膠東散文家作品系列（9）
王景賢散文作品
懷念上尾先生
文｜王景賢
2017年11月30日
接到瑪雅晚間打來的電話，我立即警覺了電話的含義；但因心裡卻未做好任何準備，我突然在電話這一端泣不成聲了。本應該安慰瑪雅，但我卻失態地痛哭了起來。
瑪雅是上尾先生的長女，我與她從未謀面。但一年前剛剛讀過了上尾先生的自傳體回憶錄，便讀了瑪雅在回憶錄中為父親寫的後序。瑪雅無疑很好地繼承了國立九州大學中國文學專業畢業的父親上尾龍介和母親、日本現代詩人野田壽子的良好文學基因，在讀瑪雅為父親寫的後序時我感動得熱淚盈眶，因此便不覺得瑪雅很生疏。
瑪雅在電話中告訴我，父親上尾龍介於五月四日去世了。離我最後一次拜見上尾先生，恰好時過一年。三天後，我乘上了橫濱飛往福岡的飛機，去向這位我的恩師作最後告別。
（一）
飛機降落到福岡機場的時間是上午九點左右，遺體告別儀式是下午一點。因有些空餘時間，我便拖著行李箱，獨自走在曾經無限熟悉但已變得有些陌生的這座城市。福岡，是二十多年前留學來日時我的第一個根據地，也是我第一次體會去國離鄉的酸楚和人生孤寂的城市。五月的風從四面八方隨意吹來，漫無目的中我停留在天神地下街的一家咖啡店口。但駐足店口，我有些大大地驚訝了。完全出於偶然，正是這家野田咖啡店，二十多年前第一次在學校的引薦下與上尾先生見面後，先生帶我來這裡喝了人生中第一杯不是速溶的咖啡。
我詫異怎麼會時隔二十多年，在為上尾先生送行的這一天來到這家咖啡店。遲疑中我進了店門，點了咖啡；環視四周，一切如從前。一瞬間，我了解到是上尾先生冥冥中在牽引。二十多年了，沒有想到最後一次告別先生，竟然是在第一次與先生見面時的咖啡店。一時間所有的光陰在瞬間回到從前，淚水模糊了雙眼。
二十多年過去了，第一次見面的很多細節已經忘記，只記得先生的黑框眼鏡下兩個不大的黑眼睛目光炯炯有神，一幅彬彬有禮的學者風範。言談之間總在嘴角流露一絲淡淡的、不易察覺的笑意，並經常配有幽默的言語。
那天上尾先生不無自豪地告訴我，他的夫人和這家咖啡店一樣，也姓野田。席間先生一直談夫人野田壽子，談他們第一次見面是在1955年九州大學的一次丁玲文學座談會上，並告訴我那時夫人進入會場時只有兩個空座位，一個是上尾先生旁邊，一個是另外一個男生的旁邊。夫人猶豫了一下之後選擇坐在了上尾先生的旁邊，他們就此相識並在此後相愛了。先生風趣地說，如果當時坐在另一個男生旁邊，可能三個人的人生都會完全不同。另一個男生已經在幾年前去世了，說明夫人坐在我旁邊，還是做對了人生的一個重大抉擇。
我記得當時自己笑了。初次見面，如此大談自己夫人的日本人，還是頭一次。
然後先生帶我乘坐電車和巴士，一路教我如何買票，如何乘車。先生帶我去了福岡近郊他自己的家，在家中他的夫人――現代詩人野田壽子正預備了晚餐等待我的到來。那是一頓家常便飯，主菜是日式炸大蝦。豐盛，卻沒有多餘的殷勤。
席間，上尾先生一邊吃一邊流淚，我表示擔心。先生擦著眼淚做難過狀；夫人一邊笑一邊打諢說，「他是個善感的人，每次吃飯都會被美食感動得流淚。」我詫異地笑了，細問原委，原來竟是一次鼻腔手術的後遺症。其後又有過很多和先生一起吃飯的機會，每次他都會毫不例外地邊「哭」邊吃，我也就漸漸地習慣了。
那一晚，距今已時隔多年，說的話題幾乎記不清楚了，但整晚上我似乎沒有感覺陌生，也沒有必要擔心話題空缺。坐在我對面的一位是日本詩壇的著名女詩人，一位是是大學教授，一名從二戰蘇聯戰俘營得以倖存回歸的老兵。他們柔和的目光和溫和的話語，還有淺淺的笑容以及恰到好處的幽默，整個晚上包圍著我，溫暖了我出國離家後孤獨的心，也讓我認識了一個不同於以往的高潔的世界。
那時我二十出頭，辭去了國內在獨資企業當翻譯的工作留學日本，雖也一番鬥志昂揚，但也擔心此後的路會越來越曲折。聽了我的話，先生和夫人鼓勵我道，「如果你是一叢灌木，那來栖息的只會是麻雀；如果你想遇到雄鷹，就先學會把自己成長成沖天的杉樹。」
臨行時，先生拿來了一本書，封面寫著《日本現代詩文庫70 野田壽子詩集》，第二頁籤有「贈王景賢 上尾壽子」。我誠惶誠恐地順手翻開了一頁，一首叫做「咳」的詩映入眼帘，詩是這樣寫的（本文作者譯）：
咳
夜裡一直不間斷的鄰室的咳嗽聲
到拂曉終於像斷了線一樣停止了
我也終於有些抑鬱地睡了
睡夢中幻覺般美好
在夢中，鄰室那熬過痛苦的年輕姑娘
在享受著片刻的安祥
我的心由衷地快樂
清晨來了
護士蒼白著臉頰告訴我
「那個姑娘，走了」
原來那陣激烈的咳
竟是她最後的希望了
而那寂靜
而死亡來臨的那一刻
我也竟是知道的
我為她感到的喜悅
僅僅是我自己的喜悅
那一刻，原來我只是在呆呆地觀望
時隔多年，如今想來這一夜曾經是怎樣的一種奢侈。而年輕的我，對曾經和未來的一切，都毫無所知。那一年先生六十八歲，夫人六十七歲，我二十三歲。
（二）
之後的我便投入到了緊張的留學生活。上世紀九十年代，國內物價與日本物價相比真乃天壤之別。自費留學生要在這裡讀下去是非常艱苦決絕的。懷揣著僅能堅持一個月的生活費，我開始了半工半讀生活。
開始還住在學校宿舍，每天傍晚五點鐘到十點鐘在一家餐館的廚房洗盤子，下班後回宿舍休息一個半小時，再偷偷地溜出來到一家盒飯生產線從夜間十二點鐘開始工作到早晨六點鐘。我常常在生產線前站著便睡著了，貼在便當盒兒上的帖子扭扭歪歪的時候，流水線前方就會有日本阿姨喊道，「姑娘又睡啦！醒醒」。
清晨六點鐘下班宿舍尚未開門，我便在公園長椅上睡到八點，清晨公園遛狗的人也許只當我是流浪女。異國街頭的第一個初夏，就在惺忪和朦朧中迎來。
上尾先生那時並非在學業上指導我的老師。他已從九州大學退休，受聘於福岡女學院大學，我和先生的交集只因他是我所在的語言學校的顧問先生。
那時每個留學生需要有保人，上尾先生是語言學校安排給我的身分保證人。但為了保證生源，每個保人只能擔保一年，因為學校還要請他們給下一屆學弟學妹們作擔保。因此一年後，我們需要自己重新尋找保證人，正常情況下我和上尾先生的擔保與被擔保關係到此結束，我們的交往也就應該到此為止。但事實上一直到先生的臨終電話，我們交往了二十三年。
其間，上尾先生為學校擔保了很多中國留學生，他常年為中國留學生無私地做了很多事情，在九州大學工作期間，也曾專門負責那裡的留學生工作。
一年以後，我從語言學校畢業，曾經為去哪一所大學而猶豫。找到先生詢問，先生回答說：「這是你自己的人生，應該由你自己作抉擇」。我習慣了「這樣都是為了你好」式的婆婆媽媽教育，又因是家中老小很少有自己決定的機會，一下被這樣說，突然覺得既有壓力又新鮮。原來我可以決定自己的人生，原來我自己的人生必須由我自己決定，一瞬間我雖毫無判斷根據，但似乎眼前豁然開朗。最終權衡利弊和經濟實力，我選擇了後來的一所公立大學，從那裡又考入了九州大學碩士課程，終於成為了上尾先生的同校晚輩。
再見到先生時，已是幾年後在大學拿到了國際商學學士學位回到福岡。先生仍然是招待我和幾個留學生同學去他的家裡做客，但這一次是由我們來包餃子慶元旦。
先生的家是一座二層小洋樓，入口處有一株青蔥的梅樹和松柏，進門右手的客廳那時候被完全打開，和榻榻米房間連成一體，與我初次拜訪時有些構造不同。記得先生有一個書齋，書齋裡的書架一排排地陳列著，好像一個小型圖書館。但現在，榻榻米的地面上放著一張長長的桌子，先生在這裡用它來寫作，因為桌子較長，可以鋪開很多資料典故。
對我們的到來，先生和夫人顯然很開心。我們也都從初來日本時那幾個懵懂未開的女孩兒變得大約了解了一些日本社會，聊起天來日語方面也通順得多了。那一天，先生眼睛幽幽地望著遠處，頭一次嚴肅地告訴我們，他正在寫自己的自傳，主要內容是二戰期間作為迫擊炮兵派往中國戰場、戰後又被蘇聯軍隊帶到西伯利亞戰俘營勞動，體驗了九死一生又返回日本的過程。
那一天，先生告訴了我們很多有關自己的故事。上尾先生曾經在1944年作為學徒兵被派往中國山東戰場，在那裡的第59師團迫擊炮隊當炮兵。中學畢業後因為喜歡中國文學，他特意選擇到中國留學，而在中國留學時由於日本戰員不足，各地日本學生紛紛被作為學徒兵派遣到各個戰區。上尾先生就是在北京留學期間被迫當兵的。先生說：「那時候我真想就像一個中國人那樣消失在北京街頭，這樣就可以不去當兵了。」很遺憾，想到家中有父母兄弟，他沒有那麼做。1945年日本戰敗，上尾先生被蘇聯軍帶到西伯利亞，看到了艱苦的俘虜生活中人性的扭曲，在差一點累死和餓死並且瘧疾流行的極度惡劣條件下，得救於一塊同伴分來的麵包，延續了其後的生命，一直到戰後回到日本。
回日本後，上尾先生參加了大學復考，終於進入了學生時代夢寐以求的名門九州大學。在眾多戰友亡靈的陪伴下，他日夜苦讀，獲得了九州大學中國文學系的文憑。
戰後，上尾先生一直愧疚於日本軍國主義在中國的惡行，儘管中日兩國締結了友好條約，上尾先生還是覺得需要從個人角度補償於中國，這也是他多年來和夫人一起視中國留學生如己出來關懷和幫助的主要原因。上尾先生還長期在反戰雜誌《赤旗》上發表文章連載，用實際發聲和行動來反對日本的右翼好戰分子。
這一天，我告訴上尾先生，希望他寫成了自傳以後，允許我來翻譯成中文。先生不置可否，只是笑笑說，「不寫完這本書，我是不能死的。」
（三）
中間我參加工作並結婚，每年回去看望先生和夫人。他們長久的支持已經成為我在日本生活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終於在一個夏天，我和愛人帶著孩子因為工作調動要離開福岡了。臨行前，我們去拜訪了上尾先生和夫人。先生明顯老了，但話鋒仍健。只是這段時間，夫人得了輕度的埃爾茲海默症，做飯時會忘記順序，漸漸地生活中必須由先生下廚房做飯了。
但上尾先生一直沒有放棄寫作，那本他打算用畢生精力完成的反戰自傳，仍然在按部就班地進行。看著仍然溫和、談起詩歌時毫無違和感的壽子夫人，很難看出他們的生活有什麼異樣。但一離開詩歌話題，壽子夫人就會反覆問我「你叫什麼名字？」我開始想像上尾先生在生活中到底要承受多少困難，然而我知道，我其實無法想像到。
儘管如此，先生還是很樂觀。那年八十歲的先生給我講了一個二十年前的故事。二十年前，六十歲的上尾先生告訴自己八十歲的恩師，說「先生，我竟然也六十歲了，老了，有些無所適從呢。」上尾先生的恩師說：「上尾君，當你也到了八十歲的時候，你就會知道現在的你有多麼年輕。」聽了先生的故事，我感覺有一種生存的力量在他身上生生不息，同時也感受到，他是在用二十年前自己恩師的話鼓勵自己也鼓勵著我，要抓緊時間和生命。先生仍舊侃侃而談，告訴我們他要在生前寫下那本反戰自傳。我和愛人聽了他的話，深深察覺到自己對於時間的漠然，由衷地生出了一種反省。
我告訴上尾先生，我要離開福岡了。逢年過節也許還會回來看他，但也許不能像現在這麼方便了。先生動情地望了望我和愛人還有孩子，點了點頭，沒有說太多。那天，我們第一次談到了過去的侵華戰爭，先生講到了「三光政策」，講到了當時中國人民受到的苦難。然後說到，「『三光政策』那應該是我們師團，我們對中國人民犯下了罪行，應該道歉的，我很愧疚。」
這是和先生結識了十多年來第一次，先生在我面前道歉了。我默默流淚了，而且無法止住，像一個委屈的孩子。我知道我沒有資格代替中國人民，但我是中國人民的一員，哭泣的心是中國人的心。我不願擦去眼淚，怕先生看到我在哭；因為他在鄭重地道歉，我怕驚動了他。
事實上先生自身只是一個迫擊炮學徒兵，軍齡一年便迎來了戰爭結束而當了俘虜。
三天後我們帶著七個月的嬰兒準備登機的時候，先生和夫人，兩個加起來一百六十多歲高齡的老人互相攙扶著，從福岡郊區的家特意趕來機場為我們送行。我知道先生的揮手中有一種意味――「這次一別不知何時能否再見」。
先生和夫人為我們準備了「餞別」，就是送給去遠方的人的紅包，這一別我們真的好久未見。
（四）
不在同一座城市居住了，但我每年仍然會按照日本的習俗為上尾先生和夫人送上冬夏兩季的問候品。而每次接到東西，上尾先生都回寫一封親筆信表示感謝，並在大約信件到達後特意打來電話，然後我們會在電話中長談。釣魚島問題使得中日關係極端不好的時候，上尾先生非常擔心我的境況，他在電話中問我「你周圍有朋友麼？平時過得還好麼？」
終於在那一年的年末，先生打來電話，說夫人有可能不好了。
「如果她不好了的話，我會很傷心很傷心的」，八十多歲的老翁在電話另一端如是說。我知道先生愛夫人很深，我試圖猜測先生的悲哀有多重，但那悲哀深到我無法猜測。
我不知如何勸慰，我知道任何勸慰的話語都是無力的。
轉年春天，夫人真的走了。與先生對夫人的感情相對照，夫人在走之前很長時間，因為埃爾茲海默症的關係，她已經不認識那個深愛自己的丈夫了。
日子馬不停蹄，我的生活因為人口增加、孩子們尚小而變得越來越沒有餘力。除了每年為先生寄去一點問候，然後等待他老人家的電話。電話中再次聽到他的聲音，是在夫人離去一年多以後。
先生從失去愛妻的痛苦中站起來，在快馬揚鞭爭取時間趕寫那本反戰自傳。那時候先生一個人安排自己的生活起居，每周除了到醫院治療一下有病灶的腿之外，在家裡的生活時間和寫作時間安排得井井有條。
（五）
這一年年末的禮品應該已經送到了，可是通常會來的上尾先生的信和電話一直沒有到。往家中打電話也一直沒有人接。我開始四處打聽上尾先生的消息。終於消息傳來，說是上尾先生已經在一年前因腦溢血急救而住進了福岡郊區的一家老人生活設施，雖然目前相對穩定，但正在恢復當中。
雖說很難過，但先生已經九十高齡，很多事情也在預想當中。人生無常，況且用上尾先生的話來說，他是代替當年死在西伯利亞的年輕戰友一直在生活，已經很知足了。
可是出乎我意料的是，在萬般艱難和長時間的刻苦努力中，先生的書寫成了。
2016年春天，日本《朝日新聞》等各家報社報導了這本書的出版，書名就是《一塊麵包》，上下冊厚厚的兩本。這本書轉年在日本獲得了《西伯利亞抑留紀錄文化獎》。當聽到這一喜訊時，我喜出望外，立刻買來新書開始閱讀。
讀著讀著，淚水模糊了我的視線，我仿佛在書中遇到了那個未曾謀面過的年輕的上尾青年，仿佛感受到了他當年到中國讀書時去國懷鄉、思鄉念父的情懷，也遇到了那個聽說要服兵役時，恨不得化成中國人悄悄消失在北京街頭的上尾青年。
讀了書，我立刻決定啟程去福岡看望先生。於是去年的五月四日，我一個人單身啟程，乘飛機來到了上尾先生當時的居住地――福岡市郊的一家養老院。那時我想先生也許已經不認識我了。但不管怎樣，我還是要拜見先生、恭喜他完成大作，關鍵還要感謝他為我做過的一切。那時我隱隱地意識到，也許要感謝先生，就只有這一次機會了。
來到養老院時，先生正在午餐。我不做打擾，靜靜地在一旁等待。遠遠看去，先生的眉毛已經白了，但一身的學者風範絲毫不減。坐在養老院椅子上已經不能生活自理的先生，據說還有一些遺忘症狀。
等先生用過午餐回到房間，我靜靜地出現在了先生的房間門口。二十多年的時光，聚集成一瞬，我記得自己胸口有一種疼痛。
先生抬眼，竟然馬上就認出了我，感激的目光匯聚於眸中。寒暄後聽說瑪雅寫的《一塊麵包》的後序先生尚未讀過，我便拿來為先生一讀。先生仔細地洗耳傾聽，說：「你的日語，了不得啊」。我答道，多虧了先生的栽培。
我問先生說，我可以翻譯這兩本書麼？
「我希望通過這本書給中國的年輕人提供一個視角，用看待一個普通的日本青年、一個普通的日本士兵的眼光來透視這次戰爭。戰爭是殘酷的，戰爭是無法挽救的，戰爭是瘋狂的，所以戰爭是要迴避的。但從一個人的角度，從對方國家的一個普通士兵的角度來看一下戰爭，也許是過去的中國人未曾嘗試過的。
所以我想翻譯這本書，介紹給中國年輕人看看。
先生聽了我的話，混沌的目光變得清晰而有力。用盡全身的力量，深深地說了一句，「當然可以。遇到你，真是太好了」。
我，熱淚盈眶。
這句本應由我表達給先生的話，竟然由九十歲高齡的先生拿來對我說了。
我應該對先生說什麼呢？就只是這最後一句話，對我來說也是一場人生的饗宴了。
人的一生到底能有幾場真正重要的際遇？
際遇中真正影響你的人，他從不需用言語教誨你；而只是用自身的行動和背影來影響你，讓你受用終生。
告別儀式的時間就要到了，我一個人坐在野田咖啡館裡，深深緬懷著剛剛逝去的上尾龍介先生。去年臨別時，對著從門口即將消失的我，先生坐在椅子上深深俯首的樣子，令我永生永世不能忘懷。
初來乍到
文｜王景賢
日本九州最大的繁華地帶應該數福岡的天神了，就好比東京的銀座或者北京的王府井。26年前作為一名剛到日本的留學生，我自然很嚮往在那裡找到一份薪水較好的勤工儉學工作。
經朋友介紹，這個願望終於在幾個月後實現了。那是一家名叫「天神馳走館」的日餐店，我在那裡的廚房做了一名「調理輔助」，實際上就是在廚房洗碗兼打下手。雖然這家當時在天神一帶小有名氣的日餐店如今已不復存在，但初來乍到時一起工作的人們卻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這印象彌足珍貴，經久不能忘懷。
（１）王桑，你辛苦了。
雖然在國內學過日語，不會出現太多語言障礙，但剛大學畢業不久，對於日本飲食文化和餐飲界的職場文化幾乎為零知識的我，就像每個剛到國外生活的人一樣，突然間消失了所有的自信，之前的一切生活常識都變得不可確定，在這個語言和文化不同的國度，自己好像突然間就變成了一個不諳世事的小孩子。
第一天換上工作服來到廚房，感覺自己像個傻瓜。該做什麼？會做什麼？一切茫茫然。
「王桑（桑是日語中對人的尊稱），把盤子拿過來！」
「王桑，把這個盆子拿過去！」
一起打工的職場前輩們儘量吩咐我做最簡單的事。
可是，「嗯？他是說這個盤子嗎？不是那個盆子嗎？……」我的耳朵雖然接受了信息、大腦卻在不停地打空轉，像一個外星人突然來到了地球。陌生、緊張、無頭緒，還有些擔心和害羞，我完全失去了自我。那個時候，我在人生中第一次感覺到自己愚蠢極了。
晚間5點鐘開始營業，每個客人來店整個餐廳就會此起彼伏地充滿了日語的「歡迎光臨」。每個服務人員包括廚房裡的員工都要求竭盡最大音量向顧客問候，而我卻害羞得滿臉通紅，怎麼也發不出那麼大的聲音來，覺得拼了命也只發出了自己耳朵剛剛能聽到的聲音。
隨著客人酒足飯飽，廚房裡撤下來的碗筷酒杯也越來越多。因為還做不了其他工作，我只好低頭在蓄水池旁拼命洗碗。但即使洗碗，速度也慢得太多，不一會兒蓄水池裡便擠滿了要洗的碗盤酒杯。大津前輩，一個高個子的男生，默默地走過來幫我洗起碗來。看著他迅速於我三倍到五倍的洗碗速度，我再次感覺到了一種無形的壓力。雖然指導我的後藤主任、陣內領班和其他每個員工對我都很親切，儘管大津前輩為避免我覺得尷尬，一邊洗碗一邊和我找著話茬，但一種不知所措的壓力和源於無法得心應手的害羞，還是壓得我幾乎喘不過氣來。
第一天工作的4個小時漫長得像4個月，終於到了晚上9點鐘，陣內領班來到廚房，溫和地宣布：「王桑，今天的工作就到這裡吧，你辛苦了。」我略帶抱歉地小聲回答：「您辛苦了。」只聽到陣內領班接著說，「第一天工作，一切都不習慣，不要著急。一切會慢慢適應的。」一邊說，陣內領班的眼睛裡透出了一種溫和可親的眼光，他那本來就很帥氣陽剛的臉，一瞬間便成了我心目中的男神。
（2）「天神馳走館」的人們
很快我真的適應了這裡的工作。而知道我是初來乍到的中國學生，廚房裡的鐘點工阿姨們也很樂意在休息時間和我交談，交談中透露著她們對於中國和我自身的好奇。
「你不想家嗎？你的日語真好！」
「中國有洗衣機嗎？中國的馬路是柏油馬路嗎？」
上個世紀90年代初期，日本人對於中國的印象似乎還只停留在這種程度。有時哭笑不得，但也不能否認，那時開發區的街道上的確還跑著驢車。
大多數和阿姨們交談的時間是愉快的，她們會從家裡特意為我拿來點心或飯糰，在大家都忙碌著工作時偷偷暗示我「低下頭吃幾口沒關係的，你年輕，餓肚子可沒法工作」，她這樣強調。她們看我的眼神到現在我都記得，是那種母親般地慈祥。
很遺憾，不久之後由於公司改變了經營方針，「馳走館」由一家日餐店便成了巴西餐館，除了我和正社員之外，一起工作的阿姨們被換成了一批大學生。為了新店開張，我和大學生們一起接受研修，這下我也變成了一個職場的小前輩。
新來的大學生們都是福岡市內各所大學前來應聘的，他們每個人都年輕有活力，和阿姨們相比多少有些不拘小節，但也充滿了快活和幹勁。雖然他們每個人都比我小几歲，在工作之餘貌似懶散，但只要幹起活來就風風火火，非常嚴謹認真。
和阿姨們一樣，他們也對我這個外國人充滿了好奇。雖然每個人個性不同，有的開朗，有的略顯拘謹，但工作之餘他們都會向我拋來不同問題，和他們聊天成了我了解日本社會、鍛鍊提高日語的好途徑，我也成了他們了解中國的一個窗口。一起工作的日子，每天雖辛苦倒也愉快。
（3）」戰事」勃發
小川君是一個身高將近1米8的大一男生，除了性格開朗，據說歌唱得非常好。關鍵是小川君還長得很帥氣，是那種百裡挑一不可否認的帥哥。小川君工作也非常賣力，因此在半工半讀的大學生中可以算是一個小頭目。
一個工作日的休息時間，陣內領班和後藤主任都在後面走廊吸菸的時候，小川君領著幾個男生笑嘻嘻地在廚房裡談論著男生們熱衷的話題，我則背對著他們在收拾洗碗池。突然，小川笑嘻嘻地走過來，「王桑，可以問一個問題嗎？」
「可以呀」我毫無戒備地回答。
「王桑難不成還是處女吧？」
我象一瞬間突然被雷擊中了一樣停頓了，對於一個來自上世紀90年代初的保守女孩兒來說，還有比這更難堪更難聽更難回答的問題嗎？我的臉感覺像一陣火突然燃燒起來了一樣，我下意識的感覺需要滅火器。但當我回過神來時，只見小川和他的賊黨一起好似一瞬間獲得了至寶一樣愉快而興奮，一邊發出一片笑聲一邊跑出了廚房。
是，突然之間他們變成了我眼中的「賊黨」，只見那幾個輕浮的賊黨們跑出後竟又跑回來冒出了幾個腦袋，對著我嘻嘻地在笑。我意識到自己手中拿著洗碗用的水管。於是一場「中日廚房戰」，不，一場「中日男女精神對抗戰」開始了。我毫不客氣地朝著賊黨們冒出來的腦袋和臉部進行了清水襲擊，一邊襲擊一邊感覺到一種羞辱，又覺得對這些幼稚的小男人們苦笑不得。直到後藤主任進了門，看見了我一臉的憤怒和賊黨們一頭一臉的水。
（4）「賊黨」的真面目
從此我和「賊黨頭目」小川尷尬地翻了臉。儘管陣內領班和後藤主任也從中調和，並委婉地告訴我有些誤會他們，他們並無什麼惡意，但沒有道歉沒有緣由地就向他們低頭？
日子在不知不覺中流逝，很快我就因考學關係要離開福岡這座城市了。和小川們沒有太大激化也沒有明顯緩和，大家你做你的工、我洗我的碗。
突然有兩天，小川臨時休假。之後再來工作時，小川看起來有些氣色發虛的樣子。一起工作的大學生們大多是離家一個人住在福岡，小川也不例外。因此起初以為小川氣色發虛只是因飲食不周休息不好。但當陣內領班和男生們說話的內容傳到我耳朵裡時，我有些小小的吃驚了。原來，那時正值阪神大地震發生，由於傷亡較重，血庫存血明顯不足。福岡天神等繁華街口紅十字協會到處在招募大家主動獻血，我心目中「輕浮」的小川君，竟然兩次不顧自身健康前往血站為災區民眾獻血。
記得小時候，媽媽在國內獻血，我們國家是要給很多金錢補助和補品的，還會帶薪休假。但是，在這萬惡的資本主義國家，鮮血竟然是免費的！
我再次受到了文化衝擊，這種觸動讓我忘記了小川君的「十惡不赦」，從家裡搬出了自己從國內帶來的紅棗茶，送給了小川君，希望能給他補補血。
紅棗茶一交給小川，馬上換來了小川君年輕感動的笑臉，當然還有對之前「非禮」的道歉。他告訴我，他並沒有侮辱我的意思，請我理解和原諒他。就這樣，我和小川君和好如初了。
臨畢業馬上就要離開天神的打工店了，陣內領班和小川君帶領著一群小男生邀請我一起去送別會和卡拉ok。
卡拉ok店裡我終於聽到了小川君傳說中的歌聲，那真是叫美好。
轉眼間時光流逝，我自己也在日本生活了二十多年，當年的年少輕狂和害羞，也不知隨著歲月消失到哪裡去了。只是偶爾想起小川，還會想起那張惡作劇時的臉和收到紅棗茶時感動的表情。也經常會想起「馳走館」一起打工時溫柔祥和的陣內領班和親切的阿姨們。
不知道，這些年他們過得好不好。
一期一會
文｜王景賢
話說當年，一些懷抱夢想的中國年輕人敲開了曾是「鬼子的國家」的國門。我也夾在其中順潮而行,懷揣著十萬日元現金，負笈東瀛。說起來動機也真的很簡單，就是因為在大學讀的是日語，學的是外經外貿專業，因為想看看「日語」這條長長軌道的盡頭有沒有可以實現自己夢想的地方。
記得那年5月一個不冷不熱的日子裡，我騎著用自己十分之一儲蓄買來的唯一固定資產――一輛26型自行車，行駛在前往打工面試的路上。當時，只懷揣了3000日元現金的我，我一邊與鼓槌敲打般的飢餓做鬥爭，一邊警告自己如果買了吃的就相當於犧牲兩、三頓方便麵晚餐。可能由於飢餓而注意力散漫，我心愛的「固定資產」被街區狹窄小路的路牙子給磕了一下，我便在瞬間失去了平衡，只穿了一條牛仔短褲的膝蓋，被重重地磕在柏油馬路上。
那是一個萬物生長的初春的五月。我一個人跪在了「鬼子國家」的馬路上，疼痛地爬不起來。鮮血順著膝蓋湧出的那一瞬，我被驚訝和疼痛震撼，同時又被一些其他複雜的情感梗住喉嚨。已經二十歲出頭的我，竟撲簌簌地在街頭落起淚來。
這時，一個「鬼子」阿姨走了過來。她將我扶起來，溫柔地問道：「大丈夫？（日語：沒事吧？）」
我當時心裡默默地說著，我不是「大丈夫」，我疼，我委屈，我想家……。可是，我哭得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她又用日語問我：「要不要去醫院？」
我記得自己哭得更兇了一些，因為不知道到醫院要花多少錢，不知道我帶的3000日元夠不夠？即使夠了，那也是我寶貴的生活費啊！不，是我在異國他鄉的生存費！
血還在流，一瞬間腿疼得幾乎不敢動，但我搖了搖頭，任淚水譁譁地流。
「我了解的，了解的，我的孩子也在外地念書，我可以了解你的心情的。」這位日本阿姨把我從地上攙扶起來，一邊輕輕地撫摸著我的後背，一邊輕輕地說著。
我想她可能是看到了我自行車上寫著「國際言語學院」的字樣。她將我扶坐在路邊，用日語說，「你等一下，我去去就來。」
我漸漸恢復了理智，對痛哭的自己感到有些害羞，忍著流血的膝蓋和被摔的整條腿上一陣陣麻木的疼痛，坐在路邊把臉埋在了腿上。等了不知幾分鐘，日本阿姨從自己家裡拿來了一個急救藥箱回到我身邊。
她蹲跪了下來，靈巧地從急救箱裡拿出了消毒液和繃帶，輕輕而仔細地用棉籤在我的膝蓋傷口處消毒，又用繃帶小心翼翼地將其綁好護住。
不知為什麼，傷口綁好後，我一下子就覺得疼痛輕了許多。雖然走起路來還是一瘸一拐的，但比起摔倒時那種鑽心的疼痛要好得多了。我也漸漸平靜下來，我想問日本阿姨叫什麼名字，以便日後感謝她；但我又實在無法想像在日本沒有工作、沒有金錢、沒有父母的自己，能夠有什麼辦法報答她。
我只用日語向日本阿姨連聲致了謝，然後在她的安慰下離開了她。從那以後，我再也沒有見過她。
光陰似箭，二十多年轉眼間就過去了，但這位日本阿姨卻始終沒有在我心裡消失過。這位我在日本第一次接觸到的陌生「日本人」，她始終讓我縈懷於心，難以忘記。不僅如此，隨著時間流逝，她在我心目中的印象也日久彌新，她給予我的溫情也倍加溫暖。
一期一會，我的人生中只見過她一次。但她卻用行動教會了我人生中重要的事情，那就是在見到他人有難時，能夠自覺屈下身來籲長問短並伸手相助。
年少時分
文｜王景賢
那是1994年的下半年了。
我孤身一人來到陌生的異國城市福岡已經半年多。每天只在一家餐飲店洗碗的工資，遠遠不能滿足生活費的支出。更何況因計劃一年就離開語言學校，我面臨著在半年時間內攢足新學期學費和生活費的巨大困難。
情急之下我找到了一個夜間便當生產線的工作。因為白天要上學，晚上要在餐飲店洗碗，所以我應招的工作時間是在夜裡十二點到第二天早晨六點。與傍晚每小時750日元工資相比，半夜打工每小時可拿到850日元，這對當時的我來說太有魅力。
夜間十點半，從餐飲店結束了洗碗工作回到宿舍休息一個來小時，我就會偷偷地騎上自行車從學校值班老師的視線中勇敢逃脫，然後在如水夜色中迎著初秋夜裡的習習涼風，奔赴我的新戰場――便當生產線。
那是一個聚集了各種各樣日本人的空間，夜裡十二點到清晨六點不能在家裡的床上睡覺，卻要在這裡工作賺錢的日本人。但因衛生要求，工作時每個人都需要穿上雪白的工作服，戴上潔白的口罩和帽子，所以你能看到的只是對方的一雙眼睛。因為每小時的工資較高，而且工作時間也較長，要得到相對豐厚的零工收入，除了去酒吧打工，這裡是一個很好的工作場所。但讓我感到吃驚的是這裡有不少女人在工作。她們有的是年過半百的單身阿姨，有的是四五十歲的中年婦女，也有的是只有三十多歲正當好年華的家庭主婦。
晚上進入工廠換上工作服，打上出勤卡，洗了手，就可以進入生產線了。那裡是現代化流水作業，一條流水線的兩側站滿了白衣白口罩白帽子的工人，每個工人面前放著自己要負責放進便當的食品。隨著流水線不斷傳來，從一開始的空盒，到每個人將自己負責的食品放入所規定的位置，到後來有人負責蓋上盒蓋兒，有人負責在蓋兒上貼貼兒，最後一個人用機器熟練地為便當打上保鮮膜，一個完整的Seven Eleven便當就活靈活現地出現在眼前。
每個人和旁邊的人可以小聲說話，但不能大聲，也不能耽誤幹活。隨著生產線傳來的速度不斷加快，有時人們要集中精力全力以赴，也就自然而然地停止了說話。那場面不由地讓我想起小時候和爸爸一起看的幽默大師卓別林的《摩登時代》，感覺又好笑又懊惱。
好笑的是偷偷地將自己想像成電影大師卓別林，不由地就心生一種愉快的幽默感；懊惱的是適應不了速度時，站在那裡自己會一陣手忙腳亂。人沒有了輕鬆感，自然也就失去了幽默感。
通常我的工作就是放幾塊兒鹹菜，或者一個飯糰什麼的。漸漸地我也習慣了這份工作。可以一邊和旁邊一個叫安田的日本阿姨聊天，一邊輕鬆有餘地應付著傳來的便當盒。安田阿姨是個身體略有些發福的40來歲的中年婦女，雖然只能看到一雙大眼睛，但可以從她的眼睛和不緊不慢的說話聲中判斷出她是一個尋常而溫和的女人。
至於對安田來說，那時的我似乎像一隻快活的小鳥。她隨便問來一個話題，我都會咯咯咯地發出一串鈴似的笑聲，記得她對我說最多的一句話就是：「年輕人真是快活」。而我，現在想來，是和安田說話找到了安心和放鬆的情緒才會如此快活。
安田告訴我，她是一個家庭主婦。因為和愛人貸款買了房子，又有小孩兒需要念書，反正家人一起吃了晚飯到十二點家人睡下以後，也沒什麼需要做的，就出來賺點錢貼補家用。她的話給了我不少衝擊，因為在我印象中日本的家庭主婦只是做好份內的家務，每天早上送愛人出門，再每天晚上對愛人說「您回來了？先洗澡還是先吃飯？」安田卻告訴我，像她這樣的主婦其實很多。
二十多年過後當今的日本，「男女平等共同參與」已經成為了社會的口號，尤其是兒童出生率越來越低，社會已經變成了勞動力人口不足的時代，女人和男人一起工作已經不是什麼稀奇事。然而在二十多年前這種犧牲自己睡眠時間貼補家用、減輕男人負擔的安田們，實在令我有一種由衷的敬佩。
我們每天有說不完的話題，有時說起她家的貓，有時說起我尚年幼可愛的侄子。海闊天空，無所不談。每天一邊說一邊咯咯笑，日子流逝得飛一樣地快。
然而，因為我要一邊上學一邊打兩份工，每天的睡眠合起來幾乎只有5個小時左右。漸漸地我的身體開始感覺到嚴重的睡眠不足，而流水線作業又是單調乏味催人入睡的。於是，我經常會在流水線上站著就打起了盹兒，我負責貼在盒上的標籤會貼反，或者放在盒裡的飯糰會放歪。站著打盹雖然也是一種特殊功能，但畢竟是一種麻煩，常常會聽見最前頭負責驗貨的樋口阿姨大聲喊：「姑娘，姑娘！又睡著了！」樋口阿姨雖然六十多歲，可是聲音嘹亮而清脆。不管什麼時候，她的一聲招呼保準能夠讓我瞬間清醒。於是我會用同樣嘹亮但有點兒睡意的日語，大聲道歉說「對不起啦」。
我的這種伎倆並沒有因為說了對不起就改悔，因為身體是誠實的。除非碰上寒暑假我可以利用沒有課的時間在白天睡一覺，否則，通常每次工作我都會禁不住出現站著打盹兒的現象。時間長了，大家也習以為常。樋口阿姨的嘹亮的提醒聲和我的道歉聲，幾乎成了那半年生產線上的一道風景線。
然而每個生產線的男人和女人們，都像對待孩子一樣地寬容。這種站著打盹兒的流水線生活，一直堅持到大學考試發榜。因為升學我要離開福岡了，我去向安田和一起打工的叔叔阿姨們道別。他們向我祝賀，安田從白口罩上方露出的眼睛裡流出了惜別的目光和亮晶晶的淚珠。
那時我也年少，離開工廠時已是隆冬時分。騎車回家的路上，兩行清淚，結凍成霜。
2018年7月29日景賢草記於颱風雨夜
作者簡介：王景賢，曾用筆名有景賢，在水一方，蔻心等。遼寧大連人，祖籍山東濟南，現居日本橫浜市。為日本華文文學筆會成員，《客觀日本》及《日本新華僑報》專欄作者，《大連文學》特約作者，《首都文學》海外顧問，《日本留學指南》網站新聞編輯兼主筆。主要作品除上述專欄以外，散見於《香港文學》《華人》《青年作家年鑑》《作家導刊》《世紀作家》《美刊之聲》《馮站長之家》《膠東散文年選》《當代日華文學作品集》《中文導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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