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瘟疫：歷史上的傳染病大流行》，（美）約翰·艾伯斯 著，徐依兒 譯，中國工人出版社2020年10月版
對於人類未來和傳染病的鬥爭，《瘟疫：歷史上的傳染病大流行》一書作者約翰·艾伯斯抱有樂觀的態度；因為他發現，即使在沒有現代醫學手段的情況下，人類也可以通過對於大型傳染病的不同態度影響疾病的發展進程。這一點，對於我們應對新出現的傳染病大流行是十分重要的經驗。
流感是人類歷史上最早流行的疾病之一，因而人類對於流感的認識與防治，無疑值得我們關注。在《瘟疫：歷史上的傳染病大流行》一書中，就專門講述了流感這一傳染病帶給人類歷史的影響。
人類對流感的早期認識「流感」這一術語從 1504年開始被廣泛使用，但這一詞彙的現代含義，直到 18 世紀才出現。
在英國和歐洲，16、17 世紀就出現了流感病例的可靠記載，但很有可能當時的疫情只零星出現，而並非大規模暴發。但到 18 世紀，交通速度更快，而且戰爭也在世界範圍內打響，使得流感大暴發成為可能。此外，當時的城市也開始飛速擴張，人口密度快速上升，尤其是在 18 世紀下半葉，工業和農業革命興起之後。
18 世紀的醫學對於流感暴發的判斷更細緻、更精確，而且醫生所使用的方法也更加明智，但傳統病理思想仍有影響，人們依然認為疾病通過瘴氣傳播，支持汙染的理論，而放血和拔火罐也依然是治療的主流方式。因為流感是一種相對輕微的疾病，至少不如鼠疫和天花嚴重，只有少數人會死於此病，所以醫生不會常常使用催吐這麼激烈的手段進行治療，他們一般首先建議病人多休息，並食用有營養的食品，這一建議至今也仍然管用。
到 19 世紀，上個世紀出現的趨勢依然在繼續，但速度卻有所加快：隨著蒸汽船和鐵路技術的發展，跨洋和跨陸旅行的時間大大縮短；歐洲國家實行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建立了廣袤的帝國，其影響遍布世界每一個角落；工業革命全力發展，城市飛速擴張，人口快速上升。這一切對於流感的暴發和擴散來說都極為有利。
在醫學方面，人們開始用新方式來解釋和治療傳染病，這些前所未有的理論和方法振奮人心。天花疫苗就是例子之一，此外醫學界還意識到了病原體的存在，並識別出了許多疾病的致病菌。但是，這些進步非但沒有真正應用到流感方面，事實上還讓醫生產生了錯覺，覺得自己已經掌控了疾病。在 19 世紀早期，瘴氣論的影響力依然超過細菌論，甚至放血療法也依然受到歡迎。但是，至少就流感的死亡率來說，歐美國家已經進行了更為精確可靠的數據記錄。
人類對流感大流行的防治認知1919年以後的30年中，流感疫情似乎漸趨平息。當時，通過電子顯微鏡這一新技術，人們已經能夠成功掃描病毒，抗生素也已發現，並在人類身上進行了首次試驗。
1948年，世界衛生組織成立，第二年還建起了世界流感中心，來協調世界各地對於該病的應對，讓世界上45個國家的實驗室能夠共享信息。之後，隨著航空業的發展，世界日益縮小，大流感基本上每10年就會發生一次：戰後，在1946年至1949年，流感再一次暴發；1957年也出現了疫情；下一次流感暴發則出現在1968年。這幾場流感遠比1918年至1919年的流感溫和，再一次回歸了該病的典型規律，即易感人群是小孩和老人。
世衛組織的活動也展現出，疫苗項目可以在世界範圍內協同落地。世衛組織在20 世紀70年代就通過疫苗，在天花根除運動中取得了成功。但令人煩惱的是，這幾場大流感表明，流感病毒的變異速度很快。20世紀40年代出現的是 H1N1毒株，人們在經歷了1918年流感大流行後，對其會有一些免疫力；但1957年和1968年的兩場流感中，致病的病原體分別是 H2N2 和 H3N2，兩者都是全新的毒株（抗原性漂變所致），成功替代了之前的毒株。人們認為這幾次疫情也起源於遠東，而且分成數次來襲，和 1918 年的情況類似，其中第二次來襲時，病毒毒性比第一次更強（即傳染性更強，死亡率更高）。這就說明流感病毒經過了進化，更加適應人類。
但是，就和1918年時一樣，在第一次溫和的流感暴發中，如果感染了病毒，那麼在後來幾次流感來襲時，就能獲得一定抵抗力。一般認為，1957年和1968年流感疫情中出現的毒株可能在19世紀末也出現過。這對老一輩來說是一種安慰，因為他們最容易感染流感。在這兩場流感中，病原體是人類流感和禽流感混合後基因重組的產物，產生於第三方宿主身上，比如豬，而並非和1918年的流感一樣，從鳥類直接傳染到人類中。這也就意味著，這場流感不會像是在「處女地」上一樣肆虐，也不太可能導致無法控制的免疫反應，比如細胞因子風暴。
但這也並不保證一切都一帆風順。在西方國家，比如英國，政府在遵循世衛組織建議及關閉學校方面，反應十分緩慢，而這些措施實際上有利於控制疫情。由於措施實施不及時，醫院的設備和工作人員常常不堪重負。
1976年流感疫苗項目的歷史影響1976年1月，駐紮在新澤西州迪克斯堡的軍隊中，超過200名士兵感染了「豬流感」，即 H1N1 毒株，而另外幾十名病患感染的則是 H2N2 病毒，即 1968 年流感的致病病毒。
當時極受關注的是，豬流感病毒已經表現出能夠在人際之間傳播，而且似乎和毒性極大的1918年流感毒株有關聯。這一猜測的證據是，研究人員從超過50歲的人群當中提取了血清，其中存在對該病毒的抗體，而那些人都曾經歷過1918年的流感。這也意味著大多數人口，尤其是年輕一代，都不具備對這一病毒的免疫力，因為他們出生之前，1918年的大流感毒株就已不再出現。從這一角度推斷，當時可能會再一次出現「處女地」式的流感大規模流行。
人們不可能對疫情無動於衷，但也確實需要仔細考慮一些看似冷酷的建議：艾伯特·薩賓建議疾病預防控制中心（CDC），只有高風險人群才應該是疫苗注射的首要目標，同時多出來的疫苗應當儲存起來，他還指責世衛組織未能匯報發生在世界各地的其他流感疫情。薩賓在國會面前也證實了自己的觀點，他是20世紀50年代協助發明了小兒麻痺症疫苗的研究人員，但為美國總統傑拉爾德·福特提供諮詢的藍絲帶小組卻刻意忽略了此類異議。因此，福特在1976年4月快速籤署了一項雄心勃勃的計劃，耗資1.35億美元，在全美為大約 2 億人進行大規模疫苗注射，這項計劃從10月份開始推行，注射了第一支疫苗。
之所以以這一前所未有的規模進行疫苗注射，其考慮因素有很多。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害怕 1918 年的悲劇重現，導致大量人口死亡和財產流失，在這一次，其數量級會變成數百萬人口死亡、數十億美元流失。此外，在1957年和1968年的兩場疫情中，疫苗注射得太晚或數量不足導致了數千人死亡。但還有一個因素是，當時正值選舉的年份，福特一開始面對著來自共和黨的強有力挑戰，對手是加利福尼亞州長隆納·雷根，而後又在大選中面臨其民主黨內對手吉米·卡特的挑戰。
事實上，《紐約時報》的編輯就曾譴責疫苗注射項目背後的動力主要是政治角逐。在這一項目中，緊接而來的所謂「大敗」，甚至「慘敗」讓福特失去了大量政治資本，甚至超過了他的收穫。當年秋季並未出現流感疫情，因此強化了福特無能和愚蠢的形象。
到1976年12月中旬，疫苗注射項目撤銷，主要是出於人們對於其副作用的恐慌，當時有幾百位接受了疫苗注射的人罹患了一種罕見的神經性疾病，即吉蘭巴雷症候群，該病有時會致死。雖然之後的研究表明，和未接受疫苗注射的人比起來，這些接受了疫苗注射的人罹患吉蘭巴雷症候群的概率高了五倍（但概率還是很低），但這支疫苗和該病之間是否不止有間接聯繫，依然有待證明，因為任何輸入體內的異物都可能引起此類病症。
儘管出現了挫折，一些人依然聲稱 1976 年的疫苗項目是成功的，因為該項目證明，大規模疫苗注射能夠在短時間內進行——在美國，超過 4300 萬人口接受了注射，佔高危人口的 50%（是一般的疫苗項目覆蓋率的兩倍），佔總人口數量近四分之一。支持這一項目的醫療顧問埃德溫·基爾伯恩總結了該項目的實施原因，來為自己和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申辯。他說：「注射了疫苗但沒有碰上流感，總好過流感來了但沒有打疫苗。」
在裡根擔任總統的 20 世紀 80 年代，人們對於美國政府疫苗項目飽含敵意，且美國政府也無意控制，因此針對流感等可預防疾病的疫苗項目缺乏資金，導致從此以後研發疫苗的項目都歸於私人企業。 但是，1976 年的實踐卻證明這種做法並不合適，因為製藥公司發現，他們自己能夠獲得的保險不能在訴訟當中賠付應當承擔的金額，因此只能由議會撥款覆蓋。而對於疫苗的分發和配給也有困難，因為分發和配給由州政府管理，所以分配並不均勻。
由此導致的一個更常見的後果是，公眾對疫苗缺少信心，人們不相信疫苗不僅是因為併發症，也是因為製造過程不合規，有一系列的案件都是關於疫苗製造過程中，用了錯誤的病毒。如果媒體和大眾能夠更好地共享信息，這些誤解就都能夠避免，或至少能夠有所減輕。尤其是當時發生了水門事件，人們普遍對美國聯邦政府喪失了信心。直至今日，這些誤解依然困擾著流感疫苗項目的實施……
以上內容摘編自《瘟疫：歷史上的傳染病大流行》一書。
《瘟疫：歷史上的傳染病大流行》一書詮釋了六種傳遍世界、先後從公元6世紀延續至今的傳染病：鼠疫、天花、肺結核、霍亂、流感和愛滋病。在書中，作者約翰·艾伯斯不僅講述了這些傳染病帶給人類歷史的影響，還分析了人類的不同文化態度如何影響了傳染病的發展進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