神仙導養之術。東晉初，賜爵關內侯，食句容二百戶。後薦為散騎常侍，領大著作。然固辭不就。後聞交阯出丹砂，遂求為勾漏（今廣西北流）令。至廣州，被刺史鄧嶽挽留，遂入羅浮山煉丹，終其一生，著述不輟。
葛洪撰《抱樸子》一書，其中記載了許多冶煉外丹的藥物、方法及方劑組合等內容，是集魏晉時期道教丹鼎派大成之巨作，成為迄今為止研究中國古代化學冶煉史的重要著作。《抱樸子》分內、外篇，內篇多言神仙方藥、養生延年、鬼怪變化及禳邪祛禍的仙道學說；外篇多言人間世事、得失臧否的治世經國之術，兼收並蓄儒、墨、名、法諸家學說。此外，葛洪還著有《金匱藥方》100卷、《肘後備急方》3卷，對中國醫藥學的研究作出了貢獻。另還著有《神仙傳》10卷、《隱逸傳》10卷、以及編輯了這一本眾說紛紜的《西京雜記》。
三、《西京雜記》的版本情況及其對於後世的影響
就目前而言，人們所能看到的《西京雜記》，主要有兩個版本體系。一個是明代嘉靖年間的孔天胤刊本，這是一個主要的系列，清代之際由江安傅氏雙鑑樓所收藏，晚清之際上海涵芬樓曾從雙鑑樓借印了一些刊行於世，到了民國之後，著名出版家張元濟先生編輯發行《四部從刊》，據上海涵芬樓刊本而刊印發行，是目前人們所能常見的一個刊本。
另一個版本體系是清代乾隆年間所編纂的《四庫全書》本。由於《四庫全書》在編纂完稿之後全書只抄七部分藏於北京大內文淵閣、圓明園文源閣、瀋陽清故宮文溯閣、承德避暑山莊文津閣、揚州文匯閣、鎮江文宗閣、杭州文瀾閣等七處皇家藏書閣之中，一般人根本無法輕易看到，再加上歷經戰亂，文源閣、文匯閣、文宗閣藏本均全毀於戰火，而文瀾閣也只剩下一些殘本，這就為《四庫全書》的這一版本體系的傳播更加雪上加霜。從一九三四年起，上海商務印書館分批印行文淵閣藏本，直到一九八六年，才由臺灣商務印書館全部印完。
至於其它版本，據筆者所知，尚有明代黃省曾刻本，清代《抱經堂叢書》段玉裁、盧文紹手校本，宜黃洪佔銓校本。近期則有中華書局1985年1月版校點排印本。
就這些版本的優劣而言，筆者認為當以明代孔天胤刊本為最好，是以民國間張元濟選其為《四部叢刊》之母本。我們知道，張元濟《四部叢刊》最具特色的就是講究版本的選擇，其「必選宋、元、明舊刻」之最佳者，清刻一般不選。而其中最差者無過《四庫全書》本。這是因為，第一，《四庫全書》本避諱之處甚多，凡「玄」「胤」「弘」這樣的字都要避諱，乃至於書中「太玄經」被寫成了「太元經」，「公孫弘」被寫成了「公孫宏」，凡此種種，不一而足，令讀者平添很多不便。第二，《四庫全書》是由一些對其內容完全陌生、且本身文史素質並不很高的文字抄手抄錄而成，而校書者又往往並無專向研究，是以其中多有錯字、漏字、衍字之處。
當然，孔天胤及其後來的《四部叢刊》本也不是一個完美的本子，由於千餘年來的輾轉抄錄、刻印，其中的錯字、漏字、衍字陳陳相因，孔天胤未能作全面的辨誤，是因此差漏在所難免，但相比起其它版本來說，相對要少一些。是以本書以孔天胤刊本為主本，參考歷代有關書籍，兼及《四庫全書》本，以注釋的方式，作了一些校讎工作，儘可能依據明代以前的各種相關引文進行校對，做到儘可能地回歸原貌，合情合理。
關於《西京雜記》對於後世的流傳以及其對後世的影響，其大致情況是：自西晉葛洪據劉歆原稿編輯成書之後，很快便成了一本十分引人注目的書籍，筆者認為自其書問世之後直到明代後期，在長達一千六百餘年的漫長歷史進程中，其影響是十分巨大的。下面就談談這方面的情況。
大約在《西京雜記》問世後百年之間，東晉末期至劉宋前期，中國出現了一部很有影響力的地理類書籍——《三輔黃圖》，其書作者雖然已佚，其可信度則是相當高的，因歷代以來對其無任何非議。《三輔黃圖》中多處引用《西京雜記》中的有關記載，同時《三輔黃圖》與《西京雜記》之間的很多相關內容都能夠相互印證。因此可以說《三輔黃圖》的問世與流行，對於《西京雜記》的進一步傳播具有推動的作用。
到了南朝的蕭梁時期，梁昭明太子蕭統編纂《昭明文選》，收入先秦以來的文學作品514題共30卷。是中國現存最早的一部詩文總集。《昭明文選》之中涉及《西京雜記》的有多處。《昭明文選》在中國歷代的文學地位是無與倫比的，而《昭明文選》之中涉及《西京雜記》，這至少說明了它們之間的相互作用與相互影響。同時筆者還認為，蕭統雖然在生活年代方面稍晚於吳均，但蕭統所收錄在《文選》之中而涉及《西京雜記》的詩賦作品及其作者，則皆遠遠地早於吳均。如果認為《西京雜記》確為吳均所偽造，那這些遠早於吳均的詩賦作者們又是如何能夠看到《西京雜記》這部書的呢？答案只有一個，那就是早在吳均之前《西京雜記》就已事實上存在了（關於這方面的具體考據請參閱本書正文中的相關評註，這裡不加贅說）。
唐代段成式撰《酉陽雜俎》，其中引用了《西京雜記》的相關條文，雖然所引不多，但由於唐代之際是我國雕版印書業蓬然勃興的時代，人們結束了在此之前擁有書籍必須手抄筆錄的落後方式，從而使文化的傳播進入了一個嶄新的時代。《酉陽雜俎》其書以它突出的趣味性與知識性，藉助了雕版印書業的興起而獲得了空前的傳播，而《西京雜記》也就是從這個時候起，藉助於《酉陽雜俎》的流行與雕版印刷的勃興，從而真正成為知名度相當高的一部書籍。
宋代初年，中國出現了兩部大型類書，一部是1000卷的《太平御覽》，另一部是500卷的《太平廣記》，其中《太平御覽》引用《西京雜記》90餘處，而《太平廣記》也引用《西京雜記》30餘處。由於這兩部書均是根據北宋以前的古本所編輯的，因此可以用來校改漢唐古籍。《西京雜記》在傳抄過程中多有錯漏，當然也可用這兩部書來進行校正。《太平御覽》與《太平廣記》的刊行，無疑對《西京雜記》的傳播起到了更大的推波助瀾作用。
到了明清之際，江浙印書業盛極一時，而民間著書者也可以說是多於繁星，這當然必不可免地會促使《西京雜記》一書的影響進一步擴散。據統計，明清兩代私家著作中涉及《西京雜記》者，僅《四庫全書》之中就達3000餘處，人們在自己的詩文中或引用、或評議、或模仿、或摘錄，不一而足，足可見此書影響之所及幾乎遍及大江之南北。與之同時民間刻印《西京雜記》者也多若繁星，難以統計。
然而到了清代乾隆之後，有一個反常的情況致使《西京雜記》的傳播受到了很大的影響，這就是紀昀以當時文壇鉅子的身份，受命撰寫《四庫全書總目提要》200卷。出於紀昀當時的身份與地位，於是他的提要自然自然而然具有了「一言九鼎」的作用。然而，令後人大跌眼鏡的是，紀昀不知出於何種目的，有一些「提要」，用今天的觀點來看實在是令人不敢恭維，其中就包括《西京雜記》。
紀昀步唐代顏師古的後塵，極力貶《西京雜記》為「偽書」，然而細考紀昀所列舉的一些理由，卻是令人難以苟同。例如，其引唐代段成式《酉陽雜俎》的相關記載以抨擊《西京雜記》，但對段成式的有關學術錯誤卻視而不見，這最起碼也證明紀昀本人並未詳讀《西京雜記》原書，以致於出現在別人謬誤的基礎上再疊加自己新的錯誤的可笑話柄；此外，紀昀居然粗心大意，將《西京雜記》中「文帝為太子立思賢苑，以招賓客」這句話，錯誤地理解成了「文帝為太子，立思賢苑以招賓客」，雖然只是斷句的不同，但意思卻完全改變，而紀昀居然還用他這一錯誤的理解來抨擊《西京雜記》；再有，對於王莽與劉歆的關係，紀昀竟然不知王莽殺劉歆三子、而劉歆欲舉兵除莽之事，說什麼劉「歆始終臣莽」，連基本史實他都會弄錯，其抨擊之謬可想而知。如此種種，不一而足，其荒謬之處，所在多有，如欲了解，請詳看本書正文及有關附錄，此處不再贅說。
綜上所述，紀昀對《西京雜記》的橫加指責，訾其為「偽書」，從而致使學界一時之間萬馬齊喑，明代及清前期之際那種千人萬口競相評說《西京雜記》的盛況再也不復存在，這一期間雖然有段玉裁等人曾奮起而呼，然而卻是應者寥寥，到了嘉慶、道光以降，學界幾乎不聞之有論《西京雜記》者！而千餘年間圍繞在《西京雜記》一書之間的各種爭論，至此也嘎然而止，不復再聞了！
四、《西京雜記》的相關內容、藝術特色及思想意義
《西京雜記》以描寫漢代京城長安及其附近地區所發生的各種人物及其事件為主，但也偶爾言及長安之外的一些地方。總的特色是往往以極為短小精悍的篇幅而反映一個生動的故事，並通過這個故事以折射其社會意義。
例如1－8（這裡的序數是本書評註者後加的，作用是為便於讀者查找）
高帝戚夫人，善鼓瑟擊築，帝常擁夫人倚瑟而弦歌。畢，每泣下流漣。夫人善為翹袖折腰之舞，歌《出塞》、《入塞》、《望歸》之曲。侍婦數百皆習之，後宮齊首高唱，聲徹雲霄。
戚夫人因為誰的兒子繼承帝位的問題而與呂后形成水火之勢，而劉邦又因衰老已預感到其將不久於人世，是以常擁夫人而泣下。據史載，劉邦死後，呂后殺戚夫人之子趙王如意，並將戚夫人斷手截足，飲啞藥而去眼燻耳，使居於地窟之中，號為「人彘」，如此兇殘之後果，劉邦在生前似乎已有預感，這就是他「每泣下流漣」的原因。
劉邦在世時的後宮生活，《史記》《漢書》從未涉及，《西京雜記》則以其細膩無比的筆觸，使後人感知當年漢廷後宮中的繁華與綺靡。戚夫人且歌且舞，宮女們齊首高歌聲徹雲霄，然則表面上的美好卻掩蓋不住即將發生的血腥。
閱讀《西京雜記》，很需要熟悉相關的史事，否則只能及表而不及裡。《西京雜記》就是這樣，往往通過一些表面上看似平常的描寫，卻往往蘊含著很大重大的相關史實。％
此外，「霍光妻」（1－19）通過一份開列具體物品的豐盛饋贈以折射宮廷內部的殘殺；「文帝自代還」（2－5）通過九匹駿馬以反映漢文帝初登大寶時的驚疑心態；「慶安世」（2－9）通過一個民間少年的遭遇反映了漢廷內宮淫亂的男女關係；「樊噲問陸賈」（3－23）描寫一次勸阻得力而未遂的政變；「宣帝被收」（1－18）可以考佛教影響中國之始。
通過一些看似平常的往事的記敘以反映西漢之際的科技成就，這是《西京雜記》另一個特色之一。
例如「新豐城」（2－10），一座從千裡之外整體搬遷而來的城市，其建好之後不但男女老少「各知其室」，居然連各家放養的犬羊雞鴨，也能夠「競識其家」，這樣的土木工水平，完全能令今之能工巧匠汗顏。「雨雹對」（5－6）的科技含量最為值得注意。該文對氣象現象作了一定的原理性推測，其中「氣，上薄為雨，下薄為霧，風其噫也，雲其氣也。雷其相擊之聲也，電其相擊之光也。」的描述，與近代對於風雲雷電產生的解釋極為相近。
有一些記載對於今天的人們來說仍有啟發意義。《西京雜記》所引史料，能夠與當代的考古發掘相印證，這也是這本書突出的特色之一。例如1－23
漢帝送死皆珠襦玉匣，匣形如鎧甲，連以金鏤。武帝匣上皆鏤為蛟龍、鸞鳳、龜龍之象，世謂為「蛟龍玉匣」。
上世紀六十年代後期河北滿城漢墓發掘出中山靖王劉勝（漢武帝庶兄）夫婦所穿「送死」之具兩套，其結構特點正如《西京雜記》所描寫的「形如鎧甲，連以金鏤」，但當時定其名為「金縷玉衣」，似乎有違古人命名之初衷，是以《西京雜記》所載，看來對今天的一些研究領域仍有實際意義。
《西京雜記》所載的一些史實，還可以考證今日風俗之始源。例如：1－17
漢彩女常以七月七日穿七孔針於開襟樓，俱以習之。
七月七日乞巧，這一風俗甚至於直到今日仍為民間所熟知，據梁代宗懍所撰《荊楚歲時記》所載，至少在梁代之際民間已盛行在這一天的晚上穿針以乞巧的民俗活動，而通過《西京雜記》之載，我們可以得知其始源原來始之於西漢的宮廷之中。
戲劇的源頭在《西京雜記》之中也有反映。「東海黃公」（3－1）反映了漢代長安附近一帶居民熱衷於一種「角牴戲」，包括皇帝在內都對其有所愛好。我國當代的戲劇研究者認為，《西京雜記》中關於角牴戲的記載，應該是中國有情節戲劇的始源。（見《中國古代戲劇文學史》）同時研究者還認為，「東海黃公」雖仍未超出角牴競技的範圍，但它比一般純屬角牴競技更接近於戲劇範疇。首先它已有了簡單的故事情節；其次是演員都要化裝和穿戴特定的服飾。扮黃公者，必須手持赤金刀，用紅綢纏頭。他的對手，必須身披虎皮，頭戴老虎面具，扮成猛虎模樣；博鬥雙方已不像角牴那樣全靠實力來平等競爭，而是必須按照事先對故事情節的安排來進行。也就是說，不管你黃公有天大的能耐，最後也不得不敗於老虎之口。當然更不用裁判來裁決誰勝誰負了。
幽默風趣也是《西京雜記》的特色之一。例如2－16「匡衡論詩」：匡衡善於論說詩經，同鄉之中有一個善詩的人來找匡衡以論詩，二人論戰一番之後，那位鄉人不是對手，於是敗陣而逃，連鞋子穿倒了也顧不得。匡衡的話還沒有說完，追上去對那個人說：「先生留聽，更理前論。」而那個人回答說：「窮矣！」頭也不回地跑了。一種來自生活中的真實躍然如見，而前人之樂也就蘊含在後人讀後之樂當中了。
2－17的「惠莊」也是如此風趣：儒生惠莊去找大學者朱雲論戰，誰知根本不是對手，但惠莊卻抵死不肯認帳，對別人說：「我不過是口才不行罷了，但文才卻是在這肚子裡有著的！」
通過某些側面反映宮廷生活內幕，也是《西京雜記》的特色之一。例如2－1的「元帝後宮既多」、2－9的「慶安世」、1－32「趙後體輕腰軟」等，而明清之際流行一時的戲劇曲藝、市井豔情小說之類，則往往以此為藍本進行再創作。
一些西漢之際人們的業餘文體活動，上至帝王將相，下至平民百姓，《西京雜記》都有記載。如2－20的「成帝好蹴踘」；2－29「魯恭王好鬥雞鴨」；3－10「茂陵富人袁廣漢」；3－20「長安有慶虯之」；4－7「韓嫣好彈」；4－16「茂陵文固陽」；4－20「許博昌」；5－7「郭舍人」等等。
有一些歷史之謎，在《西京雜記》之中也的反映，如4－21：
高祖與項羽戰於垓下，孔將軍居左，費將軍居右，皆假為名。
垓下之戰，是中國歷史上的著名戰爭，而其參加戰爭的重要將領，居然不能留下名諱，只有「孔將軍」、「費將軍」這樣的稱呼，甚至於所謂的「費將軍」，壓根兒就不姓「費」，這究竟是為什麼，《西京雜記》也給後人留下了一個個的疑團。類似於這樣的還有4－23「古掾曹」。
綜上所述，筆者認為，《西京雜記》全書雖然文字不多，但卻能真實地反映西漢的社會的方方面面，描寫生動細膩，感情真切動人，更重要的是內涵豐富，意義深邃，可以補《漢書》之不足，完全不是顏師古所說的「今有《西京雜記》者，其書淺俗，出於裡巷，多有妄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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