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各國的政治體制千差萬別：我國實行的是社會主義的共和政體，美國實行的是資本主義的總統制共和政體，英國實行的是資本主義的君主立憲政體，德國實行的是資本主義的議會共和政體......在有些國家最高領導人是明確的，然而在有些國家最高領導人這個概念其實是比較模糊的——既可以指地位最高，也可以指權力最大。這兩者有時是統一的，有時則並非統一的。哪些國家地位最高的領導人並非權力最大呢？典型的例子就是英國、日本這樣的君主立憲國。
我們不妨思考這樣一個問題：英國女王和英國首相究竟誰是最高領導人呢？日本天皇和日本首相究竟誰是最高領導人呢？如果從英國和日本憲法規定的國家元首而言：英國女王和日本天皇是國家元首，然而作為君主立憲國的英國和日本的君主是虛位的，由議會選舉中產生的多數派上臺組織內閣，而國家的實際政務是由內閣負責的。如果從權力大小來看：英國的女王和日本的天皇都比不上首相，因為他們都不掌握實權。然而英國女王和日本天皇的地位威望卻是首相所無法比擬的。
首相是要受一套政治運作機制制約的，如果首相違背了既定的制度程序就會遭受彈劾，人們可以自由表達自己對首相及其政府班底施政的不滿。我們知道英國和日本的首相都曾出現過頻繁更換的現象，然而王室卻始終受到國民的崇拜。這種在國民精神意識領域的權威性是負責實際政務的首相及其政府班底成員所不具備的。所以在英國、日本最高領導人這個概念其實是模糊的：王室地位崇高卻不掌握實權；政府內閣手握實權卻並不享有崇高的威望。
尤其是在日本天皇長期以來被賦予了高度的神性：中國古代的皇權專制是通過制度實現的有形的專制，而日本的天皇專制是通過精神實現的無形的專制。中國皇帝自稱天子，然而天子之上畢竟還有天，所以天子是可以被取代的。中國曆朝歷代的造反者都會打出「替天行道」的旗號，言下之意就是因為君主的倒行逆施已導致天命的更替，所以人民就有權推翻他。然而在日本天皇本身就是天、就是神，事實上在日本的神道教中天皇本身就是作為一個神的形象出現的。
根據日本人自己的創世神話：日本國是由天照大神的子孫神武天皇建立的。在1889年頒布的亞洲第一部憲法《大日本帝國憲法》第一條就寫著：」大日本帝國由萬世一系之天皇統治之「。所謂的」萬世一系「其實是值得懷疑的：在日本史籍中關於第一代天皇神武天皇生於何時、葬於何地根本沒一個統一的標準答案。實際上在於公元592年登基的推古女皇之前的33代天皇的事跡基本都等同於神話傳說，也就是說直到公元592年之後日本歷史才有了真正較為清晰明確的文字記載。
我們姑且不去討論推古女皇之前的33代天皇究竟是否曾真實存在過，然而我們可以確定的是：自從日本有文字記載的確切歷史以來日本皇室的確出自傳承著同一血緣的同一個家族，而從公元592年至今這千餘年時間裡中國、朝鮮半島、越南等國無不經歷了多次改朝換代。日本皇室的歷史也許並不像其所吹噓的那麼悠久，但日本皇室的確是全世界現存的王室中最古老的。日本皇室能如此長壽在一定程度上確實反映出其對民眾精神生活的強大影響。
儘管天皇被視為神，然而在日本歷史上天皇真正掌握實權的時間並不長：在推古女皇的時代日本實際上還沒進化到成熟的國家形態，而更像是由各部族組成的鬆散聯盟。甚至有人懷疑當時根本就不存在」天皇「這個概念：推古女皇說得直白些就是部族聯盟的首領，只不過後來隨著日本的民族意識抬頭之後才創造出「天皇」這一稱謂。這時的日本實際上處於由氏族部落文明向較為成熟的國家形態過渡轉型的時期。在這一過程中以蘇我氏為首的各部落氏族首領擁有極大的權力。
公元646年的大化改新是日本天皇為建立像中國唐朝一樣的中央集權制帝國所做的一次努力。大化改新後日本效仿大唐培養了一個職業官僚階層以代替以前的各氏族首領，建立起三省六部的中央集權制度。然而日本畢竟不是唐帝國：大化改新時日本的氏族貴族勢力仍相當強大，以致於他們與生俱來的驕傲與光榮即使在皇權面前也能光芒四射。如果將國家比喻為一家公司的話：那麼日本的貴族階層就是這個國家的集體股東，天皇只是世襲的貴族領袖，遠未達到中國皇帝「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程度。
大化改新後的日本一度從中國引入科舉制，試圖以此打破森嚴的階級壁壘：通過引入在朝中沒任何根基背景的庶民百姓人家的子弟實現制衡世家貴族的目的，從而起到強化中央集權的效果。然而日本的科舉制在貴族勢力的反撲下於公元1177年後徹底廢棄。大化改新後的日本也從大唐王朝學習到了班田制和租庸調製，但只有庸和調收歸中央，而租卻留於地方，這就意味著相當程度上保留了地方世家豪門的權力。日本由此形成了等級森嚴的社會結構。
中國古代儘管也存在門第高低之說，然而也一直存在英雄不問出處的說法。尤其是科舉制的存在為寒門子弟提供了一條上升渠道。儘管這條渠道相當窄，但「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這種事在古代中國還是有可能發生的。相比之下古代日本社會的等級森嚴遠超中國：基本上就是龍生龍、鳳生鳳、耗子生來就打洞，任何人都不能逾越自己的身份地位。縱觀漫長的日本古代史中像豐臣秀吉這種由底層躍升高位的例子幾乎再也找不出第二個來。
日本這種森嚴的身份等級制度實際上對中央集權構成了一定挑戰。如果是在日本貴族階層是這個國家的集體股東，而天皇只是世襲的貴族領袖；相比之下中國皇帝則是國家的唯一股東，事實上自秦始皇建立大一統的中央集權帝國以來中國的貴族階層就處於日漸消亡的狀態。儘管在古代中國也存在門第高低之分，但這只是一種世俗觀念，真正能對國家政治產生影響的貴族階層在中國是不存在的，帝國所有子民都是皇帝的私有財產。皇權可以讓人生，讓人死。
在古代中國皇權可以讓混跡街頭的韋小寶一夜間飛黃騰達，也可以讓一個偌大的鐘鳴鼎食之家頃刻間墮入萬劫不復的深淵。然而在身份等級制度森嚴的日本世家貴族的權力不可避免會對皇權構成一定挑戰：公元10世紀外戚藤原家族建立起了自己的攝關政治體制。所謂攝關政治就是由藤原家世代擔任攝政實際把控朝政。這類似於中國歷史上的外戚幹政，所不同的是：中國歷史上的外戚幹政要麼最終導致像楊堅這種勢力強大的外戚篡奪江山，要麼就是最終羽翼漸豐的皇帝設法清除掉外戚勢力，然而在日本藤原家族使攝關政治得以制度化。
當然天皇是不甘於將自己的權力拱手相讓的，於是皇室想到了利用當時勢力日漸壯大的佛教：天皇往往選擇在壯年時退位出家，擔任法皇，然後親自輔佐幼主，以免藤原家架空小天皇。於是這一時期形成了皇室和佛教結盟對抗外戚的格局，可就像當初藤原家輔佐皇室打倒了舊貴族之後搖身一變成為新貴族一樣，佛教勢力在法皇的庇護下得以迅速壯大起來。公元794年恆武天皇為擺脫佛教勢力對自己的控制將都城從遍布佛教勢力的奈良遷到平安京（後來的京都）。
然而這樣做的結果就是導致藤原家的勢力死灰復燃。當皇室、外戚、佛教三路神仙打架之際地方上因為不斷地土地兼併而湧現出大量私人莊園，莊園主往往會僱傭打手看家護院，這就是後世的日本武士的雛形。天皇和藤原家在相互角力的過程中不斷借用武士的力量，這就給武士階層的崛起提供了機會：當時實力最強的兩家武士集團分別是平家和源氏，經過長期的撕逼大戰後源氏家族的源瀨朝於1185年正式創建鎌倉幕府，從此開啟了武士掌權的幕府時代，天皇徹底成為了擺設。
由於天皇遠離政治中心，反倒使其躲過了政治鬥爭的漩渦：之後日本的各路野心家們不斷撕逼，但無論誰上位都只是取代前一屆幕府掌握國家實權，誰也沒打算廢掉有名無實的天皇。在長達七百餘年的幕府時代期間武士階級建立的幕府政權實際執掌著日本的軍政大權，任何力量若要挑戰幕府的權威，哪怕是天皇也被認為是叛逆不道，以致於在日語中出現了「天皇御謀叛」一詞。但與此同時我們也該看到：在武士階級的內心深處雖藐視皇室的軍事實力，但對其殘留在人們心中的威望始終有所忌憚。
日本的身份等級制度其實是一把雙刃劍：儘管它削弱了皇權的存在感，事實上即使在號稱天皇具有實權的年代也是會受到周邊貴族勢力的種種牽絆，但另一方面它也使處於嚴格的等級制度下金字塔最頂端的皇權充滿了浪漫與神秘的色彩。中國皇帝選擇了追求不受制約的無限權力，於是就必須削弱貴族的力量，消解等級秩序，實現「在皇權面前人人生而平等地為奴」。這樣做的結果卻使皇權直接暴露在大庭廣眾之下，而日本古代的天皇更像是一個傳說中神一般的存在。
由於不和民眾發生直接接觸，因此也難以和民眾產生直接矛盾，而在日本嚴酷的等級制度下皇室和掌握實權的幕府基本都能守住自己的本分：皇室不會逾越血統與門閥的限制而肆無忌憚擴張自己的權力，而幕府也不敢逾越血統取皇室而代之。皇室在精神上所具有的不可侵犯性在七百餘年的幕府時代其實一直存在：儘管新興的武士政權可以架空皇室，但卻沒任何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韙而廢黜皇室。這種狀態一直維持到19世紀日本被西方列強的堅船利炮打開國門為止。
1867年10月日本最後一屆幕府政權德川幕府在倒幕勢力的威逼下將大政奉還明治天皇。明治天皇掌權後進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史稱明治維新。其中涉及天皇制本身的就是實行君主立憲政體，所以嚴格意義上而言：明治天皇雖然不像他的祖輩一樣是一個徹徹底底的傀儡，但也不是一個能完全大權獨攬的專制君主。表面上明治憲法試圖打造一個類似英國的君主立憲國家，而在這樣的國家體系中天皇應該居於統而不治的地位。不過需要注意的是：明治憲法其實給天皇保留了很大的權力。
明治憲法第一條就明文確定：大日本帝國皇室萬世一系，天皇是天照大神的子孫，君主大權神聖不可侵犯。儘管從理論上而言：作為立憲君主的日本近代天皇本來是不能直接幹預政事的，然而實際上天皇的權力一旦實行起來卻具有扭轉乾坤的力量。事實上明治天皇、昭和天皇都曾利用軍部的力量顛覆內閣，隨著軍國主義勢力的日益膨脹就使天皇的權力和權威得到進一步擴張。1945年日本戰敗投降後駐日盟軍總司令麥克阿瑟一度想要嚴懲包括日本天皇在內的所有戰爭罪犯以報當年在菲律賓的一箭之仇。
麥克阿瑟曾發誓：「不追究天皇的戰爭責任，我死不瞑目！」這一觀點也得到了中國、蘇聯、澳大利亞等反法西斯同盟國的支持，然而接下來發生的事使他迅速改變了觀點：他看到本來高喊著一億玉碎的口號準備負隅頑抗到底的日軍在天皇的命令下迅速解除了武裝，他本以為自己的士兵會遭到各種暗算和襲擊，結果卻是日軍士兵列隊歡迎他們的到來，這一刻他敏銳地意識到天皇是美國實現對日佔領的絕佳工具並發出了「天皇是勝過20個機械化師團的力量」。
1945年9月27日麥克阿瑟在美國大使館迎接了前來拜訪的日本天皇裕仁，關於他們的談話內容迄今為止無人知曉。此後一直到1946年1月駐日盟軍總司令部收到的1488封信件中有337封與天皇有關，其中大多數要求保留天皇制，甚至有人公開發出威脅：「你們敢動陛下一根指頭我就要刺殺麥克阿瑟」。1946年元旦天皇裕仁在美國佔領當局的壓力下發布《人格宣言》：首次向全國民眾申明自己只是一介凡人而非神明，天皇的「現人神」地位自此開始打破。
1946年2月在麥克阿瑟的策劃安排下日本天皇裕仁開始巡視全國，實際上麥克阿瑟是想藉機了解天皇在日本國民心中的地位以確定天皇對美國的佔領政策所能起到的作用，這將直接決定美國對天皇制存廢以及是否審判裕仁的態度。儘管裕仁早已在美國方面的主導下否定了自己現人神地位，人們從他與麥克阿瑟的合照上清晰地看到他只是一個其貌不揚、身材矮小之人，根本與傳說中英明神武的形象不沾邊，可在長期的精神洗腦作用下人們還是自發出來歡迎裕仁。
很多人是有生以來第一次目睹天皇的真容。這對民眾和天皇都是一次互相適應的過程。民眾發自按他們的天皇個子矮矮的，有時身體顯得不大協調。之前從未有過這種經歷的天皇因為緊張而頻頻向民眾揮動禮帽，嘴裡始終重複著一個詞：「啊，原來如此」。這和戰前軍國主義宣傳中那個英明偉岸的天皇形象判若兩人，但裕仁所到之處卻受到了民眾的歡迎，因為他們覺得這很真實。就在組織這次天皇出巡的同時美國佔領當局還授意日本媒體進行了一次關於天皇制存廢的輿論測試。
這次測試的結果顯示有91%的受訪者支持保留天皇制。日本國民的這一態度促使麥克阿瑟下決心庇護裕仁，事實上正是在麥克阿瑟的庇護下以日本天皇為首的權力階層中有相當部分得以逃脫戰爭罪行的審判。美國庇護日本天皇制絕不是因為對日本的天皇制或裕仁天皇本人有什麼好感，而是完全處於自身戰略利益的考慮。這時美蘇之間的冷戰格局正日益清晰起來，在這樣的形勢下美國試圖將日本打造成為自己在亞太地區遏制戰略對手的基地，而天皇則被視為用來推行戰後對日佔領政策的利用工具。
既然戰後的天皇是美國推行佔領政策的工具，那麼美國自然會按自己的意圖對日本的天皇制進行改造：1946年2月10日駐日盟軍司令部根據麥克阿瑟提出的三條原則制訂了憲法草案，最終這份草案在經過少許修改與翻譯調整後於當年11月3日獲得通過。1947年5月3日新的《日本國憲法》正式頒布以取代之前的《明治憲法》。新憲法針對天皇的定位在第一條中就指明：日本天皇為日本國與日本國民團結的「象徵」。所謂象徵更多是一種精神層面的含義：戰後的新憲法強調日本的主權在於全體國民。
這實際上意味著國民在物質層面並不需要一個天皇作為凌駕於其之上的統治者，天皇更多只是日本國在精神層面的自我意識象徵。儘管憲法第2條保留了日本天皇的世襲權，但隨後又在第3條規定：「天皇的國事行為必須經內閣批准，由內閣負責」；與此同時日本憲法第4條規定：「天皇只能根據本憲法行使國事相關行為，無權參與國政」。在日本戰後憲法的體系下天皇已不再具有任何政治實權，國家的最高統治權歸於議會選舉產生的內閣總理大臣（首相）。
由於內閣總理大臣是由國會選舉產生的，而國會又由國民選舉產生，至此日本的政治形態已過渡為英國式的代議制形態。戰後日本的最高立法權歸於國會，而行政權歸於首相，司法權歸於最高法院。自衛隊指揮權歸於首相，天皇不能再像戰前一樣利用軍隊勢力了。日本戰後憲法第88條規定：「全部皇室財產屬於國家，全部皇室費用必須計上預算並經國會決議」。英國王室的白金漢宮、溫莎城堡都是英國王室的家族產業，沙特等海灣土豪國家的王室更是擁有大量私人財富。
然而日本皇室嚴格意義上是沒任何私人財產的——就連皇居、皇陵的所有權也不屬於皇室。這樣做是為了避免皇室通過資金運作勾結政府官員介入政治，也就是說在經過戰後改革之後日本天皇不僅失去了軍權、財權等主要大權，甚至連皇室的私人產業也已全部收歸國有。嚴格意義上日本皇室生活中用到的一磚一瓦一針一線都屬於國家財產，皇室只有使用權而不具備所有權。這麼做是為防止皇室運用金錢幹預政治。至此皇室不僅再不能參政議政。
日本皇室成員甚至連普通日本公民所享有的政治權利乃至人身權利都不一定享有：選舉權、被選舉權、過繼養子、婚姻自由、信教自由等權利都是皇族成員一律不享有的。如果有皇室成員覺得這樣無法接受，那麼可以經皇室會議決議而脫離皇族身份。既然皇室是由全體日本國民供養的，那麼皇族人數就不能太多，否則就會加重納稅人的負擔。1947年10月13日皇室會議通過決議：除昭和天皇和秩父宮、高松宮、三笠宮三位親王的直系親屬之外其他11宮家51名成員全部脫離皇族而歸為平民。
只要生為皇族就不能享有普通公民所擁有的自由——從某種意義上而言：戰後的日本皇室就像是被全體國民豢養的金絲雀。1947年昭和天皇的長女成子公主在脫離皇族時竟聲稱：「儘管戰後的社會物資短缺、生活艱苦，但能第一次像普通人一樣生活，感受到普通人的喜悅，這仍令我倍感難得」。戰後的日本皇室沒政治實權，卻有一大堆繁文縟節，生活於其中的人的確有如籠中的金絲雀。在傳統的身份等級制度影響下戰後的日本皇室在婚姻問題上仍強調出身門第，所以婚姻自由對皇族成員是不適用的。
直到1958年皇太子明仁（日後的明仁天皇）帶著自己選中的女朋友回家引發了皇室內部的軒然大波：明仁皇太子的女友是日本大企業日清制粉集團第二代掌門人正田英三郎的女兒正田美智子。正田家作為由底層一步步打拼起來的企業家顯然不符合日本皇室對貴族階層的定義。明仁皇太子的母親和幾位嬸嬸都反對這門婚事。如果是在二戰前天皇和皇后完全可以包辦皇太子的婚事，然而這在戰後可就行不通了：二戰後日本皇室的婚姻不再由天皇夫婦包辦，而是由皇室會議決定。
決定皇室婚姻的皇室會議中皇族成員只有兩席，其餘席位為首相、參眾兩院正副議長、宮內廳長官、最高法院院長等政治家。這些處理實際政務的政治家們認為日本皇室講究出身門第的婚姻觀已然過時，與平民階層的自由自主通婚是順應歷史發展趨勢的。在這些政治家的堅持下正田美智子成為了日本皇室第一位出身平民階層的皇后。皇室婚姻觀的變化只是戰後日本皇室諸多變化之一，事實上日本皇室在失去政治實權後日常工作和生活都發生了諸多變化。
儘管1947年的《日本國憲法》將天皇定義為日本的國家象徵，從而剝奪了天皇一切實質性的權力，但天皇仍作為日本國民生活中的精神支柱存在。正如一開始所說的：天皇在失去政治實權後仍享有崇高的威望，而天皇在精神層面所發揮的這種作用是掌握政治實權的首相所無法取代的。在日本首相是可以被批評乃至被彈劾的，然而卻基本上沒人會指責皇室。與此同時天皇這個職位也並不是一個飽食終日無所事事的職位，事實上天皇同樣是需要工作的。
由於二戰後日本的政治實權掌握在以首相為核心的政府內閣手中，因此天皇是否工作、怎麼工作其實是沒自主權的，同樣天皇也沒有休息的自主權。事實上日本天皇每天都有固定的工作要做，他們也和普通的上班族一樣需要在早上到辦公室裡辦公，不同的是天皇是有專車接送的，當然其辦公環境也不是普通人能比的。《日本國憲法》第7條規定：天皇在內閣授權的前提下可以進行十項國事行為。這十項條例每一項都給天皇帶來了諸多工作。
這十項國事行為是：（1）公布修憲、法律、政令及條約；（2）召集國會；（3）解散眾議院；（4）公示國會議會總選舉之實行；（5）對國務大臣和法律所定其他官吏的任免與給予全權委任，對大使和公使的派遣狀進行認證；（6）對大赦、特赦、減刑、免除執刑及復權進行認證；（7）授予榮譽；（8）對批准書及法律規定其他外交文書進行認證；（9）召見外國大使及公使；（10）執行各項儀式。由此帶來的最為常態化的工作當屬批閱文件。
每天上午九點就有御車接天皇到「菊之間「辦公，而主要的日常工作就是閱覽各種文件。內閣每通過一項決議都會送達天皇批閱，而天皇必須全部仔細閱讀後在上面籤字或加蓋玉璽。2017年全年需要天皇籤字蓋章的文件達到了960份。英國人曾戲言「上下兩院如果把女王的死刑判決書送到她手中，那麼她也只有籤字權」。其實日本天皇也與之類似：他無權對任何一份提案發表任何意見，只需充當一個人形籤字機即可。同時作為日本國的象徵而存在的天皇自然也需要代表國家出席各種社交禮儀應酬。
天皇出席禮儀活動主要分為兩類：其一是作為國家的象徵與國民互動；其二是作為國家的象徵出席禮儀性質的外交活動。在我們很多人的傳統印象中帝王宮苑是不可隨意接近的，然而日本天皇居住的東京皇居卻是對外開放的，也就是說普通日本公民是可以近距離接觸皇宮的。日本政府也經常在皇居附近搞一些諸如拜謁天皇、茶會、午餐會、晚餐會之類的儀式活動，天皇不僅需要出席這些儀式活動，而且大多數時候是需要充當活動主持人的。
活動中國會議員、內閣成員以及各種勳章榮譽獲得者均會前來謁見天皇，於是各種接待應酬就成為了天皇一項重要工作。當然天皇也不是坐在皇居等著客人前來謁見，其實天皇也需要是不是走出宮去與國民互動：僅在東京一地天皇需要出席的活動就有每年1月2日的一般參賀、8月15日的全國戰歿者追悼式以及日本學士院、日本藝術院、日本國際獎、國際生物學獎的頒獎典禮。在東京之外天皇也需要經常走訪地方的各類比賽，視察全國各地的工廠、文化與福利設施。
去年剛退位的明仁天皇在任30年間光是福利設施就去過500多家，相當於平均每月至少去一家。如果碰上天災，那麼天皇就需要前往災區安撫民心：2011年日本發生特大海嘯地震後的3月底到5月中旬期間天皇一直在災區安撫災民。這是和國民的互動，天皇還有一項重要職責是代表國家接見外國使節：每當某個建交國向日本派駐新任大使或是舊的大使即將離任之時日本政府都會為他安排乘坐明治時代的傳統馬車從東京站一路前往皇居覲見天皇。
同樣日本向外國國際組織派駐的外交官在上任、離任時也會獲得天皇的接見。2017年日本天皇一共接待了62個建交國家的大使，接見了日本派駐73個國家、4個國際組織的大使。除了接見大使之外天皇也需要代表國家出訪國外：明仁天皇在任的30年間與皇后一起先後出訪過28個國家，基本上每年都需要出國訪問一次。當然天皇需要接見的也不只是外交官，事實上每次內閣換屆之後新首相都會率領內閣成員拜見天皇，而天皇則勉勵各位內閣大臣：「肩負重責，辛苦你了」。
這些便是天皇的日常工作內容。這還不包括每年例行的18次宮中祭祀，不包括接待來訪的外國領導人，不包括各種臨時安排的雜七雜八的事務，不過相比之下他還肩負著一項重要使命就是傳承世界上最古老皇室的香火，皇室成員的戀愛和婚姻因此也成為了舉國矚目的國家大事。明仁和美智子的婚姻首開日本皇室與平民聯姻的先例。當1993年現在的德仁天皇（時為太子）與小和田雅子舉行婚禮時日本皇室早已不再重視婚配對象的出身門第。
儘管如此日本皇室的婚姻觀仍是偏於保守的：2018年英國哈裡王子與有過離婚經歷的混血明星梅根結婚時史無前例地允許梅根王妃在婚禮上發表演講。當雅子妃加入日本皇室時日本的女權主義者曾為之歡呼：「一名職業婦女將成為皇后。」然而婚後的雅子放棄了外交官的職業，在此後長達8年的時間裡她幾乎從不在公共場合發表任何講話。即使偶爾開口也是完全按皇室禮賓官員起草的講稿照本宣科。日本皇室女性無論多麼出色，在婚後都只能走在丈夫身後。
日本皇室女性最大的職責其實說白了就是生兒育女（最好是生兒）。具體到當今德仁天皇的後宮生活而言也許最大的問題是繼承人問題：迄今為止日本的《皇室典範》只允許男性皇族成員繼承皇位，至於女性皇族成員一旦結婚就脫離皇族身份。正是這樣的制度為皇室繼承問題製造了不小的麻煩：截至2005年日本皇室已有近40年沒誕生過男性成員，以致於當時的小泉內閣一度起草過關於承認「女性天皇」與「女性宮家」的報告書。然而第二年德仁太子的弟弟文仁親王的兒子悠仁就誕生了。
作為現任天皇的德仁只有一個獨生女，這意味著未來的日本皇位很有可能會由德仁天皇的侄子悠仁親王繼承，而日本皇位已有太長的時間在父子之間代代傳承。無論是由德仁天皇的獨生女繼位或是由侄子悠仁親王繼位所帶來的後果要麼就是誕生一位女性天皇，要麼就是皇位由旁系繼承，無論如何都將會改變現有的天皇傳承模式。看來日本皇室繼婚姻觀出現變化後在傳承方式上也極有可能發生變化，即使是這個全世界最古老的皇室也必須適應時代發展的潮流而調整自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