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 裕山 中國青年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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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載於《中國青年》雜誌2020年第20期
@文/裕山
「編者按:抑鬱症,疾病國標代碼F32,是WHO承認的正規疾病,需進行正規的醫學治療才能獲得康復。
據世衛組織發布數據,抑鬱症正成為僅次於癌症的人類第二大殺手,全球預計有3.5億人患病。
行色匆匆的都市裡,年輕人的心理亞健康狀態並不鮮見,焦慮、不安、悲傷、自責、無力……在第29個世界精神衛生日之際,傾聽你與情緒健康的故事。
慢慢講,我在聽。」
「抑鬱症」,對於許多年輕人而言,曾經是一個遙遠的詞彙。大多數時候,它和憾事一起出現,關聯詞往往重疊而冰冷:重壓、孤獨……彼時,個例尚未撬動體系化的變革,只留下評論區唏噓的網友,呼籲關心、關愛和不歧視。
醫療健康領域自媒體「抑鬱研究所」發布的《2020抑鬱症患者群體調查報告》顯示,中國抑鬱症患者已達9000萬,患者年齡佔比近五成為18到25歲,其中,原生家庭矛盾的不可調和以及在學業、職場競爭下對自己感到失望,成為青年抑鬱症群體發病、加重的主要原因。
國家衛生健康委公布了《探索抑鬱症防治特色服務工作方案》,要求各個高中及高等院校將抑鬱症篩查納入學生健康體檢內容,青少年、高壓職業人群、孕婦、老年人被列為抑鬱症防治四類重點人群。
長久以來習慣於抱團取暖的青年抑鬱症患者們,終於等來了來自外界的堅實有力的援助。
然而,還是會有顧慮和擔心的聲音。社交媒體平臺上,抑鬱症親歷者和心理健康領域從業者,提出了多維度的期待和擔憂——「高校具備診斷、檢測、抑鬱症的能力嗎」「初步篩選後的處理流程能如預期那麼美好嗎」「老師會為我保守秘密嗎」……
一面是僅次於癌症的死亡率,一面是被挪用、濫用的名譽困境,抑鬱症已經不僅僅是健康領域的難題,它更多滲透到教育、人文的範疇裡,涉及到人與人、群體與群體之間,如何尊重邊界、尊重隱私,尊重差異,尊重展現脆弱的權利。
如何擺脫疾病的困擾以及觀念的桎梏,不僅是抑鬱症患者的難題,也是現代化社會必須要回答的問題。
一個人赤腳走在燃燒的麥田中
患病6年、康復4年後,楚門決定把自己的親身經歷寫下來。那是個漫長而煎熬的過程,一個不到20歲的年輕人,因為高考失利、失戀以及原生家庭的影響而發病,隨後四分之一的人生陷在抑鬱症的泥潭裡。在《快樂在左痛苦在右》一書中,他剖析了自己最深層的害怕:「我這一生是否都將在痛苦中煎熬,直到有一天再也無法承受,選擇默默離開這個世界?」
在醫學上,抑鬱症被稱為「心靈感冒」,以顯著而持久的心境低落為主要臨床特徵,本質上與日常的感冒、發燒相似,屬於疾病範疇,需要依靠系統規範的心理治療和幹預才能減輕、恢復。患病期間,楚門體會過重度抑鬱症對於正常生活的摧殘,「記憶力衰退、思維能力弱化、日夜難眠,甚至一度退學無法正常生活,精神和肉體都趨於崩潰。」
現實生活中,更多患者處於輕度、中度抑鬱階段,即生理問題相對較輕,更多時候遭受的,是來自低迷情緒的狙擊。
28歲的李靈覺得,抑鬱症向她發出的一個信號是,「不知道做什麼事情,可以讓自己開心一點。」她曾經痴迷於逛超市——自在遊蕩,無需為金錢和人情汗顏。只是後來一切都變了,「超市也變得無聊、無趣,我甚至在逛超市前兩天不吃飯,希望在極度飢餓的狀態下依靠尋找食物找回快樂的本能,但是很遺憾,五分鐘之後,我就想離開了。」
與之相反,有過三年重度抑鬱症、中度焦慮症的迷嶼能夠感受到快樂,但他的快樂裡摻雜著許多複雜的情感,「快樂的同時會有負罪感、質疑感、自卑感、憤懣感等等,無法擁有單純的快樂,我的快樂被束縛在了一個困境裡,無法變成真正的快樂。」
李靈從事創作行業,絕大多數痛苦來源於同儕壓力。她會不由自主地把自己和所有同齡人進行比較,為了減輕焦慮,她關閉了微信朋友圈、微博好友圈,拒絕一切同輩信息的侵入,但仍然無法守好自己的心理防線:「有時候看到行業內出現了優秀的作品,作者是素昧平生的同齡人,我都會心跳加速,覺得完了,我為什麼毫無長進,晚上躺在床上開始掉眼淚。」
與此相伴而生的,是對家人的歉疚。她覺得自己是家庭的罪人,因為沒能成為優秀的人,沒能讓父母過得開心。她因無意間看到母親友人發來的視頻,開始懷疑自己存在的意義。視頻中,那位阿姨和家人在KTV唱歌,兩個女兒忙著搶奪一個麥克風,唱著一首跑調的抖音神曲,李靈痛哭流涕,「我大概永遠也無法這麼簡單地快樂起來,也沒辦法讓我的媽媽享受這種快樂。真遺憾啊,她只能擁有我這樣的女兒。」
遺憾的是,面對生理與心理的雙重煎熬,抑鬱症患者往往無法言說。《2020抑鬱症患者群體調查報告》顯示,「他人無法理解、怕給他人添麻煩、擔心被歧視」成為抑鬱症患者不願意傾訴的三大原因。在抑鬱症知曉率、識別率、就診率、治療率均有待提高的社會裡,抑鬱症群體被幽閉在心靈的孤島上,迷嶼把那種感受形容為「就像一個人赤腳走在燃燒的麥田中。」
「好希望這個世界能愛我」
去年年底,呼籲關愛抑鬱症群體的單曲《好想愛這個世界啊》上線網易雲平臺。作曲者華晨宇在推薦語中提到,「如果你現在是快要生病或已經生病的朋友,好希望這首歌可以溫暖一下你,如果你過得很好,好希望你能關愛你身邊即將或已經生病的朋友。」
此後,這首歌的評論區成為了很多渴望表達、又害怕表達的抑鬱症患者的樹洞。網絡匿名化提供了至高的安全感,大家有意識地維護著開放、傾聽、互助的氛圍,披著「小馬甲」,患者與患者、患者與健康人群達成了短暫的互助。
李靈也在評論區偷偷留了言,那段時間,她平均每日睡眠低於三小時,卻不敢告訴父母自己的真實情況,於是用零關注、零好友的帳號,在評論區偷偷寫下一句話,「可笑吧,我其實每天都希望自己能結束於一場意外。」一個多月後,她偶然發現,評論下多了兩條回復,應該是兩個很溫柔的女孩子,其中一條說,「以後的生活會變得很可愛的,不信,你堅持下去試試呀。」
李靈被這份陌生人的善意擊中了,她甚至有些意外,「原來大眾對於抑鬱症的接受程度已經如此高了嗎?」
轉變發生在今年7月。毫無徵兆地,網易雲成為眾矢之的,抑鬱症被與矯情、脆弱、無病呻吟、喪文化、販賣焦慮聯繫在一起,網際網路上處處是嘲笑與反諷。《國內在線音樂社區研究報告》顯示,網易雲音樂25歲以下年輕用戶佔比高達83.5%,這無疑讓青年抑鬱症群體更加無法坦然說出自己的病情。李靈說,她不敢向身邊的人傾訴,害怕自己的故事還沒說完,對方會直接戲謔,「怎麼啦,你也網抑雲了?」
北京大學臨床醫學博士姚方曾表示,「如果用歷史的進程打比方,人類對抑鬱症的了解大概還處於公元前的世紀裡。」
輿論場上,對於抑鬱症患者的討論由年初《好想愛這個世界啊》引發的關愛、平視,扭轉為調侃與嘲笑,抑鬱症超話、焦慮症超話等分眾領域,偶爾也會迎來無來由地惡意,在病友們分享經歷的微博評論區,出現刺耳的聲音,「現在的年輕人,是不是不得個抑鬱症、社恐就不好意思出門了?」
但是,抑鬱症真的是一種專屬於年輕人的疾病嗎?一個人生病了,就意味著他敏感、脆弱嗎?
2018年,抑鬱症康復十年後,楚門成為了一名心理諮詢師,希望能通過自己的真實經歷和專業知識,幫助更多的人。他提到,在他的患者中,20歲到35歲的青年人佔比達百分之八十以上。
楚門認為,這樣的數據,一方面是由於當今社會的青年群體,確實在承擔著更為複雜的學業和社會壓力。另一方面,數據也受到觀念的影響,「能接受心理諮詢治療方式的,恰恰是觀念比較先進的年輕人。」這與網際網路上的情況類似,「不是其他年齡層不容易患病,只是他們更缺少表達的機會而已。更重要的是,即使患病,也絕不意味著脆弱、無能。表達出來被別人看見以及主動尋求幫助,本身就是一種能力。」
遺憾的是,在抑鬱症群體中,觀念最為先進、求助意願最為強烈的青年群體,有時也會面對社會隱喻的綁架。9月24日,常德滴滴司機遇害案宣判,被告人因被診斷為抑鬱症,在實施危害行為時限定(部分)刑事責任能力,最終被判處死刑,緩期兩年執行。抑鬱症患者被與潛在的危害性關聯在一起,處境更為艱難。
與此同時,影視、綜藝以及音樂作品中對於抑鬱症不正確的演繹甚至是出於商業目的的惡性挪用,在持續透支著公眾對於抑鬱症的正向認知。有研究表明,當心理疾病患者遭受到汙名而將其內化為病恥感後,會降低他們的求助率、治療依從性,影響其康復,甚至導致自殺。
在楚門看來,任何一個群體裡都會有一小部分人具有較強的攻擊性,常德滴滴司機被害案絕不能代表整個抑鬱症患者的情況,沒有任何證據表明,抑鬱症患者中具有攻擊性的個體高於其它群體。相反,大部分抑鬱症患者恰恰是不善於向外攻擊,而是向內傷害自己。
他不反對大眾文化對於抑鬱症的關注,因為患者也需要表達、需要共情,需要正當的情緒宣洩口。但這一切都要建立在不故意傳播消極情緒、不將抑鬱症進一步汙名化的前提上。
楚門沒聽過《好想愛這個世界啊》,但只是看歌名,也覺得能體會到欲言又止的善意,「好想愛這個世界啊的背後,其實是好希望這個世界能愛我啊。這是很真實的抑鬱症患者情緒的表達。」
一起去好好愛這個世界
抑鬱症最近一次引發熱議,是因為兩條登上微博熱搜的新聞:抑鬱症成僅次於癌症的人類第二大殺手;抑鬱症篩查納入學生健康體檢。
浙江大學教育學博士張青率先體會到了國家以及學校層面對高校學生抑鬱症防治的重視。九月初,除了舉行了心理健康教育專題講座,浙江大學每位入學的新生,都被要求填寫了一份含200道選擇題的測試。這樣的力度和速度,讓她有些驚訝,「在此之前,我對高校的心理健康教育發展並不樂觀,對於新出臺的政策也持觀望態度,擔心流於形式。但這次的這份測試題,讓我突然覺得,我們真的開始重視這個問題了。」
但站在專業的角度,高校對於學生抑鬱症的篩查,也可能存在一些問題。楚山認為,自評量表的合理性和可行性還有待商榷。「高校可能會採用SDS自評量表,它只有20題,是上個世紀60、70年代國外專家制定的,很多題目的合理性都在降低。同時,人的情緒具有起伏性,憑藉一個時間點的檢測來診斷一個學生的病症,是不準確的。」
與此同時,校內心理幹預還存在可能洩漏學生隱私等隱患。楚山認為,在目前高校的體制下,校內篩查抑鬱症,諮詢師和來訪者之間存在多重關係,即在醫患關係之外,還存在師生關係,這樣的情況極有可能造成學生的隱私洩露,將病情透露給老師、家長甚至是其他學生,進一步降低抑鬱症患者的求助意願。
「高校重視心理健康教育,這是一個非常好的趨勢,但各個方面必須隨之調整、提升。」楚山建議,應該適當提高高校心理輔導老師的工資,改變或者豐富其收入來源渠道,「以成都為例,心理輔導老師的月工資在3000元左右,生存問題也在影響著他們的專業投入程度。同時,心理輔導老師可以由教育部進行專項撥款,發放工資的主體往往是心理諮詢老師需要負責的對象,只有這樣,他們才能真正為學生負責。」
外力的支持與介入,對於抑鬱症患者來說必不可少。但在任何時候,自身都要在治癒過程中發揮主體作用。浙江大學教育學博士張青認為,近年來,高等教育確實出現了一定的功利化問題,通識性教育遇冷,技能性學科走紅,大學不再是一個單純追求知識的殿堂,而被很多人視為就業前的崗前培訓。在古典教育中,教育最重要的功能是「認識你自己」,但在當下,大家更傾向於追求在人群中的相對位置,「這也是同儕壓力加重、青年抑鬱症患者增多的一個極為重要的原因。」
按照歸因理論,張青建議,青年人在總結失敗的原因時,應將其歸因為努力而非能力,「努力屬於可控因素,可以通過自身的進步改變結果,預示著無限可能。但如果把失敗的原因歸因為能力,可能會產生習得性無助的狀態,認為自己不論如何都無法改變現實,從而產生自我懷疑、自暴自棄的情緒。」
在患病的六年中,楚門最渴望的,是能夠得到家人的理解和支持。從事心理諮詢工作後,他發現,與原生家庭之間的愛、恨、害怕、不甘,是青年抑鬱症患者發病的重要原因之一,究其根本,是情感邊界模糊的問題。他建議,年輕人要試著慢慢和原生家庭建立起一個界限,擺脫既渴望又害怕的矛盾型依戀關係,擺脫歉疚感,不固執於互相拯救或者改變對方,而是轉向去建立新的親密關係。
至於來自外界的異樣眼光,以及孤獨的治癒之路,也不必憂心。楚門透露,有很多像他一樣的抑鬱症痊癒者,都加入了志願者行列。那些從幽深的洞穴中艱難攀爬出來的人,解脫後的第一件事,不是急著去擁抱外面的陽光雨露,而是回過身去,向仍然困在裡面的人,伸出了手。
監製:皮鈞
終審:藺玉紅
審校:陳敏 劉曉
原標題:《對抗抑鬱症,一起好好愛這個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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