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應屆畢業生來說，「雙選會」存在的意義非常微妙。
一方面，它似乎是解決就業這件事上「最後的好機會」：企業接受「校招」的設定主動放寬職位的準入要求、校園動用「社會地位」置換了定製化的職位需求、競爭在「校園」的環境裡實現了集體「降維」，讓求職者有機會用純粹的「學生幹部」、「社團經歷」進行角逐。
——或者再描述地直白點：這或許是畢業生們在「社招階段」以前，最後一次允許存在「簡歷短板」的機會。
但在不少應屆畢業生的潛意識裡，「雙選會」往往會和「失敗」劃等號：如果志在大企業大品牌，它會被「宣講會」代替；如果志在新經濟行業，靈活的「網招」顯然又比它更容易解決實際需求。
——如果再考慮到畢業生們的「升學」、「創業」需求，以及新媒體時代下發達的信息交流方式，一旦選擇了參與「雙選會」幾乎無異於向外界傳遞了這樣一個信息：
我是一個大學混了四年日子的「loser」。
作者 / 指北BB組 大淺
編輯 / 蒲凡
「二本學生」是今年媒體語境裡最火的關鍵詞之一，人們不斷地對這個群體進行剖析，認為其群體畫像最適合用來表現這個時代的「全部惡意」。
比如有人將他們與「打工人」和「內卷」這兩個熱門標籤聯繫在了一起，通過2020年我國應屆畢業生人數874萬、高考能考上「211」的學生約佔總考生數的5%、能考上「985」的考生約佔2%等數據，計算出「二本學生」是「打工人」事實上的主要組成部分，也是被「內卷」最嚴重的人：因為他們獲得的只是「時代潮流」的「參賽機會」而不是「領跑機會」。
只能追著跑，有時候是比「不能跑」更不幸的事。
也有人從「二本學生」的身上看到了「學歷焦慮」。認為在「考研擴招」和「鼓勵職業教育」的雙重趨勢下，「本科」學歷正在變得尷尬：它似乎可以代表個人能力，又似乎不能代表個人能力；它似乎意味著競爭勝利，似乎也意味著競爭失敗。
總之按照輿論在2020年這個特殊年份給他們安放的「精準畫像」，二本學生理應是最需要「雙選會」幫助的一群人：他們的確擁有能力，但就像很俗的那句「垃圾就是放錯了地方的資源」，他們需要藉助外部的推力來完成重新定位。
畢竟解決方案，遠比縹緲的共情焦慮更加重要，而「雙選會」顯然是標準意義上的解決方案。
事實上，這也是「雙選會」這種上古求職方式之所以沒有在網際網路時代被淘汰，仍然在網絡招聘蓬勃發展的今天依然表現出強大的生命力的最重要原因，沒有之一。從設定上看，雙選會提供的實際上是一系列「出路與退路」。
以參會企業為例。對於企業而言，通過校園招聘來搭建「人才培養體系」實際上是性價比頗高的選擇：應屆畢業生一方面具有極高的可塑性，能夠定製化地針對於企業需求來培養技能點；另一方面也有效規避了許多「社招」帶來的潛在成本，例如簡歷包裝帶來的能力判斷、工作習慣的磨合過程、培養企業認同等等。
「雙選會」的存在則無差別地分發著這樣的機會：如果你暫時還沒有獨立舉辦宣講會、專場招聘會的體量，那麼就用「拼團」的形式一起邁過「校招」的準入門檻——否則考慮到校招群體的特殊性（比如考慮到應屆畢業生缺乏社會經驗），出於高校特殊社會職能，校招只能成為大中型企業「奢侈的特權」。
（「介紹信」這個富有時代意味的名詞，仍然常見於「雙選會」）
學生層面，「雙選會」也很富有理想主義色彩。知乎上人們將「雙選會」稱為「母校最後的良心」，有人則上升了一個高度，認為「雙選會」為「學生身份紅利」提供了最後的展示舞臺。
尤其是後者，人們相信企業之所以願意進入「校招」場景，設置明顯區別於「社招標準」的準入門檻，除了對賭應屆畢業生們的「成長空間外」，實際上更多是因為「學校」本身可量化的社會屬性，一定程度上替企業進行了人才的預篩，兜底了人才準入的下限。
許多應屆畢業生的簡歷內容往往在這樣的背書基礎上才獲得了「相對價值」，包括雙選會簡歷中最高頻填寫的「社團活動」、「學生幹部」等「明顯脫節於職場的經歷」有機會被用人單位納入考評標準裡，本質上也正是來自於「學校」對招聘場景的強勢介入——也正因為如此，有人認為「雙選會」根本性地解決了原有校園招聘場景中不可調和的一個痛點：
企業承認學校能夠提供給學生一個預備性的職場環境，從而願意賦予「校園活動」以「職場意義」。
以至於在部分高校，「參與雙選會」這件事甚至能成為強制性的「課程之一」，由輔導員進行督導、設置明確的獎懲制度，比如將是否參與與績點掛鈎，或者缺席會遭遇「全院通報批評」。
（我收到過一份將「文明寢室」列為獲獎記錄的簡歷）
但許歡從來沒有對雙選會抱有過希望。
她就讀於成都某綜合性二本院校，學校在今年11月結束了秋招，算上今年因為疫情影響開始增設的線上會場，雙選會已經接近十場，輔導員會在專業群裡提前通知時間、地點、參與企業等關鍵信息，並且通過班委保證了每名同學都擁有「就業寶」帳號（也就是提供線上雙選會技術支持的平臺），可據她所知沒有任何一名同學是通過「雙選會」拿到的「三方協議」。
「很多人大三下學期就開始找實習了，除非你準備考公考研。」許歡說，「留在學校裡（找工作）也不是沒有機會，但那些都是屬於（特定）人才的。」
許歡指的是企業專場招聘會。在她的記憶裡，能來她們學校舉辦專場招聘會或者宣講會的企業雖然有，但通常只針對特定專業的學生，比如氣象專業——她們學校是四川省內唯一個有氣象專業的學校，因此每年都會有省市氣象部門、農林部門等優質單位舉辦專場——這對於她所就讀的商科專業來說幫助為零。
於是潛意識裡許歡把「雙選會」定位成了漏鬥：參與雙選會的學生，一定是層層被篩選後沒人要的；參與雙選會的企業，一定是能力要求不高的，「兩兩相加，你覺得雙選會能是一條什麼路？」
小魚對「雙選會」的情感則更加悲觀，因為她聽說以前是可以跨校參加雙選會的，只要準備好簡歷，用人單位們實際上來者不拒。但今年由於疫情影響，所有高校都進行了嚴格的出入校管控，校與校之間根本做不到「互相串門」，而這讓她感到絕望：
「我感覺自己被困在『二本』裡了。」
在小魚看來，最讓她對「二本」標籤感覺絕望不是參與雙選會的「招聘企業」，而是「招聘企業」們在雙選會上設置的「招聘職位」。
「招聘最多的銷售。」小魚認為這充滿了「馬太效應」的意味，因為她在大一的時候曾經串門前往川大「混雙選會」，然後又回到學校和大一時期的班助（班主任助理，通常由大三學生擔任）學姐一起參加過本校的雙選會，對比之下他發現：
不是說雙選會上就沒有了好的企業和好的崗位，而是那些度過了創業期，並且處在增長階段的規模以上企業，有助於業務發展的核心職位，往往是有限的——在有限的情況下，天然地更青睞985、211等雙一流院校，其次才是普通一本類院校，最後才是二本類院校。
也就是說，所以說，在整個招聘過程中，二本院校其實已經屬於最底層的招聘選擇，更何況在二本院校中，雙選會又是整個校園招聘中最後的場景。
「然後我們還不能串門，連『臉皮厚』的機會都沒有，誰還來參與這個（雙選會）呢。」
「那些寫明了（招聘銷售）的還好，最怕的是以其他名義招聘，像什麼儲備幹部、管培生之類的。」提起銷售，友賢則顯得有些氣憤。
校招時，友賢就曾和兩個朋友一起去了一家新零售企業。據友賢所說，當初面試時，無論是招聘簡章還是HR，說的都是招管培生。並且當時HR還強調，公司有專門的晉升渠道，培養的是管理崗位的人才。
「面試通過我們都挺興奮的，想著即使吃點苦也要好好幹。但後來真的工作的時候，我們才發現，所謂的管培生其實就是另外一種銷售。」
友賢說，他們入職之後就被劃分到一個臨時的組裡，而和他們一起的，還有幾個「社招來的專科生」。
「我們每天會被外派到各個門店去做銷售工作，美名其曰深入一線進行輪崗。搬貨、拉橫幅、發傳單、擺陳列、數SKU，基本上什麼都做。」
「沒什麼意義。實習期沒過，我和兩個朋友就都離職了。」回憶起那段工作經歷，友賢說道。
當然除了感覺工作沒有意義，和社招的專科生一起工作也是友賢離職的原因之一。在友賢看來，雖然他的學校也不是多好，但多少高考也考了點分，現在和專科生一起，還是社招的，心理多少感覺有些不值得。
（友賢發在朋友圈裡的工作照片）
小魚思考過為什麼「雙選會」在她們這樣「不算差」的二本生裡集體形象崩塌的原因，最後歸結為「綜合類院校」這個定位，認為「說好聽點是各方面全面發展，說難聽點其實就是沒有特點，哪方面都不拔尖。」
她舉了一個反例，「我朋友他們在輕化工大學，雖然也是二本類，但因為專業突出，也有很多很好的企業來招聘，並且專業大多也對口。」
並且值得一提的是，網際網路相關的企業居然是二本雙選會上的少數，雙選會上大多都是製造業、房地產這樣的實體企業——這似乎與之前大多數人對國內經濟發展狀況的判斷大相逕庭——就算有，比如盒馬鮮生和字節跳動倒是去過小魚的學校，但盒馬招的是門店管培生和渠道運營，字節招的是巨量引擎的銷售。
換句話說，傳聞中「英雄不問出處」的網際網路企業，在二本學校需求的，也僅僅是可替代性非常高的「網際網路民工」。
「並不是非要進大公司，我學的是設計，像我們專業其實有很多在MCN機構和新媒體公司上班，但這種企業在雙選會裡卻基本沒有。」
我後來通過學校官網，查閱了一下小魚學校雙選會的參會企業名單，也並沒有什麼新發現。除了網際網路企業的稀少，食品、防盜門、物業之類的公司「不出意外地」很多。
不過小魚告訴我，即使是食品、防盜門一類的傳統企業，對於大學生來說，「工作環境也很不理想」、「很容易踩雷」。小魚之前就有同學去過一家食品的公司。據她所說，她們在工廠裡辦公，而且因為是工廠，所以位置都很偏僻，周圍也都是工廠，人煙稀少的時候每天上下班都很害怕。
當然，如果僅僅只是這些，其實都還不足以打擊應屆生成為打工人的熱情。畢竟真正讓大家感到無法接受的，主要還是活兒多，錢少。
在成都，即使僅僅招聘「銷售」這樣的職能性崗位，參與雙選會的校招企業絕大部分也會將薪資待遇定在5k-7k這個區間內，只不過在面試的時候你就知道，這個區間一般都是取最低的那個，並且有著複雜的算法。
回憶起之前的實習，友賢說道：「一直都只有兩千多，扣完社保再交完房租，基本上就沒什麼錢了。所以那段時間基本上是靠家裡接濟。「雖然家裡沒說什麼，但是工作了還要向家裡要錢，友賢總感覺不太好，而這其實也是他離職的原因之一。
總的來說，由於實體企業偏多，所以在二本院校的校園招聘裡，大部分崗位薪資水平偏低；上升空間狹窄，專業成長路徑也不夠清晰，再加上部分企業的工作環境也實在算不上友好。
與這種現實相反，在大學生活中，二本院校的學生對職場的期望和其他學校的學生其實沒什麼兩樣。事實上，那些畢業就面試總裁副總裁的求職綜藝；所有人都西裝革履，出入5A級寫字樓的職場劇；以及知乎上那些「年薪百萬」故事是絕大部分大學生對職場的第一印象。
而即使有部分學生比較理性的去認識這個世界，他往往也會看到2019年成都市月平均薪資月7450.42元，深圳平均薪酬10276元這樣的新聞，亦或者是騰訊員工平均月薪7.6萬元這樣的微博熱搜。
但實際上，到2020年，我國各城市工資中位數中，深圳只有5199元，成都只有4600元，新一線城市的工資中位數都沒有超過6000元。
（數據來源：36氪）
顯然，在很長一段時間裡，對二本院校的應屆畢業生來說，從懷揣著對職場的美好期望，到接受真實職場所帶來的巨大落差會成為他們步入職場所面臨的第一場考驗。
而且這對於二本學校的招聘來說，其實還遠沒有結束，因為除了學生之外，招聘方其實也有許多要吐槽的地方。
羅嵐是某中小企業的HR，做招聘時間長了，對剛畢業的候選人也就沒有了太多的期望。
首先其實簡歷，絕大部分求職者的簡歷是很空泛的，無外乎上了什麼專業課，做過一些發傳單和火鍋店服務員的兼職。而這些經歷和他要應聘的崗位基本沒有什麼關係。
（成都理工大學今年的某場雙選會，看起來規模有限）
其次是很大一部求職者根本不知道自己投遞了什麼崗位，也不清楚這些崗位可能會涉及到一些什麼工作，甚至於打電話約面試的時候，求職者經常不記得自己投遞過這個崗位。
到最後，還有一些求職者，好不容易約來了面試，但卻對一些基本的工作內容一問三不知，大部分人不僅對工作崗位沒有概念，甚至於對他想要從事的行業也沒有概念。
「所以我現在一般都不會約那些沒有工作經歷的學生來面試，大家都節省時間。」提起招聘，羅嵐有些無奈的說道。
可以說，對於二本院校的畢業生來說，他們不僅面臨著應屆生就業在學校方面的馬太效應，同時也面臨著自己才華配不上夢想的矛盾。
既然二本院校的雙選會面臨著這麼多問題，那為什麼還會有這麼多學生和企業仍然堅持去參加雙選會，以至於雙選會仍然在各大高校願意保持高投入、高優先級的定位呢？
這裡面可能正如我們在開頭提到的那樣，無論是中小企業還是二本院校的學生，他們都沒有更好的選擇。
今年11月27日，西安大學畢業生小尚求職被辦信用卡的事情就曾登上微博熱搜。在這次事件中，小尚被應聘單位辦了兩張信用卡，而且單位不僅從卡裡刷走了1.6萬元，還要求小尚寫下了一張8000多元的欠條。而在這之前，該公司承諾的卻是除了9800元的培訓費用由公司墊付之外，另不收取其他費用。
此後，雖然用人單位在媒體報導之後已與小尚籤署了合同終止協議，並且退還了除培訓費之外的1.4萬元。但該事件也說明，對於缺少社會經驗的應屆畢業生來說，獨自通過社會渠道找工作，存在著一些潛在的風險。
事實上，當前就業市場上，可靠的應屆生求職平臺其實並不多見。市場上常見的拉鉤，智聯、BOOS直聘或者前程無憂等渠道，基本上都是以社會招聘為主。
相對而言，學校的雙選會雖然存在許多問題，但經過學校篩選的企業可靠度更高，這對於缺乏社會經驗的學生來說就很有必要。而且，能到校園裡面參與招聘的企業，HR往往對學生的工作經歷、和職業經驗都有了一定的心理準備，求職成功率也會更高。
當然，對於為什麼要參加學校的雙選會，同樣今年畢業的曉梅也有自己的看法。「一方面是不想錯過任何一個機會；另一方面還在於，雙選會確實很方便。如果在網上找工作一般需要去公司面試，奔波一天之後，最多也就能面試兩家，而如果在學校參加雙選會，效率則要高很多。」
「而且不去也不行，我們學校對雙選會的要求非常嚴格，輔導員會提前給我們開動員大會，要求穿正裝且每個人都必須投遞三份以上簡歷。並且在雙選會開始之前還要集合拍集體照。」
對於學校的這一套儀式，曉梅時常感慨：「有時候我感覺學校雙選會到不像是為了給我們找工作，反而是為了完成學校應屆生就業的政績和臉面。」
（雙選會上身著正裝的求職者，受訪者提供）
而對於企業來說，每年的春秋兩季，參加雙選會同樣也是招人效率最高的時候。按羅嵐的話說，雖然應屆畢業生有質量參差不齊，但招聘效率很高，如果遇到好的苗子用心培養一下，也比社招來得划算。
「另一方面就是，我們這類企業，一般好學校的雙選會也去不了，反倒剛好是二本學校能夠對應。」羅嵐說道。
而且如果不做校招，通常就只有在boss直聘、拉鉤智聯一類的招聘平臺上招聘。但社會招聘不僅周期長，而且候選人背景也比較複雜，再加上大部分人跳槽都期望加薪，很多時候社招都是溢價的，算下來其實並不划算。
但最近兩年，校園招聘的效果其實越來越差了。十月份，羅嵐她們在成都電子信息工程大學舉辦了專場招聘會，但前前後後卻只來了三四十位同學。而11月初她們在另外一所學校的雙選會上，雖然收到不少簡歷，但質量卻並不理想，以至於那場雙選會到最後她們也沒有招人。
聊起二本學校招聘的現狀，羅嵐多少有點無奈。「總的來說，我覺得二本的雙選會上，優秀的學生看不上企業，不夠優秀的學生企業又看不上。但作為企業而言，我們其實也沒有更好的選擇。」
事實上，在寫這篇文章時，因為聽說許多二本院校雙選會中很少有網際網路企業，「網際網路指北」也曾在成都幾所比較有名的二本院校報名，希望能夠參加他們的雙選會。
然而這個過程中，某影視學院既沒有通過，也沒有拒絕我們的申請，直到雙選會開始。而另外一所學校則先是拒絕了我們，然後又在時隔幾天之後頻繁發來多條信息，提醒我們參與線上雙選會。
而在申請參與的過程中，我們也遇到許多問題，例如幾乎所有的學校都對企業屬性有著明確的劃分，機關、國有企業、外資企業、合資企業等等。但像我們這種新經濟公司，就很難具體劃分到其中的某一類別，因此我們最後只能選擇其他企業。
在我們看來，這雖然只是一個簡單的選項，但卻也可以看出，在許多傳統的二本院校眼中，現在的民營經濟和新經濟公司其實並不是多麼受歡迎。而這可能也是二本院校裡網際網路企業如此稀少的原因之一，甚至線上雙選會的使用體驗也一言難盡。
比如在我們參與的某場線上雙選會，雖然收到了簡歷，但網頁上並不提供「提醒學生上線」、「簡訊提醒學生」的功能，且雙方必須同時在線，以視頻形式完成最後的面試環節——以至於我們F5了一天面試頁面，以防止錯過學生的在線時間——好在，四份簡歷一個也沒有上過線。
當然，要解決這個問題，更多的可能還需要學校去做出更多的努力，真正意思到隨著經濟社會的不斷發展，越來越多的新經濟體正在成為我們市場經濟的重要參與者，同時，學校也應當切實明白學生的就業需求。
傳統的實體經濟和國營企業固然穩定，但更多的網際網路企業和新經濟企業也同樣擁有不錯的機遇。
虎嗅年度十佳作者
十年廣告創意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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