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都是「裝臺人」——評電視劇《裝臺》
□玉 簫 仲呈祥
由李少飛執導，馬曉勇編劇，張嘉益、閆妮領銜主演的現實主義大劇《裝臺》正在央視一套播出。該劇改編自陳彥的同名小說，圍繞古城西安「裝臺人」這一特殊群體和「城中村」這一特殊空間，以人民為中心講述了普通民眾悲歡離合、酸甜苦辣、用誠實勞動開創美好生活的故事。《裝臺》在敘事上跌宕起伏、張弛有度，既有感人的生活細節，又有深沉的思想意蘊；既有真誠的社會諷喻，更有溫暖的人性關懷。在人物塑造上則是將五行八作、各色人等刻畫得入木三分，在世態萬象、世情冷暖中盡顯「小人物」們的心存良知和滿懷希望，在苦難與奮進中彰顯人物噴薄而出的強勁生命力。該劇紮根現實、書寫人民、以小見大、不落俗套，為我國新時代現實主義電視劇創作提供了新經驗。
「裝臺」就是裝搭舞臺的活兒，一般由進城農民工組成的隊伍來做。一場演出，做飯的給下苦工的裝臺，下苦工的給上場演出的裝臺，演員給投資人裝臺，而投資人說到底還是給觀眾和老百姓裝臺，循環往復，最終「人不管做什麼，都是在給別人裝臺，你服務我，我服務你」，由此結成一張細細密密的社會大網。可見，劇名《裝臺》本身就是寓意深刻的意象——現代化建設的大舞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大舞臺，是靠用誠實勞動和聰明才智創造美好生活的億萬人民群眾來搭建並演出威武雄壯的活劇的。《裝臺》的敘事主線有兩條，一是以裝臺職業為軸線延展開來，並遷徙至城市鄉村各個角落、各類演出的裝臺故事；二是以刁大順及其弟兄們的家庭生活為軸線發散開來，並延伸至城中村各家各戶乃至整個社會情狀，這決定了《裝臺》有著極豐富的生活細節和極廣大的社會視域。在敘事語言上，該劇保留了原作特色，採用了大量口語化、方言俚語化的臺詞，秦腔作為體現西安文化和人物情緒的核心意象，更是在劇中多處抒發人物蒼涼而又倔強、義氣而又血性的激越吶喊，如翟團因經費困難一個人在接待室唱「無銀錢，把英雄困倒」，順子在蔡素芬出走後躺在床上聽「莫非她討厭這深山密林,又莫非她嫌我家道清貧」等。在敘事空間上，該劇特別選擇了城中村這一特殊的城市空間，它既有農村的習俗、生態、文化和管理方式，又有城市新文化的交流、交融與整合，住在這裡的人既是市民，又是村民。這真實而又典型地再現了新時代「城市化」進程中一種獨特的社會情狀。《裝臺》沒有將西安塑造為現代化的欲望都市，也沒有將城中村作為簡單的落後之地，而是以客觀的審美態度呈現了歷史與現代、農村與城市的交匯、融合，真實地刻畫、展現了這個充滿煙火氣息、人間味道的「小世界」。
在敘事內容上，該劇不避粗俗而又不低俗、不尚唯美而又很接地氣。其中，有對社會現實的真誠針砭，如劇團編制的鐵主任對農民工進行人格侮辱、剋扣工錢，困境中的秦腔團為接待領導抓人看戲，造成「臺上演戲，臺下也演戲」的令人啼笑皆非的窘況；有對日常生活瑣碎的描繪，如劇中多處展現「吃」的情景，民以食為天，裝臺隊每次拿了工錢便一起去二代的餐館裡吃油潑扯麵，竇老師盼著順子一塊去吃辣子蒜羊血，蔡素芬為辛苦做活的順子做一碗手擀麵，還有肉夾饃、老鴰撒、蕎面餄絡、饅頭夾辣子等，食物體現著濃濃的地域風情和人物的情感記憶；也有對人生種種困難與不如意的真實展現，如順子前兩任妻子的離去，大女兒刁菊花的暴躁不懂事，秦腔團永遠發不下的補助、裝不上的暖氣，二代捐了100萬也沒能實現的主角夢，還有竇老師、大雀兒、刁大軍的猝然長逝……所有這些，都直面人生，開拓未來，促人奮進。該劇的絕妙之處，正在於並未因對苦難的深刻描寫而落入苦情戲的俗套之中，而是通過對敘事節奏的巧妙把握，在一張一弛、跌宕起伏間讓觀眾感受沉重現實中那些溫情而美好的生活亮色，給人以克難奮進的精神力量。在遭遇「家庭大戰」後，順子騎著三輪載著蔡素芬徜徉在田間街頭，生活中的雞飛狗跳被眼前的舒心與愜意所衝淡；秦腔團進京匯演，車隊路遇碰瓷被人訛錢，但進城後又遇上好心的警察，一路護送他們到演出地點；哥哥刁大軍風光一時卻敗光錢財因病去世，但他最後的時光有親朋照顧陪伴，侄女刁菊花也與二代成婚，誕下了新的生命。生活磨難與瑣碎裡蘊含著暖暖的人間詩意，低劣壓不倒崇高，葬禮伴隨著婚禮，死亡迎來了新生，雖是家長裡短的小故事、日常打工的小情節，卻呈現出一種撥雲見日的大開大合的氣勢。總的來說，《裝臺》敘事語言生動，敘事空間獨特，敘事內容以小見大，敘事節奏張弛有度，其由細微處入手營造出一種新時代人間百態的社會大氣象，在世情悲歡中盡顯平凡生活的溫暖亮色。
《裝臺》還精細入微地塑造了一系列鮮活生動的「小人物」。這些人物分布在順子工作與生活的周圍，他們既有著鮮明的個性，又透露出某一群體的普遍特徵，是個性與共性的統一。在與順子一起裝臺的農民工中，大雀兒力氣最大、幹活最賣力、吃得最節約，他如陀螺般一刻不敢停歇，只為能賺夠醫療費給女兒麗麗植皮。墩墩憨厚耿直，裝臺就是為了能娶媳婦、生孩子，可惜村裡的聘金一年年長，墩墩買著彩票，想像著自己能有朝一日解決所有問題。還有一心追著蔡老師來裝臺隊的三皮，以及油餅、麻刀、猴子、轉轉等，他們既有自身鮮明特色，又共同映射出裝臺農民工吃苦耐勞、善良敦厚、樂觀感恩、勤儉節約的質樸品質與善良人性。《裝臺》一方面講述了小人物自身的苦難、生活的不易，強調他們在艱難中前行的生存狀態；一方面又將他們放置於複雜的家庭關係和社會關係中，折射出小人物人性的責任擔當和平實品格。劇中的裝臺人雖然渺小、平凡、困苦，但他們從不放棄自身生存的韌性與耐力，以及對其他生命的託舉與責任。劇中反覆出現裝臺人為演員推布景的情節，他們站在舞臺上那些萬眾矚目的人的背面，是光鮮亮麗、滾滾向前的世界中的一顆小小螺絲釘，他們作為永遠不被看到的幕後英雄，堅守著自己做人做事的原則，體現著社會的正能量。
在裝臺工作之外，順子的家庭生活則展現出更為豐富的人生百態，魚龍混雜的城中村有最早實現富裕的黑總、收租子的八叔、開小超市的八嬸、開診所的醫生，還有因家庭變故來到這裡的蔡素芬、缺乏母愛的刁菊花，以及偶爾從外面回來的暴發戶刁大軍、大學生韓梅等。劇中不僅表現出這些人物尚存自私、懦弱、嫉妒等缺點，也描寫了他們精神世界深處人性的真善美，挖掘了每個人最有價值的一面。如八叔年輕時與女房客不清不楚導致離婚，他原本開著麻將館、一身江湖氣，到老卻看破人生去秦嶺修行，最終與八嬸和好如初。該劇還在原作基礎上對刁菊花這一人物做了較大改動，設置了二代和譚老闆兩位追求者來柔化與豐富這一角色，刁菊花在孕育一個新生命的過程中逐漸懂得如何去接受愛、表達愛，逐漸從暴躁歹毒轉變為平和善良。《裝臺》中沒有十足的惡人，也沒有十足的完人，每個人都要與自己的痛苦煩惱和解，在人生成長的過程中不斷修煉，摒棄假惡醜、追求真善美，這也是該劇人物真實豐滿、鮮活深刻的奧妙所在。
《裝臺》的核心人物刁大順具有極其豐富的人性特徵，他是新時代市民與農民兩相結合的一個縮影，是貧困、疾病、懦弱、善良、仁愛、正義、堅韌的綜合體，每個人都能在順子身上找到自己的影子。順子姓刁，但他從不刁橫狡猾，面對無理取鬧的大女兒，他只會氣急了吼一句「啥東西！」面對心計滿滿的鐵主任，他也只能點頭哈腰，為的是給裝臺弟兄們攬上活、討到工錢。他富有憐憫之心，收養小黑狗、照顧獨居的老師、為遇到困難的親朋想辦法，他不僅從不貪圖、剝削他人錢財，還常常解囊相助，使自己陷入困頓。順子的人生從來與「順」無關，但他在面對苦難時卻又表現出超強的韌性與善良，家庭的貧困、女兒的任性、妻子的出走、大哥的疾病都沒能讓他一蹶不振。順子總是一次次迎著困難調整方向、繼續前進，久而久之，仿佛再大的磨難、再多的挫折也阻礙不了他頑強地生存，奔向美好的未來。千千萬萬的「順子們」正是在諸多困境中堅持不懈地奔向美好生活，他們歷經磨難卻又堅忍不拔，這不正隱喻著中華民族在苦難中復興的生生不息的偉大民族精神嗎？順子的反面則是冷漠、惡毒、自私的鐵主任，他看不上這幫農民工，動輒調侃、辱罵，卻又要靠著裝臺人做活來完成演出、賺取回扣。同樣是給農名工攬活，鐵主任為碎銀幾兩墮向了人性之惡，順子卻始終秉持內心的仁義與大愛。在鐵主任「趨利生存」的映射下，順子「堅守道義」的生活方式更能體現其燦爛的光輝。
《裝臺》以渺小見偉大，從細處訴真情，是一部思想精深、藝術精湛、製作精良的現實主義力作。它直面人生的艱難困苦，卻又在沉重的底色中撥雲見日地讓觀眾看到小人物頑強的生命力，以及他們身上人性真善美的光輝。一粒沙可見世界，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大舞臺上，每個人都應是如同順子一般的「裝臺人」。
來源 《文藝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