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志華:《太乙金華宗旨》的問世及其道派特徵考

《太乙金華宗旨》於康熙年間成書後，在流傳過程中，經過了多次修訂，形成了不同的版本。 我們目前所見到的《太乙金華宗旨》的最早版本，是乾隆年間邵志琳整理本，收錄在他增輯重編的六十四卷本《呂祖全書》之卷四九中，題《先天虛無太乙金華宗旨》。 邵志琳說他的本子「出自蘇門（即蘇州）吳氏抄本」。 該本載有潘易庵等人的序、跋，對成書過程作了說明。

據載，康熙戊申年（1668），潘易庵等7人，在毗陵（即江蘇常州）白龍精舍設立乩壇，蒙呂祖降壇，傳示宗旨。康熙壬申年（1692），屠宇庵收集散編，交與張爽庵彙輯。該年呂祖又在常州紅梅閣降筆。最後張爽庵彙輯前後所傳，編纂成書。

潘易庵（又名潘乾德）《序》稱：「憶自戊申（1668）冬，我純陽聖祖，傳示宗旨，同盟七人，再拜而受。七人之外，無傳也。其奧旨不過一二語，全不涉語言文字。迨其後七人各有所叩，我聖祖慈悲，亦不吝教誨，日積月累，乃至成帙。……越二十餘年，〔屠〕宇庵復收輯散編，與門下細加校訂。」

《道藏輯要》本《金華宗旨》，載有正化子恩洪的識語，謂參與康熙戊申扶乩活動的七人，分別是潘易庵、屠宇庵、莊惺庵、莊誠庵、周野鶴、劉度庵和許深庵。 而這七人的身份、志趣又有所不同。劉度庵（又名劉乾善）《序》稱：「自餘七人歸依純陽聖祖，性情不同，志向各異，時而逃於禪，時而耽於俗學，我祖不禁也。」七人輩份也不同。潘易庵的輩份較高，而屠宇庵、許深庵的輩份較低。屠宇庵（又名屠乾元）《序》稱：「憶自丙午歲（1666），餘小子元奉教於易庵先生之門，先生授以《淨明忠孝錄》一冊。……迨戊申冬，〔呂祖〕降乩白龍精舍，命易庵先生以下七人，先期具疏設誓，而傳宗旨。」許深庵（又名許乾亨）《序》稱：「餘小子亨自束髮隨諸先生後，恭聆祖訓，多歷年所。」

潘易庵等七人於康熙戊申所得呂祖降示，雖然各有筆錄，但當時並未彙輯成書。而後來這個七人扶乩團體解散了。屠宇庵《序》稱：「自戊申（1668）迄壬申（1692），歷二十餘年，七人或存或亡，各各星散。」莊惺庵（又名莊乾維）《序》稱：「戊申歲（1668），感聖祖厚恩，傳授《金華宗旨》……二十年來，悵知交之星散，悲同氣之摧殘。」

到了康熙壬申（1692），七人中的屠宇庵、莊惺庵，與其它一些人，又組成了一個扶乩團體。張爽庵（又名張坎真）《書太乙金華宗旨緣起後》稱：「壬申孟夏旬有四日，值純陽聖祖證道之辰，〔屠〕宇庵先生偕真（張坎真自稱）齋沐朝禮，禮竟，輒為扶鸞之舉，真佐焉。翼日，真庵潘子適至，伏蒙聖祖首錄餘二人，命宇庵先生為本師。至五月六日，於古紅梅閣，遍禮諸真，始得授《太乙金華宗旨》。嗣後向道者日眾，時庵李子繼之，返庵馮子偕乃季近庵復繼之，而許子凝庵、潘子卓庵又其踵焉者也。復於八月朔，特集五人，傳示宗旨於閣上，如餘二人科律。而許子則又命之奉教於惺庵先生。」這個新的扶乩團體中，屠宇庵、莊惺庵為師父輩，張爽庵、潘真庵、李時庵、馮返庵、馮近庵、許凝庵、潘卓庵等七人為徒弟輩。

此時，潘易庵已去世。張爽庵撰於壬申仲冬的《書太乙金華宗旨緣起後》稱：「況易庵諸先生輩，又皆吾黨之泰山梁木也。餘生也晚，不幸而不獲聞緒論於晤言色笑之餘，猶幸而獲聞遺響於乩走沙飛之際。」可見，潘易庵的《序》乃是扶乩降筆之作。

關於康熙壬申編輯《金華宗旨》的緣起，屠宇庵在《序》中有說明：「今歲（壬申）仲夏，孝悌明王忽奉帝敕來降，重提舊時宗旨。元（屠宇庵自稱）即檢笥中散簡，授同學張子爽庵訂輯成書。」不過，康熙壬申年張爽庵所編輯成書的《太乙金華宗旨》，不只是昔日潘易庵等七人扶乩團體所錄乩文，還包括了該年新出的乩文。張爽庵《書太乙金華宗旨緣起後》明確提到，五月六日在古紅梅閣，得呂祖傳授《太乙金華宗旨》；八月初一，呂祖又傳示宗旨於閣上，「蓋以列聖相傳之秘，始授諸先生者，既則廣傳於我七人」。

關於潘易庵等人的道派歸屬，有必要作些考辨。邵志琳整理本《太乙金華宗旨》中，潘易庵、劉度庵、許深庵、顧旦初（又名顧日融）、莊惺庵、屠宇庵、張爽庵等七人所作序文中，都署「淨明嗣派弟子」。然書中所載《神霄侍宸譚長真（譚處端）真人宗旨垂示》，則謂潘易庵等人另有宗派，即太乙法派，「以純陽聖祖為第一代開宗大道師」，「在壇弟子，俱依乾坎艮震巽離坤兌為次。潘易庵名乾德，屠宇庵名乾元，莊惺庵名乾維，〔莊〕誠庵名乾心，周野鶴名乾龍，劉度庵名乾善，許深庵名乾亨。以後七人所授弟子，即從坎字敘列，周而復始。」張爽庵為屠宇庵（屠乾元）的弟子，派名為張坎真，正符合這一命名規則。

潘易庵、劉度庵、許深庵、莊惺庵、屠宇庵、張爽庵等六人，在個人所作序文中的署名，都是太乙派的法名，即中間都有一個乾字。署太乙派的法名，卻標為「淨明嗣派」，箇中緣由尚不清楚。《道藏輯要》本《太乙金華宗旨》刪去了潘易庵等人的序，只保留了屠宇庵（屠乾元）的序，作為後跋，所標派別則是「金華嗣派」，這可能是編者所改。

從別的文獻中，我們得知，潘易庵即潘靜觀，曾師從全真道龍門派第四代傳人朱元育。

清初大儒李顒曾於康熙九年（1670）應常州知府駱鍾麟的邀請，前往常州講學。當地學者名流紛紛與其交遊，而潘易庵亦與之有詩歌唱和。李顒弟子王心敬編《南行述》紀其事，並謂：「潘易庵先生諱靜觀。」 李顒擬期西返，郡人聞之，紛紛挽留。「潘易庵亦出山固留，繼之以書曰：『竊聞大道之興廢，全賴唱導之一人。……夫斯人皆吾與，宇宙總一家，亦何必終日戚戚，思戀故鄉，棄從遊於中道耶？』先生告以『久違先壟，痛切於心』，言與淚俱。易庵亦泫然無語。」

康熙三十四年（1695）刻本《常州府志》卷三六《藝文》，收有於琨撰《常州重建圓妙觀碑記》，也提到了潘靜觀，稱之為隱士。碑記中說，常州圓妙觀於清初圮甚，郡紳孫自式翰林好道，於康熙十年（1671）發起重修，請陳玉璂中翰、龔百藥孝廉二人董其事。「龔孝廉自謂昔與嶽吏部鍾淑、劉工部維烈、隱士潘靜觀考《仙鑑》源流，各登諸座，如本傳。孝廉至今恆與諸友在紅梅閣凌晨誦《玉皇經》。」

於琨撰《常州重建圓妙觀碑記》謂潘靜觀為隱士，王心敬編《南行述》說潘靜觀曾出山挽留李顒，二者對潘靜觀身份的記載是一致的。從於琨撰《常州重建圓妙觀碑記》可以看出，潘靜觀是好道之士，曾與道友在常州紅梅閣誦《玉皇經》。

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收藏有《道德經妙門約》一書，題「晉陵（常州古稱之一）為谷道人潘靜觀注，後學弟子顧日融約」。顧日融於康熙己卯（1699）所作序言稱，潘靜觀「生平深入道教，其於《悟真》《參同》《陰符》《清靜》諸經皆有註疏」。

《道德經妙門約》的付梓者是曹廷俊、曹廷彥。此二人為兄弟，其名亦見載于于琨撰《常州重建圓妙觀碑記》。碑記說，修復後的玄妙觀尚未塑神像，因孫翰林赴京補官，遂停工。「越八年，而有耆民曹廷俊兄弟踵成之。」

按：邵志琳整理本《太乙金華宗旨》中有顧日融於康熙乙亥（1695）所作序，稱：「壬申（1692）冬，張子爽庵集《金華宗旨》書，諸祖各為序。惺庵、宇庵亦各有言，以附潘、劉諸先生之後，可謂匯眾美為大觀，極一時之盛事矣。而張子必欲融一言，是白璧而益之瑕也。自壬申迄今，歷三四年，融辭之益堅，而彼徵之益力，無已，則自述其夙昔所見聞，與生平雖好道而不入道之病，以求證於諸祖諸先生者如此。」

可見，著《道德經妙門》、與李顒有過交往的潘靜觀，就是康熙戊申年在常州白龍精舍參與扶乩活動的潘易庵。

關於潘易庵的師承，也有文獻可考。《藏外道書》所收《丘祖全書》之《丘祖語錄》，有潘靜觀撰《語錄後序》，說：「長春真人遺錄一篇……其徒珍藏之，但傳高足，勿落人間，是以世人罕聞罕見。今所傳者，乃龍門嫡嗣碧虛張祖，得諸其師，二手授我雲陽老師者也。我師自得此篇後，默默行持，不輕示眾，即不肖觀，從之二十餘載，未嘗寓目，其秘可知也。歲在丁未（1667），上丘祖法相，閣上光明煥發，因而法會雲集。一日，我師忽出是篇，示二三同志曰：『此無上法寶也，字輩珍藏勿洩。』觀一見不勝驚喜，頂禮拜受，而卒業焉。……惺庵莊子因讀此錄，忽有所悟，遂發願付梓流通，公其海內，雲陽師笑而諾之。豈非因時赴感，迎機啟化，有不知其然而然者耶？觀遵師命，董校正之役，謹述緣起。用告同人。」此序署「皇明永樂十三年龍門弟子潘靜觀拜序」。 按，「皇明永樂十三年」顯然有誤，很可能是後來的編者為了表明《丘祖語錄》流傳已久而妄改的。

從潘靜觀所撰《語錄後序》可知，其師「雲陽老師」為龍門派傳人，師祖為「龍門嫡嗣」張碧虛。

潘靜觀在《語錄後序》中還提到了「惺庵莊子」，即莊惺庵。此人是康熙戊申扶乩活動的參與者，至壬申年，又參加了張爽庵扶乩團體，呂祖命其為許凝庵之師。邵志琳版《太乙金華宗旨》載莊惺庵（又名莊乾維）《序》稱：「戊申歲，感聖祖厚恩，傳授《金華宗旨》……二十年來，悵知交之星散，悲同氣之摧殘……不意壬申孟夏，聖祖忽降宇庵壇內。維（莊惺庵自稱）聞之，如久客還家，如幼兒遇母，蓋歡忻涕淚交集也。」

潘靜觀在《語錄後序》中所說的「雲陽老師」，即朱雲陽，派名元育（龍門字派本為「玄」，避康熙帝名諱改為「元」）。朱元育著有《參同契闡幽》。他在《序》中說：「元育髫年慕道，最初拜北宗張碧虛師指示玄關……此後足窮五嶽，遍參諸方……最後入終南深處，幸遇靈寶老人點開心易……既而束裝南旋，入圜辦道，賴毗陵諸法侶竭力護持，粗了一大事。丁酉歲（1657）挈門下潘子靜觀習靜華陽（即茅山），兼覽《道藏》。」憫《參同契》注者多錯會，遂「與潘子究其大義，令筆錄焉」。「歲在丁未（1667），許子靜篤啟請流通，公諸同志。張子靜鑑實佐焉。」末署「康熙己酉（1669）仲春朔旦北宗龍門派下弟子朱元育稽首敬撰」。

可見，作為康熙戊申扶乩團體核心人物的潘易庵，乃是全真道龍門派嫡傳弟子。但他為何又授予門人屠宇庵《淨明忠孝錄》一冊，而且其扶乩團體也具有濃厚的淨明道色彩呢？這反映了當時許真君（許遜）信仰的盛行。許遜飛劍斬蛟、力行忠孝的形象，在道教內外廣為人知。許遜關於八百仙人將出世的龍沙之讖，亦在社會上廣為流傳。而淨明道提倡忠孝，更是得到了儒家士大夫的讚揚。因此，明清時代，許真君信仰和呂祖信仰一樣，不僅跨越了教派的籓籬，而且也不局限於道教之內。

明白了許真君信仰的社會背景，我們就不難理解，為何常州的扶乩團體稱呂祖是代許真君「闡揚宗旨」（民間的乩壇，以呂祖飛鸞演化為多，許真君較少作為降壇神仙）。值得玩味的是，協助呂祖闡教的，是譚處端和丘處機。這正反映了這個團體核心人物的全真道背景。

邵志琳整理本《太乙金華宗旨》之《天心第一》稱呂祖說：「自太上化現東華，遞傳巖以及南北兩宗，全真可為極盛。盛者盛其徒眾，衰者衰於心傳。以至今日，濫泛極矣，凌替極矣。極則返，故蒙淨明許祖垂慈普度，特立教外別傳之旨，接引上根。」這段話表明毗陵扶乩團體正是以全真道的繼承者自居。只不過是他們對全真道的現狀極為不滿，所以抬出許遜和呂巖來，作為革新全真道的旗幟，自稱得到了教外別傳之旨，要接引上根之人。

《太乙金華宗旨》所闡述的主要修煉方法「回光守中」，亦來自全真道內丹學。顧日融《序》稱：「訪明陽朱道師，而與聞回光守中之旨。」這個「明陽朱道師」，有可能就是朱雲陽，「明陽」系誤抄；或者是朱雲陽的同道。而邵志琳版《太乙金華宗旨》《逍遙訣第八》也載：「朱子（原註：雲陽師，諱元育，北宗法派）嘗云：『瞎子不好修道，聾子不妨。』與吾言何異？特表其主輔輕重耳。」 這條材料，證實《太乙金華宗旨》的修煉方法，與朱元育所傳全真北宗修煉方法無異。森由利亞《〈太乙金華宗旨〉的成立與變遷》一文已指出，《金華宗旨》的「回光」說「酷似清初位於毗陵的全真教龍門派（朱雲陽派）的思想」。 但他沒有進一步考察朱元育與潘易庵扶乩團體的關係，沒有指出朱元育是潘易庵的老師。

依照《太乙金華宗旨》的說法，「回光」一名「昉之自文始真人」，即關尹子。 現存《正統道藏》中之《文始真經》一書，在《五鑑》中確實有「回光」一詞：「譬如兩目，能見天地萬物；暫時回光，一時不見。」 但單憑此語，看不出關尹子所謂的「回光」與《太乙金華宗旨》所述作為內丹修煉功法之「回光」法有何具體的聯繫。蕭進銘先生指出，全真道祖師王重陽已明確提出「返照回光」的修煉方法。 如謂「返照回光知去處，逍遙自在樂天真，銳然穎脫出囂塵」； 「返照回光親看過，五色霞光，覆燾明珠顆」。 到了《丘祖語錄》，更是將「光」提到本體的高度：「此光超日月，透三界。若無此光，天地亦冥頑不靈，萬物何處發生？」 而此本體之光，也就是人的元神、真性：「生滅者，形也；無生滅者，神也，性也。有形皆壞，天地亦屬幻軀，元會盡而示終。只有一點陽光，超乎劫數之外，在人身中為性海，即元神也。」 《丘祖語錄》明確將「回光」作為證道方法：「或問曰：『回光與金丹工夫是一是二？』師（即丘處機）曰：『回光不止金丹，即宗門真訣也。……吾宗皆是此法。」 「學人但能回光，即了生死。」 而《金華宗旨》對光和回光的論述，明顯繼承了《丘祖語錄》的說法。如論光的本體地位：「道無名相，一性而已，一元神而已，性命不可見，寄之天光」；「山河大地，日月照臨，無非此光」，「聰明智慧，一切運轉，亦無非此光」。 如論回光乃修道正途：「諸子只去回光，便是無上妙諦。」「回之既久，此光凝結，便是自然法身。」

《丘祖語錄》由朱元育、潘靜觀公之於世，而潘靜觀在毗陵扶乩團體中處於師長地位，因此，《太乙金華宗旨》不僅與《丘祖語錄》有思想上的繼承關係，而且與龍門派有著直接的傳承脈絡。

全真道龍門派第十一代傳人閔一得（1749—1836）所編《古書隱樓藏書》第五冊收有《太乙金華宗旨》，則以蔣元庭編《道藏輯要》本為底本。閔一得認為，「是書出於康熙戊辰歲（1688），演成於金蓋龍嶠山房，實為陶靖庵、黃隱真、盛青厓、朱九還、閔雪蓑翁、陶石庵、謝凝素諸名宿，皆醫世之材，故〔呂祖〕授此大道。」 又說：「先哲陶石庵先生壽諸梓。嘉慶間蔣元庭侍郎誤得偽本，纂入《道藏輯要》。後的本山原本於浙省，擬即改梓，而板在京邸，及取歸，而侍郎又北上，卒於京師，事遂中止。」

閔一得關於《太乙金華宗旨》出於金蓋山的說法，不可信。 最重要的反證，就是閔一得的訂正本，在《逍遙訣第八》中也有朱元育那句話。因為常州扶乩團體核心人物潘易庵的師父是朱元育，故《太乙金華宗旨》中出現朱元育的話很正常。如果《太乙金華宗旨》是出自金蓋山陶靖庵等人的乩壇，也載一句朱元育的話，就很難講通了。如果閔一得認為這句話是金蓋山原本所沒有的，他大可刪去。事實上他所看到的蔣元庭本，就刪去了朱元育的話以及呂祖的評語。他之所以根據別的本子把朱元育的話加上，是為了證明該書所述修煉方法出自全真道而不是淨明道。

閔一得對《金華宗旨》一書的來歷搞不清楚。他說：「今適遊秣陵（即南京），獲見世傳謄本，亦與陶本不盡合，而較蔣本反多一二節，似又出自陶本者。」 「世傳謄本」有可能是邵志琳改編以前的本子，而邵本作了刪節，蔣本又在邵本基礎上作了修訂。閔一得不清楚該書的流傳經過，見到一個跟蔣本不一樣的本子，就以為可以坐實他所說的最初的原本是金蓋山房的「陶本」。事實上，所謂「陶本」完全是他想像出來的，以提高金蓋山的地位。所謂陶靖庵等七人，也是根據《太乙金華宗旨》的幾篇序中提到扶乩團體有七人，而拼湊起來的。閔一得的編造最不能自圓其說的，是他在《逍遙訣第八》中有一段注釋，說：「山本此下載有王昆陽律師玄論，時為康熙戊辰秋（1688），律師自北南來，館於杭城宗陽宮，靖庵、隱真往謁，呈上此書。」閔一得在這段話的後面標明「太定謹白」。 「太定」即陶太定，俗名陶思萱，號石庵子。閔一得想以此來表明他所說的真實性。但是，閔一得撰《金蓋心燈》、道光年間完顏崇實與北京白雲觀監院合編《白雲仙表》，都載王常月羽化於康熙十九年（1680）。 而陶靖庵、黃隱真二人，按閔一得《金蓋心燈》所載，更是早於康熙十二年（1673）就羽化了。 有人提出，「戊辰」可能是「甲辰」之誤。 閔一得撰《金蓋心燈》卷二《詹怡陽律師傳》，鮑廷博注引《金蓋雲箋》說：「康熙三年（1664）歲次甲辰三月，國師王真人（王常月）由京師出駐浙杭之宗陽宮，從者二十餘人。」又《金蓋心燈》卷三《謝凝素律師傳》謂：「康熙甲辰（1664），〔謝凝素〕出〔金蓋山〕謁昆陽王祖（王常月）於宗陽宮。」即使我們承認「戊辰」為「甲辰」之誤，也不能證明閔一得所說《金華宗旨》最早出於金蓋山的真實性。

按照閔一得的說法，蔣元庭編入《道藏輯要》中的《金華宗旨》是「偽本」。 那麼，只要閔一得刊出「原本」，真偽不就一目了然了嗎？他為什麼只是刊出蔣元庭本，來費心地加以「訂正」呢？合理的解釋就是，金蓋山根本沒有所謂作為原本的「陶本」。閔一得在為《皇極闔闢證道仙經》寫的《序》中說：「《金華宗旨》偽本雖入《藏》，而板存姑蘇，取以重梓，亦自易易。且其所誤不過支派混淆，取證失真，明眼人見之，自然立辯」。 可見，閔一得拿不出原本，才東說西說。他又辯解既有原本《證道仙經》，為何不直接付梓，說：「原可照本翻刻，然偽本流傳已廣，必須補其缺，正其誤，一一標而出之。」 這簡直是莫名其妙：只要把原本付印，「偽本」不就沒有市場了嗎？還用得著在「偽本」上費心校正嗎？實際上，閔一得聲稱擁有「原本」，一是為了提高金蓋山的聲譽，二是為了方便他對經文按照自己的意見進行修改而已。

據六十四卷本《呂祖全書》的凡例，其所採經籍出自湖州金蓋山雲巢精舍刻本者有：《金剛經注釋》、《群言會粹》、《金丹種子》、《警世功過格》。 《金丹示掌初編》，凡例中說出自雲怡草堂刻本，但正文標題下則註明原本為湖城雲巢精舍降筆抄本。 邵志琳在《金丹示掌初編後記》中說，乾隆三十九年（1774）秋蔡來鶴從湖州捧回重訂。 蔡來鶴、邵志琳二人為師徒關係。 蔡來鶴系全真龍門派道士，是刊刻六十四卷本《呂祖全書》的發起人，邵志琳則負責增輯重編。據《金蓋心燈》卷七《邵秋漪先生傳》（秋漪為邵志琳的號）說，蔡、邵二人與金蓋山的關係很密切。 如果金蓋山擁有原本《金華宗旨》，蔡、邵二人是不會忽視的，或者直接採入此本，或者據以校勘。而《呂祖全書》中完全沒有提到金蓋山刊刻有《金華宗旨》，也可證明閔一得所說站不住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