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翻譯工作都是在創造新的文本。同時，譯者又要避免自己的文風被帶進譯文。
人們習慣根據譯者給原文造成的「損失」評估翻譯的優劣。還有什麼意思沒傳達出來？譯文為何遜於原文？《多重翻譯：61名作家以18種語言翻譯的12個故事》則相反，讓人耳目一新：沒問損失了什麼，而是問留下了什麼——尤其是「個人風格」這種賦予語言活動以個性化特徵的東西，是否保留了下來。
為此，編著者亞當·瑟威爾設計了一個實驗，造就了這本奇妙的書。
瑟威爾的想法很簡單：把一個故事連續翻譯多次，從俄文譯成法文，譯成英語，再譯成荷蘭語……隨著譯文跟原著的距離越來越遠，看什麼變了，什麼留了下來。為保證翻譯水平，瑟威爾邀請的譯者都是小說家，只不過其中有些沒從事過翻譯。重要的是，人們期待小說家有自己的風格，但譯文是不應有特定風格的，以避免混入譯者對原文的感情。
最終，這次實驗得到了基於12個故事的大量文本。從哈爾姆斯到齊克果，從維拉馬塔斯到宮澤，從米德爾頓到基斯（均為譯者名），每個故事都被翻譯了四到六遍，通常以英文為起始點。譯文用18種語言呈現，展示了61位小說家的天才和不足。惟一的限制是：譯者只能看到前一個人留下的文本，無從得知之前發生的更多事情。無疑，這項實驗異常地有野心，也帶著幾分固執的傻氣。但它的確是極富創意的。
每個譯者都知道，最難處理的，是原文中的細節。隨著實驗推進，我們開始注意到某些變化——失真、不嚴密，或者誇大其辭。其中一個故事裡有一處細節——羅伊·哈奇的「coffee shop」（咖啡店），在特裡斯坦·加爾齊亞的法文版裡被稱為「le cafe」（咖啡廳），含義略有不同；喬·敦桑的「cafe-bar」，到了弗朗西斯科·帕茜菲科的義大利文版裡，則變成了「il bar」——這會讓讀者誤以為主人公是在某個酒吧中，脫離原文顯然更遠了些。
任何譯文都是由上千個微小的選擇造就的新文本，但在《多重翻譯》中，讀者往往不知道誰該為這些選擇負責。畢竟，天下有多少人能精通18種語言呢？作為母語為英語的讀者，我能讀懂扎迪·史密斯翻譯的吉斯沛·龐蒂基亞的作品，中國譯者歐大旭也翻譯了龐蒂基亞的作品——然而，作品的背景不再是義大利託斯卡納地區，而是移到了廣州。
一些譯者比另一些更渴望留下「指印」。約翰·馬克斯維爾·庫切和A·S·拜厄特努力達到最專業的譯者被期望的目標：同原著完全一樣的故事，只有個別單詞改變，他們的個人風格對譯作毫無影響。在附帶的筆記中，拜厄特強調：翻譯，是一個「離自己寫的任何一句話都很遙遠的時刻」。
譯文要求對譯者的個人風格進行弱化。賈維爾·馬裡亞斯和阿爾瓦羅·恩裡克在他們的西班牙文譯作中做到了這一點。然而，弗洛裡安·謝勒還是那個謝勒，他總是忍不住往譯文中加入自己的東西。同樣，謝勒的兩字句「Enterre vivant」到了懷亞特·梅森筆下，就被演繹為「活埋、像礦工、在礦井裡、深、漆黑——所有此類……」這一大段話。
所有參與翻譯的小說家都完成了任務。問題是，《多重翻譯》的實驗成功嗎？反對者相信，它在很多方面堪稱糟糕：原文被扭曲，一些文本存留下來，另一些面目全非。不錯，在某種意義上，所有被翻譯成另一種文字的故事必定是比不上原文的；但換個思路想，對任何對翻譯感興趣的人來說，這樣的失敗仍然創造出了某些新東西，令他們有所收穫。
英國《衛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