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日本帝國主義發動的全面侵華戰爭，不僅給山東造成經濟上的慘重損失與破壞，就連山東大中小學及社會教育也遭到嚴重摧殘。根據一九三八年八月的統計，山東省文化教育界財產損失達四五，八二三，九二八元，蒙受損失最大的為高等教育機關，山東大學僅校具儀器損失約二二三，七三五元，圖書一八一，七六四元0。日本侵略者不讓中國青年學生有愛國思想，不準讀中國歷史、地理，凡是教科書上講愛國思想的地方，一律塗改掉。
在文化教育方面
日本侵略者為了加速消滅我國人民的民族意識和民族文化，強制中國各類學校開設日語課。日本只準許山東大學開辦農學系和醫學系，其它社會學和人文學的系科，則不準開辦。日本帝國主義為了達到統治的目的，還散布迷信。一九四二年日偽在魯南地區到處張貼宣揚天主教的宣傳畫，上端畫的是有錢有勢的人「升天堂之路」,下端是貧苦人民「入地獄之門」。這幅宣傳畫是企圖利用宗教來麻醉人民，使勞動人民相信自己受苦受難、剝削者坐享清福都是上帝的安排，而不必去反抗他們。日本侵略者為了毒化中國人民，還在濟南等城市到處設妓女館、咖啡館和賭場，一方面供日本官兵獸慾的發洩，一方面誘使人們追求醉生夢死的生活，消磨人們的鬥志，為其殖民統治服務。
日本侵略者在華北推行所謂新民教育，實際上就是現代奴化教育的別稱。他們大力提倡尊孔忠君的復古思想，提倡封建的舊道德，聲稱要把中國孔孟的「仁義之道」和日本傳統的「皇道」「融為一體，」以求「全亞洲成為王道樂土。」他們打著孔孟的旗號，利用中國的舊文化，麻醉中國人民，其手段是非常毒辣的。
在軍事方面
日本侵略軍把進攻的矛頭主要指向被他們視為「非治安區」的我抗日根據地和敵我互相爭奪的遊擊區。對我山東各抗日根據地，敵人以數萬兵力輪番進行「掃蕩」,實行「燒光、殺光、搶光」的三光政策。據統計，「一九三九年和一九四○年，敵人在山東出動千人以上的『掃蕩』,共二十五次，其中萬人以上的兩次；到一九四一年和一九四二年則增加到七十餘次，其中萬人以上的九次。至於千人以下的『掃蕩』和出擾，無日無之，平原地區尤甚」。「一九四三年度千人以上兵力的『掃蕩』五十次，其中包括九月下旬開始的二萬五千兵力的三個月輪迴『掃蕩』,敵人自稱為『對華之大戰役之一」。
「敵人的「掃蕩』辦法一般多採取『分進合擊』,也採取反覆平行推進的『梳篦式掃蕩』。在多次「掃蕩』失敗以後，敵人又集中更多兵力，採取大縱深重重包圍的「鐵壁合圍』戰術。到一九四二年又發展為更殘酷毒辣的『拉網合圍』」。如「一九四一年冬，敵人以五萬重兵，對我沂蒙山區進行了兩個月之久的『鐵壁合圍』。敵人首先襲擊了我山東縱隊領導機關駐地，緊接著又以精銳三萬，在坦克、飛機配合下，從四面八方向我一一五師師部和山東分局駐地留田(臨沂北五十餘公裡)一帶猛犯。」此次掃蕩，群眾被殺害三千多人，牲畜被搶去萬餘頭，糧食一百六十餘萬斤，民房被毀五千餘間。廣大人民生活極為困苦。又如一九四二年，敵人對膠東區的「拉網掃蕩」持續四十多天。除使用了一萬五千餘名陸軍外，還有部分海、空軍配合作戰。
敵人深入我根據地後，就分成許多小股，互相保持火力聯繫，邊壓縮，邊搜索，白天搖旗吶喊，夜晚沿合圍圈點火，控制山頭，封鎖要道，以圖將我壓縮到牟平縣西南的馬石山狹小地區聚而殲之。最後，敵人在馬石山殘酷屠殺我抗日軍民四百餘人，造成「馬石山慘案」。
對我山東各抗日根據地，敵人除進行頻繁的「掃蕩」外，還利用遊擊區對我實行逐步推進的「蠶食」政策。一九四二年，敵人光在魯南就「蠶食」了蒼山、馬頭、臨沂、郯城以及邳縣廣大地區，使我魯南基本區被壓縮成「南北十餘裡，東西線連」的狹長地帶。在平原地區，敵以據點、碉堡為支點，構成縱橫交織的公路網，並沿點線修築封鎖溝、封鎖牆。僅在冀魯邊區，敵人就建立了四百五十六個據點，平均每兩平方公裡、八個村莊就有一個據點，封鎖溝、封鎖牆加起來共長一三百多公裡，各縣、區、鄉都被分割成若干塊，每走三十裡，要過八條公路、五條封鎖溝。
幾乎沒有一個村子不被迫向敵人繳糧、納稅，原來的抗目根據地，完全變成抗日遊擊區。在這期間，魯中、膠東、清河、濱海、湖酉地區，也同樣被敵人「蠶食」了大片地區，遭到嚴重的分割和封鎖，使我山東抗日根據地處於極端困難時期。
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給山東人民帶來的嚴重危害
由於日本侵略軍的反覆「掃蕩」、「蠶食」和燒殺搶掠，山東人民也像全國其它各淪陷區人民一樣，在人力、物力、財力等各方面遭受了極為嚴重的損失。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十七日，山東省人民政府公布《山東八年戰爭損失初步調查報告》時指出，「根據不完全統計(未解放的地區、魯中、魯西新解放區、部隊機關等損失均未計算在內):死亡六十六萬八千一百四十三人，佔全省解放區總人口的百分之五；受災受難人數九十萬四千零八十三人；急需救濟人數達一百六十三萬七千百七十四人。
損失牲畜一百零七萬九千七百九十一頭，損失糧食二百三十五萬六千九百七十二斤，損失農具二百五十四萬二千八百四十四件，燒毀房屋一百一十五萬一千一百八十六間。」如果把全省都計算在內，「在八年抗戰中，被日寇殺害的同胞就有八十九萬五千多人，受害難民達二百三十五萬人之多。」上述日本帝國主義對山東的侵略，僅僅是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五年間對華侵略的一部分，但由此我們亦可以想見，日本帝國主義在侵華戰爭中給中國人民帶來的危害是何等的嚴重！
韓復榘統治下的山東金融
韓復榘在1930年10月即準備設立山東民生銀行，乃於1932年7月正式設立。資金為600萬元，計分6萬股，每股100元，省庫認300萬元，各縣認300萬元，由地丁支配；另發300萬元之省庫券，以52萬元留省庫打發各種經費，以248萬元分發各縣，一等縣30,000元，二等縣24,000元，三等縣16:000元。發行後在本省內與現洋一體通用，並準完糧納稅。發行期原定一年，後又延長一年。該行除經營一般銀行業務外，還代理省金庫。總行設濟南二大馬路，在煙臺設有分行，另在青、平、津、滬、漢設有辦事處，由王向榮兼任董事長。該行也發行角票，截至「七七」事變，印刷的角票為1,000萬元，買際凱通的為58萬元。該行對山東民營企業、農村施行各種貸款，在輔助工商業發展上起過一定作用。
韓復榘為加強對金融業的管理，先後頒布了許多條令。1930年10月他下令禁止制錢、銅元出境；1931年11月因天津現洋價格較濟南為高，奸商從中漁利，他下令禁止現洋出境，並由財政廳長王向榮在平市官錢局召集在濟各大銀行號經理商討禁止辦法；1934年10月、11月因現洋不斷外流，他又先後擬定和頒發了「禁止現洋出口辦法」等。
總結
韓為與日人爭利(如前所述),於1932年在濟南按察司街設立官辦的裕魯當。他說：當店「過去公的私的都沒辦，一任外國人去辦，那就不好了，所以必須自己去做，暫時做不好也要去做。我個人自19年(即1930年)看到這裡，曾竭力與地方實業家協商，許多人覺著危險不肯辦；有人要公家出本他去做，利是他的，斷無此理，故決定官辦。」裕魯當以韓自己為監督，以辛鑄九為董事，資金30萬元，在「救濟民生」的名義下，把當期延長到十二個月(並保留一個月),利息取2分(加保管費5釐)。
該當店開業後，爭取了一部分群眾，經常出款在30萬元左右。1934年12月2日，韓又在濟南七大馬路設立裕魯分當，資金為20萬元。此外，韓還允許私人照官當的辦法辦民營當店，較大者有即墨人的永濟當店，河北任丘人的萬興當店等，在試辦期間還免納當稅6個月。韓的這些做法在一定程度上打擊了日商當店的投機活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