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因材施教：孔子教育實踐的基本原則
孔子人才培養的能力標準是「知類通達」，終極目標是「志道」「安人」「安百姓」。但這是理想化的最高準的，孔子並不苛求所有弟子都能達到，而是向著這個目標逐步修養、階升，捷足者先登，愚鈍者晚到。孔子認為，人是個性化的，每個人的天賦資質並不一樣，教育應該因勢象形，長善救失。他說：「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所以，孔子育人，並不用一個模式，要求人人都達到同樣的標準，也不拔苗以助其長，而是各以其材，根據人的材質優劣高下因勢而利導之，注重學生個性的發展，讓每個學生都在自己的基礎上不斷進步，接近完美，追求崇高。
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冉有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公西華曰：「由也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赤也惑，敢問。」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這是孔子首創的「因材施教」的典型範例。閱讀《論語》，我們會感受到孔子的教育決無削足適履式的教條主義，而是處處閃爍著因材施教思想的火花，如弟子問孝、問仁、問政……，所問雖同，所答卻因人而異。
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樊遲御。子告之曰：「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無違』。」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
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
子遊問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
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曾是以為孝乎？」
孟懿子、孟武伯、子遊、子夏同是「問孝」，孔子所答並不一樣。朱熹《論語集注》：「程子曰：『告懿子者，告眾人者也。告武伯者，以其人多可憂之事。子遊能養而或失於敬，子夏能直義而或少溫潤之色。各因其材之高下與其所失而告之，故不同也。』」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仲弓曰：「雍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在孔門，顏淵、仲弓都以德行稱，孔子對此二人的評價都很高，但答二人「問仁」也不相同。蓋顏淵能至者，克己復禮，視、聽、言、動無不中；仲弓可及者，推己及人，要之只是「敬」「恕」二字。朱熹《論語集注》說：「克己復禮，乾道也；主敬行恕，坤道也。顏、冉之學，其高下淺深，於此可見。」顏淵之賢，孔門弟子無人能及，故孔子對他的要求也高。蓋孔子對弟子實行的是階段目標管理，不搞集約化、一刀切。在一定階段內，每個人有每個人的目標。
司馬牛問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訒。」曰：「其言也訒，斯謂之仁矣乎？」子曰：「為之難，言之得無訒乎？」
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為仁矣。」請問之。曰：「恭、寬、信、敏、惠。恭則不侮，寬則得眾，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
對司馬牛來說，克服「多言而躁」的毛病就可以了，而子張則須修養「恭寬信敏惠」五德。朱熹《論語集注》：「訒，忍也，難也。仁者心存而不放，故其言若有所忍而不易發，蓋其德之一端也。夫子以牛多言而躁，故告之以此。」「牛之為人如此，若不告之以其病之所切，而泛以為仁之大概語之，則以彼之躁，必不能深思以去其病，而終無自以入德矣。故其告之以此。蓋聖人之言，雖有高下大小之不同，然切於學者之身，而皆為入德之要，則又初不異也。」告司馬牛者，以其病之所切也；告子張者，乃修德之要目，進一階矣，然猶未至「推己及人」「克己復禮」之境界。
不僅如此，同一人在不同時期問同一個問題，孔子的回答也會有所變化。《論語》載孔子弟子樊遲三「問仁」，孔子便作了三種回答。《雍也》篇，夫子答「仁者先難而後獲，可謂仁矣」；《顏淵》篇，夫子答「愛人」；《子路》篇，夫子答「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先難而後獲」，著重於個人自身品德修養；「愛人」，涉及到了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關乎「居處」「執事」「與人」三事，而且都有標準「恭」「敬」「忠」，不僅範圍大了，而且層次也高了。為什麼答樊遲「問仁」前後有異？人是會發展的。弟子的人格境界提高了，孔子的要求也會隨之提高。孔子的因材施教，體現的是人才培育的多維度，靈活性，動態化。
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
子夏為莒父宰，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
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請益。曰：「無倦。」
仲弓為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曰：「焉知賢才而舉之？」子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
子張、子夏、子路、仲弓、子貢弟子五人同是「問政」，孔子所答各不相同，或者說相去甚遠，似乎並不在一個層面。「師也過」而「未仁」，故告以「居之無倦，行之以忠」，恪盡職守，表裡如一，始終如一。「商也不及」，故告以「無欲速，無見小利」，切勿急功近利、因小失大。「由也果」，故告以「先之勞之」，率先垂範，憂民之憂。「雍也可使南面」，故告以「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知人善任，用其所長，勿求全責備。「賜也達」，故告以「足食，足兵，民信」，謀國計民生，提高國民素質。
孔子之所以能夠因材施教，是因為他對弟子非常了解。王富仁教授曾說：「顏回的思想達到一個什麼水平，子貢又達到一個什麼水平，他適合做什麼，他能做好什麼，不能做好什麼，他有什麼優點，他還應注意哪些方面，在哪些方面還應發揮自己的才能，在哪些方面又必須注意什麼，這一切，他心中瞭然。」《論語》中記錄了不少孔子對弟子的簡要評語，大多一語中的，傳為不刊之論。
「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為之宰也。」「赤也，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
季康子問：「仲由可使從政也與？」子曰：「由也果，於從政乎何有？」曰：「賜也可使從政也與？」曰：「賜也達，於從政乎何有？」曰：「求也可使從政也與？」曰：「求也藝，於從政乎何有？」
「柴也愚，參也魯，師也闢，由也喭。」
孔子不僅深知弟子資質，也能洞穿弟子心理，所以能夠各以其材，應機作教，或抑或揚，不疾不徐，顏淵所謂「夫子循循善誘人」。孔子對弟子的教誨，既能鼓勵弟子勤奮上進，又能使弟子不至於自高自大。他對弟子的長處，決不置若罔聞而灰其心；對弟子的缺點，也不姑息遷就以護其短。無論誇讚還是批評，總能搔到癢處，讓弟子心悅之而誠服。
子曰：「衣敝縕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與！」「不忮不求，何用不臧？」子路終身誦之。子曰：「是道也，何足以臧？」
子曰：「由之瑟奚為於丘之門？」門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
子路心懷坦蕩，不嫉妒，無貪慾，孔子誇獎他「衣敝縕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並引詩「不忮不求，何用不臧」以讚美之，子路沾沾自喜，「終身誦之」，於是孔子便說：這是一個人應該做到的，哪裡值得炫耀？以此來抑制子路虛榮心的膨脹。子路剛毅勇猛，其鼓瑟之音少中和之氣，孔子予以否定，門人由此「不敬子路」，孔子立刻為子路恢復名譽，褒獎子路「升堂矣，未入於室也」，充分肯定了子路的進步。
子貢說「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孔子批評他說：「賜也！非爾所及也」，孔子直接告誡子夏「女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也都一針見血，直擊其病。沒有對弟子的性格、個性、氣質、修養等方面的深切了解，很難做到語語中的，讓弟子心服。
孔子有識人之明，但他從不妄斷，而是有根有據，語不虛發。他對弟子的了解來源於他細心的靜觀默察。他說：「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宰予晝寢」之後，孔子改「聽言信行」為「聽言觀行」。他經常生活在弟子中間，與弟子一起言志，推心置腹，暢想未來。他說：「吾與回言，終日無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他識顏回如此，識其他弟子也無不如此。
《學記》有言：「禁於未發之謂豫，當其可之謂時」「知其心，然後能救其失也。教也者，長善而救其失者也。」孔子之教，能夠「禁於未發」「當其可」而施之，「長善救失」，得益於他對教育規律的深刻認識和對弟子心理的細心研究。孔子之時，雖然還沒有建立教育學、心理學這樣的專門學科，但是孔子的研究已經深入到了這兩個領域。孔子的教育實踐，對這兩門學科的誕生，做了拓荒、奠基的工作，從宏觀的角度為構建科學的教育理論框架提供了依據。他的「因材施教」說，頗合今天的「多元智能理論」。
現代教育對「因材施教」強調最切，而實踐距離卻越來越遠。雖然也高喊「多一把尺子」，而絕大多數教育工作者缺少對教育真義的理解和執著探索，班級授課制又關注人才的批量生產，「多把尺子」的實施仍然難以落到實處。教育行政管理部門評價學校的辦學質量是升學率的尺子，學校對學生的教育、評價是「分數」的尺子。教育評價的簡單化，教育目的的功利化，註定「因材施教」理論束之高閣，少有問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