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古代絲綢之路的研究，不僅僅有這條絲路所聯結的東西方的經濟與物產，更應著眼於經由這條通道帶來的東西方思想、宗教、文化的交流。相較於對陸上絲綢之路的研究，學界對海上絲綢之路的關注較晚，但大都認同明代的鄭和下西洋代表了海上絲綢之路發展的鼎盛階段，「鄭和率領船隊七下西洋，以明朝強盛的綜合國力為後盾，中國人以史無前例的規模走向海洋……下西洋以與各國『共享太平之福』的理念，將海上絲綢之路推向了鼎盛。」但在有關絲綢之路的近百年的研究歷程中，對於明代海上絲綢之路的關注程度一直較為薄弱。這種歷史事實與歷史認識的差異，部分來自西方經驗對於十六世紀作為西方「大航海時代」的話語權構建，重新認識明代海上絲綢之路，需要建立在解構西方歷史話語霸權的基礎之上。十六世紀西人論述中的中國媽祖信仰，有助於探討在西方人介入傳統的「海上絲綢之路」到「地理大發現」的過程中，中國民間信仰文化元素在這一變遷中的意義。
明代絲綢之路與西方航海者的東來
大明宣德六年（公元1431年），鄭和在第七次出使西洋前夕，和隨行的王景弘、李興、朱良等人寄泊福建長樂，以等候季風開洋。在隆重的媽祖祭祀儀式後，一方記載了當時情景的《天妃靈應之記》石碑被保存在了鄭和重修的長樂南山天妃行宮中。碑文中歌頌了媽祖對鄭和遠航的護佑之功：
觀夫海洋，洪濤接天，巨浪如山，視諸夷域，迥隔於煙霞縹緲之間。而我之雲帆高張，晝夜星馳，涉彼狂瀾，若履通衢者，誠荷朝廷威福之致，尤賴天妃之神護佑之德也。……由是海道清寧、番人仰賴者，皆神之賜也。
鄭和遠航對於媽祖的祭祀，體現了經過宋元數百年海上絲綢之路上的東西民間信仰文化的碰撞，媽祖作為中國海洋神衹的地位已然相當穩固。鄭和在碑文中提到的下西洋的路線所展示的區域，也正是中華文化與歐洲文明在之後的幾個世紀中交匯的舞臺。鄭和下西洋作為中國航海史上濃墨重彩的一筆，不僅宣揚了明朝的國威，蕩清了海氛，為接下來幾個世紀中的中國商人在整個亞洲地區的海洋貿易奠定了基礎（儘管未必合乎明朝「海禁」政策，但確為歷史事實），還帶回了大量海外的貨品，而分賜予海外諸國的中國方物也潛在地擴大了中國商品（絲織品、瓷器等）的海外市場。來自於東南亞的香料也大量湧入了中國。以胡椒為例，儘管胡椒進入中國歷史悠久，但真正成為普遍的消費品卻是在鄭和下西洋之後。十五到十六世紀，中國在東南亞地區收購的胡椒年均達五萬包，或二百五十萬斤，等於十七世紀上半期胡椒從東方輸入歐洲的總數。這導致胡椒價格在中國逐漸下跌，昔日珍品一變而為「遍中國食品，為日用之物也」。 田汝康先生已經注意到，「胡椒價格的昂貴是促使葡萄牙人向東方找尋新航路的原因之一。」當代的歐洲經濟史學家注意到，歐洲各地的胡椒價格在十五世紀出現了一個突然的高峰，刺激了之後以葡萄牙、西班牙人為先鋒的航海行動。而這個胡椒價格高峰的出現，恰恰就是因為鄭和下西洋，大量東南亞地區出產的胡椒被其收購到了中國，才引發了歐洲地區胡椒價格在短期內的暴漲，從而導致歐洲地區的胡椒需求量劇增，揭開了所謂「地理大發現」的序幕。從這個視角看來，新的世界近代史的書寫，也許更應該從「鄭和下西洋」而不是「地理大發現」開始。
除了貿易所帶來的巨大利潤，伊比利亞半島的航海者對於中國文化的好奇與熱望，尤其是對於中國宗教狀況的尋求，也同樣給這條十六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增添了新的元素。葡萄牙國王唐•曼努埃爾一世時期是葡萄牙海外貿易王國地位走向巔峰的時期，這位國王不斷從在亞洲貿易的葡萄牙商人及他派駐的官員那裡聽到有關中國的隻言片語，這逐漸激起了他極大的好奇心。早在1508年2月13日，葡王唐•曼努埃爾一世給奉命探索東方的迪奧戈•洛佩斯•德•塞戈拉(Diogo Lopes de Sequeira)下達長篇指令，要求他「要弄清中國人的情況。他們來自哪裡？距離有多遠？……他們是基督徒還是異教徒？……如果他們不信仰基督教，他們信仰和崇拜什麼？風俗如何？國家規模以及與什麼國家接壤相鄰？」在這一命令下，有關中國風俗和宗教的知識成為西方航海者迫切尋求的目標。海神媽祖信仰也在這一過程中，早於中華民間信仰文化的其他面向，率先出現在歐洲人的視野中。
西方使節及官方史志記載中的媽祖信仰
1566年出版的葡萄牙官方史書《唐·曼努埃爾王編年史》(Crónica do Felicissimo Rei D.Manuel)中，對於中國人的宗教信仰，有這樣一段記載：
華人信仰一個上帝，將其視為萬物的創造者。他們供奉三個同樣的神像。他們特別供奉一個婦女，將其視為聖人，稱其為娘媽（Nama）。她在上帝面前保護所有人，無論陸上還是海上人家……費爾南·佩雷斯· 德·安德拉德（Fernão Peres de Andrade）曾帶來這些神像。它們畫在用木棍或樹枝支撐的布上，如同在佛蘭德（Flandres）生產的那種彩布。他將這些神像及該省的其他物品在埃武拉呈獻給唐·曼努埃爾國王。
這樣一篇有關媽祖的記載，有可能是出現在歐洲宮廷史料裡的第一次有關中國宗教與民間信仰神祇的記載，這意味著媽祖信仰早在十六世紀中葉就已經為葡萄牙王室所了解。其中所載的將媽祖神像帶到葡萄牙宮廷的費爾南·佩雷斯· 德·安德拉德，於1515年受命帶領一支船隊前往東方，並委派一名使臣覲見中國的皇帝。該使臣，即是被譽為「歐洲第一位赴華使節」的託梅·皮雷斯(Tome Pires)。安德拉德也成為葡萄牙嘗試啟動與中國政府正式貿易的關鍵人物。這一使團最後的命運是遭到了明朝政府的驅逐，一方面是由於其捲入了正德皇帝死後的政治清洗運動，另一方面也是由於其他葡萄牙船隊在中國沿海試圖重演其在東南亞的野蠻行徑，遭到了明朝軍隊的堅決還擊。給事中王希文在上疏中就說:「佛郎機匿名混進，突至省城，擅違則例，不服抽分，烹食嬰兒，擄掠男婦，設柵自固，火銳橫行，犬羊之勢莫當，虎狼之心叵測。」
葡萄牙王國對於亞洲和海洋的徵服，在曼努埃爾一世之子若昂三世時期達到了巔峰。若昂三世（John Ⅲ of Portugal，1502—1557）不再滿足於像其父那樣，僅僅享受葡萄牙亞洲貿易帝國帶來的香料與巨大財富，他極力推動西方世界對遙遠的亞洲文化的多方位了解，正是在他的支持下，耶穌會的傳教士奔赴亞洲去了解遙遠的國度——中國。除此之外，若昂三世也大力鼓勵他手下的知識階層撰寫有關印度與中國等亞洲國家的見聞與歷史，其中最重要的，是卡斯塔內達所著的《葡萄牙人發現與徵服印度史》（Historia do descobrimento & conquista da India pelos Portugueses，1551）。
費爾南·洛佩斯·德·卡斯塔內達（Fernão Lopes de Castanheda）的父親是葡萄牙派駐果阿的法官，因此他在28歲的時候，得到了陪父親一起前往亞洲的機會。卡斯塔內達的著作一經出版（1551年初版）便在歐洲被譯作了多種文字進行傳播，其中就有對中國神祇媽祖的詳細描寫：
儘管種種跡象表明在這片土地上曾有過基督教徒，但他們都是異教徒。他們只相信天帝，並認為他是世界的創造者；他們崇拜三個男偶像，但無論是誰，他們都是人的化身。他們崇拜兩個女偶像，認為她們是聖女。一位叫娘媽（Nama），認為她是航海者的捍衛者。……還有其他一些他們所崇拜的偶像，這些偶像都可在廟宇裡看到，歷史學家說這些廟宇的樣子像埃及的金字塔，裝飾得異常富麗堂皇，而這些偶像置放在木製的高臺上。
從卡斯塔內達的描述來看，他對於中華帝國的了解大概並非來自親身經歷，儘管這依然是一個有待解決的問題，但大部分研究者認為他的資料來自曾經赴中國沿海、尤其是廣東地區進行貿易的葡萄牙商人。不難看出，卡斯塔內達對中國人的宗教崇拜的描繪十分粗疏，甚至無法準確說出「崇拜的三個男偶像」的具體神祇，對於觀音菩薩的記敘也存在謬誤，唯獨對於媽祖的記錄是相當準確的，「一位叫娘媽（Nama），認為她是航海者的捍衛者」。也許卡斯塔內達本人也在中國商船上親自見到過媽祖的奉祀，因此能夠較為準確地說出這一點。
西班牙作為伊比利亞半島上的另一航海強國，同一時期與葡萄牙爭奪亞洲地區的貿易航線，他們也於十六世紀下半葉派出了前往中國宮廷的使團，其中就有《中華大帝國史》的作者門多薩神父。儘管門多薩及其他兩位神父於1580年奉西班牙國王菲利普二世之命「齎御書及其他禮物出使中國國王」，但是他的著作卻並非來自親身經歷。他們被遣往墨西哥以適當增補國王提供的昂貴禮物。不幸的是，墨西哥總督不支持他們馬上出發，而給他們的行程設置諸般障礙，以致1584年使團最後徹底失敗。而門多薩在其風靡歐洲的中國史著作中介紹的有關中國的媽祖信仰，大都來自兩位當時親自到達過中國的傳教士的記載，一種是加斯帕·達·克路士的《中國志》，另一種是西班牙修士拉達的《出使福建記》。
傳教士眼中的媽祖信仰
第一個記載下明代海上絲綢之路的媽祖信仰的傳教士是沙勿略。十六世紀的亞洲海域是全世界的貿易者、探險家聚集交匯的地方，而在最早到達這一區域的歐洲人中，傳教士是一支不可忽視的重要力量。作為天主教在中國乃至整個東亞地區的開拓者，耶穌會傳教士沙勿略於1549年在馬六甲附近登上了一艘中國式的沙船，船主很可能是一名「海盜」。沙勿略對這艘中國船最初，也是最深刻的印象，來自於船上所供奉的媽祖神像：
這是在一隻海裡航行的商船上，這船大概有三四百噸重，前邊很低，後邊很高，船身寬闊作方形。共有三隻桅杆，船帆是用草蓆作成的，也是方形，用竹竿支持者，乾脆，這是一件很笨重的工具。在船艙的左側的神龕裡,供著一個媽祖婆的像，因為她是水手及海賊的保護者。在她的兩傍，一邊有一個侍衛，全都給他跪著：一個叫「千裡眼」；一個叫「順風耳」。第一個侍衛，是一副靛藍色的面孔，兩個眼睛都閃閃有光，有一個很寬大的嘴，從裡面長出一些很長的牙來，他的身量又非常高大；第二個侍衛，有一幅冬瓜相似的面目，長得一個通紅的血盆嘴，從裡面探出一條條如同寶劍一樣的長牙，他的頭髮是紅色的，在頭頂上，還生了兩個觸角。……媽祖婆也叫作天妃，船上的人對她的敬禮很勤，每天一早一晚的，總要高香長燭的，在她的像前燃著。遇著非常的事故，還要用一種佔卜的方法，請求她的指示。
在沙勿略看來，「中國那時的異端情形，就在這隻船上，有了很完備的寫照」。陌生而備受尊崇的媽祖像，顯然讓沙勿略感受到了異文化的震撼。面對船上的媽祖像，他所湧起的恐懼、好奇和迫切心情，恰恰是那個年代的歐洲人對於中國複雜感情的最佳寫照。沙勿略未能成功實現前往中國傳教的目的，遺憾地死在了廣州附近的島上。另一位來自西班牙的奧古斯丁會修士拉達（Martin de Rada）卻成功進入了中國。
馬丁·德·拉達於1575年受菲律賓總督指示，把贈送中國官員的禮物和信件帶到泉州和福州。這次由菲律賓出發前往中國沿海的西班牙使團的行程，被隨行的修士拉達詳盡地記載了下來。
1575年7月26日離開棉蘭老，開始我們的中國之行。我們離開棉蘭老，順風航行到下一個禮拜天，這時我們看見，中國的土地，7月5日禮拜二，我們進入中左所（Tiongzozou）。而為吾主的榮譽起見，我不願保守如下的秘密：在一天一夜的風暴中，我們發現自己處於危境，中國人告訴我們說，因有我們這些教士在場，上帝解救了他們。為我們之故，他們放棄了通常在這類險境中向附在船尾的偶像所舉行的儀式，因為我們曾告訴他們說那樣做是徒勞無益的，他們應向唯一真正的上帝求助。倘若他們真向他們的偶像禮拜，那他們是偷偷幹的，沒讓我們看見。奧蒙軍官向我們的聖像深深鞠躬，拜倒在地，甚至說他願成為一名基督徒。
和這一時期西班牙文獻記載中喜好誇大己方功勞的慣行一樣，拉達在前往中國的航程中就開始講述這樣一個中國人願意改變信仰的故事，其真實性已不可考。這讓我們不得不再一次慨嘆媽祖信仰在十六世紀中西方初遇的進程中，一再扮演了如此重要的角色——即中國民間信仰與西方宗教信仰的緊張關係的中心。
媽祖信仰之所以成為中國宗教與民間信仰的代表性符號，一再出現在十六世紀歐洲人的視野中，一方面是由於當時東南亞地區的海洋貿易網絡，在很大程度上掌控在福建、廣東、浙江的華商手中；另一方面也是由於這些西方使者來到中國的第一站，往往就是遍布著媽祖信仰的華南沿海地區。這往往也是國家在外交政策上有意安排的結果，明朝廷對於西班牙修士使團來華的處置方式是：「除將方物即令原差千戶閻邁倫連批轉發布政司收庫外，差來番僧、番使即取辦絹段花紅稿賞有差，仍行福州府設宴禮待。」可見福建地區的行政單位福州府承擔了主要的外事接待職責，儘管其並非傳統意義上的朝貢或理番機構。所以，拉達一行人在福建到達的第一站就是廈門（當時稱為中左所），之後經由同安前往福州，這一路上沿海地區人口之繁盛、城鎮之稠密，讓拉達大為驚嘆。他的足跡從歐洲到達美洲，再來到東南亞和東亞，拉達作為一位博學之士，擁有敏銳的觀察力，他對於福建地區「居民開耕土地達到連巉巖石山都播種的程度」的觀察，相當符合明代福建土狹人稠的歷史現實。而中國是「世界人口最多的國家」這一論斷，即使在今日依然符合事實。拉達一路上對所見所聞進行了儘可能詳細的記錄，但他作為一名神職人員，最為關注的當然還是中國人的宗教崇拜的情形。
然而航海家偏愛的一個女人叫娘媽（Nemoa），生於福建省興化附近叫做莆田（Puhuy）的村莊。他們說她在無人居住的湄州（Vichin）島（他們說那裡有馬）過著獨身生活，島距海岸有三裡格。他們也拜鬼，害怕鬼會加害於他們。
他們經常把同一人的三幅像放在一起，當問道為什麼這樣做時，他們說那三幅實為一人。我們在料羅看見一個例子，三幅大娘媽像放在一起，還有一個格欄在祭壇前，就在一旁是一個紅人的像，另一旁是黑人的，在接受祭品。他們常在禮拜後獻祭的是香和香味，及大量的紙錢，然後在鈴聲中把紙錢燒掉。他們也常給死人燒紙錢，如果死者是富人，也燒綢緞。
除這些典禮儀式之外，他們有其他一些非常可笑的，如我們在駛近群島時船上所見。因為他們說必須舉行歡送娘媽的儀式，她把我們護送到此以保佑我們一路順風。他們製造一個竹船模型，有帆有舵，舉行盛大儀式。把一條小燒魚和一團飯放進去，投入海裡。為驅逐船上的妖魔，他們每人手執一塊板，排列在舷緣。這時有兩個人，各拿一大鍋飯，從船側把飯撒入海，始自船首，止於船尾。他們後面另有兩人，用刀和盾武裝，邊走邊揮舞武器並且做姿態，同時船員大叫大嚷地用板敲打舷緣，還做其他許多蠢事。
即使在民間宗教研究發展多年的今天，拉達這名十六世紀的天主教修士對於福建民間宗教的描述，依然會讓人感到極為準確和詳盡。拉達幾乎如同一位熟練的人類學家一樣，報導了他所經歷的福建民間宗教與信仰的場景，為我們留下了寶貴的明代福建民間信仰資料。拉達觀察到了媽祖神像是三尊並祀的情況，並且通過詢問得知「那三幅實為一人。我們在料羅看見一個例子，三幅大娘媽像放在一起」。這種細緻入微的觀察，甚至是他之後的來訪中國的歐洲人都沒有做到的，拉達具有的學者的敏銳和認真在此處凸現出來。福建地區的媽祖常常是同時奉祀大媽、二媽、三媽三尊媽祖像，例如廈門銀同天后宮就為黑面三媽祖廟，神龕內並祀湄洲粉面大媽、溫陵紅面二媽和銀同黑臉三媽。
拉達對於明代漁民出海前祭祀媽祖儀式的描述，也可以在之後的中文記載中得到印證。例如據《福建省民俗志》記載,福建沿海漁民在擇定出海日期後,「要到神廟(即媽祖廟)中將香火帶到船上」的神龕中,而且「漁家要備三牲、帶香燭、金箔、鞭炮等到海灘上設位祭神,由船主點香跪拜,禱告神靈恩澤廣被,順風順水,滿載而歸。接著焚燒紙錢,鳴炮喧天……漁船緩緩駛向大海。」 拉達記述的另外一個有關媽祖祭祀的儀式，讓人頗懷疑是類似惠安地區漁民出海前的「消度」的習俗：舉行祭海時,各家各戶要出幾碗菜,同時派人去大岞村請來媽祖神像,……上船後,奉上供饌祭敬媽祖,……船老大又持斧頭從船頭、水仙門、樺位及其它重要部位和船上舶板敲打,口呼「順！頂！順！」隨後日含燒酒,噴到油鍋內,全體船員列隊跨過油鍋,儀式至此結束。過夜後再將媽祖神像抬回大岞。此處描述的這個過程，雖然是發生在現代，但和明代拉達筆下的媽祖祭祀儀式相當類似。從中，我們既可以感受到海上絲綢之路上媽祖信仰的持久生命力，也可以再一次確信拉達所記載的媽祖信仰和其他有關中國宗教及人民社會生活的內容，都是相當可信的。可以說，從拉達開始，歐洲人對於中國媽祖信仰的了解，開始脫離道聽途說和簡單觀察的階段，進入了對於媽祖信仰的來源、儀式進行深入了解的重要階段。這一點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十六世紀西方經驗中對於以媽祖信仰為代表性符號的中國宗教的認知不斷加深，背後是歐洲航海者加入以中國為主導的海上絲綢之路，並在接下來的幾個世紀中不斷添加新的元素的全新歷史進程。
在拉達和另一位傳教士克路士帶來的有關中國的媽祖記載基礎上，門多薩在其名著《中華大帝國史》中對媽祖信仰進行了專章討論。除了類同於拉達對媽祖的描述外，門多薩還記錄了一位將官與媽祖神跡的故事：
中國皇帝的一名將官，叫做康波（Compo），被派去跟那兒不遠的一位國王打仗。剛好他乘船來到莆田下錨，在準備離開時，他要起錨，但怎麼著不能移動它；他十分驚異，往前望去，只見這位娘媽坐在錨上。於是這員將官向她走去，很卑順地對她說，他是奉皇帝的命令去打仗，而假若她是仙，她會告誡他怎樣做最好。她回答他說，如果他要取得對他徵伐的百姓的勝利，那他應把她帶去。他按照她說的做了，把她帶到那個國家，那裡的居民是大巫師，把油扔到海上，使得船隻像著火的樣子。這個娘媽施展同樣的法術，破了那些人的妖法巫術，終於，他們的魔法一無作用，更不能傷害中國人。該國的百姓發覺這點，他們便向中國皇帝俯首稱臣。那位將官認為這是奇蹟，可他仍然求她（作一件好事），因為事情可能不是那樣，為證實一下他的看法，他好向皇帝報告。他說道：「仙女，我手頭這根枯枝，如果你能夠把它變得青蔥茂盛，我要把你當菩薩來拜」。就在當時她不僅把它變綠，還讓它散發異香。那根樹枝他插在他的船尾作為紀念，因為他一路順風，他歸功於她。所以直到今天，他們把她尊為聖人，在船尾帶上她的像，入海航行者向她獻祭。
門多薩記錄的這一故事在中國的媽祖典籍中沒有直接的對應，也無法找到名字音為「康波（Compo）」的中國將軍。但大約同一時期的中國東南沿海，正在與倭寇作戰的中國將領，確實有行前祭祀媽祖的習慣。例如明隆慶二年(1568年),海寇曾一本既降復叛,俞大猷奉命徵討，戰前就舉行了隆重的祭天妃儀式，並留下了相關祭文。門多薩記載的這個媽祖故事中，有兩個細節，可以找到中國史籍中的對應。首先是當將軍「剛好他乘船來到莆田下錨，在準備離開時，他要起錨，但怎麼著不能移動它；他十分驚異，往前望去，只見這位娘媽坐在錨上。」這個細節，和《天妃顯聖錄》中的「禱神起碇」故事有一定的類似之處：
季春有商三寶者，滿裝異貨，要通外國，舟泊洲前。臨發碇，膠弗起，舟人入水，見一怪坐碇不動。急報客，大驚。登岸詢洲人：「此方何神最靈」？或曰：「本山靈女極稱顯應」。遂詣祠拜禱。恍見神女優遊碇上，鬼怪闢易，其碇立起。
「禱神起碇」故事中，提到「臨發碇，膠弗起」，後來是媽祖趕到解決了這一危機。而在此之後同樣有「前所插瓣香，悉盤根萌芽，化成三樹。正值三月二十三日神誕，枝葉叢茂，香氣鬱鬱繽紛。」雖然和門多薩記載的媽祖將樹枝「就在當時她不僅把它變綠，還讓它散發異香」有所出入，但可以看出兩個故事在結構母題上的高度相似。這個故事可能來自傳教士的親述，也有可能是來自傳教士帶給門多薩的有關媽祖信仰的宗教書籍。除了對於媽祖出生於神跡的故事記載外，門多薩還記載了一些很可能與民間媽祖信仰相關的信仰儀式，根據該書有關修士多祿·德·奧法羅的記載：
1月2日，載著西班牙人的船，和另兩艘護送他們的船，順風離開海澄港；……海上遇到可怕的惡劣氣候，不知道船隻被驅向何處，屢次有沉沒之危。……中國人因為迷信和懂巫術，開始祈求和召喚妖魔把他們救出險境，當他們遇到危難時這是他們一貫作法。他們也求妖魔指示他們怎樣做可以出險。但當西班牙人知道他們的作法時就阻止他們繼續作他們的符咒和祈求，開始咒罵魔鬼，因此魔鬼不願響應中國人的祈禱。
最後，靠全能上帝的恩賜克服了他們海上的困難和缺水缺糧的需要，他們在1580年2月2日到達期望的港口；……將官親自登上一艘帆船，跟他們一起登陸；一當他上岸他就把西班牙人帶進一座偶像寺廟，他則對偶像作習慣的禮拜，不過教士儘管如前述十分怕死，他們仍不仿效他，而是把臉轉離偶像，向偶像吐唾沫，用手勢讓將官知道，他不該拜偶像，因為偶像並不比人給他們更多的好處……。將官雖然表示對他見到他們的作法不滿，仍沒有加害於他們，但馬上把他們帶出寺廟，並命令士兵留在那裡通宵看守他們，他們整晚躺在地上，不過覺得自己快樂感謝上帝把他們從臨近的死亡中拯救出來。
這裡奧法羅記載的整個航程都和媽祖信仰密切相關，當他們乘坐的前往中國的船隻遇險時，中國船員的第一反應是「開始祈求和召喚『妖魔』把他們救出險境」，這裡的「妖魔」顯然是這些天主教修士囿於宗教成見而對媽祖冠以的蔑稱。在此過程中，奧法羅還記下了「開始用符畫祈求和呼喚妖魔，這法子使妖魔非回答他們不可」，反映出在明代的中國船隻上，對於媽祖的祈福和祭祀儀式，降乩是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最後的結果看起來和媽祖的回答是非常相近的。而在船隻抵達廈門之後，當地的將領將他們領上岸的第一件事情是「一當他上岸他就把西班牙人帶進一座偶像寺廟，他則對偶像作習慣的禮拜」，這也反映出在明代的中國海軍中，上岸即向媽祖報告與祈福是相當固定的習俗。
門多薩的《中華大帝國史》作為歐洲早期漢學的裡程碑式的著作，集十六世紀歐洲中國學著述之大成，給此後的歐洲漢學家以極大影響。此書的法文版於1588年問世,法國的著名作家蒙田在他的《散文集》中多次論述中國,所據材料即是《中華帝國史》，法國大啟蒙思想家孟德斯鳩的藏書目錄中,也有門多薩的這本書 ，而其中反映的歐洲宗教界和知識界對於媽祖的記載，在接下來的一個世紀中或多或少地影響著啟蒙運動思想家對於中國的認識。
西方商人、水手觀察中的媽祖信仰
除了官方派出的使節和帶有宗教任務的傳教士，十六世紀來到中國沿海的，還有為數眾多的歐洲商人與水手，他們也記錄下了當時目睹的中國人的媽祖信仰。
十六世紀上半葉，一個葡萄牙人的信函記載了一件中國人與葡萄牙人之間因宗教而起的爭端：
我於去年，1522年，離開滿刺加前往中國。我獲悉，因我們人在那裡奪取了中國式帆船，爆發了戰爭，有葡萄牙人被殺。……問他們是如何落入那個強盜手中的，那個傢伙叫什麼名字。他回答說，那個強盜有兩個名字，一個基督教名字，一個異教名字。異教名稱為希考倫船長，當時他這樣自稱。基督教名字為弗朗西斯科·德·薩。5年前他在滿刺加受洗基督教。當時的滿剌加要塞的司令為加爾西亞•德•薩。因為那司令是他們的教父，所以給了他「德薩」這個姓氏，還把一個混血孤女嫁給他做妻子。那是個溫順的女子，其父為一大名鼎鼎的葡萄牙人。這樣做的目的是把他留在那個地方。他於1534年坐一條大船去中國，隨行的有其妻子和20名滿剌加要塞最富有和最享盛名的葡萄牙人。抵達廣東島後，在那裡補充了淡水，準備到漳州港去。船在那裡停了兩天了，全體船員同他一樣都是華人。因此，一天晚上，趁葡萄牙人睡覺時，他們揭竿而起，用斧頭殺死了所有人，凡是有基督教名字的人 。他強迫妻子改信異教，崇拜舵公帶在船上—個箱子裡的—尊偶像。說等她脫離了基督行婚禮。他的妻子不願崇拜那個偶像，也不同意他的計劃，那狗東西竟然用斧子砍她的頭，頓時腦漿四濺而死。然後開船去雙嶼。那年他到雙嶼去做買賣，因為害怕，不敢去北大年，那裡住有葡萄牙人。然後到暹羅去越冬。第二年又到漳州港。
這名葡萄牙人的記載中，有兩件事尤其值得我們注意。第一件，是「因我們人在那裡奪取了中國式帆船，爆發了戰爭」，所以在這一區域的葡萄牙人，一定無法避免在奪取的中國船隻上見到媽祖的神龕與神像。如果這一條還不足以證明這點的話，那這則記載中更值得注意的另一件事，則可以進一步證明這一點。他在這裡講了一個相當驚心動魄的故事，一名叫做「希考倫」的華人船長的故事。按照他的記敘，這名華人在滿剌加要塞受洗成為基督徒，接受了要塞司令給予的基督教名字「弗朗西斯科·德·薩」，還娶了一名葡萄牙混血的孤女作為妻子，得到了滿剌加葡萄牙人的信任。所以其後有滿剌加要塞的20名葡萄牙人乘坐其船前往中國。在船停泊於漳州港之時，這名華人船長同他的華人船員一起，殺害了船上的葡萄牙人。而且特別提到的，是這名希考倫船長「強迫妻子改信異教，崇拜舵公帶在船上—個箱子裡的—尊偶像」。這裡的船上一個箱子裡的一尊偶像，按照明代商船的傳統，應該就是媽祖。
這個故事充滿了血腥與殘酷的味道，但需要指出，這也許才是當時葡萄牙人加入海上絲綢之路的貿易，和華人在爭奪東南亞乃至整個東亞海域貿易權與控制權時更加普遍存在的狀態。這位「異教名」為希考倫的華人船長，有可能是漳州前往滿剌加貿易的商人，不管是在怎樣的壓力下接受了基督教的洗禮，從其之後的行為看來，他一定是心存不滿的。而他「強迫妻子改信異教」的行為，類似一種應激反應，用以對抗葡萄牙人強迫其改信基督教的行為。畢竟在中國本土，強迫性的崇拜較為罕見，尤其是在民間信仰神祇繁多的福建地區。那這名華人船長為何會做出讓妻子崇拜媽祖的這一行為呢？更大程度上應是象徵意義上的。媽祖在這裡不僅僅是福建諸多地方信仰神祇的一種，也不只是護佑航行的職能神——海神，而是他所身處的中華文化的化身，是他用以對抗基督教文化的中國民間信仰符號。
在這種激烈爭端的例子之外，更多的還是對於中國沿海媽祖信仰的目擊記載。西班牙人迪斯（Pero Diez）曾於1544 年從南洋航行至福建漳州沿海，在前往日本途中，他參觀了一座廟宇，並有如下描寫：
在中國海岸見到一個小島。上面有一個寺廟，內有30 個教士。他們著寬大的黑服，戴開口的帽子；寺廟的房子很好，教士起居、飲食有規矩，不進血腥，僅食蔬果；禁止女子入廟。祭壇上供奉著一個他們稱為Varella的女子的漂亮畫像，她的腳下畫了一些面目猙獰的魔鬼；至於屬於甚麼修會甚麼宗教，我們不得而知；人們虔誠慶祝，向她供奉一切。島上只有這些教士。
金國平認為：「許多情況下，天妃與觀音合祀。此處雖未準確說明這個『女子』是誰，但『她的腳下畫了一些面目猙獰的魔鬼』一語為我們提供了將其推斷為天妃的依據。所謂『面目猙獰的魔鬼』大概是千裡眼、順風耳二神將。……在天妃與觀音合祀的情況下，一般是前殿奉祀媽祖，後殿供奉觀音菩薩。此又可證所見的「女子」應該是媽祖。迪斯可能是西方報導普陀山媽祖信仰的第一人。」
在清代乾隆年間的《普陀山志》中，有一則這樣的記載：
雍正九年辛亥，發帑七萬，修建普陀。時法雨、住持法澤，謂山在海洋，禮香者，皆由舟楫。而寺中從未奉有天后香火，甚為缺典。乃謀建閣三間以祀。
這一則記載明確告訴我們，普陀山作為主祀觀音的佛教寺廟，在雍正九年之前是「從未奉有天后香火」的。而在雍正九年建立天后閣之時，甚至有媽祖神跡降臨，讓在場諸人受到極大震撼。而這也說明，普陀山的觀音寺廟中，觀音和媽祖的合祀，可能要晚至雍正九年才開始。所以1544年迪斯在普陀山看到的，可能未必是普陀山觀音寺廟中的媽祖崇拜，而是寧波地區專門奉祀媽祖的宮廟。據研究，寧波地區見於史志記載的最早的媽祖廟，可追溯至宋代。如元代延祐七年的《延祐四明志》：「天妃廟：在縣甬東隅，皇慶二年重建。」寧波地區媽祖信仰的建立，要遠遠早於西班牙人迪斯來到寧波的明代後期，那麼他所看到的，也很有可能就是該地的媽祖信仰。儘管這一觀點還需要更多史料的支持，但當時穿行於寧波海岸線的西班牙商人，一定有諸多接觸到媽祖信仰的機會。畢竟十六世紀的寧波，尤其是寧波的雙嶼港，是當時亞洲最大的海上走私貿易基地，被日本學者藤田豐八稱為「十六世紀之上海」。而雙嶼作為中西貿易最為關鍵的中轉港，代表了明代海上絲綢之路的新發展與新變化。
上述提及的信函與檔案中保存的西方媽祖見聞，可能都沒有一部號稱是見聞錄的文學作品——《遠遊記》對十六、十七世紀的歐洲社會影響更大。該書與《堂吉訶德》齊名，作者費爾南·門德斯·平託（Fernão Mendes Pinto），幾乎可以算作是十六世紀葡萄牙帝國海外貿易、冒險界符號性的人物。
根據平託自己的敘述，他於1542年5月14日在中國鎮海，跟隨葡萄牙海盜安東尼奧·德·法利亞一行，乘坐兩條船搶劫了一座河流上遊的寺廟，在回程路上遇到了風暴。倖存的人們被中國官兵逮捕，押解到南京與北京。平託講述的中國見聞就大都發生在這個過程中。其中的某一天，平託號稱看到了一座宏偉的、名為「天后宮」的建築。
我們在城外的一片空地上還看到另一群巍峨雄偉、富麗堂皇的建築，即「天后」宮。但是當地人雖然如此稱呼，卻並不了解她的真實身份,就是聖母瑪利亞。這些愚蠢之眾認為，既然塵世間的國王要娶妻成婚，那麼我們的在天之主也有妻子，她就是天后。而天主和天后所孕育的孩子就是夜晚在空中閃爍的星星。所以每當一顆星星劃破夜空而消失，人們便說是他們的―個孩子死了，眾姐妹們為此悲痛萬分，流淚不止，而淚水便落到人間，灌溉著大地。上帝籍此維持著我們的生存，是為了死者的靈魂而對人間作出的施捨。
儘管平託遊記的內容的真實性廣為研究者詬病，但我們可以推測，確曾到達過中國海域的平託可能真的看到過沿海的「天后宮」，因而記錄下一般媽祖廟都會有的門神或是力士的大致模樣：「我們通過一道大門進入內院，大門口有兩尊奇形怪狀的地獄門神像，據他們說，一尊叫巴察龍，一尊叫瓜濟伐。兩尊神像都手持鐵製的大頭棒，面目梗為猙獰可怖，令人不寒而慄。」而他對媽祖廟內部結構的描述也有一定的合理性：「大殿深處有一個圓形的高臺，有15級臺階，高臺上有―個與其比例對稱的祭壇，上面是天后塑像，這是―個非常美麗的婦女形象，鬆散的長髮披肩，雙手高高舉向空中，塑像用純金鑄成，表面光滑，閃閃發光，像鏡子反射一樣發出耀眼的光芒，令人不能直視。」平託堅持認為看到的媽祖就是他所熟悉的基督教聖母，「當地人雖然如此稱呼，卻並不了解她的真實身份,就是聖母瑪利亞。」但他對於雕塑本身貼金的描寫，和我們現在仍然能在東南沿海看到的一些媽祖像十分神似。
與平託帶有冒險傳奇性質的描述不同，十六世紀晚期來到中國沿海的佛羅倫斯人卡勒其在自己的旅行日誌中對見到的媽祖信仰做了較為客觀翔實的記載。弗朗西斯科·卡勒其（Francesco Carletti）的《週遊世界評說（1594-1606）》中保存了這位第一個進行環球航行的商人關於日本、澳門、馬六甲和果阿的記錄，其中就有當時澳門媽祖信仰的盛況：
在一重大的節日中上供上述東西時，人們在廟宇附近會餐。我在Amacao 曾目睹此情形。於一曠野處，在他們敬拜廟宇的地方，有巨石數塊，上鏤刻鎏金大字；這一廟宇人稱「Ama」，故本島稱作Amacao 島，義即Ama 廟宇之地。該節日落在三月新月第一日，即他們的新年。作為最主要的節日，舉國歡慶之。
金國平先生的研究認為，卡勒其的記載證明了澳門之得名於媽祖閣的意義。而 「人們在廟宇附近會餐」的傳統至今不失，澳門媽祖信仰的源遠流長可窺一斑。
結 論
歷史悠久的海上絲綢之路，萌芽於先秦，開闢於秦漢，發展繁榮於隋唐，興盛於宋元，曾經促成過包括佛教、伊斯蘭教和佔城稻等物質文化與精神文化的中西交流，並且在宋代催生了中國的海神媽祖信仰，卻在明代以鄭和下西洋為標誌由極盛轉衰。這其中關鍵性的因素便是歐洲人東來，介入到原有的海上絲綢之路貿易網，以殖民武裝改變了海上絲綢之路「和平、友好、平等交流」的精神內涵，代之以西方中心的「地理大發現」。「西方中心」的歷史書寫，使十六世紀中西初遇海上絲綢之路的歷史張力被長久忽視了。
來自歐洲官方史書、傳教士記載和商人行紀中的中國媽祖信仰的書寫，體現了三種層次的西方對於中國宗教和文化的試探性態度。代表了葡萄牙宮廷的使節被要求審慎地對待中國的信仰和習俗，試圖同明朝廷建立正式的外交關係以獲取商業的便利，儘管屢遭失敗，但葡萄牙唐·曼努埃爾王仍然對來自中國的媽祖神像充滿了好奇與興趣。傳教士則由於其特殊的宗教使命，更多地將代表了中國民間信仰的媽祖視為基督教外的「異端」，有極強的對抗心理，因而屢屢出現在面對海上災難時，傳教士希望通過以基督教信仰代替媽祖信仰而遭到挫敗的事例。但也正是由於傳教士對於宗教信仰信息的敏感，讓這個群體最為細緻地記載了明代媽祖信仰的廟宇、神龕和儀式細節，參照以當代宗教和人類學研究，就不難發現媽祖信仰及其儀式在明代已經相當穩定且持續至今。民間層面的水手、商人則多以獵奇的心理記錄了明代中國海洋文明中的媽祖信仰，他們一方面更容易將媽祖信仰同歐洲基督教文明已有的聖母相等同，一方面又在與中國商人水手產生衝突時將媽祖信仰作為中國文化的代表性符號放在基督教文明的對立面上。正如最早提出「絲綢之路」這一概念的李希霍芬所說的：「正是絲綢之路，帶給我們關於中國的知識。」不同層面的西方人對明代中國媽祖信仰的認知，既顯示了明代海上絲綢之路上本就相當豐富的宗教文化因西方基督教文化的加入而產生了新的碰撞，這些有關中國海上女神的知識又在十七世紀的歐洲匯合成了對於中國的全新認識，影響著啟蒙運動時代的歐洲與中國的關係。
【注】文章原載於《中國高校社會科學》2017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