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鼐的《登泰山記》是我國古代散文史上的名篇。關於本文的寫作背景，《古文鑑賞辭典》（上海辭書出版社2014年版）是這樣說的：
乾隆三十九年(1774)，姚鼐四十二歲。他參加纂修的《四庫全書》於三十七年告成，以御史記名。此年以養親為名，告歸田裡，道經泰安與摯友泰安知府朱孝純（字子潁）同上泰山，登日觀之後，寫下了這篇遊記。
《古文鑑賞辭典》影響甚大，這一說法也流傳甚廣，但其中有四處錯誤，不得不辨。
第一，姚鼐生於雍正九年辛亥十二月二十日（1732年1月17日），按照古人計算年齡的習慣（跨一舊曆年即計一歲，且計虛歲），至乾隆三十九年甲午，應是四十四歲，而非四十二歲。
姚鼐像
第二，《四庫全書》在乾隆三十七年非但沒有告成，甚至還沒有開始纂修。據《纂修四庫全書檔案》所錄上諭及奏摺，乾隆三十七年，清高宗只是下諭旨在全國範圍內徵集圖書，直到乾隆三十八年二月，才有編纂一部大型叢書並命名為《四庫全書》的決定，隨即開《四庫全書》館；至於編成時間，則是乾隆四十六年十二月（《四庫全書》共抄寫七份，這是第一份即文淵閣《四庫全書》抄寫完成的時間）。
第三，姚鼐以御史記名既不在乾隆三十七年，也與纂修《四庫全書》無關。姚鼐確曾參與纂修《四庫全書》。據《纂修四庫全書檔案》，乾隆三十八年閏三月十一日，大學士劉統勳等舉薦時任刑部郎中的姚鼐入《四庫全書》館參與修書，同期入館者還有程晉芳、任大椿、汪如藻、翁方綱、餘集、邵晉涵、周永年、戴震、楊昌霖等九人。姚鼐在館不足兩年，兢兢業業校閱典籍，現存《惜抱軒書錄》中收有他撰寫的提要稿（類似於今日之編輯初審加工報告）八十八篇。而以御史記名的時間，姚鼐在乾隆三十六年辛卯十一月二十八日（1772年1月2日）寫給伯兄的信中說：「現在本衙門已保送御史，擬將來一得御史，無論能自給與否，決然回家矣。」（見《姚惜抱先生家書》，商務印書館1938年版）故知姚鼐以御史記名在乾隆三十六年，而《四庫全書》尚未開始纂修，二者自然了無關係。
第四，姚鼐確於乾隆三十九年「以養親為名，告歸田裡」，但登泰山並非「道經」，而是專程前往。據姚鼐乾隆三十九年十月所撰《鄭大純墓表》（《惜抱軒文集》卷十一）中「今秋，餘疾請假」之語，則辭官時間為乾隆三十九年秋無疑，但正式返鄉則要遲至乾隆四十年春。姚永樸《惜抱軒詩集訓纂》卷三：「乾隆三十九年，先生乞病解官，及冬十二月，遂往山東為泰山之遊。」姚鼐於十二月出京赴泰安，與朱孝純二十八日登泰山，二十九日（是年除夕）觀日出，作《歲除日與子潁登日觀觀日出作歌》（《惜抱軒詩集》卷三）、《登泰山記》（《惜抱軒文集》卷十四）等詩文，次年正月返京，隨即與四庫館中同僚道別南歸。
四庫館同僚之一的翁方綱有《送姚姬川郎中假歸桐城五首》（《復初齋詩集》卷十一，寫作時間註明「乙未」，即乾隆四十年），其中第四首有小注云：「姬川昨自泰安歸，見示登日觀頂長歌。」所謂「登日觀頂長歌」，即《歲除日與子潁登日觀觀日出作歌》。此外，《惜抱軒詩集》卷八有《乙未春出都留別同館諸君》，姚永樸《惜抱軒詩集訓纂》稱此詩為「自泰安返京攜眷出都時作」。可見泰山並非歸裡途中經過，而是專程前往遊覽。
《古文鑑賞辭典》一直被奉為業界標杆，出現這樣的錯誤，似乎有點不太應該，希望修訂時能夠改正。其實介紹本文的寫作背景，說明其作於乾隆三十九年辭官之後即可，如「以御史記名」、參與《四庫全書》纂修之事皆可以不提；但如果提及，就應該力求清晰、準確，避免誤導讀者。
另外還有兩個小問題附帶說明一下。
關於姚鼐從辭官歸裡的原因。養親是藉口，身體不好也是藉口，特別是後者，你無法想像一個身體不好的人能在天寒地凍之中登泰山看日出。姚鼐「告歸田裡」的原因，現在一般認為是由於其學術觀點與四庫館內尊崇漢學之士特別是戴震的學術觀點不合（王達敏《姚鼐與乾嘉學派》，學苑出版社2007年版）；也有學者認為這只是直接原因，而主要原因則是「厭惡封建官場的腐朽險惡和堅持自己的個性獨立而『不堪世用』」（周中明《姚鼐研究》，安徽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從姚鼐泰山之行所作詩文來看，他辭官後的心情還是很不錯的。
關於姚鼐為何要選擇除夕在泰山觀日出。有人認為這是由於姚鼐格調高雅、特立獨行，其實不然。《登泰山記》開頭即雲「餘以乾隆三十九年十二月，自京師乘風雪……至於泰安」，至泰安後所作《晴雪樓記》（《惜抱軒文集》卷十四）亦云「餘之來也，大風雪數日，崖谷皆滿」，《於朱子潁郡齋值仁和申改翁見示所作詩題贈一首》（《惜抱軒詩集》卷三）中也有「擬將雪霽上日觀，當為故人十日留」之句，可見是因為連日風雪，只得在朱孝純府上等待天晴。月末天公作美，遂與朱孝純登山。次年正月初一日所作《題子潁所作登日觀圖》（《惜抱軒詩集》卷八）云：「豈有神靈通默禱？偶逢晴霽漫懷欣。」欣喜之情溢於言表。可見除夕觀日出實屬偶然，而非刻意為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