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學界對當代中國社會是否已經「階層固化」存在分歧，亦缺乏明晰的科學檢驗方法。本文考察公眾對自身階層流動情況的感知和對「階層固化」話語關注之間的關聯，以對這一命題進行實證檢驗。我們認為，如果「階層固化」漸已成為社會現實，那麼在宏觀層面，過低的流動率會使得公眾總體的自我流動感知惡化，觸發人們對「階層固化」的關注：流動感知越向下，固化關注度就越高。反之，如果「階層固化」並非現實而只是一種預警，社會流動率並沒有降低到危險點，那麼公眾對「階層固化」的關注和自身的流動感知就不會存在關聯。就此，我們構建起「階層固化」話語列表，利用其在百度的被檢索熱度來生成各省歷年「階層固化」關注度指數，並將其與中國綜合社會調查（2008-2012）的流動感知數據及統計年鑑資料相匹配。基於省域面板數據的多模型分析揭示了「無關的流動感知」這一重要現象：當代中國公眾基於自身經歷的代內流動感知和代際流動感知，與「階層固化」關注度均沒有負向的統計關聯。這一發現意味著「階層固化」在當代中國更多的是一種預警而非社會現實。
關 鍵 詞：階層固化/社會分層/社會流動/流動感知/大數據
基金項目：國家社會科學基金一般項目「中國民眾主觀階層的結構特徵和動力機制」（16BSH011）。
作者簡介：陳雲松，南京大學中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社會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研究方向為人文社科大數據、社會網絡和社會治理；賀光燁，南京大學社會學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為人文社科大數據、婚姻家庭和醫療健康；句國棟，南京大學社會學院碩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為人文社科大數據與社會網絡。
社會階層流動，尤其是階層的代際流動，一直以來都是社會分層研究中賡續不斷的主題之一，其反映了社會的封閉程度以及社會分層體系的變化和發展狀況（李路路、朱斌，2015；劉欣，2005；Beller，2009；Breen，2010；Breen & Jonsson，2005；Erikson & Goldthorpe，1993；Featherman et al.，1975；Ganzeboom et al.，1989；Ganzeboom et al.，1991；Grusky & Hauser，1984；Gerber & Hout，2004；Ishida et al.，1991；Lipset & Bendix，1959；Long & Ferrie，2013；Treiman，1970；Xie & Killewald，2013；Yaish & Andersen，2012）。社會階層流動的重要性不僅僅體現在理論意義上。在社會層面，社會流動也會影響社會公平與公正，社會整合機制的建構（Heath & Zimdars，2011；Payne，2012），以及社會再分配政策的貫徹和實施（Bénabou & Ok，2001）；在個體層面，其還對社會成員的政治態度和行為等方面造成影響（Weakleim，1993；De Graaf et al.，1995）。綜合各個層面，以往研究均表明，機會平等是一個國家的社會和政治體系的正常運作不可或缺的推動者。
階層固化（Class Immobility），即階層流動的對立面，意味著階層之間缺乏流動，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社會階梯中持續存在的機會不平等。缺乏流動機會，意味著家庭出身等先賦因素對個體流動機會影響較大，而個人能力和努力等自致因素的影響較小。大量國際文獻表明，如果缺乏階層流動，社會就無法形成行之有效的激勵機制令個體成員相信通過自身努力可以實現社會經濟地位的改善。長遠來看，缺乏階層流動會阻礙社會的可持續發展（Alon，2009；Ruggera & Barone，2017；Breen & Goldthorpe，1999；Flemmen et al.，2017；Hertel & Groh-Samberg，2014；Ivanova，2018；Savage & Egerton，1997）。因此，在全世界範圍內，階層固化一直是學術界、政府乃至社會關注的話題。儘管有關階層固化的實證研究不多且時間跨度很大，但均發現人們階層固化的關注與社會穩定程度密切相關（Acemoglu et al.，2017；Lipset，1960；Moore，1966）。
在過去的四十年裡，中國經歷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但在國民經濟的迅猛增長和產業結構升級的同時，收入不平等的趨勢也在加劇（Meisner，1999；Xie & Zhou，2014），對中國的社會轉型形成了挑戰。不少研究發現，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儘管橫向社會流動，即由農業向非農部門的流動，並未減少（Wu & Treiman，2007），然而縱向流動機會尤其是代際流動機會似乎在降低（Bian，2002；Wu & Treiman，2007；Zhou & Xie，2019）。在2011年前後，「階層固化」一詞開始逐漸引發輿論熱議（蔡志強，2011；李煜，2011；顧駿，2011；唐昊，2012；辛明等，2011）。圖1展示了我國2011年到2016年以來，「階層固化」一詞在全國各省2億用戶新浪微博、10萬家網站網頁和BBS論壇出現的標準化頻率曲線圖。從圖中不難發現，雖然微博由於自媒體的追逐熱點特徵，使其出現熱度在2012-2013年之後下降企穩（不排除因自媒體發布內容不規範而導致濾除），在其他網絡平臺中，對「階層固化」現象的報導和討論，在各地均不斷提高。而對「階層固化」的關注，也使得「官二代、富二代、貧二代、窮二代」等網絡催生的新鮮詞語，獲得了空前的關注。圖2展示了這四個詞2010-2016年間在百度搜索中的月度檢索量。在時間趨勢上，這些詞彙的百度檢索和新浪微博熱議的高峰先後出現在2012年，似乎也體現出自媒體時代的「文化反授」也即自媒體發布引導搜索關注的現象（陳雲松、朱燦然、張亮亮，2017）。而2010到2012年間相關搜索的快速上升，充分表明了這段時期「階層固化」獲得公眾的高度關注。
2011年前後，「階層固化」引發了社會熱議，國內學界也迅速形成了一批理論和實證研究成果。不少學者提出「階層固化」問題已成為中國社會的現實危險，並將研究目光聚焦於我國固化現象的成因、結構和應對策略（熊志強，2013；蔡志強，2012；楊繼繩、張弘，2011；鄧志強，2013；馬傳松、朱撟，2012；呂效華、吳煒，2013；敖成兵，2014；楊文偉，2015；楊文偉、馬寧，2015）。不過，此後也有一些同樣嚴謹的學術聲音在表達，「階層固化」儘管是一種可能的風險，但並非中國現實社會的客觀存在（顧輝，2015；李路路、朱斌，2015；張樂、張翼，2012）。其中周翔和謝宇最新的大樣本研究表明（Zhou & Xie，2019），即便是在「階層固化」最為中國媒體熱議的2011、2012年，中國的代際流動實際上較之絕大多數工業化國家都要高，遠超法國，與挪威、瑞典相當。
問題在於，由於「階層固化」這一概念本身缺乏嚴格的社會流動率的臨界值定義，也由於傳統問卷調查數據的時滯和地域差異，社會學家們難以用傳統定量研究方式對「階層固化」是否是中國當代社會現實存在這一命題做出明晰、有力的檢驗。不過，從主觀階層定位和輿情傳播的視角，我們可以研究在「階層固化」關注焦點的形成過程中，人們的真實階層流動感知是否真正扮演了重要角色，以此邏輯推演進行間接的檢驗：我們認為，公眾對「階層固化」的關注，既可能由真實的過低的社會流動率所引發，也可能被其他原因諸如社會精英的預警呼聲或者其他宏觀經濟社會文化因素所引導。如果社會流動率真正降低到一定的閾值，使得「階層固化」已成為社會的總體現實，那麼在宏觀層面，過低的流動率會使得公眾總體的自我流動感知惡化，觸發人們對「階層固化」的關注：流動率越低，流動感知越惡化，固化關注度就越高。反之，如果「階層固化」並非現實而只是一種被傳播甚至放大了的預警，社會流動率並沒有降低到危險點，那麼公眾對「階層固化」的關注，主要受到外部信息環境或者其他宏觀因素的影響，和自身的流動感知就不會存在顯著的關聯。實際上，社會預警，在轉型社會確有被公眾輿論強化和放大的可能。朱光磊、李晨行就從傳播學角度提出，著名的「社會放大風險」理論（The Social Amplification of Risk），實際上才是「階層固化」從輿論界闖入學術界甚至被「汙名化」的主要誘因，儘管他們的研究承認我國存在著影響階層正常流動的宏觀政策、中觀機制和微觀差異的障礙因素（朱光磊、李晨行，2017；Lippmann，1992）。
本文中，我們將從宏觀群體而非個體的層面去考察一個省份的「階層固化」關注度，在統計上是否可以被省內公眾自身的代內和代際流動感知所解釋。具體而言，本文將聚焦2008年到2013年的中國社會（時間框架選取詳見下文），通過百度搜尋引擎獲得各省在六年間「階層固化」話語的檢索數據，以此構建起省域「階層固化」關注度指數並作為因變量；同時，通過中國社會綜合調查CGSS歷年社會階層流動感知的數據來構建起省域代內流動感知和代際流動感知指標，作為主要解釋變量。我們的靜態和動態面板數據分析涵蓋了（除海南、西藏之外）29個中國大陸省、***和直轄市，數據來源實際覆蓋樣本超過3萬人。我們認為，基於網際網路大數據的定量方法，探討社會公眾的「階層固化」是真正的「關乎」自我流動還是「無關」自我流動，有助於判斷當代中國的「階層固化」是尚處學術界、精英層發聲的預警階段，還是業已步入現實危機階段。這一歷史階段判別的結果，事關中國社會轉型和改革開放的戰略定力與發展取徑，也有助於我們從社會分層與輿情生成的交叉視野進一步釐清社會現象、輿情熱點之間密切而微妙的關聯。
二、文獻綜述
（一）階層的自我流動感知和固化關注
個體或群體因社會資源和機會佔有不同而產生出不同的階層。當階層間的社會地位發生變化時，階層流動便得以產生。目前，西方有關階層流動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教育、職業、收入的代際流動（Treiman，1970；Featherman et al.，1975；Erikson & Goldthorpe，1993；Long & Ferrie，2013；Xie & Killewald，2013）。在這一過程中，學者們主要關注個體地位獲得層面的機會不平等，尤其關注過程中先賦因素（如家庭出身）在不同社會情境下的作用是如何變化的。事實上，任何社會，不論工業化水平高或低，都存在一定程度的結果不平等。不平等是否會對社會和諧造成威脅，很大程度上取決於那些來自社會底層但有能力的個體是否可以掙脫先賦因素的束縛，通過自身努力流動到上層來。因此，客觀存在的階層流動性成為社會得以正常運作的重要因素。不過，影響公眾對於社會層級的理解和所持政治態度的因素，並不僅僅在於客觀的階層地位和客觀的階層流動，公眾對自身階層的主觀定位和主觀的流動感知，也起著非常巨大的作用（陳雲松、範曉光，2016）。
在個人層面，階層自我定位，既反映客觀的階層定位（收入、職業聲望、教育獲得指標），又取決於和參照群體的比照；流動感知則是對自身或家庭前後在階層自我定位的主觀比較，可以是向上流動，向下流動，也可能是靜止不動（Souffer et al.，1949；Weolfel & Haller，1971）。在宏觀層面，個體的流動感知匯集起來，成為反映一個階段一個地域一個群體的總體流動經驗，它直接組成並形塑人們的總體社會心態、政治傾向，影響著社會整合與團結，與執政的合法性基礎息息相關。從自我流動感知的參照組和時間跨度來看，它有代內的，對自身前後數年、數十年社會地位變化的評估；也有代際的，對自己父母輩、祖父母輩當時所處的階層與自身所處的階層進行歷史比對。無論是代內還是代際流動感知，都會直接反映公眾對社會流動機會是否平等的最終認可程度。需要注意的是，這種認可具有高度的主觀性。大量研究表明，人們自身的客觀階層地位和主觀階層定位之間存在一定的偏差（範曉光、陳雲松，2015）。類似地，有的人明明向上流動，但因為參照系選取的不同產生了向下流動或者固化的感覺；也有的人實際向下流動了，但仍會產生沒有變化甚至向上流動的印象。
無論是代內流動感知還是代際流動感知，只要這種感知是向下的，變差的，人們就會「不平則鳴」。也因此，流動感知與對社會流動的關注之間，存在一種直覺的理論預期，這就是「關乎流動」：越經歷向下流動或無法向上流動的群體，或者越感知、認定自己向下流動或無法向上流動的群體，就越會關注流動率降低的現象。因為這部分群體切身感受到固化所帶來的「人往高處走」的機會的減少和利益的受損。這意味著，當社會流動率降低到一個閾值之下，「階層固化」成為社會現實之際，真正為「固化」所傷害的社會公眾，就勢必會對「階層固化」話語給予特別的關注。也即：真正的固化，會使得越過某個閾值的過低的社會流動率，觸發公眾對「固化現象」的關注。那麼，在真正固化的年代，流動率越低，人們的流動感知就越惡化，進而帶來更多的對「階層固化」現象的分析、討論和對相關信息的關注與搜求。這實際意味著，凡是進入了固化階段的社會，公眾的代內或者代際流動感知，起碼有其一會和「階層固化」關注度負向相關。
不過，正因為「階層固化」話語本身事關執政合法性，因此它也必然成為任何一個社會公共場域的核心話語之一。而這公共場域，本身是各種社會精英力量展示社會責任和進行社會監督的舞臺。無論是出於為民請命的衝動還是輿論監督的需求，一旦社會的垂直流動率出現了明顯的變化（特別是流動率降低），知識精英和新聞界就勢必會就這一變化所可能觸發的危險圖景進行討論分析：「階層固化」的話題應運而生，並開始進入大眾傳播。甚至，精英層會把下降的流動率和固化本身等同起來，而不去分析所在社會的流動率與他國、他社會之間的對比。既然當代社會公眾的信息渠道往往是處在大眾傳播形成的擬態環境之中（Lippmann，1922），那麼我們完全有理由認為，人們對「階層固化」的關注，除了可能有真實的固化所引發之外，確有另外的來源可能：社會精英對社會變遷和波動異常敏銳，並且具有能力通過書籍、期刊、新聞媒體、影視作品和課堂講堂等等渠道去發聲和預警，哪怕某種社會現象並未降臨，哪怕自身和公眾都並沒有在其所批評和擔憂的社會過程中受到傷害。實際上，精英階層出於社會信念和使命感為底層弱勢群體或者他者請命和發聲，古往今來從不鮮見：支持黑奴解放運動的白人，在自身經濟上並非受益者；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無論是馬克思、恩格斯等無產階級革命導師，還是毛澤東、周恩來、鄧小平等領導人，均非出生於赤貧的無產階級家庭。因此，決策者應對這類預警者加以尊重，對預警加以留意。
其實，除了出於社會使命感而最先發出「階層固化」的預警，精英者的發聲，或許還有更為微妙的可能：是這些精英們最先感受到了社會「局部」的「固化」，尤其是他們自身所處階層社會流動率較之以往快速下降的「固化」。但問題在於，任何社會的垂直流動都具有天然的瓶頸：在努力奮鬥到達精英層面之後，進一步通往社會頂層的空間勢必非常逼仄。換句話說，在社會流動的過程中，最快向上流動到較高層級的人群，也最快到達任何社會都無法避免的上升天花板。起碼，對於當代中國的精英們來說，向上流動的年代永遠是短暫的，而停滯則是更為長久和枯燥的。面對自身和同儕的流動停滯，面對80、90年代社會總體的高速向上流動記憶，中國的知識精英、輿論領袖，的確有把自身階層上升停滯的現實，與為民請命的責任感，夾雜在一起對「階層固化」率先敲響社會的警鐘。
因此，在獲得數據的實證之前，我們審慎地提出：在當代中國，「階層固化」這一概念被提出和熱議，既可能因為它本身已經是社會的真實存在，也可能僅僅是作為預警的聲音被提出甚至放大。但重要的是，在開始逐步進入「固化」的社會裡，公眾對「階層固化」的關注，其核心來源應該是「關乎自身」的主觀流動感知，而這一感知體現的是被降低到了危險程度的社會流動率；而在「階層固化」現象並沒有深入滲透到社會肌理中時，公眾對作為社會現象的「階層固化」的關注，則往往始於「無關自身」的預警式的多來源、多渠道社會話語，受到宏觀層面的外部經濟社會文化綜合因素的影響，但和流動感知無關。
（二）中國學界的「階層固化」之爭
改革至今，我國的社會階層結構出現了根本性的變化。尤其隨著90年代以來市場經濟地位的確立，中國社會流動的開放性程度相比較改革以前有所提高。邊燕傑（2002：104）指出，「1978年以後的市場改革和勞動力市場的興起侵蝕了這些制度分歧，使得社會流動幾乎成為每個人的生活體驗。」然而近十年來，儘管社會開放程度有所加強，但是這種流動性主要表現由農業向非農部門的橫向流動，尤指農民階層向工人階層轉化（Wu & Treiman，2007），而縱向流動卻呈現出了下降的趨勢。基於1996年「當代中國生活史和社會變遷數據」，吳曉剛和唐啟明指出，由於中國獨特的戶籍制度，職業的代際流動主要由農村出身的群體主導，也即，城市居民的代際流動性很低，而農民的代際流動相當高。張翼利用2008年中國社會調查（CGSS）數據發現，自改革以來，中國社會的結構性變化，尤其是快速的工業化和城鎮化打開了中國由農民階層進入工人階層的通道，然而非農職業中，從藍領流向白領的通道仍待開放。隨後，周翔和謝宇利用1996到2012年的六期不同但可兼容的數據（LHSCCC 1996，CGSS 2005，2006，2008，2010，2012，合計超過3萬樣本）也得出了類似的結論（張翼，2011；Bian，2002；Wu & Treiman，2007；Zhou & Xie，2019）。總之，垂直流動減速，水平流動增速，基本是社會分層研究領域學者的基本共識。
不過，隨著「階層固化」這一話語在2011年前後從輿論界轉向學術界，不少學者基於對90年代以來我國縱向流動速度快速下降的嚴峻現實，得出了中國已面臨「階層固化」危機的學術判斷（蔡志強，2011；顧駿，2011；李煜，2011；唐昊，2012；辛明等，2011）。還有研究儘管並未直接指出這一命題，但也為「階層固化」論者提供了間接性的依據。比如，陳怡和考埃爾通過分析1989到2009年我國收入流動情況發現，在過去20年裡，基於收入的分化在增加。也即，「窮人愈窮，富人愈富」的兩極分化模式越發明顯（Chen & Cowell，2017）。總體上，這批研究以更悲觀和警醒的思路分析中國出現階層固化的根源、結構特徵和政策應對。當然，無論是從學術觀點的角度，還是對現實公共政治的預警和建言角度，這類研究都值得重視。
同時期也有學者對「階層固化」已威脅中國社會結構的判斷表示了異議。例如，張樂、張翼基於武漢和杭州的近三千人的青年樣本數據，提出高學歷、中高職稱與高行政級別在很大程度上並不具有「精英再生產」的代際特性（張樂、張翼，2012）。李路路、朱斌基於2005、2006、2008年的三期中國綜合社會調查（CGSS）數據，提出我國總體社會流動率逐步提升，社會開放性呈波浪式變化，特定階層的代際繼承優勢逐漸下降（李路路、朱斌，2015）。顧輝基於中國婦女社會地位調查第一、二、三期調查近七萬樣本，也提出沒有足夠證據表明當前社會階層已經固化（顧輝，2015）。新近的基於更廣泛代表性數據和更長時間跨度的精細分析也支持了這類觀點。例如，周翔和謝宇發現中國的代際流動性較之80、90年代確實在降低，但即便如此，中國當代的代際流動仍然比11個具有成熟市場機制的發達工業化國家要高（英國，德國，法國，匈牙利，愛爾蘭，以色列，義大利，荷蘭，挪威，波蘭和瑞典）（Zhou & Xie，2019）。實際上，就在2011、2012年前後「階層固化」被熱議的時代，周翔和謝宇的研究表明，中國的代際流動率和挪威、瑞典等素以社會結構開放、平等的斯堪地那維亞國家相當，幾乎是法國的兩倍。他們由此得出結論：儘管有快速擴大的收入不平等和較之過往30年明顯下降的垂直社會流動，今日的中國仍然比絕大多數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具有更大的流動性。
社會縱向流動較之90年代之前有所下降，有著深刻的歷史原因和背景。首先，教育不平等仍然是目前社會流動的主要障礙之一。20世紀80年代後期，中國開始實施從九年制義務教育到高等教育擴張的教育普及政策，其一是為了滿足市場轉型對高質量勞動力的需求，其二則是促進全社會教育機會的平等（閔維方，2007；Tsui，1997）。然而，教育政策實施僅僅改善了較低教育水平（小學、初中）上的機會平等，對於高中以上的教育，教育機會的分布卻愈發不均勻。在中國的情境下，不平等的教育機會成為影響流動性的重要因素（Wu，2010）。其次，在市場改革的過程中，無論中外，再分配權力都可能繼續對社會資源的分配起重要作用，使得傳統體制精英在轉型過程中仍具有優勢（Bian & Logan，1996；Cheung & Dai，1995；Gerber & Hout，2004；Meisner，1999；Wu，2006）。再次，在收入不平等急劇上升的時期，專業技術人員以及普通工人之間、不同技能的工人之間的差距會加速拉大（Xie & Zhou，2014；Zhou，2000）。當收入層級之間的差距過大時，跨越的難度自然也會加大。有學者將各類原因，歸納為宏觀的制度與政策因素（資源配置方式、單位制、戶籍制、高考制、公務員制度、稅收制度、社會保障制度）、中觀的制度外「間隙」行為機制（如官僚主義、門當戶對思想等「慣性思維」和投機尋租等「間或行為」）以及微觀的差異化的個體能動性（朱光磊、李晨行，2017）。
從學界的爭論不難發現：第一，對「階層固化」的話語，既有焦慮的判斷，但也有預警式的討論；第二，數據有力地表明，中國當代社會垂直流動率並不低，甚至高於西方諸國。如果說中國的流動率已經降低到了固化的閾值，難以獲得實證支持；第三，中國當代社會垂直流動速度，的確較之以往特別是80、90年代在下降。這三個方面，似乎印證了我們前文的另外一種揣測：社會精英層面對總體下降的流動率，面對自身向上流動的瓶頸，未雨綢繆提出了「階層固化」的擔憂。而社會轉型過程中的大眾傳播過程則放大了這種恐懼，讓它在輿論和學術界得到進一步的熱議。如果這種揣測是真，我們應該發現，在宏觀層次上，當代中國大眾的代內流動感知也好，代際流動感知也好，和他們被大眾傳播所觸發出來的「固化」關注度之間，不會有真正的關聯。我們在這篇研究中的使命，就是以這個命題構建變量、進行實證檢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