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19年的時候，有一則不大不小的新聞，那就是目前捷克在世最有名的作家——米蘭·昆德拉，重新獲得了他的捷克國籍和公民身份。
自從昆德拉1979年在法國出版《笑忘錄》這本書之後，當年的捷克斯洛伐克社會主義共和國就剝奪了他的公民身份和公民權，距今正好40年。 在失去捷克人身份40年之後，米蘭·昆德拉終於重新獲得了屬於他的公民權。（Jlls）
這則消息最先是由捷克共和國駐法國大使傳達給媒體的，要知道，早在1975年，昆德拉就已經從當年的捷克斯洛伐克流亡到法國去了。
這位以《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紅遍全球的捷克作家，在當年的捷克看來卻是一個「異見分子」。
他曾兩次加入捷克斯洛伐克執政黨，又被兩次驅逐出黨，主要的原因據說是因為他的個人主義傾向太嚴重，思想不符合當年捷克斯洛伐克這個國家的政治正確。
在「布拉格之春」之後，他也有很多問題產生，他的書不準在捷克出版，他的戲劇不能在捷克上演，他甚至不被批准在捷克的學院裡工作、教書，他只好繼續寫作，由於作品無法在捷克發表，他就在其他國家發表。
當時最歡迎他的國家就是法國，所以1975年當他獲準離境，也就是開始流亡之後，他很自然地去了法國，從此之後就一直居住在法國。
在過去這麼多年來，其實昆德拉和捷克的關係一直比較複雜。
當時的捷克政權不歡迎他，可想而知，但是即便「天鵝絨革命」之後，他與新政權的關係也不見得一帆風順。為什麼呢？
曾任職捷克總統，也是一位非常著名的捷克作家，當年跟昆德拉也曾經是朋友的瓦茨拉夫·哈維爾，就和昆德拉有過一番爭論，爭論的主題簡單說就是：在一個受壓迫的國家裡，我們到底應該作何反應？應該怎樣去面對這樣的體制？
在這個問題上，哈維爾就顯得相對「政治正確」，認為大家要秉著自己的良心說出自己相信的真話。但是昆德拉，如果你看過他的作品，就曉得他對所有的政治表態其實都是有距離的，他對於所有比較激進的、激烈的政治主張和運動，他其實都是持有一點懷疑的態度，有所保留的。
所以即便後來捷克與斯洛伐克分別建立了兩個所謂的民主國家之後，昆德拉也依然不願意重新回到他的祖國定居，甚至在之後捷克向他頒發了國家最高的文學榮譽獎的時候，他都沒有回國受獎；包括他出生的城市布爾諾，2009年曾為他頒發榮譽公民的身份，他也沒有回去受領。
也因此，去年捷克現任總理安德烈·巴比什訪問法國，特別在巴黎提出要與昆德拉見面，就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了。會面不久之後，安德烈·巴比什就公開表示，捷克政府無論如何都要恢復昆德拉的公民權。
不過在捷克大使親自將公民證交給昆德拉之後，這位90歲高齡的作家一如既往並沒有接受媒體記者的採訪，也沒有任何表態；而是捷克大使告訴媒體，整個過程「熱情洋溢」，昆德拉也「心情很好」。
昆德拉曾經說過，「在法國流亡那麼久，我沒有回國的夢想，我帶上了我的布拉格，它的氣息、它的味道、它的語言、它的風景和它的文化。」
這句話聽起來有點像德國大作家託馬斯·曼的那句名言，當年為了逃避納粹，自我流放。在美國的時候，曾經有人問他，你離開德國那麼久，有沒有懷念過你的祖國，想要回去？結果他說了一句氣派十足的話，他說，「我在哪裡，我的祖國就在哪裡。」
到了1984年，當時《紐約時報》也採訪過昆德拉這個問題。
因為那個時候，昆德拉已經開始預備用法語來寫小說，以前他都是先以捷克文寫作，然後再翻譯成法語。但從1988年的《不朽》之後，他全部的書籍都直接採用了法語寫作，於是《紐約時報》採訪他，詢問他對自己的祖國捷克，到底有什麼看法？昆德拉說了一段意味深長的話。
他說，「我們關於』家』的概念，到了最後會不會只是一個幻影，一個神話或者一種迷思？我常常懷疑，我們會不會是這種神話的受害者，我們對於』家』和』根』的這種觀念，是否只是我們抓住不放的一樣虛構的東西。」
他還說，「是做一個流亡在法國的人比較好，還是做一個恰好只是也寫作的普通人比較好，這兩者之間應該如何抉擇？」意思就是，大家認為他是一個流亡者這樣的身份比較重要，還是他作為一個作家的身份比較重要？
他的回答是，「我會認為我在法國的生活，只不過是一種置換嗎？是一種替代的生活，而不是真實的生活嗎？我會不會對自己說，你的真實生活在捷克，在你的老同胞那裡？還是說，我接受現在自己在法國的生活。我現實生活在這裡，我試著在這裡完整地去生活，就像一個普通人那樣完整地生活，我會選擇法國」。後來，他也宣布，大眾應該把他視作是一位法國作家。
昆德拉非常喜歡在小說裡討論人的自我身份認知。他自己作為作家，則並不刻意出現在幕前。他自己的經歷只是寫作素材的一部分。他在意的是——用他接受訪談的話——「摒棄機械的小說技巧、摒棄冗長誇張的小說文字」、「將小說變為一個存在的博學觀照」。
這就是他：一個本可以靠流亡作家身份賣背景故事、最後卻選擇了另一條路的作者。
大概他也知道，當他寫作布拉格背景的一切時，大家免不了要念叨東西方陣營、布拉格之春。
大概，他在明確不喜歡媚俗刻奇的同時，也在讓自己儘量不媚俗不刻奇？用輕盈來消解一切沉重？
至少表面上是這樣。至於他的內心，我們不得而知。
所以，終於重獲捷克國籍時，他的內心真實感受是什麼樣呢？
用他自己小說的題目，《笑與忘卻》？《玩笑》？《慶祝無意義》？
不知道。
但如上所述：「一個並不把自己當流亡作家的流亡作家，重新獲得了國籍」，這個事關身份、時間、人的處境的情節，其實很像他自己筆下的小說情節。
身為一個更樂意當旁觀者的親歷者，最後在90歲高齡時，親身上演了自己小說裡的劇情。
世界有時，就是有這種幽默感。用昆德拉自己某個演講的話說：人類一思考，上帝就發笑。
在上世紀90年代的時候，中國已經掀起了「讀昆德拉熱」，但近年來昆德拉的名字極少出現在公眾的視野，偶然的乍現，總會驚起輿眾一片「他居然還活著」的譁然。在當時多數人僅從文學的角度去鑑賞。其實他是典型的思想性作家，他的文學野心絕不在塑造人物和再現歷史，而是在探索存在。
昆德拉的小說用反諷的筆調描寫了人的存在境況，深刻揭示了烏託邦理想的浪漫主義思維造成的危機。這一思維危機並沒有隨著蘇聯解體、東歐國家轉型而結束，因為它涉及對存在本質的認識。
昆德拉始終對所有一致性的主張保持懷疑態度，面對這個並不美好和虛假的表象世界，總是表現出冷峻的智慧和深刻的洞察力，並啟發我們每個人去發現自我，這是他的作品最有價值的方面。他親身經歷過德國納粹和蘇聯烏託邦的兩重煉獄般統治，對人性的思考，對荒誕政治的反諷，有著遠超於一般思想家的深刻和複雜。昆德拉堅信，只有小說才可能具有"清醒的、覺悟的目光"，表現出這個世界的複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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