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人員由一根肋骨確認了他的身份。「當我看到那根肋骨時，我心想，終於找到（他）了！」司法鑑定專家弗朗西斯科·埃克特布裡亞（Francisco Exteberría）這樣告訴美國全國國家廣播電臺（NPR）的記者。他發現棺材的碎片上刻著MC兩個字母，還找到了一節被剝下來的肋骨，以及塞萬提斯在勒班陀戰役中被打殘的左臂。
2015年，一個由考古學家及法醫組成的小組，悄然在一座十七世紀修道院的地底開始考古工作，以便不打擾在此靜居的十二名與世隔絕的修女。他們在地底找到了至少十五具屍體，最後才發現了塞萬提斯那口殘破的棺材。
「所有人都一言不發，就在地底下，仔細研究我們發現的物品——但我們心裡都很清楚。」早在收到DNA分析報告之前，埃克特布裡亞便心有成竹。著名作家塞萬提斯的屍骨，就躺在這座馬德裡三一會修道院的地窖中。
在他的小說裡，塞萬提斯一次又一次地提到他被扣押在阿爾及爾的經歷。（圖片來源：Classic Image/Alamy Stock Photo）
1575年，西班牙與土耳其在地中海地區對戰。戰後，作為西班牙大軍一員的塞萬提斯被巴巴裏海盜所抓捕，並押解到阿爾及爾，度過了五年的奴隸生活。憑藉他死後屍骨所在地三一會修道院裡修士籌集的贖金，塞萬提斯恢復了自由身，並成為了名垂千古的作家。
「阿爾及爾的五年囚禁生涯在他的小說裡留下了難以泯滅的痕跡。」研究塞萬提斯的學者瑪利亞·安東尼婭·佳茜絲（María Antonia Garcés）這樣告訴英國廣播電臺文化欄目的記者，「從重獲自由後所寫的第一批作品，比如戲劇《阿爾及爾生涯》（Life in Algiers，約1581-1583）和小說《伽拉泰亞》（La Galatea，1585），到死後才出版的《貝爾西雷斯和西希斯蒙達歷險記》（The Trials of Persiles and Sigismunda，1617），無一不處處體現了他經歷過的苦痛。」
佳茜絲就職於康奈爾大學，專門研究西班牙文化。她了解被扣押的痛苦。1982年12月至1983年7月，佳茜絲在哥倫比亞被遊擊隊扣留為人質。「我投入到書本中，並在書中找到了平靜。」她說，「我熬過來了，我想，多虧了抓我的人給我帶的那些書。書是我向他們要的，裡面還有一本破舊的《奧斯卡·王爾德作品全集》（Oscar Wilde’s Complete Works）的西班牙譯本。當我沒其他書可以看的時候，我曾把一本拉魯斯出版社（Larousse）出版的西班牙語字典從頭看到尾。文字的神奇總能吸引我。」
她也讀了塞萬提斯的書，而且認為他的書幫助她熬過了接下來的漫漫囚禁歲月。被釋放後，佳茜絲開始研究塞萬提斯的作品。「重獲新生後，也就是恢復自由後，我成為了一名學者。」她說，「我是名倖存者。被抓的那七個月，我被囚禁在一間狹小封閉的牢房裡，整日處於武裝看守的監視下，生命安全還一直受到綁架者的威脅。對文學的愛促使我活下去，我想好好利用我生命剩餘的價值……為了做到這一點，我成為了一名學者，專門研究塞萬提斯。」
《堂吉訶德》裡，拉曼恰的風車永遠不朽。（圖片來源：Jon Bower at Apexphotos/Getty Images）
佳茜絲於2005年出版了作品《塞萬提斯在阿爾及爾：一名俘虜的故事》（Cervantes in Algiers: A Captive’s Tale）。該書傳達了一個思想：經歷過苦痛的倖存者有重述他們經歷的欲望。她描述了塞萬提斯是如何一遍遍講述他的囚徒生涯的：在戲劇中，在詩歌中，在中篇小說中，包括《英西混血女孩和自由的愛情鬥士》（The Spanish Girl and The Liberal Lover），以及佳茜絲所說的「塞萬提斯最重要的自傳式敘述」——《堂吉訶德》第一部中，一名俘虜講述的故事。
這種重述的需求與其他受創者的經歷相符。《見證或聆聽人世滄桑》（Bearing Witness or the Vicissitudes of Listening）一書，是基於對大屠殺倖存者的採訪所著。耶魯大學心理學專家多利·勞德瑞（Dori Laub）稱，受創者「深受回憶的煎熬，不經意間經受著苦痛不間斷的重複和再現」。勞德瑞認為，經歷過苦痛的人「背負著的不止是過去的回憶，還有那個無法終結也還未得到終結的事件，沒有結果，沒有交代。也因此，對於倖存者而言，當時的一切都延續了下來，直到現在，從未了斷。」
塞萬提斯的經歷激發了他研究瘋狂的興趣。（插圖作者：Savvy Brodsky/圖片來源：Sputnik/Alamy Stock Photo）
複述經歷絕不僅僅是個衝動而已，這麼做還能幫助重創倖存者康復。在一個採訪中，作家普裡莫·萊維（Primo Levi），也是奧斯維辛集中營的倖存者說：「我把我的故事講給所有人聽，講給任何人聽，只要逮到機會我就會這麼做，無論對方是工廠負責人還是汽車調度員……就像『老水手』一樣。」據佳茜絲所說，「一次又一次地複述一個故事可能有治療的功效；每次複述，就是在做出改變，正如弗洛伊德所說的一樣。而對於塞萬提斯，複述使他自省，也激發了他對瘋狂的興趣。塞萬提斯的作品中，有兩部與瘋狂相關：《堂吉訶德》和《玻璃研究生》（The Glass Graduate）」。
可能正是這個興趣，使得《堂吉訶德》成為了歐洲第一部真正意義上的現代小說。「我認為，塞萬提斯對瘋狂毫不掩飾的興趣來源於他當俘虜時命懸一線的處境，來源於他與死神的擦身而過。」佳茜絲在《塞萬提斯在阿爾及爾》一書中這樣寫道。他對瘋狂的反思「使他成為了探索精神世界的先鋒，比弗洛伊德早三個世紀」。
佳茜絲指出，塞萬提斯對囚禁生涯的關注已經延伸到了所謂「象徵意義上的監禁」，比如「監禁」著堂吉訶德的譫妄，抑或是「監禁」著精神錯亂的學者維德瑞拉（Vidriera）的瘋狂。塞萬提斯通過筆下的人物一次次地回憶為奴的日子。「創傷（trauma）指還沒經過處理的精神上的傷口。」佳茜絲說，「塞萬提斯的作品好像被創傷的一次次再現所縈繞，充斥著倖存者腦海中反覆出現的幻象和夢魘。」
據瑪利亞·安東尼婭·佳茜絲，堂吉訶德代表著一種「象徵意義上的監禁」，他被他的譫妄所監禁。（圖片來源：Jesus Sanz/Alamy Stock Photo）
然而對塞萬提斯而言，向人們講述痛苦經歷的意義遠遠超出了見證。西班牙文化歷史學家阿梅裡克·卡斯楚（Americo Castro）將塞萬提斯的監禁形容為「其精神活動中最先驗的事件」；對於批評家胡安·巴蒂斯塔·阿巴葉-阿塞（Juan Bautista Avalle-Arce），這是「有力地將塞萬提斯的人生整理得有條理的關鍵事件」。西班牙詩人及小說家胡安·戈伊蒂索羅（Juan Goytisolo）認為，這是「處於偉大文學發明的核心的那個空隙——空洞，漩渦，旋風」。戈伊蒂索羅認為，在阿爾及爾的五年，是足以改變人生的經歷：「被囚禁在非洲境內時，塞萬提斯細緻地描繪了西班牙繁複的、令人愛慕的景象，與非洲截然相反。」
可以說，作者的囚禁經歷不但擴寬了他的視野，也在整體上擴寬了小說的範疇。對佳茜絲而言，《堂吉訶德》標誌著「通過將邊緣群體及文化模糊群體合併起來而形成的一個新紀元」。這些群體包括摩裡斯克人（Morisco，主動或被動轉變成基督徒的前穆斯林）、皮卡洛人（Picaros，憑藉計謀生存的無賴）以及「自有一番信仰的」叛徒。這是他的奴役生涯的直接後果。「被囚禁在阿爾及爾專門關押奴隸的牢獄裡當俘虜，與穆斯林和叛徒的相處，在這個世界各地海盜交融的多元城市裡與不同文化及宗教碰撞接觸，使他能夠從一個獨特的視角來檢視這些問題。」
佳茜絲堅信，塞萬提斯的苦痛經歷「為他打開了創作的大門」。反過來，塞萬提斯在小說、戲劇及詩歌中講述他的經歷，則幫助佳茜絲度過了人生中最困難的一段時期。她是在大兒子去世後的那段時間裡寫《塞萬提斯在阿爾及爾》這本書的。
「悼念和恢復的過程中，最重要的撫慰來源……就是寫關於塞萬提斯的書。」她在《塞萬提斯在阿爾及爾》的前言中這樣寫道，「相比其他人或其他事，塞萬提斯才是一名偉大的老師，了不起的療愈師，在閱讀他的作品或寫關於他作品的書時，我重新連接起了『人生中斷掉的線』（el roto hilo de mi historia）。」
「他的作品蘊涵無限的精華，圍繞他苦痛經歷的漩渦，向我證明：將苦痛的經歷轉換為美妙的詩歌有何不可……他的故事還揭示了一個難以接受的事實，這些故事都是他傷口的哭訴，呼籲我們來試著說出那難以言表的事實。」
從這個角度看，講述一個故事真的可以拯救一條生命。正如英國19世紀湖畔派詩人柯勒律治在長詩《古舟子詠》中所吟誦的那樣：「從此後這無比的痛苦，時時出現，將我折磨；我的心在劇痛中燃燒，直至我把這故事訴說。」
原文選自：BBC
作者：Fiona Macdonald
譯者：佘琦
他的生平，連隨口講幾句都很不忍心。
他只上過中學，無錢上大學，23歲當兵，第二年在海戰中左手殘廢。他拖著傷殘之身仍在軍隊服役，誰料4年後遭海盜綁架，因交不出贖金被海盜折磨了整整5年。脫離海盜後開始寫作，後因父亡家貧，再次申請到軍隊工作，任軍需，又因受人誣陷而入獄。出獄後任稅吏，又第二次入獄，出獄後開始寫《堂吉訶德》，但是就在此書出版的那一年，他家門前有人被刺，他因莫名其妙的嫌疑而第三次入獄，後又因女兒的陪嫁事項再一次出庭受審……
——餘秋雨《一位讓人心疼的大師·塞萬提斯》（節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