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傑，原國家二機部部長、我國核工業的開拓者、奠基人之一。出生於1915年，現已101歲，身體尚好，思維敏捷。1932年加入中國共產黨。中共七大代表。曾擔任過中共北平西郊區委書記、市委委員、農委書記；察哈爾省委書記；豫西區黨委第二書記兼軍區副政委。新中國成立後，歷任中南軍政委員會工業部長；國家地質部副部長、黨組書記；國務院三辦副主任；第二機械工業部部長、黨組書記。1954年開始，主持創建核工業部，1967年「文革」期間被迫停止工作，1978年奉命調離二機部，赴任河南省委書記。在二機部工作了13年，經歷了中央決策、爭取蘇援、蘇援中斷、完全徹底自力更生等幾個階段，圓滿實現了原子彈、氫彈研製試驗成功和核潛艇動力裝置初步設計，建成了我國核燃料循環工業體系，為我國核工業創建和長遠發展奠定了堅實基礎，建立了豐功偉績，榮獲2009年頒發的國家首屆管理科學特殊貢獻獎。
鈾礦石的發現，為中央決策提供了依據
新中國建立之初，為了打破帝國主義的核威脅和核訛詐，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央領導早在上世紀50年代初，就醞釀要造原子彈。
鈾礦資源是建設核工業和研製核武器的基本物質條件。1952年8月，國家決定成立地質部，部長李四光，劉傑任部黨組書記、常務副部長，分管鈾礦資源勘查。1954年秋，地質勘查人員在廣西富鍾發現鈾礦化物，並採了一塊礦樣帶回北京。李四光、劉傑看到礦樣都特別興奮，決定立即向周恩來總理匯報，第二天周總理通知劉傑攜帶礦樣到中南海，向毛澤東主席匯報。主席問劉傑「你怎麼證明它是鈾礦石呢？」劉傑用儀器對礦樣進行探測測試，主席和總理聽到放射性在儀器中發出「嘎嘎」的聲音，都高興地笑了。主席問劉傑「下一步有什麼打算？」劉傑回答「據專家們初步考察，我國南方包括廣東、湖南、江西等地，有可能找到有工業價值的鈾礦床。」主席點頭讚許，說「很有希望，要找，一定會發現大量鈾礦。」接著又說「我們有豐富的礦產資源，我們也要發展原子能。」匯報結束時，主席和總理還起身送劉傑到菊香書屋門口，主席握著劉傑的手說：「劉傑呀，這個事情要好好抓喲，這是決定命運的。」
這次匯報為中央提供了我國有鈾礦的信息。1955年1月15日，毛主席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書記處擴大會議，討論發展我國原子能事業問題。除中央書記處成員外，還有彭真、彭德懷、鄧小平、李富春、薄一波等，李四光、錢三強和劉傑也都參加。李四光講了中國有利於鈾礦成礦條件和對中國鈾礦資源前景的預測；錢三強講了世界幾個主要發達國家原子能發展的概況和我國近幾年開展原子能科學研究，聚集、培養科學技術人才的情況。會議一致贊成發展我國自己的原子能事業。毛主席作了總結性講話，他說：「我們的國家，現在已經知道有鈾礦，進一步勘探一定會找出更多的鈾礦來。解放以來，我們也訓練了一些人，科學研究也有了一定的基礎，創造了一定的條件。然後他又滿懷信心地強調說：「現在蘇聯對我們援助，我們一定要搞好!我們自己幹，也一定能幹好！我們有人，又有資源，什麼奇蹟都可以創造出來!」
抓住時機，爭取到蘇聯的鈾濃縮生產技術援助
為了發展原子能事業需要爭取國際援助。1954年10月，毛主席曾向赫魯雪夫表示，中國現在的國防還很落後，我們對原子能、核武器有點興趣，希望你們在這方面對我們有一點幫助。赫魯雪夫楞了一下，隨即表示：搞原子能武器，中國現在的條件恐怕還有困難。那個東西太費錢了！社會主義大家庭，有一把核保護傘就行了，不需要大家都搞。第一次試探爭取蘇援就這樣被婉拒了。
之後，隨著國際形勢的變化，赫魯雪夫的 「三和」政策，也要打「和平利用原子能」的旗幟。1955年1月，蘇聯政府發表了關於在和平利用原子能方面給予其他國家以科學技術和工業援助的聲明。12月，蘇聯派出以莫斯科工程物理學院院長諾維科夫為團長的科學家代表團來北京，介紹日內瓦國際和平利用原子能會議的情況和相關文件資料。劉傑始終陪同他們參觀訪問，從中摸清了他們的來意和想法，認為應該抓住時機向蘇聯提出工業援助。經薄一波報告周恩來總理，周總理兩次會見蘇聯科學家代表團成員，特別與團長諾維科夫討論了中國發展原子能的規劃設想和爭取蘇聯援助的可能性。
1956年4月，劉傑率領中國原子能代表團，赴莫斯科與蘇聯政府進行幫助中國建設原子能工業的秘密談判。代表團成員有：劉偉、錢三強、白文治和馮麟；顧問有：王淦昌、胡濟民、朱光亞、楊承宗等科技專家。代表團出發前，整理了一份《供討論用的提綱》。這份提綱所列的工業項目，基本涵蓋了核燃料循環體系，但沒有鈾濃縮廠。這是因為此前我國專家和蘇聯專家都認為建鈾濃縮廠，需要投資和電力特別大，中國沒有這個條件，所以繞開了鈾濃縮廠，主張走鈽239的技術路線。另外，原以為鈾235與鈽239是兩條平行的生產線。在與蘇方談判中，從蘇聯專家介紹核燃料循環的流程，得知天然鈾經反應堆照射生成鈽239後，剩下的堆後鈾還可作為鈾濃縮廠的原料，生產富集的鈾235。也就是說，一種原料可以生產兩種產品。這使劉傑敏銳地意識到鈾濃縮廠是核燃料循環的重要環節。於是向蘇方提出我們也要建鈾濃縮廠。開始蘇方不同意，強調我方《提綱》上沒有這個項目，不能談。後來承認我方的要求是合乎邏輯的，才同意幫助我方建鈾濃縮廠，並提出正好他們有部分多餘的舊小機器，可用來節省建廠時間。經電話請示周總理，同意先接受下來，回來再研究。在蘇援的談判中，爭取到鈾濃縮廠這個項目，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1964年10月，我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試驗成功時，美國開始認為「中國的原子彈只是一個粗糙拙劣的裝置，沒有多大軍事意義」。而在第3天，當美國原子能委員會對我國空中放射性煙雲進行取樣分析後，驚奇地發現我國爆炸的是一個鈾－235向心爆炸裝置，技術相當先進。這讓美國人感到驚恐，美國總統詹森在18日的電視演說中不得不改口承認這一嚴峻的事實，並特別告誡美國人「不應該把中國核爆炸這件事等閒視之」。可見我國具有鈾濃縮生產能力，在整個核戰略中具有多麼重要的地位。
受命於危難之際，有效地組織了全面自力更生的大轉變
1960年7月，蘇聯單方面撕毀協議，撤走專家，停止一切援助，給正在建設中的我國核工業造成很大困難。這個時候，宋任窮奉命調任中共中央東北局第一書記，劉傑接任二機部部長。當時，劉傑對周總理說：「原子能事業關係國家的戰略利益，很重要，目前又遇到蘇聯毀約停援等一系列困難，而我的資歷和能力都不能說很適合擔任部長這一工作。」總理說：「對你，中央是了解的、信任的，毛主席已經批准，就這樣定了」。
中央的信任，領導的鼓勵，「受命於危難之際」的劉傑，勇挑重擔，沉著應對。經過幾個月的工作，劉傑進一步分析了面臨的形勢和存在的問題，提出了「自力更生，過技術關，質量第一，安全第一」的16字工作方針，立即受到廣大幹部群眾的擁護和認可，很快成為上下一致的共識和具體行動，有力地推動我國原子能事業建設加速前進。
當時，鈾濃縮生產的原料都還沒有著落，如不採取措施，鈾濃縮廠建成後，就可能由於沒有原料而成為無米之炊。怎麼辦？劉傑與鈾礦冶研究所和原子能所同位素分離實驗室的科技骨幹討論後，大膽提出在實驗室建立試驗性生產裝置，趕在四大廠正式生產線建成前生產出部分「二、四、六」產品（即二氧化鈾、四氟化鈾、六氟化鈾），供鈾濃縮廠投產初期使用。這一決策具有高瞻遠矚的戰略意義，既解決了鈾濃縮廠投產所需的原料問題，而且也為後來實際生產「二、四、六」產品的大廠，驗證了工藝流程，制定了作業規程，培訓了操作人員，積累了生產經驗，為大廠建成後順利投產創造了條件，打下了堅實基礎。
當時蘇聯專家曾給宋任窮、劉傑、袁成隆、錢三強等部領導和九局吳際霖、郭英會介紹過原子彈設計與製造，但真要搞原子彈理論設計，還需我們自己的科技人員刻苦鑽研，精確計算。劉傑對核武器研製人員提出了我國核武器製造要「高、小、少、靈」四個字的要求。與錢三強研究，調王淦昌、彭桓武、郭永懷三位權威專家到武器研究所工作，加強核武器研製的科技領導力量。又請求中央組織部從全國範圍調集一批中高級科技骨幹到核武器研究所工作，形成一支強大的科研隊伍，完全獨立自主地進行我國第一顆原子彈的理論設計。
向中央立下軍令狀，編制實現第一顆原子彈爆炸的兩年規劃
1962年8月，劉傑參加北戴河中央工作會議期間，以曾在部黨組提出過的設想，向毛主席、黨中央寫了《關於自力更生建設原子能工業情況的報告》，指出「我國製造第一顆原子彈的條件正在逐步具備，再經過幾年的努力，條件將更加確切可靠。因此，爭取在1964年最遲在1965年實現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是可能的。」事後薄一波告訴他，毛主席看了報告後，說「很好，很好嘛！」劉傑回京後，經黨組同意，把北戴河的報告稍作修改，並經國防工辦主任羅瑞卿審閱，正式以二機部黨組名義，於9月11日上報毛主席、黨中央。10月10日，聶榮臻元帥、羅瑞卿總參謀長聽取劉傑匯報；10月1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聽取匯報，劉少奇同志表示：「1964年能爆炸很好，如努力了還不行，1965年爆炸也可以。」並指出：「各方面的配合很重要，為加強這方面的領導，中央要搞個專門委員會，現在就搞，否則就耽誤了。」
根據少奇同志的指示，羅瑞卿向毛主席、黨中央寫了《關於加強原子能工業領導問題的報告》，建議在中央直接領導下成立一個專門委員會，最好是總理總抓，賀龍、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聶榮臻、羅瑞卿、趙爾陸、張愛萍、王鶴壽、劉傑、孫志遠、段君毅、高揚等同志參加，組成這個委員會。毛主席於11月3日批示：「很好，照辦。要大力協同做好這件工作。」
為了這一目標的實現，劉傑實際是自己向中央立了軍令狀，其壓力之大可想而知。他隨即採取「倒排與順排相結合」的方法，編制出以1964年爆炸試驗第一顆原子彈為總目標的「兩年規劃」。總理指出：二機部在多重困難的情況下，「經過兩年的工作，提出了一個規劃，應該說是取得了很大的成績。這是全體職工努力的結果。在周恩來總理和中央專委的直接領導下，「兩年規劃」順利執行，原子彈研製、核工業建設和核燃料生產等各項任務都按計劃如期或提前完成，情況比預期要好。「1964 年我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在國內外引起巨大反響，從此增強了我國國防實力，提升了我國國際地位，改變了世界戰略格局，我國以核大國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
提前部署氫彈理論預研，為第一顆氫彈爆炸贏得了時間
毛主席指出：「原子彈要有，氫彈也要快。」氫彈與原子彈有質的不同。氫彈無論原理或結構都比原子彈要複雜得多。從原子彈到氫彈在科學技術上不是量的變化，而是質的跨越。
有鑑於此，在原子彈研製開始不久，劉傑就考慮到氫彈的理論預研題。1960年11月，他與副部長兼原子能研究所所長錢三強商量，核武器研究所正在全力攻原子彈技術難關，原子能研究所能否組織部分力量，在氫彈理論研究方面先行一步。錢三強完全同意和支持。於是他們就對氫彈理論預研作出了一個富有遠見卓識的提前戰略部署。劉傑還特意囑咐錢三強：「這事由你直接領導，對部黨組全權負責。」錢三強在黨委副書記李毅的協助下，親自找黃祖洽、于敏等人組成一支年輕、精幹的研究隊伍，開始進行氫彈理論預研。在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後，二機部黨組又決定，把原子能所這支氫彈理論預研隊伍，大部分調集到核武器研究所。雙方優勢互補，理論與實踐結合，氫彈理論研究工作就迅速全面展開。
1965年9月，核武器研究所由于敏帶領十三室同志到上海日夜奮戰100天，由進行加強型原子彈優化設計到探索突破氫彈原理的技術途徑，將研究工作逐步推向深入，終於發現了氫彈的新原理，並最後形成從原理到材料和結構比較完整的方案。劉傑和劉西堯支持新的理論方案，確定「突破氫彈，兩手準備，以新的理論方案為主」的方針，並上報中央。
1966年12月28日氫彈原理試驗一舉成功，證明氫彈新原理完全正確可行；1967年6月17日進行我國第一顆氫彈全當量空爆試驗，爆炸威力達到330萬噸TNT當量，試驗結果十分圓滿。
我國第一顆氫彈空爆試驗成功，相距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時間只有兩年零八個月。而同一過程，美國用了七年零三個月，英國四年零三個月，蘇聯六年零三個月，法國八年零六個月。
我國創造了核武器發展史上的奇蹟。我國氫彈研製速度之快，在世界上引起了極為強烈的反響。時隔18年，1985年法國快堆之父萬德裡耶斯訪問中國時，還詢問錢三強：「你們的氫彈為什麼搞得這麼快？」錢三強回答說：「那是我們在研製原子彈的時候，就提前進行了氫彈的理論預研和熱核材料的生產啊！」這才使對方恍然大悟。
優先啟動研製核潛艇，為核動力打下堅實基礎
1958年，我國原子能實驗性重水反應堆建成和投入運行。一時形成一股「原子能熱」，各方面提出了應用原子能的種種設想。劉傑認為，根據當時科學實驗條件和核燃料可供情況，我國原子能和平利用還不能全面展開，而應該把研製核潛艇放在優先位置。他向蘇聯專家顧問了解了美國研製核潛艇的情況和探詢蘇聯有無給予技術援助的可能，並向聶榮臻副總理作了匯報。聶副總理很重視，於當年6月27日以絕密文件向彭德懷、周總理並報毛主席《關於開展研製飛彈原子潛艇的報告》。周總理收到報告後第二天批示：「請小平同志審閱後提請中政局常委批准」。第三天，鄧小平批示：「擬同意。請主席、林彪、彭真閱。」並在文中批註了「好事」兩字。隨後，其他有關中央領導也都很快傳閱，最後由毛澤東主席圈閱批准。從此，開啟了研製我國核潛艇的徵程。
潛艇核動力裝置與陸上反應堆比較，具有體積小、重量輕、耐衝擊、耐振動、耐搖擺、機動性和安全性要求極高等特點，是一項技術十分複雜、難度很大的系統工程。1958年6月，周恩來總理致電赫魯雪夫，希望蘇聯對中國海軍建設給予新的技術援助。可是8月，副總參謀長張愛萍率中國軍事科學技術代表團訪問蘇聯，一到莫斯科，蘇方便首先設限，聲明「有關原子潛艇和飛彈武器等尖端技術，不在交談範圍之內」。
1959年9月末，赫魯雪夫來華參加我國國慶十周年活動，再次拒絕了中方核潛艇技術援助的要求，說：「核潛艇技術複雜，花錢太多，你們搞不了，也不要搞。」並又提出希望在中國海南建立超長波發射電臺和組織聯合艦隊的主張。毛主席聞知這一談判情況，十分氣憤，說了一句擲地有聲的誓言：「核潛艇，一萬年也要搞出來！」極大地激勵了核潛艇研製隊伍的信念和決心。潛艇核動力設計組在彭士祿、趙仁愷、韓鐸、李樂福的帶領下，一步一步地展開研究設計，在1960年6月完成了《潛艇核動力裝置初步設計（草案）》。二機部領導和原子能所相關負責人都很受鼓舞。錢三強高興地連連說道：「有門、有門！」隨後，與海軍共同分析研究，修改了原設計的有關熱工參數、反應堆控制棒和燃料元件結構，確定了核動力裝置的主參數以及蒸汽發生器、穩壓器和主泵的方案，從而完成了第一代核潛艇反應堆及一迴路的方案設計，為整個潛艇核動力裝置的研製工作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歲月悠悠，如今核工業建設已走過了60個年頭，原子能產業無論軍用民用都有了很大創新發展，核電站建設已遍布東南北沿海各地，成為改善我國能源結構、減少空氣汙染，保護生態環境的有生力量，特別是具有完整自主智慧財產權的「華龍一號」三代核電技術橫空出世，為中國核電國產化和走出去開拓國際市場樹立了品牌，開創了我國核電事業的新紀元。水有源，樹有根，今日的輝煌發源於創業時期打下的基礎，在建設實踐中聚集、鍛鍊、成長的一支核科技專業隊伍，他們在核工業後續發展中發揮了頂梁柱的骨幹作用。他們現在也老了，逐漸退出了歷史舞臺，卻深為自己為國家核事業作了一份有益奉獻而感到欣慰。想到當年領導他們的劉傑部長，在創建核工業中精心謀劃、正確決策、領頭實幹，對老部長充滿著敬仰。
文 / 李鷹翔圖 / 張錄提供
作者簡介
李鷹翔，1931年出生於上海。1948年參加革命。1958年調入第二機械工業部，歷任：部長秘書，辦公廳主任，核工業發展研究中心主任，核工業部新聞發言人兼核工業報社社長。在任期間，曾參與核工業改革與發展的重大問題討論，起草部領導報告和部級重要文件，曾是我國首次核試驗177辦公室成員，177辦公室是我國第一顆原子彈試驗期間，北京與核武器試驗現場上傳下達保密信息聯繫的樞紐。1994年離休後，還曾任中國尖端技術與產業管理研究會副會長、中國地區開發促進會副會長、中國工業經濟聯合會學術委員、中國管理現代化研究會常務理事。現為兩彈一星歷史研究會資深顧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