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雲南東部有大量以所、堡、營、屯、旗、官、哨、莊等為通名的村莊，如陸良縣的左所、右所、後所；劉官堡、李家堡、朱官堡；伏家營、孔家背、楊家營；方官屯、佔屯、邑市屯；曹旗堡、周旗堡、朱旗田；黃官莊、孫官莊；棠林哨、松林哨等等。這些地名來源於明代的軍事制度。明王朝為了鞏固統治，保衛和開發邊疆，在全國設立十多個都指揮使司，都司以下分設衛、所。所下還有更小的軍事設施。這些設施還與屯田制度相聯繫。《明史·沐英傳》說：「(洪武二十年)，平浪穹蠻，奉詔自永寧至大理，六十裡設一堡，留軍屯田。」這些軍屯都有固定的戍所，軍籍世代相傳，官兵皆有家室。他們設屯聚居之處有的是未有村莊的荒地，於是帶軍屯色彩的地名就應運而生，有的雖然原有村莊，舊村名也被新地名所取代。地名中稱「官」的，該地的軍事首領大多是千戶、百戶，而稱「旗」的大多是擔任總旗、小旗的軍官。因為官旗的軍職是世襲的，所以村莊名之前往往冠以該官員的姓氏，如上述的李、劉、朱、孔等。這一類地名為我們今天追尋明代軍屯史跡提供了線索。
歷史上的軍屯不限於雲南，在第二章中我們還提到過貴州的軍屯。在現代的地圖上還可以看到許多以「都」字結尾的地名。「都」字前邊則冠以數詞。如浙江的八都、福建的六都、江西的廿四都、湖南安徽廣西的三都、廣東的四都等。這些地名中的「都」，是晚唐以後的軍隊編制單位。每個都的兵員數額從一百至一千人不等。這些地名的分布是有區域特徵的，只是集中分布在上文提到的南方省份(見圖5-2)，這些地方歷史上顯然有軍隊駐紮或實行過軍屯制度。
地名和移民的關係最顯著的是移民把舊地的地名搬到新地。東晉以後各地僑置的郡縣沿用移民原居地的舊名，其他章節已述及，這裡不贅。僑置郡縣以外史籍上有時也明確記載著一些因移民而來的地名。如顏師古注《漢書·地理志》龜茲條說：「龜茲國人來降附者，……處之於此縣，故以名雲。」龜茲國在今新疆庫車縣，而龜茲縣在今陝西。又注《漢書，兩域傳》溫宿國條說：「今雍州醴泉縣北，有山名溫宿嶺者，本因漢時得溫宿國人令居此地田牧，因以為名。」溫宿國在今新疆阿克蘇縣，溫宿嶺在今陝西醴泉縣。可見因移民而搬遷地名的事，自古就有。不過如此明確地記載得名經過，在史籍上是不多見的。中國文獻歷來對移民運動，不管是政府策劃的移民或是民間自發的移民，大都語焉未詳。但是如果從地名著手，尤其從許多小地名和方言地名著手，卻常常能看出古代移民的一些線索。
北京地區有許多村名就留下了山西移民的痕跡。在大興縣東部和順義縣西北部有大同營、屯留營、河津營、上下黎城、潞城營、霍州營、忻州營、夏縣營、東西絳州營、稷山營、蒲州營、紅銅(即洪洞)營。這些村名也都是山西的州縣名。明初自洪武二十年至永樂十四年，有文獻載錄的由山西向北京移民就不下七次，而且每次動輒萬戶。這樣的大事，竟沒有一本史籍有過完整記載。七次移民的簡單情況見於《明實錄》、《續文獻通考》和《明史》，其對移民的原居地都說得極不詳細。如《明史·成祖紀》載：永樂二年九月，徙山西民萬戶實北京。清人所著《宸垣識略》卷十二也提到大興縣鳳河一帶永樂二年移山東西民填之……計營五十八。也太簡略。而上述村背的名字等於向我們指明山西移民原居哪些州縣，來到北京後安置何處，這對弄清明代移民的情況和北京地區的開發問題無疑具有一定意義。就上述所舉北京地區十幾個村落名來看，雖然已經幾乎遍及山西全省，但還遠遠不如僻處西北的敦煌縣城的地名來得典型。
敦煌縣的小地名多以甘肅省各縣為名，它反映的是清代的移民史實。如三危鄉有涇州(今涇川)、兩當、會寧、鎮原、狄道、靈臺等村名，楊家橋鄉有禮縣、安化(今慶陽)、洮州(今臨潭)、岷州、蘭州、華亭、合水等村名，孟家橋鄉有西寧堡、河州(今臨夏)堡、武威廟等村名。這些村名的分布還有一定的規律性，即黨河以東各村名多為隴東、隴南各縣名，黨河西部各縣名則多為河西各縣名。甚至敦煌縣城內的街巷也有以縣名為名的，如蘭州巷、固原巷、伏羌巷(今甘谷)、秦州巷(今秦安)。這種現象完全是有計劃的移民造成的。嘉靖年間明政府放棄嘉峪關以外各地，敦煌完全成為吐魯番的牧地。農田荒蕪長達二百年，直至清雍正初年才又從當時甘肅全省五十六州縣移民兩千餘戶，到敦煌屯田。各州縣遷來的移民按政府劃定的區域居住，並以原來的州縣命名新村，所以今天敦煌才有如此整齊獨特的村名。上述西寧堡是取今青海省會西寧為名，當時屬甘肅。還有一種跟移民有關的地名雖然不是以移民的原居地為名，也體現了另一種特殊性。如甘肅民勤縣湖區紅柳園以北各鄉村名，依次取用《千字文》中的字作為村名的首字(貶義字不取)，如跟「天地玄黃」相應，有天成(今收成鄉)、地平、元和、黃岑四個村名，有的還加上東、西縣，或上、下縣等字樣，如下潤西縣，秋成上縣等。而且這些村名的地理外布有一定的順序，大致從南到北，從東到西。很顯然這種人為排定的地名反映了一種有組織的、由政府統一安排的、較大規模的移民背景，民勤縣的方言只有三個聲調，這在漢語方言中是較特殊的，這可能也跟移民背景有關。與民勤縣相類似，在吉林乾安縣也有這一類地名存在。打開乾安縣地圖，圖面上整整齊齊地排列著正天字井、前地字井、後宙字井、西金字井、大濱字井等等地名，全縣幾乎沒有一個村名在《千字文》之外。
△《千字文》
與《千字文》地名異曲同工的還有安西縣以「工」為名的鄉村名。由「頭工」直至「十工」。這些村落分布在安西縣城西部，大約每隔二公裡是一工，整齊排列。這也顯然是由移民所至。據《安西縣新志》，清雍正年間，吐魯番回民八千多口在安西築城安置，亦四裡見方築一工堡，依次取名頭工、二工……同治年間回民返回原籍，城堡遂廢，其後漢人又來此墾殖，這些地名仍被沿用至今。
有計劃的移民與大規模屯田有關，因此也有出現與民屯有關的地名，如有些村子以屯田的地塊劃分為名。甘肅省金塔縣有上八分、中三分、西四分等村名；酒泉縣有七分腦、西二、東四等村名。還有些村名以屯田地塊形狀和方位結合命名，如民勤縣的東正方形、下正方形；甚至以所屯田的產量數命名，如上三十石、十八石等等。①[①據李並成《對河西一些古地名的歷史地理研究》，《西北師院學報增刊》1984年。]
移民有時並不把原居地地名完全照搬，而是使用與原居地相同的地名通名，如嶺南客家區的地名通名和浙南、閩北很明顯是屬於同一系統的，它啟示我們嶺南部分客家人是從閩北、浙南遷去的。這些地區常用共同的地名通名是：嶂、磜、崠、坑、潭、裡、峰、溪、洋、源、州、瀨、坪、浦、隴、墩、圳等。其中又以從福建寧化縣的地名跟嶺南客家地名最為一致，這並不足怪，因為嶺南客家人不少是從寧化遷去的。以下是嶺南、閩北和浙南地名類同的一些例子。
嶺南：磜下、仙花嶂、黃竹洋、雁瀨塘、龍潭、樓子崠、朱坑
閩北：劉地磜、牛皮瀨、小洋州、牛牯嶺、洋坑、舊墩
浙南：白水磜、崑瀨、青𥪮、梅坑、橫洋、吳墩
內蒙古有一些地名比較特別，它們跟歷史上漢族移民在當地的生活方式有關。十六世紀中葉，陝西、山西北部漢族農民開始流遷漠南蒙古西部地區墾荒，此後入蒙的漢族農民絡繹不絕。這些農民初來時多為一家半戶，臨時搭一間陋室或就坡地挖掘窯洞作為棲身之所。因此這些地方多以「房窯」作為所居地的地名通名。如一間房、三間房、一間窯、三道窯等。如果有較多戶數聚居，那麼就以「營、村」作為通名。到了二十世紀，內地漢族農民更是成群結隊前去落戶，於是地名也就從一間房遞增至十間房：從一間窯遞增至九間窯；從三道背遞增至十道營；從一家村遞增至十家村。有的獨門獨戶居住在一地的，初時即以墾荒者本人的姓名為地名，以後仍沿用，如馬方樹圪旦(杭後旗)、任三窯子(準旗)，任志祥營子(太僕寺旗)。
臺灣高山族的祖先是臺灣島的原始居民，對寶島的開發有不可磨滅的功跡。臺灣自古是我國的領土，清代康熙年間以後，更有大量福建人和廣東人移居寶島，他們把原籍的地名原封不動地搬到臺灣來。這給今天追尋移民的來源工作帶來很大的方便，如臺北縣有泉州厝、漳州寮，臺中縣有同安厝，嘉義縣有安溪寮，臺南縣有詔安厝，這些地名都是閩南的州縣名，即以縣名作為鄉村名。另一種是鄉村名依舊用作鄉村名，如晉江縣東石鄉自明朝末年就有人移居臺灣，他們的所居地後來就成為嘉義縣東石鄉。又如與晉江縣林口鄉相對應，臺北縣也有林口鄉。據臺灣學者統計，以大陸祖籍地名命名的臺灣鄉村總共有八十六個，其中福建五十一個，廣東三十個，其他省份五個。
除了搬用原籍的地名外，臺灣的許多小地名還採用移民的姓氏命名，如彰化縣的頂粘村和廈(下)粘村，是福建晉江粘厝埔粘氏兄弟在清代乾隆年間到臺灣奠基的。這類地名還有陳厝、林厝、劉厝、許厝、何厝、廖厝、錢厝坑、胡厝寮等等。其數量據統計也與原籍地名相去不遠。臺灣的這一類地名不但對研究移民史有一定的價值，而且也深刻地表明了大陸與臺灣不可分離的血肉關係。
在北方還有較大地名遠距離完全雷同的現象(小地名重合不足為奇)，如從新疆到河南有不少地名相重合，即西邊有某一個地名，東邊也有這個地名。例如新疆和甘肅安西都有疏勒；甘肅秦州和陝西漢中都有潘冢山；甘肅鞏昌和陝西興安都有崆峒；陝西鳳翔府和河南南陽府都有石門山。這是不是暗示了某種東西向的古代大移民運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