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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
據教育部2020年12月14日公布的數據,1978年至2019年間,我國各類留學人員累計已超過656萬人,其中2019年出國留學人員總數為70.35萬人。但受新冠疫情和國際局勢影響,2020年相關數據或出現大幅下降。以美國為例,據《財富》雜誌,2019年4月到9月,美國向中國發放了90410個學生籤證,但今年同期只有808個籤證。今日,回看過去三四十年前中國重啟留學的歷程,我們或許能從中獲得一些啟示。
撰文丨熊衛民
責編丨戴 威
留學(study abroad,也即留在外國學習較長的一段時間),作為個人或家庭行為,在中國古代就有(著名的留學生有東晉的法顯和唐朝的玄奘、義淨等);作為國家行為,則是很晚近才有的新事物,通常從1872年清朝政府派遣留美幼童開始算起。原因很簡單,過去的中國皇帝自稱是「天子」,認為自己的國家處於「地中」、四周的「蠻夷」都應賓服於己,哪肯派本朝人去國外跟洋人學習?直到1870年代,歷經兩次鴉片戰爭,多次被洋人的堅船利炮打趴下之後,中國政府才承認自己在某些方面技不如人,才向外國派出留學生。剛開始還不太情願,派出規模很小,直至又被包括日本在內的列強狠揍幾次之後,才於1901年實施「新政」,開始大規模地派遣留學生,並鼓勵國人自費出國留學。經過留日、留美、留法等幾輪留學潮 [注1],國家終於收穫了幾批初步具備現代知識的人才,從而得以開創眾多事業,積極向現代化邁進。
1949年鼎革之後,國家的外交實行「一邊倒」,留學政策也隨之發生大的變化。政府先是將留學目的地限制在蘇聯和其他不夠發達的社會主義國家,中蘇分裂後才開始拓展到英國、瑞典等比較友好的西方國家。「文化大革命」爆發後,不但不再外派留學生,還要求已在國外的留學生全部歸國參加運動,徹底斷絕了留學活動 [注2]。這使得中國在科學技術上和發達國家之間的一度被縮小的落差迅速拉大。
01 語言類進修生試水留學
1972年2月美國總統尼克森訪華前後,中國將緊閉的國門敞開一線,開始與西方國家恢復一些科學、教育、文化領域的交流。
先是有西方的體育人士、科學家來訪;然後有中外的體育代表團、科學代表團互訪,中國的體育組織、科學組織加入或重新加入國際組織 [注3];再後來,中國和一些西方國家之間的留學活動也得以重新啟動。
1972年9月15日,經中央批准,國務院科教組決定向法國派遣20名法語進修生。12月4日,國務院科教組又決定向英國派遣16名英語進修生。雖時間緊迫,這36名語言進修生仍得以於當年成行 [注4]。可能是因為學位制度自1957年起即遭到嚴厲批判,國務院科教組明確規定,不允許這些留學、進修人員在國外攻讀學位。這個規定使得中國遲至1979年9月才在留學、進修人員中出現第一個博士 [注5]。
1973年,國務院科教組又向國外派出了259名留學生,包括向剛建交的日本派遣7名國家公費留學生。洪晃曾撰文回憶1973年她和另外27位十幾歲的少年被外交部選派到美國等國學習英語,國家每學期為他們支付2000餘美元的學費 [注6]。他們可能也是屬於這一批派出的。這些人一直學到1977年左右才歸國。1976年9-10月中國科學院植物生理所副所長沈善炯研究員帶團去英國訪問時,曾在中國駐英國大使館的宿舍見過部分住在那裡的高幹留學少年 [注7]。
在1973年的留學指標中,中國科學院得到20個名額,派出英語留學生5人,理、工、醫學留學生15人。後面的15人是「文革」以來中國第一次向外派遣非語言類留學生。
1974年、1975年,國家分別對外派出180名、245名留學進修人員。1976年,因為唐山大地震等原因,中央提出,對外活動項目要控制從嚴。基於這個指示,該年全國僅派出留學生277名。
總體來說,整個「文革」後期,中國主要通過國家教育主管機構之間的文化交流協議來派遣留學生,不但人數很少(1972-1976年總共派出997名留學生 [注8]),學習時間不長,而且主要是語言類留學生。
02 出國進修一度需國務院批准
「文革」結束後,中國的對外交流活動依然發展緩慢。
1977年全國仍只派遣出國留學生220名,1978年僅計劃派遣留學生500名。1978年1月,中國科學院派高能物理所和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的10名中年科技人員到德國漢堡電子同步加速器中心工作,這是「文革」結束後我國對外派出的第一批科技進修人員 [注9]。
當時出國留學之難,可從青年研究人員金潤之的經歷得見一斑。1978 年 2 月,沈善炯接到母校加州理工學院生物系主任哈洛威士(N. H. Horowitz)教授的來信,邀請他參加將在11月初舉行的摩爾根創立生物學系 50 周年紀念會,並在會上介紹他近年來的研究。3月,復旦大學遺傳研究所所長談家楨也接到了類似的信。
為了學習最新的遺傳工程方面的知識和實驗手段,提高本單位的研究水平,植物生理研究所想派一位科研骨幹隨沈善炯去參會,然後讓其留在加州理工學院生物系進修遺傳工程一年。他們設想的人選為金潤之:復旦大學生物系畢業(1962年),是談家楨的學生;從1972年起隨沈善炯研究固氮基因,是沈的主要助手之一;更重要的是,他「政(治)歷(史)清楚,社會關係中未發現問題,在政治上表現較好,並能注意思想改造,在業務上有微生物、生物化學和分子遺傳學的基礎,最近幾年來在固氮遺傳的工作上有一定的工作經驗,平時工作努力,學術思想活躍。」 [注10]
加州理工學院生物系同意這個建議,但要求來人在學習期間的一切費用自理——其中一年最低生活補貼為10500 美元。
派人到國外進修或留學,合乎鄧小平的理念。1978年6月23日,這位復出不到一年、分工主管全國的科學和教育工作的副主席,在聽取清華大學校長兼黨委書記劉達匯報工作時,作出重要指示:「我贊成留學生的數量增大,主要搞自然科學……要成千上萬地派,不是只派十個八個……現在我們的格格太小,要千方百計加快步伐……今年派三千出去」 [注11]。
雖然鄧小平發了話,但科教部門在開展留學派遣工作時仍然十分謹慎。這可能有三方面的原因:第一,長年的閉關鎖國、殘酷內鬥,使得中國十分貧窮,外匯尤其缺乏。第二,多年不和外國聯繫,留學渠道狹窄,不易找到接收方。第三,保守勢力還相當強大,對推行開放政策存在很大疑慮,既怕引進的新東西會衝擊到權力之本,又怕派出的人員在遭到「精神汙染」後,「叛逃」到他國 [注12]。
由於誰也不敢單獨承擔責任, 1978 年 9 月 4 日,中國科學院聯合外交部、教育部向國務院提交了《關於金潤之同志隨談家楨、沈善炯同志赴美進修的請示》。等到華國鋒、鄧小平、李先念、方毅、紀登奎、耿飆、餘秋裡、谷牧、陳慕華等在京的國務院領導圈閱批准這個報告,金潤之已不可能在11月初之前辦完與出國有關的手續,和沈善炯等同行了。
金潤之還是可能延期出行。可是,在費了九牛二虎之力,經歷植物生理所嚴格的政治審查,通過中國科學院上海分院、中國科學院外事局、教育部、外交部等部門的層層審批,獲得最高層的批准之後,金潤之卻未能成行。原因是,和大部分同齡人一樣,他在中學、大學學的是俄語,雖經緊急會話培訓,他的英語口語和聽力仍不夠好。1978年11月,來中國訪問的加州理工學院生物系教授戴維森(Eric H. Dividson)和他面談了一次,立即明白了這一點。他建議金潤之過一段時間再去,而金潤之也同意自己應該暫緩出國。
考慮到迫切需要遺傳工程方面的人才,植物生理所決定改派朱家璧出國學習。朱家璧在教會學校長大,英語的聽、說、讀、寫能力均強。她也畢業於復旦大學生物系,在分子遺傳學研究方面也頗有造詣。
研究所還將進修的目的地改為威斯康星大學布裡爾教授(Winston Brill)的實驗室——那裡是全球生物固氮研究的中心之一,在專業方面更為對口。經過嚴格的政治審查、層層審批(隨著時間的推移,出國留學人員的增多,留學事宜由歸口管理機構教育部審批即可,無需再報到國務院)、到專門機構置辦服裝、到北京集中進行政治學習(包括應該如何回答國外人士提出的各種問題等)之後,朱家璧終於得以在1980年出國。在布裡爾教授的悉心指導下,朱家璧學到了很多分子遺傳學方面的知識和技術,同時也為布裡爾教授的實驗室做出了貢獻。回國之後,她成了分子遺傳研究室的主要的學術帶頭人之一。
圖1. 1980年微生物生化和分子遺傳學家沈善炯(中)在美國威斯康星大學與布裡爾(左)、朱家璧(右)合影。(沈善炯院士提供)
03 獎學金一度被追繳
重啟與西方的教育交流之初,中國科教部門的一些領導人不熟悉國際慣例,不了解西方國家,尤其是美國的大學近年來獎勵學術、向研究生提供大量資助的情況,曾籠統表示費用可以「由我自理」,以至於公派出去的進修人員不但要自付生活費,甚至還要向對方交納大量實驗費用,而這是積貧多年的國家所難以負擔的。
如何進一步拓展留學渠道,並爭取到更多的資助和更長的學習時間?這是需要集思廣益的問題。不少國內外的民間人士,尤其是因種種原因闊別祖國30多年、衷心希望為國家做些實事的華裔外籍學者紛紛對此獻計獻策。
他們提出,與國外聯繫時,可以不再稱中、初級科技人員稱為「進修人員」,而一律稱「訪問學者」(visiting scholar),對接收方的教授也不再稱為「導師」,而稱「合作教授」。名稱變更之後,師生成為同事,學習成為合作,單向獲利成為互利互惠,不但可以免除許多費用,還常常可以獲得資助。這個惠而不費的建議很快被採納。
他們還提出,不要再向那些獲得了國外資助的進修、留學人員收繳獎、助學金。
因為國外的獎、助學金往往比國家給出的公費要高得多,中國的外交部門一度要求那些獲得國外資助的人員向使領館上繳大部分獎、助學金。1978年7月,北京第二外國語大學教師、老舍的女兒舒雨作為首批13位教師之一到民主德國學習語言,得到了德方的資助。據舒雨給方毅的信,除房費外,他們每人每月尚有750馬克或更多一些的生活費。按照規定上繳之後,「除了夥食費在200馬克內憑發票向使館實報報銷外,零用錢只有23馬克(約合人民幣20元)。」 [注13]
這給他們的生活和交流帶來了極大的不便。他們不敢入鄉隨俗去酒吧和德國朋友交流,因為買不起啤酒;也不敢接受邀請去德國朋友家吃飯,因為買不起鮮花或小禮物;買包括食品在內的任何小東西他們都索要發票,引得周圍的人頗為驚詫,因為德國的很多商店都不提供發票,只應要求提供手寫的收據;他們還不得不每月花上三四個整天來仔細核對各種帳目……所有這些都損傷了他們的尊嚴。有些人躲了起來,不願意見外人,而這又使得外國朋友認為中國人很孤僻。
這個規定曝光後,遭到威斯康星大學、馬普學會、洪堡基金會等外國機構的強烈批評,有的機構還提出要壓低或取消對中國留學、進修人員的資助。
1979年9月30日,哥倫比亞大學教授、華裔物理學家李政道致信方毅:「最近聽說國內有文件,要向哥校五位才自中國來的研究生,從哥校給他們的獎學金中扣錢上繳。聞訊後,大為吃驚,難以置信,這是不宜亦不能做的。獎學金並非薪金,給獎學金是有其固定目的的,獎學金的數目,是按在使學生安心研究學習的原則下,依當地適當生活的最低要求,經慎重考慮後,才決定的,是不能再減少的。」 [注14]
收到方毅轉來的舒雨的信和李政道的信後,鄧小平於1979年7月6日、10月20日先後兩次作出批示:請方毅同志商同有關方面,提出具體的改進辦法,迅速組織實行;李政道的意見是對的,請方毅同志召集有關部門討論,改變現在的不妥的辦法。不久,國家不再硬性收繳獎助學金,而獲得國外資助的人員因此增加了交流機會,過起了有尊嚴的生活。
04 中美聯合招考研究生
李政道等人還強烈建議,應多派研究生出國留學。雖然進修人員、訪問學者有實際經驗,能獨立開展研究,適應性強,工作上手快,但他們畢竟只是外國教授的客人,不會有很大的學習和工作壓力,且年歲已長,早年所打的學術基礎不很牢,發展空間有限。還是應該多派更能接受新事物的年輕研究生留學更長的時間並攻讀學位。
在前述1979年9月30日李政道給方毅的信中,李政道斷言:「要真正了解和學習到美國科學工作的內部情況,走研究生的路,可能是唯一的辦法。」 [注15]
鑑於中國尚未開設GRE和TOFEL考試,美國的一流研究生院難以客觀地考查、錄取中國學生,1980年1月,李政道正式向方毅提出了聯合美國部分大學用統一出題、統一招考的方式在中國每年錄取約100名物理研究生的計劃(簡稱CUSPEA)。
經方毅函復「深為贊同」之後,李政道又同教育部長蔣南翔、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研究生院院長嚴濟慈多次相互通信,就計劃的執行進行各方面的準備工作。李政道親自與美國50多所大學的物理系聯繫,得到它們的熱情響應。這些大學均表示可對錄取的研究生予以資助。
1980年5月13日,根據教育部和中國科學院《關於推薦學生參加赴美物理研究生考試的聯合通知》,中國科技大學研究生院和北京大學等單位接受委託成立了CUSPEA招考委員會和招生辦公室,開始組織相關的考試。
1981年2月5日,CUSPEA計劃第一輪錄取結束,有114名研究生接到包括哈佛大學、耶魯大學、史丹福大學、普林斯頓大學、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在內的美國53所大學的錄取通知書,而且都被給予了獎學金、助教金或助研金等資助。這批研究生到美國後,學習成績普遍十分突出,這進一步激發了美國其他大學和其他系科用獎學金接收更多的中國研究生的興趣。
此後,加入CUSPEA計劃的北美高校越來越多,最後增至97所(其中美國76所,加拿大21所),到1988年此項目終止時,共有915名研究生被這個計劃錄取到北美攻讀物理學博士學位。當時北美大學的物理系一般每年只招收10—25位研究生,以到國外聯合招考這種模式來大量錄取留學生,在這些學府的歷史上也是空前的。
受李政道啟發,美國哈佛大學的威廉·多林(Willion von Eggers Doering)教授於1981年發起了中美化學研究生計劃;丁肇中教授於1982年發起了實驗物理研究生培養計劃;陳省身教授於1982年倡議並組織實施了赴美數學研究生項目,等等。
其中,吳瑞教授發起的中國-美國聯合招考生物化學與分子生物學研究生計劃(CUSBEA)與CUSPEA計劃同樣成功。
1981年3月24日,美國康奈爾大學生物化學系主任吳瑞教授與戴碧瑾助理教授聯名致信蔣南翔和嚴濟慈,提出設立CUSBEA計劃、選拔優秀的中國學生赴美國接受博士訓練的想法;同年4月至5月間,兩人又聯絡50多所美國大學,詢問它們是否願意參加CUSBEA計劃,有46大學做出了積極的回應。5月15日,教育部正式邀請吳瑞到北京商談。7月1日,教育部將執行CUSBEA計劃的責任委託給北京大學校長、生物化學家張龍翔教授,並決定該項目是中國政府公派留學生計劃的一部分。當年12月14日,CUSBEA計劃第一輪考試結束,共有58名研究生被錄取。
從1982年首次派遣到1989年最後一次派遣為止,CUSBEA計劃共派出425人。這些人中有很多成為了生命科學領域的國際知名專家,其中,王曉東和袁鈞英已經分別當選為美國科學院和美國藝術與科學院的院士。
除了培養出大量優秀的專業人才,CUSPEA計劃、CUSBEA計劃等的另一個重大貢獻是:相關研究生到美國後表現突出,使美國高校對中國大陸留學生形成了良好的印象,從而幫助其他學生——尤其是那些自己聯繫獎、助學金的研究生打開了到美國求學的大門。
05 開啟自費留學大潮
不管是教育部歸口管理的公派出國留學名額,還是李政道等人的挑選研究生的計劃,其數量均十分有限,對成千上萬試圖到國外體會發展潮流的青年學生而言,仍無異於杯水車薪。不少出國預備研究生因未能落實國外接受單位而只能等待,並於兩三年後不得不轉為當年的國內研究生畢業。
1979年10月,在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研究生院外語教研室主任李佩的支持下,外語教研室美籍教師沃爾特(Mary Van de Water)大膽地向科學院的研究生傳授留學知識,包括自行向美國大學提出留學申請,爭取研究院的獎、助學金,以後依靠獎、助學金完成學業的門道。她還拿出一張去美國留學的申請表,自己用複寫紙一張張地抄了200多份,發給有興趣的學生。為免引起官方的注意,她利用寒假特意去香港幫他們投遞。當時正是李政道所錄取的中國研究生考出佳績、在美國名聲大震的時候,結果一試即靈,不出數月,就有近百名學生申請到了美國多所大學的獎學金或助學金。其中,何曉明僅僅在21天之內,就辦妥了匹茲堡大學的入學手續。
於是一個「自謀出路」的群眾運動一轟而起,中國科學院其他的研究生紛紛以這種「自費」方式謀求出國留學。北大、清華等其他高校的學子獲悉這個消息後,依葫蘆畫瓢,也多有成功者。[注16]
圖2. 李佩、沃爾特等(前排右起,鬱百楊教授提供)
對於沃爾特、李佩等人所造成的既成事實,中國科學院管理留學的官員予以默認,並不阻攔。研究生院副院長彭平還對李佩和沃爾特說:「我已經老了,也沒什麼可怕的了,你們就這麼辦吧」 [注17]。1980年夏天,經相關研究所、中國科學院外事局、中國科學院錢三強副院長等人同意,朱學淵等研究生得以辦妥政治審查等多項出國審批手續,成為改革開放後國內第一批成規模的「自費」留學人員。到1982年時,已有數百名中國科學院的研究生通過這個方式得以漂洋過海。
1981年1月,國務院批轉教育部、外交部等七個部門《關於自費出國留學的請示》以及《關於自費出國留學的暫行規定》,正式肯定「自費出國留學是培養人才的一條渠道」,「自費留學人員是我國留學人員的組成部分」;在申請自費留學的條件上,只是要求「具有高中或大學文化水平,持有國外親友負擔其出國學習期間全部費用的保證書和入學許可證」;並表示,「我們的政策和工作應放在爭取更多的人學成後回國,為社會主義祖國服務這個基點上。」 [注18]
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研究生院所開啟的自費留學潮,就此在全中國磅礴興起,並很快成為中國最主要的留學方式和渠道。三十多年來,有數百萬華夏學子通過這種方式走向世界。
圖3. 1978-2018年中國出國留學人員數量變化圖(熊衛民、朱胤臻製作,數據來源:1999-2020年的《中國統計年鑑》)
從一個或幾個人出國進修需經全體在京國務院領導傳閱批准,到一年公費派遣成百上千留學生,再到一年有幾十萬留學生自費出國,中國的留學活動就這樣從涓涓細流匯成前所未有的滔滔洪流,而國家也因此而廣獲高級人才,並得以逐漸融入國際大家庭。
參考資料
注1:詳情可參閱姚蜀平:《回首百年路遙——伴隨中國現代化的十次留學潮》,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17年。
注2:詳情可參閱苗丹國:《出國留學六十年》,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0年,第148頁。
注3:熊衛民:《中西科學社團的交流(1949-1982)以中國生物化學(委員)會為例》,《科學文化評論》2013年第2期,第50-72頁。
注4:苗丹國:《出國留學六十年》,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0年,第853頁。詳情可參閱:徐天.1972:「外語幼童」留英記. https://mp.weixin.qq.com/s/rX4ak0Gwh698xvVvw9zpCA.
注5:鄭千裡,劉丹:《郭愛克院士專訪:「果蠅院士」的生命禮讚》,《科學時報》2010年7月2日。
注6:洪晃. 12歲洪晃的美國留學生活 紐約空降紅小兵. http://news.qq.com/a/20040512/000073.htm
注7:沈善炯述 熊衛民整理:《沈善炯自述》,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163頁。
注8:苗丹國:《出國留學六十年》,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0年,第150頁。
注9:詹文龍:《中國科學院基礎科學研究六十年》,《中國科學院院刊》2009年第3期,217-229頁。
注10:中國科學院檔案館檔案,d146-402號。
注11:田正平主編:《中外教育交流史》,廣東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1017-1018頁。
注12:李柯勇、萬一:《見證留學新時代的開啟》,《新華視點》2008年6月22日。
注13:舒雨同志給方毅同志的信.中國科學院辦公廳檔案,1979-2-14。
注14:李政道給總理的信.中國科學院辦公廳檔案,1979-2-14。
注15:李政道給總理的信.中國科學院辦公廳檔案,1979-2-14。
注16:朱學淵.中科院八百研究生首批自費留學記.http://studyabroad.tigtag.com/experience/25644.shtml
注17:朱學淵.中科院八百研究生首批自費留學記.http://studyabroad.tigtag.com/experience/25644.shtml
注18: 國發[1981]13號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