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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通過新疆建省前後、清末新政、民國三個時期來闡述近代新疆維吾爾族教育，在三個不同時期主政者在民族教育改革方面主張的政策有所不同。與以前不同的是近代維吾爾族教育出現了世俗教育以及民間興辦學校的熱潮，打破了傳統的伊斯蘭教育在人們生活中的支配地位，為近代維吾爾族的社會發展和民族文化增添了新的內容。 教育是社會發展的重要標誌之一，也是培養和塑造新生一代文化素養的重要手段，對社會經濟發展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在新疆社會近代化的歷史背景下，維吾爾族教育近代化是維吾爾族發展進程的重要標誌，也是提升民族文化的重要內容。
一、新疆建省前維吾爾族教育發展的歷史狀況 19世紀前期，天山南部學校教育分為「邁克泰莆」和「邁德裡斯」級，前者是初等教育，主要是能背誦《古蘭經》，後者是高等教育。這一時期，逐漸擺脫對宗教的依附開始成為維吾爾族教育事業的走向，絕大多數的農村初等教育場所仍然是鄉村清真寺的附屬機構，但是執教人員和神職人員的職司開始有了明確的分野。1876年曾遊歷新疆的俄國著名探險家庫羅巾瞄金記載：「城鎮裡開辦了十多所伊斯蘭的高級經文學院，這些經文學校擁有大量的財產。」[1]「清真寺附設的學校―低級的叫麥克硒；高級的叫麥德裡斯。
二、 清末「新政」時期維吾爾族教育的發展 1880年5月25日，左宗棠向清朝中央報告新疆善後事宜的時候，將教育（義塾）列為善後工作的七大要點之一。他說：「新疆勘定已久，而漢回彼此格格不入，官民隔閡，政令難施，一切條教均藉回目傳宣，壅蔽特甚。將欲化彼殊俗同我華風，非分建義塾，令回童讀書識字，通曉語言不可。」[5]1886年，劉錦棠建議將維吾爾學童中「能誦經書，講解文藝者，取作佾生」[6]同年，十月十九日光緒帝批准了劉錦棠的這個建議，從而開闢了維吾爾學童「學而優則仕」的途徑。
在維吾爾民族的文化史上，突起於這一時期的世俗教育，有著重大而深遠的意義。維吾爾學者扎伊提在寧遠創立了第一所維吾爾族世俗學校，取名為「伊犁學校」。與此同時，在天山南部，也興辦了一系列世俗學校。
新政對於維吾爾世俗教育事業的推動是顯而易見的。但是這一時期，維吾爾教育事業主要還是由各級宗教學校執行的，然而不同的是清真寺和宗教學校之間沒有了明顯的隸屬關係。部分宗教學校也開始更改自己的教學內容，增加了自然科學的內容。這在很大程度上緩解了宗教學校與世俗學校之間的衝突，也體現了宗教學校在不斷的進步。在這方面表現突出的有伊犁賈格斯臺村，1900年從俄國學成歸來的依米爾阿訇出人本村清真寺的伊瑪木以後，向本村的「公眾」建議將屬於清真寺的三間房屋改建成世俗學校。
三、 民國時期新疆歷任主政者的教育政策 1、 楊增新時期的民族教育政策 1911年10月10日的辛亥革命，宣告了清政府封建統治的瓦解。同內地其他地區一樣，新疆也加入了資產階級的革命洪流之中，迪化起義失敗以後，1912年1月7日，由革命黨人領導的更大規模的伊犁武裝起義獲得了勝利，但同內地資產階級革命一樣，革命的果實被封建軍閥篡奪了。1912年5月18日，袁世凱政府任命楊增新為新疆都督，從此，新疆的歷史進入了楊增新統治時期。楊增新以老子「不尚賢。而尚愚」[11]的理論治理新疆，在他的治理下，新疆進入了相對穩定的社會發展階段。在文化政策方面，他奉行的是文化封鎖與宣揚封建傳統文化的政策。「楊增新唯恐民智之漸開也」[12]他試圖把新疆各族人民變為「不通文字，不讀詩書」和「蠢蠢而居，嬉嬉而遊」的「混沌之民」，以實現他的「無為而治」[13]對新疆近現代史頗有研究的張大軍對這一時期的新疆教育事業持有這樣的見解：「新疆民初教育與交通一樣均於坎坷道路之上行走，確實是落後的。但若以歷史眼光觀察，民族文化之輝煌與豐富，其他地區是莫可比擬的。」
2、 金樹仁時期的民族教育政策 1928年7月7日，在省立俄文法政專門學校的第一屆畢業典禮上，楊增新被槍殺，標誌著楊增新主政時期的結束。金樹仁主政期間基本沿襲的是楊增新時期的政策，就文化政策而言略有不同，「在『開辦教育，疏通民智』的思想下，全疆的教育狀況在落後的局面中較前期略有好轉」[17]首先，金樹仁整頓了南疆的漢語學校。「金樹仁執政以後，於1929年採納了麥蓋提縣縣長劉景文的建議，一是將原漢語學校名稱改為國語學校，以避種族隔閡之嫌；二是將原漢語學校教員的薪水從十兩增加至二十兩，以利鞏固教師隊伍；三是禁止前清簡易識字課本和初等小學教科書，而是統一使用國語教科書。通過這些措施，原漢語學校的教學情況有所好轉。」[18]其次，金樹仁還積極派遣學生到內地和國外學習。「從1931年開始，金樹仁向國外派遣了三批留學生，除第一批、第二批被派往德國留學外，第三批是從維吾爾族中選送了大約三十人，被派往蒙古留學。」
3、 盛世才時期的民族教育政策 1933年4月12日，「四・一二政變」推翻了金樹仁的統治，盛世才手握兵權謀取新疆的統治權。在他統治期間，盛世才發表了《告全疆民眾書》，提出了八項政策的目標，即「八大宣言」，其中教育列為第六項內容。盛世才在闡述這項內容時，提出了四項措施：（1）擴充教育的規模；（2）增加教育經費；（3）造就教師隊伍；（4）使用本民族語言、文字授課。這一政策的提出對維吾爾族教育事業的發展有了全新的氛圍。各地維吾爾文化促進會不斷成立給現代學校教育有直接的促進作用，在維吾爾促進會的支持和影響下，南疆地區開始興辦學校，這一時期學校教育成為維吾爾社會顯著的特徵。綜上，在盛世才時期，新疆的民族教育有了顯著的進步，提高了民族的文化素質，培養了民族精英，進而來弘揚本民族的文化。
綜上，清末和民國時期新疆處在內憂外患的動蕩時期，很多民族教育政策從客觀方面來看是進步的，由於社會、政治、經濟等環境下各個時期具體實施的效果不是很明顯。19世紀末，一些傑出的維吾爾族民族學者開始探索和改善本民族的教育，著手建設世俗學校和培養教師，為維吾爾族世俗教育的發展開啟了先河。在近代維吾爾族教育發展的進程中，清末和民國時期傳統的伊斯蘭教育在不斷的順應時代的要求不斷改進，與學校教育並行，共同促進。
參考文獻：
[1][2][俄]A・N・庫羅帕特金著，凌頌純，王嘉琳英譯.喀什噶爾[M]，新疆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98-99頁.
[3]馬文華：《新疆教育史稿》，新疆大學出版社，1995年版，第9-10頁.
[4]曾問吾：《中國經營西域史》，商務印書館，1936年版，第203頁.
（作者單位：新疆大學人文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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