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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需要讀書和新知』
從1948 年以色列建國，國家地圖的希伯來化發展成一場政府推動的浩大運動，目的是以希伯來語命名整個以色列版圖，堪稱現代以色列空間史上的一場革命。以色列人想徹底棄絕老歐洲猶太人的一切，塑造「薩布拉」（sabra）——新猶太人的形象。歐洲猶太人沒有土地，面色蒼白，性格怯懦，薩布拉有自己的家園，全副武裝，膚色古銅，像年輕的大衛一樣保衛猶太人國家。重新命名以色列佔領的土地，象徵一種文化裂變，一種民族精神的升華：《聖經》上的古希伯來人涅槃重生。
從1950 年到1958 年，地名委員會一共勘定了地名3000 個，取得了階段性成果，官方正式出版了1∶100000希伯來化的國家地圖。到20 世紀60 年代初，委員會勘定的地名達5000 個。在這些數字和成果的背後，以色列境內阿拉伯人的日常經驗和記憶被改寫或取消。
*文章節選自《穿越時間的縱深：從耶路撒冷到紐約》（王炎 著 三聯書店2020-6）。文章版權所有，轉載請在文末留言
「六日戰爭」後，以色列將圓頂清真寺改名為「聖殿山」，以凸顯第二聖殿遺址以及殘留的「哭牆」地位。
地名背後有文章
一、疑惑
以色列這個彈丸小國，一路開車走下來，最引我注目的是路牌上的地名：「希伯倫」（Hebron）、「撒瑪利亞」（Samaria）、「猶太地」（Judea）、「別是巴」（Beersheba）、「拿撒勒」（Nazareth），個個如雷貫耳，《聖經》上出現頻率極高，仿佛在《聖經》的世界裡穿行，在回顧古希伯來開疆拓土的悲壯史詩。希伯來大學的萊德·亨德勒教授提醒過，很多地名是後改的，為以色列的佔領增加合法性，修改居民的歷史記憶。這是個有意思的課題——地名、歷史記憶與意識形態千絲萬縷，身邊也不乏在地名上大做文章的事例。比如我家附近的中關村大街，民國時期叫西頤路，西郊通向頤和園的道路，當時古城牆尚在，地名暗示了城牆之外的偏僻道路。新中國成立後，這裡通了公交車，改稱京頤路，從北京開往頤和園的路。「文革」期間突出政治，遂改名「文革路」。「文革」後撥亂反正，恢復名稱為白頤路，即白石橋至頤和園交通要路。20 世紀90 年代末北京市推廣中關村科技一條街的龍頭地位，又改稱中關村大街、中關村南大街。一個世紀的政治運動風雲變幻，中國城市地名發生過多次大的變遷。從地名、街名的變更，可以透視命名背後的政治權力博弈。（說憑藉更改地名，打造民族國家認同、重塑文化價值、改寫歷史、給主流意識形態提供合法性，也非危言聳聽。）我對這個題目難以釋懷，便收集了些資料，漸漸覺得以色列的地名政治很有意思，當代以色列的很多問題，都可以從這個點切入，追根溯源。
二、英託管期地名的博弈
把原本阿拉伯地名改成《聖經》上的名稱，即所謂「以色列地名希伯來化」，這件事早在以色列建國之前就已發生，在英國託管巴勒斯坦時期（1923—1948），此項計劃已初露端倪。回溯19 世紀，猶太復國主義之父西奧多·赫茨爾（Theodor Herzl）領導復國運動氣候已成，逐漸勢不可遏。他號召歐洲離散的猶太人返回巴勒斯坦，重建兩千年前失去的家園。離散的猶太人對遠在中東的「以色列地」（這裡採用《舊約》「和合本」譯法，即EretzIsrael，或the Land of Israel）毫無概念，全憑從猶太《聖經》或猶太教儀式中想像出來。現實中的巴勒斯坦或奧斯曼統治下的巴省猶太居住區（the Jewish Settlement），與經書記述的田園牧歌相去甚遠。理想與現實的冷酷差距，給懷揣一腔熱血的復國移民當頭潑了一盆冷水。移民巴勒斯坦的浪潮，面臨一個迫切的難題：如何讓猶太人的集體記憶與巴勒斯坦的地理相呼應起來，如何把猶太復國的意識形態、復興傳統猶太文化的夢想，印刻在巴勒斯坦的地圖上。這是個雄心勃勃的未來藍圖，用巴勒斯坦版圖上的《聖經》地名，喚醒猶太人的思鄉情結，然後讓他們視巴勒斯坦為「上帝應許之地」。通過命名打通身份與空間的連結，讓記憶穿越漫長的時間阻隔，召喚世界各地猶太人去巴勒斯坦殖民。但想實現這個目標談何容易？《聖經》和猶太史料只提到過174 個地名，現實中的巴勒斯坦，山川河流、村鎮城市名目繁多，而大多是阿拉伯名稱，一百多個古希伯來名字派不上大用場，因此，鼓吹重修巴勒斯坦地理的「希伯來文化純粹主義者」辯稱，尚有大量希伯來地名不為人知，仍需進一步考古發現。
從19 世紀下半葉起，有許多歐洲機構和團體對奧斯曼的巴勒斯坦省進行地理考察，雖然目的不同，有做《聖經》考古研究的，有做西方文明起源研究的，也有為猶太復國做學理準備的，但大家卻共享一個目標，即將《聖經》地名與巴勒斯坦地貌聯繫起來。（20 世紀初，阿拉伯的勞倫斯也參與了類似地理勘察，但他是以猶太復國運動為掩護，為英國陸軍勘察作戰地理，為英國進攻奧斯曼做準備。）這一時期漸漸形成一種理論，認為雖然朝代更迭，滄海桑田，巴勒斯坦土地上的阿拉伯地名，仍殘留了古閃族名稱的形式，即使拼寫變化再大，也還可以回溯到《聖經》時代；由於公元7 世紀後，阿拉伯人佔領了巴勒斯坦，古代希伯來地名才被阿拉伯人扭曲；基於這一假說，巴勒斯坦地圖的希伯來化，便有了理論基礎。
奧斯曼帝國治下的東巴勒斯坦（《奧斯曼帝國亞洲行省地圖》）
到1925 年，奧斯曼帝國崩解，英國託管了巴勒斯坦，定居在巴勒斯坦的猶太人，自發組織起一個特別委員會，專門規劃猶太人定居點的命名事務。命名原則有兩個，一是「恢復」《聖經》或猶太法典上的地名；二是以復國主義歷史上的人物或政治領袖命名，紀念他們的豐功偉績。這個組織到1951 年3 月才解散，一共存在了26 年。26 年中，特別委員會一共命名了415 個新定居點，其中，「恢復」古希伯來地名108 個，紀念歷史人物的命名120個，還有187 個命名屬象徵性的，即以猶太歷史或文化象徵命名土地。與地名運動相呼應的，是1931 年復興希伯來語運動，語言與命名共同構築起猶太復國主義意識形態的核心內容。希伯來語的復興，絕不止於恢復希伯來語為日常語言，它還有個更重要的使命，即從巴勒斯坦族群混雜的現實中，提升復國主義者（錫安主義者）的地位，把他們打造成一個鶴立雞群的文化群體。這與幾千年前，古希伯來部落苦心打磨自己的信仰為一神教，最終從其他部落中脫穎而出，可謂異曲同工。
從1922 年起，英國當局便首肯希伯來語與阿拉伯語、英語一道充當巴勒斯坦的官方語言，但對官方出版物上標識希伯來地名，仍心存芥蒂。多年來，猶太復國主義者不斷遊說英國人接納希伯來地名，使之與阿拉伯和英語地名並列印製在地圖上，至少要出現在官方文件的索引上，以造成官方承認巴勒斯坦為猶太家園的事實。結果並不盡如人意，直至20 世紀40 年代，英國託管當局出版的「聖地1∶100000 地圖」上，絕大部分仍是阿拉伯和基督教傳統地名。具體數字為：阿拉伯地名達3700 個，而希伯來地名只有200 多個（基本在猶太人定居區範圍內），還有以英語形式拼寫的《聖經》地名，比如耶路撒冷——Jerusalem（阿拉伯語：Al-Quds，希伯來語：Yerushalayim），希伯倫——Hebron（阿拉伯語：Al-Khalil，希伯來語：Hevron）。地名以不同形式標識，凸顯的不僅是語言的差異，還意在喚起不同族群的文化情感與歷史記憶，更是操縱政治環境的工具。英國託管巴勒斯坦時期的地理名稱，一直以阿拉伯地名為主體，英語《聖經》地名只標識少數歷史聖地，而希伯來名稱局限於猶太人聚居點內，這如實地反映了當時的人口和政治格局。
三、內蓋夫沙漠的希伯來化
（1949—1950）
從1948 年以色列建國，國家地圖的希伯來化發展成一場政府推動的浩大運動，目的是以希伯來語命名整個以色列版圖，堪稱現代以色列空間史上的一場革命。1949 年對內蓋夫沙漠（Negev Desert）的勘察與命名，開啟了一項持久浩繁的工程。從立國之初，以政府便致力整合猶太復國的兩個基礎層面：一是復國的地緣基礎——即「以色列地」（Eretz Israel），二是復興猶太文化的基礎——恢復希伯來語與猶太民族傳統，構建核心價值；要使兩方面結合，以色列地理的希伯來化勢在必行。
第一次中東戰爭爆發後，英國政府曾於1948—1949年間主張內蓋夫沙漠從以色列版圖上剝離出去，這刺激了以政府；內蓋夫沙漠佔以色列領土近一半，為宣示主權，以政府開始醞釀內蓋夫沙漠的地理勘測與更名，由總理本- 古裡安親自主抓。1949 年6 月，他第一次視察內蓋夫並做指示：
內蓋夫地區大量的阿拉伯地名是扭曲的、混亂的、無意義的，有些甚至產生負面影響或屬冒犯性質，體現的是外國文化精神。以色列的國旗已經在內蓋夫沙漠上升起，更改地名便成為一項刻不容緩的任務。去掉外國地名，改為希伯來名稱，才能更貼近內蓋夫保衛者和定居者的忠心。
內蓋夫沙漠
古裡安任命一個特別委員會，勘定內蓋夫沙漠各地的山脈、河流和道路的希伯來名稱。地名勘定工作分兩個步驟：第一步指派委員會下屬的「地理分會」（geographicalsub-committee），以英託管當局過去出版的1∶250000 地圖為藍本，收集內蓋夫所有地名，把阿拉伯名翻譯成希伯來文。第二步由「歷史分會」（historical sub-committee）從《聖經》、猶太法典、埃及或亞述碑文，甚至希臘、羅馬文學裡，收集有希伯來特色的古地名，經過整理編撰，作為備選的地名庫。兩項工作完成後，再由特別委員會制定命名規則，然後按規則落實命名工作。規則大致歸納如下幾類：
第一，儘量使用《聖經》上的名稱，即使不是地名也可以用；
第二，用猶太歷史人物命名，例如，馬薩達（Masada）附近不少的地名，就以反抗古羅馬起義的猶太英雄命名；
第三，如果是如實反映出地標和地貌的阿拉伯地名，則直接翻譯成希伯來語；
第四，實在不能溯源的阿拉伯地名，也要音譯成希伯來名。
之所以首選《聖經》或猶太法典上的地名，主要為表達「以色列地」與古文獻之間有「連續性」（continuity）或「一貫性」（coherence），從而見證從古猶太地到以色列王國，直至現代以色列之間，有萬世一系的傳承，一種「本質主義」（essentialism）的復國訴求。但人願難遂，歷史材料缺乏，讓實際操作很不容易。在內蓋夫地域範圍內，《聖經》只提供了大約40 個地名，委員會苦心孤詣搜羅非猶太史料做旁證，堅信現在的地名背後隱含著古希伯來原名；結果東拼西湊，勉強增加了些希伯來經捲地名；更令人頭疼的是，古代文獻裡記載了很多地名，但無法確定其方位，只好摘錄下來，命名一些無關緊要的幹河；這樣算下來，內蓋夫沙漠一共才恢復了70 個古希伯來經捲地名，其中還包括了河流、水井、猶太定居點和廢棄的阿拉伯村。
內蓋夫地名工程用八個月終告完成，一共命名了560個地方，但大部分是翻譯阿拉伯地名或以歷史人物命名，經捲地名不算多。地域覆蓋從埃拉特（Eilat）、加沙至英該地（Ein Gedi）一線，幅員近以色列國土的一半，但大部分是荒蕪的沙漠。這項工程意義重大，標誌官方組織的地名運動正式啟動，已具備向全國推廣的條件。內蓋夫地名勘定工作結束時，本- 古裡安給地名委員會發出一封熱情洋溢的感謝信，盛讚其成就：
我代表以色列政府對你們的工作表示感謝。你們勘定了內蓋夫沙漠地區的山川、河流、道路、泉井等地名，讓以色列一半領土洗刷了外國語言帶來的恥辱。這項工作首先由以色列國防軍開啟，他們把內蓋夫從外國人的統治中解放出來。我希望你們繼續他們的工作，把以色列全境從外國語言的統治下救贖出來。
四、全國推廣地名運動
（1950—1960）
本來，特別委員會的職責僅限於南部內蓋夫沙漠地區，此時委員會主席已不再滿足這一範圍。1950 年11 月，他向政府提議，全國地圖希伯來化。1951 年3 月，以色列政府正式組建「政府地名委員會」（Government NamesCommission），成員由最著名的考古學家、歷史學家、地理學家和文學家組成，從此，希伯來化便向全境推廣（尚不包含地方政府管轄的街道名稱）。1952 年，以政府又成立「希伯來語言學院」（Academy of Hebrew Language），將希伯來化運動擴展到動植物學名；後來，語言學院與地名委員會合併一家，同心協力清除以色列境內的所有外國名稱。當年改名運動很偏激，國父本- 古裡安利用自己的聲望和特權，號召政府高官改從希伯來姓氏。要知道，以色列國民來自世界各地，很多人的姓氏依所居國的習俗本地化了，古裡安命令先從軍隊高官和外交官改起，給不少家庭帶來不便和尷尬，這一政策實行到1995 年9 月才廢止。當然，也有許多移民以色列的猶太人主動改名姓，比如，波蘭移民本名叫大衛·格魯恩（David Gruen），來以色列後改為大衛·本- 古裡安（David Ben-Gurion）；原來叫戈爾達·邁耶森（Golda Meyerson）的姑娘，改隨以色列總理——鐵娘子戈爾達·梅厄（Golda Meir）的名氏。以色列人想徹底棄絕老歐洲猶太人的一切，塑造「薩布拉」（sabra）——新猶太人的形象。歐洲猶太人沒有土地，面色蒼白，性格怯懦，薩布拉有自己的家園，全副武裝，膚色古銅，像年輕的大衛一樣保衛猶太人國家。重新命名以色列佔領的土地，象徵一種文化裂變，一種民族精神的升華：《聖經》上的古希伯來人涅槃重生。
從1950 年至1960 年這十年間，地名希伯來化政策已全面鋪開，國家地名委員會吸取了內蓋夫的經驗，給第二階段地名勘定製定了更嚴格、更明確的實施細則：
1．總原則：把所有阿拉伯地名改為希伯來地名，無名地也要命名。
2．凡以阿拉伯人名或諢名命名的地方，一律徹底更換名稱。
3．凡屬描述地貌或自然現象的阿拉伯地名，一律翻譯成希伯來語。
4．阿拉伯地名的發音與希伯來語相近者，則音譯改名。
5．阿拉伯聚居村不宜希伯來化的，假如恰好有對應的古希伯來名稱，建議也要更改。
從1950 年到1958 年，地名委員會一共勘定了地名3000 個，取得了階段性成果，官方正式出版了1∶100000希伯來化的國家地圖。到20 世紀60 年代初，委員會勘定的地名達5000 個。在這些數字和成果的背後，以色列境內阿拉伯人的日常經驗和記憶被改寫或取消。對本地阿拉伯人來說，阿拉伯地名乃日常生活中最基本、最自然的組成部分，即使對猶太老住戶也是如此。而以政府卻認為阿拉伯地名是扭曲的、不真實的，以阿拉伯地名辨識地形和地貌，在文化政治上是錯誤的。如此荒謬的偏見！政府推行希伯來化，漠視了本地日常的語言稱謂，意味以地名為載體而積澱下來的民間經驗，喪失殆盡。所以，在以色列的阿拉伯人不僅失去了家園，也失去了母語；這就是為什麼阿拉伯世界譴責以色列：不僅在空間上隔離了巴勒斯坦人，也在語言上囚禁了他們。
以色列地圖改用希伯來地名後，新地名能否深入人心、暢行無阻呢？百姓的習慣是頑固的，地名委員會宣傳和推行新地名，任重而道遠。總理本- 古裡安帶頭貫徹落實，他利用軍隊紀律嚴明，強行灌輸新地名，命令國防軍系統一律啟用新地名，軍方最高指揮部逐級下發新地名到各單位，並立即投入使用。地名委員會發現更換路標是最有效的手段，能讓百姓不知不覺地接受新地名。於是，動員交通部門修改路標和交通牌。同時，下文指示教育部，要求各學校老師和學生把宣傳新地名作為一項光榮任務，從己做起，剔除外國地名，牢記希伯來名稱。地方政府行動起來，號召出版社、郵局、勞工部門、教育機構、公司、電臺一起宣傳和使用新地名。據以色列國家地名委員會的一份報告，截止到1992 年，共勘定希伯來地名7000 個。不斷更新的國家地圖，讓猶太文化與以色列土地的聯繫越來越緊密，有效地強化了公民的國家認同感。新地名循序漸進地融入公民的日常生活和語言裡。我有位以色列朋友，60年代出生，大學畢業後赴美留學，現在做一美國大學的教授，學識淵博，對以政府持批評態度。與他一起在以色列旅行，我不時指出某個地名更改過，他不同意，說自古就是如此。還碰到一個阿拉伯人，他激烈反對以色列政府，支持巴勒斯坦獨立，但也對希伯來化運動懵然無知。如今以色列人完全內化了新地名，對大規模的更名歷史已渾然不覺。
五、命名「被佔領土」
（1967—1992）
1967 年「六日戰爭」一結束，「被佔領土地」（OccupiedTerritories）就被納入國家地名工程。所謂「被佔領土」，從法理上得追溯到1949 年第一次中東戰爭，亦即以色列所說的「獨立戰爭」。在聯合國的斡旋下，阿拉伯國家與以色列劃定一條「綠線」（Green Line），作為停火分界線。以色列的版圖便劃定在綠線範圍之內，即「老以色列」（Old Israel），耶路撒冷城被一分為二。以色列在「六日戰爭」中大獲全勝，吞併了約旦河西岸、戈蘭高地和加薩走廊，即「被佔領土」。約旦轄下的耶路撒冷東區也被納入以色列版圖，從此形成今日「大以色列」（Greater Israel）。「綠線」在以色列官方地圖上消失了，以色列兒童根本不知道它的存在。但聯合國一直不承認以色列佔領的領土，也不同意以色列在耶路撒冷建都。美國駐以大使館一直設在特拉維夫，姿態性地贊成聯合國立場。但2016 年川普當選，便對媒體表示：毫無疑問耶路撒冷是以色列的首都，美國使館理應遷到耶城。已近半個世紀，還沒有哪位美國總統敢撕掉貌似持平的面具，赤裸裸地站到以色列一邊來。無知者無畏，也許川普有魄力，能做出前人力所不逮之事。
「綠線」
以色列地名委員會的職權隨戰爭的腳步，不斷擴大範圍。政府要求新佔領的土地上的名稱，要與國內地名相諧調，顯示地理上的連續性。因此，約旦河西岸、戈蘭高地等也實行地名希伯來化。1977 年利庫德集團上臺，約旦河西岸即更名為「猶太地」和「撒瑪利亞」——《聖經》上的古地名。因為「約旦河西岸」（West Bank）或「被佔領土地」，均無法表達與《聖經》的歷史關係，更無從體現《聖經》的救贖意義。啟用「猶太地」和「撒瑪利亞」等《聖經》意象，有利於吸引猶太人到約旦河西岸移民和定居。猶太人從小飽讀《聖經》讀物，盡人皆知撒瑪利亞為古以色列（北國）的首都，又是現代以色列的心臟；也知道古猶大（南國）國王約西亞如何復興猶太教。《聖經》故事吸引著世界各地猶太人回到上帝應許之地，遵從上帝神聖的戒律。
耶路撒冷沙盤（Jerusalem Municipal Archives）
我常看美國電視上的「猶太生活」頻道（JLTV），節目間插播公益廣告，號召美國猶太人到以色列移民。廣告片渲染聖地的風採：聖殿山、錫安山、撒瑪利亞或猶太地，風光秀麗、人傑地靈，召喚歐美猶太人回到自己的土地，建設猶太家園，不再受異鄉飄零之苦，極盡煽情之能事。其實，聖殿山也是恢復的名稱，早在1300 年前，圓頂清真寺（the Dome of the Rock）的金頂，就是耶路撒冷的天際線。它坐落在摩利亞山頂（Mt. Moriah），亞伯拉罕曾在此祭子，而穆罕默德夜行登霄，乘仙馬從麥加飛至耶路撒冷，便踩著這裡的聖石直上七重天。千百年來，這裡一直稱「崇高聖所」（Haram al-Sharif）。「六日戰爭」後，以色列才將其改名為「聖殿山」（the Temple Mount），以凸顯第二聖殿遺址以及殘留「哭牆」（Wailing Wall）的地位。如今，英語媒體或英語導遊圖只提「聖殿山」，而無「崇高聖所」。基督徒也喜歡這個名字，特別是美國原教旨基督徒，相信猶太人回到以色列重建家園、重修聖殿之時，便是耶穌再次降臨之際。以色列政府在「六日戰爭」後，不僅把約旦河西岸地區更名為「猶太地」和「撒瑪利亞」，而且官方禁止使用「巴勒斯坦人」的稱謂，生活在西岸和被佔領土的巴勒斯坦人，統稱阿拉伯人。鐵娘子梅厄宣稱：根本沒有「巴勒斯坦人」這回事。從古希臘開始，「巴勒斯坦」已存在數千年，當年竟被以政府矢口否認。更不用說以色列建國前，英國託管下的猶太人也一樣被稱作巴勒斯坦人。直至1978年戴維營協定，巴勒斯坦人自治才重返以色列公眾的視野。
「六日戰爭」中的以色列軍隊
六、巴勒斯坦的抵抗
早在1946 年，託管尚未結束，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就不斷抗議英國當局：猶太人企圖用希伯來名替換阿拉伯地名，這與猶太人無籤證來巴定居同樣不合法。自納粹大屠殺開始，英國政府曾試圖遏制猶太人大量湧入巴勒斯坦的趨勢，但猶太人不惜以暴力和走私等手段，從歐洲和其他地方越境闖入；還以種種誘惑，從阿拉伯人手上騙得土地，勢力滲透到巴勒斯坦社會的各層面。以色列建國後，政府有計劃地驅趕巴勒斯坦人，更改地名，破壞當地原生態文化。第一次中東戰爭造成六七十萬阿拉伯人逃往周邊國家，四分之三的阿拉伯村名在地圖上消失。以政府有計劃地將阿拉伯文化與記憶連根拔除，代之以復國意識形態，以犧牲阿拉伯語言來實現希伯來文化的復興，如今，後果已滲透國民生活的方方面面。
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從來不承認猶太人是「重返家園」，而指其為殖民者。他們用猶太人的辦法對抗以色列政府，例如自己出版《巴勒斯坦百科全書》，號稱經過大量考古調查，認定巴勒斯坦大部分地名源自古代迦南，閉口不談古代以色列史。像19 世紀的歐洲猶太人一樣，巴勒斯坦人也製作自己的地圖，地圖上標明：1948 年前巴境內只有阿拉伯人居住，而故意抹掉猶太定居區；更有甚者，故意不註明他們使用的地圖藍本，其實是19 世紀初巴勒斯坦的人口分布。受害者總會內化加害者的邏輯，納粹屠殺猶太人，猶太人反過來變本加厲地迫害巴勒斯坦人。巴勒斯坦人也變得越來越極端，不擇手段地報復和襲擊猶太人，恐怖主義不斷升級。人類的悲劇是，惡會無休止地循環，總以曾被加害當藉口為惡行正名。
巴勒斯坦人抗議以色列佔領定居點
有意思的是，被驅趕的阿拉伯人，流落到加沙或約旦河西岸，也會給自己的難民營命名。他們一般沿用原來住址的名稱，而原來一個村子的難民也還會住在一起；甚至在第三代難民兒童的身份文件上，仍填寫1948 年戰爭前祖輩的住址。要知道，以前的阿拉伯村早已不復存在，猶太移民剷平村莊又建起新區，但巴人不肯接受猶太人的新命名。難民仍保留阿拉伯人鄉村居住的模式，保持祖籍的名稱，如此世代相傳，讓悲慘的生活穿越時間與空間，維繫那通向昔日美好的記憶。巴勒斯坦人抱怨自己是「地圖的犧牲品」（victim of the map），對失去家園的人來說，地圖不再指涉地理、地貌，而轉化成一種信念，呼喚報復與仇恨。
七、地名負載的價值
命名不是文字遊戲，它最終指向行動，乃話語權利的核心元素。它激活行動的同時，又為行動提供合法的外衣，讓行動看似客觀，以確保權利主體不斷生產和複製知識話語。南希·鄧肯（Nancy Duncan）認為：「地標是有形的、熟悉的、不容置疑的，在一具體的文化與意識形態框架下，即使每天不經意地閱讀地理標識，也會潛移默化地把地圖上的社會關係印刻在集體無意識中，從而將其自然化（客觀化）。任何地標都帶有意識形態的潛文本，即使無心掠讀，也會將其編入的意識形態內化。」以色列政府深諳地名、地標對思維和習俗的塑造作用，花大力氣變更地名、重修國家地理。如果追根溯源，猶太人修改地名有源遠流長的歷史。早在《舊約》時代，古希伯來人就有許多更改地名、宣示徵服的史料。《舊約》中的《士師記》記載：「猶大和他哥哥西緬同去，擊殺了住洗法（Zephath）的迦南人，將城盡行毀滅，那城的名便叫何珥瑪（Hormah）。」（《舊約》和合本《士師記》1∶17）還有公元前2 世紀哈斯摩尼（Hasmoneans）王朝，把統治疆域內的希臘地名，悉數改為希伯來名。徵服土地後易名的事例，在猶太民族史上比比皆是，屬文化的再徵服。以色列的愛國主義既蘊含了民族血脈的悠遠，也表現出對地名象徵的執著。最突出的是「猶太復國主義」這一名稱本身，它從地名而來，直譯該是「錫安山主義」（Zionism），可追溯到大衛王時代，錫安山（Mt. Zion）與聖城或聖地同義。現代猶太復國主義借地名表達出三個核心概念：上帝、選民和土地。只有生活在上帝應許之地，猶太人才能遵從上帝的法律，「以色列地」與《聖經》的「法律書」（Torah）密不可分。如此，政治意識形態與宗教信仰，雖然一個世俗、一個神聖，卻能在地名上融為一體。虔誠的正統猶太教徒與強硬的復國主義者一樣，都鼓吹三要素的結合才是猶太精神的永恆品質。
地名具有象徵屬性，各類人群往往通過命名賦予生活環境以不同的意義。地名符號也是一種信息源，規定著人際和族群間交往的內容與意義。所以，地名從不是客觀或自然的，而會承載共同體的生活價值。
穿越時間的縱深：從耶路撒冷到紐約
王炎 著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2020-6
ISBN: 9787108067197 定價：4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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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標題：《王炎：地名背後有文章——「以色列地名希伯來化」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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