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近十餘年來，我國經濟社會發展進入一個新階段，出現了一系列歷史性轉折和階段性新特徵，特別是社會階層結構的持續深刻變化，對經濟社會產生了廣泛的影響。本文基於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的「中國社會狀況綜合調查」(CSS)2008～2019年的數據，選擇就業和工作方式、勞動生產率、中等收入群體成長等幾個學界和社會普遍關注的問題，分析社會階層結構變化對這些方面的深刻影響，以期更清晰地理解我國社會未來面對的挑戰和機遇。
關 鍵 詞：社會階層結構；就業和工作方式；勞動生產率；中等收入群體
作者簡介：李培林，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研究員；崔巖，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副研究員。
在我國，21世紀的第二個十年，是一個充滿神奇、挑戰和轉折的時期：在數十年經濟高速增長之後，經濟增長的下行壓力持續加大，國際貿易的環境不斷惡化，經濟發展的動力和約束條件發生極大改變；高新技術層出不窮，特別是高鐵和網際網路的迅猛發展，改變了人們的工作和生活方式、時間和空間觀念；人民對美好生活的需求不斷提高，高質量發展成為時代主題，環境和貧困治理成效巨大；社會結構轉型繼續在廣度和深度上推進，出現了一系列歷史性轉折和階段性新特徵，產生了深刻的經濟社會影響。本文將基於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的「中國社會狀況綜合調查」(CSS)情況，並選取相關年份數據，來分析近十餘年來我國社會階層結構變化對經濟社會領域的影響，包括對就業和工作方式、勞動生產率、中等收入群體、消除貧困等方面的影響。該項抽樣調查覆蓋了全國31個省(自治區、直轄市)的150多個縣、市、區，共600多個村居委會，訪問對象為18歲至69歲的隨機抽取的普通被訪者，且每次調查訪問10000人左右。
一、我國近十餘年來社會階層結構的變化及對工作和就業的影響
回顧2008～2019年我國職業階層結構的變化可以發現，其呈現出三個突出的特點，形成了與以往職業階層結構不同的新趨勢。
表1 我國近十年職業階層結構的變化(2008，2019)
| 2008年 | 2019年 | ||
| 工業工人 | 16.7% | 13.7% | |
| 服務業工人 | 19.8% | 26.5% | |
| 農民 | 44.9% | 30.6% | |
| 專業技術人員 | 6.2% | 11.1% | |
| 中小民營企業主 | 0.3% | 1.0% | |
| 幹部 | 3.9% | 4.5% | |
| 企事業單位辦事職員 | 8.1% | 6.9% | |
| 自由職業者 | 0.1% | 5.6% |
資料來源：中國社會狀況綜合調查(CSS)
首先，在整個就業和職業結構中，工人(包括工業工人和服務人員)的數量和比例持續增加，從2008年的36.5%提高到2019年的40.2%，但其間增長的速度和幅度已大為減弱；更深刻的變化來自工人的內部，即「白領」工人(服務業從業人員)的比例快速增長，佔全部從業人員的比例從19.8%增長到26.5%，而「藍領」工人(工業工人)的比例則從16.7%下降到13.7%。
其次，中產階層的兩大主體，即所謂「新中產」和「老中產」都在快速成長，其中以專業技術人員為主的「新中產」比例從6.2%上升到11.1%，以中小民營企業主為主的「老中產」從0.3%上升到1.0%。
最後，出乎意料的一個巨大變化是自由職業者的快速發展，從0.1%猛增到5.6%。
如果我們把農民和工業從業人員(藍領)之外的從業人員，全部都劃歸服務業從業人員(白領)，把表1中八個職業階層進一步簡化為白領、藍領、農民三大職業階層，我們就會對近十餘年的變化留下更深刻的印象。即從2008-2019年，農民的比例從44.9%減少到30.6%，藍領的比例從16.7%減少到13.7%，而白領的比例從38.4%增加到55.7%，其中服務業工人、專業技術人員和自由職業者增幅較大。這樣，截至2019年，我們大體可以得到一個56∶44的簡化結構，即白領佔55.7%，藍領和農民佔44.3%。
圖1 近十餘年我國藍領、白領、農民三大職業群體的變化
資料來源：中國社會狀況綜合調查(CSS)
通過這樣的簡化，我們對其變化有了更加清楚的了解。
一是我國的職業結構仍處於工業化後期，但一個白領將進一步超過藍領和農民之和的新時代即將來臨。儘管說在其他發達國家的社會變遷和現代化過程中，這個新時代的來臨意味著一系列轉折性的深刻變化，但引人深思的是，我國是否過早地出現了「去工業化」？尤其是在房地產迅猛發展之後和實體經濟普遍困難的當下，這種轉折是否更意味著是一種挑戰？
二是農民的數量和比例還如此之大。多數發達國家在白領佔多數的後工業化時代，農民的比例都已經降到5%以下，但我國農民還佔30%左右的比例(這個比例高於國家統計局公布的2018年就業結構中第一產業從業人員佔26%的比例)。如果我們把農民的年齡延長到69歲，那麼這一比例將進一步增加到38.0%，因為在我們調查的農民從業者中，有相當大的比例是超過60歲的農民。這些人如果在城市已經屬於非就業的退休人員，但實際上他們並沒有退休，也不可能完全靠微薄的農村基本養老金生活。從這個角度說，我國解決城鄉差距問題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三是新的就業形式快速發展，網際網路時代的到來使「自由職業者」有了新的含義。過去「自由職業者」是指沒有僱傭單位，自我僱傭的腦力勞動者，其主要包括獨立從業的醫生、教師、律師、會計、作家、藝術家等，人數有限。然而，網際網路的發展催生了一大批新型網絡工作崗位，如個體的、形式多樣的網絡直播、網店經營、網上代購、短視頻製作、「慕課」、網約車等從業人員發展異常迅猛，並對傳統的就業方式產生了極大的影響和衝擊。在職業階層結構中佔到5.6%的比例，意味著自由職業者這個群體目前已經達到3900萬人。
這也從一個方面佐證了，在目前經濟增長壓力持續加大的情況下，就業能保持基本穩定，一方面得益於政府大力推行就業優先政策，採取了一系列有力舉措促進就業；另一方面也是因為勞動力供求關係發生了深刻變化，即儘管說勞動年齡人口(16～59歲)自2012年以來年均減少400多萬，勞動力市場「求人倍率」在目前中小企業經營困難時期也沒有降低，很重要的一個新的影響因素，就是網際網路自由職業者的大幅度增加，創造了大量的靈活就業的新形式、新業態。這是需要我們重新認識和深入研究的。
二、職業階層結構變動對勞動生產率的影響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持續增長的一個很重要的影響因素，就是勞動力從低效率部門向高效率部門的大規模職業流動，從而帶動了整體勞動生產率的快速提高，這裡特別指的是龐大的數以億計的農民工群體的形成。
然而，現在職業結構變動出現了新的情況，即農業勞動力轉移的勢頭大為減弱，2018年農民工總人數的增長率只有0.6%，僅增長180多萬人，靠農村勞動力轉移提高勞動生產率已經難以為繼。這也從一個側面反映了我國低成本勞動時代的結束和人口紅利的消減。
與此同時，工業勞動力向服務業的轉移也發展迅速。根據中國社會狀況綜合調查的數據推算，從2008年到2019年，有數千萬工業勞動者轉向服務業。這本來是我國產業結構優化的表徵，而且服務業對經濟增長貢獻率也大幅度提高；但從圖2的走勢我們可以看到，在工業勞動生產率高於服務業勞動生產率的情況下，勞動力從工業向服務業的轉移卻造成整體勞動生產率增長率的下降。也就是說，從2000年至2018年，我國整體勞動生產率逐年增長，即從2000年的勞均收入25818元增長至2018年的勞均收入118485元。但與此同時，勞動生產率的增長率在2007年達到峰值(13.7%)之後，近十年呈下行趨勢(到2018年下降至6.7%)。
圖2 近十餘年我國勞動生產率的增長率變化
資料來源：國家統計局歷年《中國統計年鑑》
而從三次產業勞動生產率的比較來看，則呈現出從工業、服務業到農業逐次降低的局面，且這種情況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都沒有改變。通過計算我們看到，2018年我國的第二產業勞動生產率是171307元/年，第三產業勞動生產率是130770元/年，而第一產業勞動生產率只有31998元/年，這個數字低於菲律賓、泰國這些東南亞國家，更是為發達國家的十幾分之一甚至幾十分之一。從三次產業勞動生產率的增長變化來看，第二產業一枝獨秀，其勞動生產率的增長率，從2010年的7.9%提高到2018年的9.3%，而第一產業勞動生產率增速從2010年的10.8%降低至2018年的4.4%，第三產業勞動生產率增速從2010年的8.1%降低至2018年的4.0%①。
勞動生產率的增長率降低，有很多方面的原因。一種看法是勞動力供求關係的變化造成了勞動成本的提高拉低了勞動生產率的增速②。從2012年開始，我國勞動年齡人口的總量逐年減少，年均減少400多萬，勞動力供給的減少使農民工的僱傭工資在經濟增長下行時期也依然在持續增加，相應的社會保險成本也在持續增加。但是，如果我們從三次產業分布情況來看，反而是農業的勞動成本增加得更快。
另一種看法是由於農民工的平均年齡不斷增長，年齡較大的農民工佔全體農民工的比重持續增加③。從2011年至2018年，40歲以下農民工所佔比重從61.7%下降到52.1%，50歲以上農民工所佔比重從14.3%上升到22.4%，從而造成勞動生產率增速的下降。其實，根據國家統計局《2018年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我國農民工仍以青壯年為主：1980年及以後出生的新生代農民工佔全國農民工總量的51.5%(在新生代農民工中：「80後」佔50.4%；「90後」佔43.2%；「00後」佔6.4%)，老一代農民工佔全國農民工總量的48.5%④。且農民工的平均受教育水平，特別是新生代農民工的平均受教育水平，也有了明顯提高。
總之，改革開放以來，勞動力供給的比較優勢支撐了我國經濟的持續增長，但這種人口紅利正在快速減弱，未來的新人口紅利，將更多依賴於勞動力素質的提高，特別是受教育水平和勞動技能的提高。儘管這些年來我國大力投資和優先發展教育，新增勞動力的平均受教育水平和高等教育的毛入學率都持續提高，但從藍領、白領、農民三大職業群體的比較來看還存在一些問題。中國社會科學院2019年中國社會狀況綜合調查數據顯示，勞動者受教育水平，白領最高為10年以上，藍領次之為9.0年，農民最低為6.7年。此外，高學歷、特別是受過高等教育的年輕人，在職業選擇時更多地湧入第三產業，如考公務員的熱潮多年不減，而進入工業特別是製造業的較少，進入農業的就更為罕見。這種高學歷者向第三產業的轉移，對整體勞動生產率的提高產生了不利的影響。
從以往的研究成果看，多數學者認為，我國的第二產業比重相對比較大，同時第三產業比重卻略顯不足。這是從中等收入國家向高收入國家邁進必然要經歷的過程，即第三產業的比重會不斷提高。但也有學者持不同觀點。李鋼等認為，製造業在國民經濟中有著基礎性地位和重要支柱作用，就主要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來看，服務業等其他產業無法替代製造業在國民經濟中的主導地位和基礎作用；就中國國情來看，中國距工業化發達經濟階段尚有距離，製造業在整個經濟結構中所佔的比重有相當大的提升空間，所以應當加速發展⑤。李鋼等還認為：雖然主要發達國家的第三產業增加值比重要高於其第二產業，但是就一般現象來看，發達國家的第二產業勞動生產率通常要高於第三產業；不能簡單地認為第三產業比第二產業更高級，雖然發達國家的第三產業比例不斷提高，但是這不能說明第三產業是未來產業升級的方向；就中國來說，在購買力平價計算的產業結構中，我國第二產業的比重並不高，仍需積極發展⑥。從這種意義上說，我國經濟未來的高質量發展，有賴於整體勞動生產率的提高，過早的「去工業化」需要引起警惕。
三、收入階層結構變化對中等收入群體成長和消費的影響
隨著近十餘年來我國經濟發展動力發生的深刻變化，過去拉動經濟持續快速增長的投資和出口貿易的活力已大為減弱，國內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已超過了60%，成為推動經濟增長的基礎性力量。在這種背景下，人們開始關心中國中等收入群體的成長，因為這個群體未來的規模、發展態勢和消費潛力，在某種意義決定了中國持續發展的韌性，也對世界消費市場的擴大具有極大影響。
我們知道，中等收入群體的擴大受兩個關鍵因素的影響：一個是居民平均收入水平是否能夠普遍提高，另一個是收入的總體差距是縮小還是擴大。那麼，當前我國的中等收入群體在規模上究竟有多大？對這一問題的討論，首先應當看中等收入群體的界定和標準。儘管在以往研究中，有相當一部分學者關於中等收入群體邊界的設定帶有一定的主觀性，不同學者採用的劃分方法也不盡相同。但我們可以把已有的劃分標準分為兩類，即「絕對標準」和「相對標準」。
所謂「絕對標準」是指採用收入或支出等客觀指標，通過界定一定的收入水平或消費支出水平，來界定中等收入群體。例如世界銀行經濟學家米蘭諾維克(Milanovic)和伊扎基(Yitzhaki)在對2002年世界各國收入不平等情況進行分析時，以巴西和義大利的年平均收入為標準，將其分別界定為中等收入群體劃分標準的下限和上限，同時又按世界銀行估算的2000年購買力平價進行轉換，得出人均每天收入10美元到50美元區間，為中等收入群體的劃分標準⑦。當然，也有其他研究採用了不同的客觀指標區間，例如卡拉斯(Kharas)以每日人均消費10美元到100美元作為標準來界定發展中國家的中產階層群體，並對中產階層結構進行分析⑧。美國的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在2015年全球中等收入群體研究中表示，其對中等收入群體的劃分標準為按購買力平價來計算，人均每天收入應當在10美元到20美元的區間內⑨。也就是說，研究者一般會採用購買力平價美元來進行計算，這主要是因為購買力平價美元與匯率美元有所不同：購買力平價美元是按假定的「一籃子商品」在各國國內的價格來進行換算。比如2018年人民幣兌美元的匯率大體是6.94∶1，但是按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提出的建議標準，人民幣與購買力平價美元的比值是3.56∶1。如果換算成人民幣，假定平均一個家庭有三口人，那麼中等收入家庭的年收入就是約4萬至40萬元。依此估算，我國的中等收入群體規模大概佔總人口的40%，也就是約5.6億人。
然而，國內的一些研究也提出了我國中等收入群體的標準，例如國家發改委課題組以家庭人均年收入2.2萬到6.5萬為區間，界定出我國中等收入群體，並以此標準估算出我國2010年城鎮居民中中等收入群體比例為37%⑩。李強等通過對中日韓三國的比較研究提出，可以將家庭人均年收入在3.5萬到12萬元區間的群體界定為中等收入群體，估算出2012年全國及其城鎮和農村的中等收入群體佔比分別為17.9%、27.9%和6%(11)。此外，國家統計局也提出了一個絕對標準，即把家庭年收入在10萬到50萬元之間的群體定義為中等收入家庭，並按該標準測算，2018年我國中等收入群體約佔總人口的28%，這就是目前我們常提到的，我國中等收入群體約4億人(12)的來源。
通過上述研究可以看出，不同研究採用了不同的絕對標準，對中等收入群體的界定標準有比較大的差別，依據不同標準估算出的中等收入群體規模也不一致。
與之相對應，「相對標準」則是以中位數收入為中心，通過設定上下浮動的一定比例，對中等收入群體邊界的上下限進行界定。當然，不同研究設定的這一區間也有所差異。例如，格拉姆等(Graham,et al)選取人均收入中位數的125%和75%作為劃分中等收入群體的上下限(13)。普裡斯曼(Pressman)則採用在收入中位數的67%至200%之間作為標準來界定中等收入群體(14)。國內對中等收入群體界定標準的研究中也有採用相對標準的。例如，李培林等以收入分位值為標準，把城鎮居民收入的第95百分位界定為中等收入群體上限，下限則為城鎮居民收入的第25百分位。按這一標準，我國城鎮中等收入群體在2006年、2008年、2011年和2013年的佔比分別為27%、28%、24%和25%(15)。龍瑩通過對中國健康與營養調查(CHNS)數據進行分析，以收入中位值的75%至125%為標準對中等收入群體進行界定，估算出我國中等收入群體佔比從1988年的27.9%降低到2010年的21.1%(16)。
從上述研究可以看出，以絕對標準來測量中等收入群體，在不同發展水平和收入結構的國家會遇到一些問題，因為按照這樣的絕對標準，發達國家的居民可能80%甚至90%以上都是中等收入群體。所以，在國際比較當中，學術界更傾向於使用相對標準。最通常的做法是，把全國居民收入中位數的75%至200%定義為中等收入群體。但這種相對標準定義的中等收入群體，受收入差距的影響很大。換句話說，如果一個國家和社會的收入差距不能夠縮小，儘管其居民收入在普遍不斷提高，但其中等收入群體的規模和比例卻可能不僅不擴大，反而會縮小。
從我國情況來看，如果將居民收入中位數的75%～200%定義為中等收入群體，那麼，近10年來我國中等收入群體佔比則一直維持在40%左右。
為此，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還與俄羅斯、巴西等國的社會學家進行合作，通過對各國中等收入群體的比較研究，共同確定了標準和分類，並把各國居民收入結構從高到低劃分為三大群體和六個人群：即屬於高收入群體的高富人群(收入中位值的401%及以上)和富裕人群(收入中位值的201%～400%)；屬於中等收入群體的中上收入人群(收入中位值的126%～200%)和中下收入人群(收入中位值的76%～125%)；屬於低收入群體的脆弱人群(收入中位值的26%～75%)和極端貧困人群(收入中位值的25%及以下)。根據這樣的分類和標準，基於2015年中國、俄羅斯、巴西等三國的全國社會調查數據，中等收入群體的比例，在俄羅斯為56.5%，在巴西為43.9%，在中國為39.1%(見表2)。三國的收入分層的最大差別是，中國和巴西的高收入群體比例高出俄羅斯十幾個百分點，中國的低收入群體高出俄羅斯和巴西不少，特別是貧困人群高出俄羅斯十幾個百分點，巴西近十個百分點。
然而，按照聯合國的數據，2015年中國、俄羅斯、巴西三國幾乎在同一發展水平，人均GDP中國是8033美元，俄羅斯是9313美元，巴西是8814美元。而從三國衡量居民收入差距的基尼係數比較來看，收入差距巴西最大(0.519(18))，中國次之(0.462)，俄羅斯再次之(0.377(19))。造成中國低收入群體比例較高的一個重要原因，是中國的農民比例遠高於俄羅斯和巴西——到2015年中國還有約30%的農民，而俄羅斯農業就業比例為6.7%，巴西農業就業比例為10.2%(20)。需要指出的是，中國農民大多數是耕作面積不大的小農，屬於低收入群體。也就是說，中國發展到人均GDP一萬美元階段後，還有那麼多屬於低收入群體的農民，城鄉發展差距還那麼大，這是中國發展的最大軟肋。
表2 中國、俄羅斯、巴西的收入分層結構比較(2015)
| 收入群體 | 收入標準 | 百分比 | ||||
| 中國 | 俄羅斯 | 巴西 | ||||
| 低收入群體 | 極端貧困人群 | 中位值的25%及以下 | 14.9% | 1.4% | 5.4% | |
| 脆弱人群 | 中位值的26%～75% | 24.8% | 32.5% | 26.3% | ||
| 中等收入群體 | 中下收入人群 | 中位值的76%～125% | 20.7% | 34.6% | 24.2% | |
| 中上收入人群 | 中位值的126%～200% | 18.4% | 21.9% | 19.7% | ||
| 高收入群體 | 富裕人群 | 中位值的201%～400% | 15.9% | 8.5% | 16.1% | |
| 高富人群 | 中位值的401%及以上 | 5.1% | 1.1% | 8.5% |
資料來源：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中國、俄羅斯、巴西中等收入群體比較項目」
儘管中國經濟發展的動力已經發生深刻變化，推動經濟增長的力量約三分之二來自國內消費，但這種發展動力的變化，並非由於國內消費出現了非同尋常的增長，而是因為投資和出口對經濟增長拉動力量的減弱。當然，從國際比較來看，我國中等收入群體的成長還有很大的空間和潛力，這不僅需要居民收入的持續增長，也需要收入分配結構的不斷優化。
根據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2019年「中國社會狀況綜合調查」數據，我們認真分析了中等收入群體的成長與擴大消費的密切聯繫。如果我們把中國家庭按十等分分組就會發現，家庭消費率(家庭消費佔家庭支出的比例)存在隨收入的增加而遞減的規律，即：越是收入高的家庭，家庭消費率越低，10%最高收入家庭的家庭消費率只有45.7%；而越是收入低的家庭，家庭消費率則越高，10%最低收入家庭的家庭消費率高達92.9%(見圖4)。所以，如果一個國家和社會的收入差距太大，中等收入群體規模有限，就會造成需要消費的家庭沒有錢，而有錢的高富裕家庭又因為消費飽和而相對消費較少，那麼整個國家和社會的消費就難以持續擴大。而從世界大國的經濟推動力來看，國內的市場消費才是推動經濟持續增長的基礎性力量。
再從不同收入群體的消費結構比較來看，中等收入群體的擴大也更符合現代消費的發展趨勢。根據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2019年中國社會狀況綜合調查數據，我們以收入中位數75%～200%為標準界定中等收入群體，低於這一比例的為低收入群體，高於這一比例的為高收入群體。從低收入群體、中等收入群體、高收入群體這三大收入群體的消費結構特徵來看，2019年，作為基礎需求的食品消費佔收入的比例，也就是所謂的恩格爾係數，低收入群體為27.5%，中等收入群體為21.9%，高收入群體為19.1%；而作為現代消費需求的交通通信、教育、醫療健康消費佔收入的比例，低收入群體為30.1%，中等收入群體為42.7%，高收入群體為22.3%；房貸房租佔收入的比例，低收入群體為11.71%，中等收入群體為10.67%，高收入群體則高達21.8%(見表3)。由此可見，中等收入群體的擴大和消費特徵，更符合現代消費發展的趨勢，而貧富差距的擴大，則更會助推住房價格的飛漲。
表3 2019年中國不同收入群體消費佔收入的比例
| 低收入群體 | 中等收入群體 | 高收入群體 | ||
| 食品 | 27.5% | 21.9% | 19.1% | |
| 教育 | 9.8% | 12.5% | 6.8% | |
| 醫療健康 | 13.0% | 14.0% | 8.2% | |
| 交通通信 | 7.3% | 16.2% | 7.3% | |
| 房貸房租 | 11.7% | 10.6% | 21.8% | |
| 其他 | 30.7% | 24.8% | 36.6% |
資料來源：2019年中國社會狀況綜合調查
根據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中國社會狀況綜合調查(CSS)的數據，近十幾年來(2006～2019)，我國城鄉居民的收入的均值和中位值以及中等收入群體的均值和中位值，都一直處於上升的態勢，這是社會和諧穩定的一個重要前提條件(見圖5)。但值得注意的是，隨著經濟增長下行壓力的加大，這種上升的速度已經放緩。也就是說，在未來我國的發展中，必須高度重視持續做好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工作，特別是要防止青年人對未來的預期發生逆轉。
圖5 近十餘年全國居民收入中位值和中等收入群體收入中位值的變化
資料來源：中國社會狀況綜合調查(CSS)
四、結論和討論：積極應對社會階層變化帶來的經濟社會影響
社會階層結構的變動是社會深層的變遷，它以自身特有的方式，產生深遠的經濟社會影響。下面本文將圍繞工作就業方式、勞動生產率和中等收入群體三個熱點問題，來分析社會階層變動產生的經濟社會影響。而這些影響和趨勢也是我們必須深度了解並積極應對的。
1.普遍提高農民收入的同時還是要減少農民數量 眾所周知，在現代化發展和社會轉型的過程中，農民數量龐大，收入普遍較低，始終是影響我國走向現代化的最大軟肋。儘管多年來我們一直強調千方百計提高農民收入，但由於農業耕作人多地少、農業勞動生產率比較低，農民作為一個整體，其收入在社會比較中還是普遍較低。
與其他國家和地區的工業化、城鎮化和社會現代化過程相比，如與同樣也存在人多地少自然條件約束的日本、韓國和中國臺灣地區相比，雖然我國大陸地區在白領從業人員的比例大大超過藍領從業人員的發展階段，但居住在鄉村並從事農耕的農民比例還那麼大，這可能還是與我國城鄉分割的管理體制有關。雖然這種限制在社會結構巨變過程中也起到促進社會穩定、防止產生大規模城鎮貧民窟的作用，但現在來看也有不利於資源優化配置的弊端，特別是存在鄉村的大量資源不能被盤活等問題。再從另一個側面看，大量的農民聚集在勞動生產率較低的農耕作業，勞動時間得不到充分的利用，也造成了大量農村低收入群體。所以說，從未來的發展來看，需要進一步深化農村管理體制、戶籍制度、土地制度、住宅制度、公共服務供給制度等一系列改革，從減少農民入手，提高農民收入，並進一步改善農民生活和鄉村面貌。
2.警惕和防止過早「去工業化」 隨著我國經濟社會結構的轉型升級，特別是隨著服務業淨產值在GDP中的比重從2015年開始超過50%和常住人口城鎮化率從2019年開始超過60%，社會階層結構和職業結構發生了較大的變化，一個突出表現就是白領(服務業從業人員)比例大幅度增加，並大大超過了藍領(工業從業人員)。這本來是社會現代化的一個必然趨勢，也是在工業化後期的必然階段，但從我國的階段性特徵看，這種快速變化也應引起我們的警惕。例如在白領從業人員大幅度增加的背後，我國是否會面臨過早「去工業化」的危險？那麼，是哪些因素推動了「去工業化」的過程？我們認為，一是隨著我國人口結構的變化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在勞動力總量持續減少的背景下，勞動密集型工業企業的人工成本增長較快，利潤空間壓縮，大量資本退出勞動密集型工業；二是隨著我國在環境保護方面的力度大大增加，相當一批粗放經營、環保不達標的中小工業企業退出市場；三是現在青年人的擇業觀念已發生很大改變，即使每年有一千多萬高等教育和職業教育的畢業生走向社會，但真正進入工業企業的比例卻很低。這種「去工業化」的職業結構變動所帶來的整個勞動生產率的增長率下行，也引發了一些問題。我國自改革開放以來經濟持續增長，主要依賴的就是勞動生產率及其增長率的不斷提高。雖然說，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很大程度上要依賴技術創新，但在這個過程中過早地「去工業化」同樣會造成很多負面的結果。
3.重視擴大中等收入群體及其對經濟社會的影響 隨著我國國內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超過60%局面的出現，擴大消費對我國未來經濟的持續增長就具有了更加重要的意義。然而我們的研究發現，我國家庭消費存在著隨收入的增加而遞減的現象，所以促進中等收入群體的成長對於擴大整體消費，特別是擴大交通、通信、教育、醫療、健康、休閒等新興消費至關重要。儘管近十餘年來我國以絕對數為標準定義的中等收入群體在不斷擴大，但由於收入差距依然較大，以相對標準定義的中等收入群體的比例沒有顯著的增加，特別是在我們對發展質量提出更高要求的時候，我們必須保持收入差距縮小的發展態勢，警惕和遏制收入差距擴大反彈。
中等收入群體的成長，不僅與擴大消費有密切的聯繫，也與社會結構的優化以及社會的和諧穩定直接相關。從美國的「退群」、英國的「脫歐」到法國持續不斷的「黃馬甲」運動，一種反全球化、反建制、反精英的新民粹主義在世界許多國家和地區開始出現。造成這一現象的一個深層社會原因，就是中等收入群體的縮小和平均生活水平的下降，特別是讓青年人對未來的社會預期充滿焦慮。這種苗頭的出現對我國也有很重要的警示作用，即在社會深刻變遷的過程中，要重點保證民眾生活水平的持續改善和中等收入群體的擴大。
4.鼓勵、擴大和規範「新型零工經濟」 通過本次調研我們還有一個意外發現，就是以自由職業者快速增加為標誌的「新型零工」就業方式的蓬勃發展。這種就業方式過去只是一種邊緣性的補充，但現在已經開始走上前臺，並預示著某種未來的發展趨勢。
黛安娜，馬爾卡希(2017)在《零工經濟》中指出，「零工經濟」(Gig Economy)指的是用時短、靈活性強的工作形式。不同於傳統的「朝九晚五」式的工作形式，它包括諮詢顧問、承接協定、兼職工作、臨時工作、自由職業、個體經營、副業，以及通過自由職業網站平臺找到的訂單式零工(21)。2016年麥肯錫全球研究院發布的報告《獨立工作：選擇、必要性和零工經濟》披露的數據顯示，歐美地區有高達1.62億人(佔全部勞動年齡人口的20%～30%)或多或少地從事某種形式的獨立工作。而根據阿里研究院的統計，2015年，中國「零工經濟」人員約為1.1億，佔比約為7.8%；「阿里」還預測，到2036年，中國「零工經濟」人員將達到4億人。雖然我們對「新型零工經濟」的就業方式還沒有深刻的理解，甚至也沒有系統的統計數據和社會調查數據，相關的勞動合同、社會保險、稅收和職業資格等方面的法律法規也還沒有準備充分，但我們已從身邊的人和身邊的事中，越來越多地認識了各種「新型零工」就業方式的廣泛存在和快速發展，這是一種需要寬容、規範和促進的新型就業方式，因為它與網際網路迅猛發展的趨勢有密切的聯繫。「新型零工」將會對我國未來就業方式產生革命性的影響，也會對在新形勢下擴大就業具有積極的意義。
①該組數據是我們根據國家統計局2018年的數據計算得出的。因受篇幅限制，這裡不詳細說明。http://www.gov.cn/shuju/2019-11/23content_5454785.htm。
②都陽、王美豔：《中國勞動力供求關係及其變化形勢》，https://wenku.baidu.com/view/5062d53bf46527d3240ce0d8.html?fr=search。
③國家統計局：「2.88億農民工平均年齡40.2歲」，http://www.chinanews.com/sh/2019/05-07/8829525.shtml。
④參見www.gov.cn/xinwen/2019-04/30/content_53887773.htm。
⑤李鋼、金碚、董敏傑：《中國製造業發展現狀的基本判斷》，[北京]《經濟研究參考》2009年第41期。
⑥李鋼、廖建輝、向奕霓：《中國產業升級的方向與路徑——中國第二產業佔GDP的比例過高了嗎》，[北京]《中國工業經濟》2011年第10期。
⑦Milanovic,B.,Yitzhaki S.,"Decomposing World Income Distribution:Does the World Have a Middle Class?",Review of Income and Wealth,2002,48(2),pp.155-178.
⑧Kharas,H.,"The Emerging Middle Clas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OECD Development Center Working Paper,2010,No.285.
⑨Pew Research Center(2015a),"Are You in the Global Middle Class?",http://www.pewresearch.org/fact-tank/2015/07/16/are-you-in-the-global-middle-class-find-out-with-our-income-calculator.Pew Research Center(2015b),"China's Middle Class Surges,While India's Lags Behind",http://www.pewresearch.org/fact-tank/2015/07/15/china-india-middle-class.
⑩國家發改委社會發展研究所課題組：《擴大中等收入者比重的實證分析和政策建議》，[北京]《經濟學動態》2012年第5期。
(11)李強、徐玲：《怎樣界定中等收入群體？》，《北京社會科學》2017年第7期。
(12)《國家統計局介紹2018年國民經濟運行情況》，中國政府網，http://www.gov.cn/xinwen/zhibo3/20190121fbh1/index.htm。
(13)Graham,C.,Pettinato,S.,Birdsall,N.,"Stuck in the Tunnel:Is Globalization Muddling the Middle Class?",LIS Working Papers,2000,277,LIS Cross-National Data Center in Luxembourg.
(14)Pressman,S.,"Defining and Measuring the Middle Class",American Institute for Economic Research Working Paper,2015,No.7.https://www.aier.org/wp-content/uploads/2016/10/WP007-Middle-Class.pdf.
(15)李培林、朱迪：《努力形成橄欖型分配格局——基於2006-2013年中國社會狀況調查數據的分析》，[北京]《中國社會科學》2015年第1期。
(16)龍瑩：《中等收入群體比重變動的因素分解——基於收入極化指數的經驗證據》，[北京]《統計研究》2015年第2期。
(17)「世界銀行標準」是指按購買力平價計算，每人每天收入10美元至100美元(PPP$)的人群為中等收入群體。根據2011年世界銀行國際比較計劃(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Program，簡稱ICP)的GDP測算結果，1美元(PPP$)約合人民幣3.5元。按照全年365天計算，家庭人均年收入在12797元至127969元的為中等收入群體。「國家統計局標準」是指家庭年可支配收入10萬至50萬元的人群為中等收入群體。「中位數標準」將家庭人均收入中位數的75%～200%定義為中等收入群體。
(18)World Bank GINI Index Estimation,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SI.POV.GINI?locations=BR.
(19)World Bank GINI Index Estimation,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SI.POV.GINI?locations=RU.
(20)World Bank Employment in Agriculture(Percent of Total Employment)(Modeled ILO Estimation),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SL.AGR.EMPL.ZS?end=2019&start=1991&view=chart.
(21)參見[美]黛安娜·馬爾卡希：《零工經濟》，陳桂芳譯，[北京]中信出版社2017年版，第3-2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