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宮即現在所講的學校。設置於孔廟之內的學宮稱廟學，也稱文廟，是府、州、縣地方官辦學校所在地。營山學宮，見載於文字的，始於元代。元至順元年（公元1330年），陝西漢中人賈謙來營山作縣令，一到任便拜訪學宮，見學宮狹窄，即與縣署任職的官吏商量討論，在縣西太白山麓（今縣武裝部住地）修建了文廟的主體建築——大成殿。時任行中書省理問（布政使司掌勘核刑名訴訟的直屬官員）的文如玉在《創建大成殿記》中說：「事有似緩而實急者，學校是也」，稱賈謙「以廟學為第一事，是知所先務也」。
營山學宮為木構架建築，耐用性較弱，歷時長久，或風雨剝蝕，或兵燹損毀，需不斷修繕。從元代到清未的579年間，來營山作官的名宦志士，重視教育，視學宮為儲才之地，重修學宮而見載於碑記的縣令有24人，教諭1人，典史1人。正是他們「繼往聖，開來學」，「使本縣的人爭著送子弟上學讀書」，重教與興學相得益彰，科第與仕進相沿成習。
太白山為學宮所在地，自古無異議。古人講來龍去脈，認為營山龍脈進入縣境，經現今回龍鎮石牛山、豐產鄉木樨山和袞山、朗池鎮張家山後，在太白山落脈，為縣邑靈氣畢萃之地，下乘地脈，上應天星，而培人文，此處為修建學宮的風水寶地。
但建於此地的學宮朝向，卻屢無定見，南、東二向反覆更易。康熙七年（1668）任營山縣令的毛鳴歧（湖廣舉人）在《重修學宮碑記》中說：「考察學宮的位置，在縣城西邊的太白山麓，是在學宮舊時的原址上重修的。學宮大門的朝向，明朝有三次改為南向，有三次改為東向，這種更改變動到現在為止都沒有一個確切的說法。主張南向的人認為，文廟朝向確定名分中正之位的南方，可以延續尊崇禮教秩序的風尚；主張東向的人認為，文廟朝向東邊環繞的山水，可以使營山的人才蓬勃興起。」
孔廟是祭祀孔子的地方，在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739），孔子被追諡為文宣王；元大德十一年（1307）又被追封為大成至聖文宣王。以王者的身份和地位，「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向明而治」（《易經·說卦》），故以南向為正。但依地理形勢而論，正確的作法應當是坐西向東。
孔廟作為學宮和文廟所在地，應重人文，當以山川環拱的東向為正。毛嗚歧深知此理，他在主持重修學宮時，以人文為重，學宮的大門，沿襲了前任馬知縣的東方朝向。所以，清嘉慶七年（1802）任營山縣令的戴三錫說：「明朝萬曆戊午（1618）年，知縣馬中豸（山西大寧人，貢生）以文廟向南不利於科舉考試，勉勵士紳在修繕文廟時仍舊釆取了東向，清朝也就一直沿習文廟東向而沒有更改過。」
奎即奎星，古代天文學中二十八宿之一，是主宰文章興衰的星宿，自古有「奎主文章」之說。興建奎星樓，多以祈禱本地文人輩出，文風昌盛。清康熙營山邑令張玉璘（福建人，監生）在縣城西北隅的文廟後旁修建奎星樓，以祈佑營山文風之盛。
清朝乾隆時期本縣進士陳懷玉說：「縣城的地形象一條船，用船隻過渡江河，千鈞重擔都落在船柁的上面。從前縣令仰望觀察天象，百尺高樓之上的天空正好有文曲星閃耀映照，與人們所說的天開文運 、地靈人傑相吻合。」 意思是營山縣城的地形象一條船，要人才輩出，需要一柁相助。柁者，奎星樓也。
陳懷玉認為，營山自清代以來，科甲累累弗歇，雖不全系奎星樓之力，但當時的奎星樓亭閣倒塌、神像毀損，讓邑人難以感受營山秀美山川所賦予的靈氣，子弟難以樹立起遠大的求學志向，這樣不利營山的文風。
故在乾隆四十四年己亥（1779年）歲，時任縣令劉佳奇（江西新淦人，）對奎星樓進行修葺，希望煥然一新的奎星樓，能讓神靈得到穩妥安置，下乘地脈，上應天星，凝聚天地山川的秀美靈氣，孕育出優秀人才。
鍾靈毓秀，久而化成，奎樓與學宮相得益彰，乘地脈應天星而培人文，營山人文蔚起，科第蟬聯不斷。在清代順治、康熙、雍正、乾隆和嘉慶五任皇帝的176年中，營山考中舉人116人，進士20人。難怪早在康熙四十一年（1702）的時任縣令張玉璘就有「營邑山川繡錯，人文蔚起，國朝科第蟬聯不歇」的感慨，乾隆四十三年（1778）的時任縣令王紱疆（山東諸城人，舉人）也有：「科第仕宦，綿綿繼繼，甲於蜀都」的讚嘆！
《相宅經纂》說：「凡都省府縣鄉村，人文不利，不發科甲者，可於甲、巽、丙、丁四字方位上擇其吉地，立一文筆峰，只要高過別山，即發科甲。或於山上立文筆，或於平地建高塔，皆為文筆峰」。
明嘉靖二十年（1514）任營山知縣的楊文煥，為培補縣學文風，給銀十二兩，買下位於南方（丁方）的原屬居民羅守祥、張貴的一塊地，作為縣學文星，並將此命名為印臺山（今縣氣象局住地），以鼓勵學生學成之後為官掌印，藉以寄託人們的理想追求。明時紳士合力，在學宮正向的東南（巽方）方位壘成一山，是為文筆山（今城守三小附近），自此科名大有起色。
清道光四年（1824），進士楊上容（湖南寧遠人，進士）署營山縣令，主持在城東郊梅家梁（甲方）建31.2米高的六稜錐形回龍塔一座，俗稱為白塔。白塔門聯為「砥柱回瀾波澄朗水，奇峰拔地秀啟綏山」，三、六、九層分別題有「威震江河」、「光耀紫極」、「文運出震」橫額。
當事者希望波澄朗水、秀啟綏山的白塔峰，下震江河，上耀天空，從東方（震為八卦的東方卦）開啟科舉應試的好運氣，將蟬聯的科第之風不斷延續。同治九年（1870年）營山時任縣令翁道均（福建福州人）說「營於蜀為望邑，代有聞人，科弟蟬嫣不絕。」
隨著時間推移，人口增長，設置於孔廟中的學宮已不能滿足人們的學習需求，作為私人或官府所設聚徒講授、研究學問場所的書院也就應運而生。
營山舊日書院，明朝時有西門外的西林書院，清朝前期有南門外的翠屏書院、懷德溪旁的近仙書院。然「代遠年湮，殘碑斷碣沒於荒煙蔓草間，不可復識」。雍正七年（1729），邑令李文烜（江南儀徵人，舉人）接太白山建奎樓，為朗池書院，草創未備」，「嘉慶三年（1798）兵燹後，僅以察院行臺代書院，屋宇湫隘，膏火無多」（夏文臻《建修書院碑記》）。
道光六年（1826），夏文臻（江西新建人，舉人）署營山縣令，首以人才為念，詢知邑無書院，兼乏考棚，深以為憾，遂生建院之心。恰逢時和年豐，農夫相與慶於野，士人相與賀於庭，自願以其餘力修建書院。夏文臻應民所請，在城外東北隅選址，利用修建白塔搭腳手架的木料，修建書院一座。四合院布局，穿鬥平房，板壁木室。
因書院脈發雲鳳山，後枕芙蓉峰，前臨營山河，遠眺縈洄溪，藏修諸生好似雲中飛鳳，習誦和聲猶鳴國家之盛，故命名「雲鳳書院」。書院建成後，歷請名師，專心訓迪，講課之功無間寒暑，誦讀之聲常徹通宵，人才多出其中。兄弟翰林于式枚、於式稜早年曾就讀於此。
1984年8月，雲鳳書院被列為縣級文物保護單位，現書院內開設有「營山大講堂」。
營山舊無考棚，歲試都在縣署進行，桌凳無法滿足，只好考生自備。夏文臻到任的那年歲試（1826），參加考試的童生有一千五六百人，均自備桌凳而來，因縣署內無法容納，連大門外都搭滿了桌凳。
所以夏文臻在《建修考棚碑記》中說：「擁塞公門，一遇霖雨，苦不可狀」，「欲求於風簷寸晷中締結佳文，戛戛乎其難焉」，深感在這種簡陋寒冷的環境中無法寫出好的文章。
於是夏文臻與士紳商議，按糧捐資，在縣署的西邊購買空隙土地，修建北向考棚16間（今會展中心左側），可容納2000多人參加考試。
道光二十五年（1845），時任知縣覺羅祥慶（滿州人，進士）認為，「考棚文風攸系，不宜所向倒置，當易而新之」（覺羅祥慶《改建考棚碑記》），於道光二十七年（1847）對考棚進行了擴建，改大門為南向，置廣廈旁廂於棚內，將凝寒石磴更換為木凳。
此後縣考，扃試棚內，魚魚雅雅，列坐無虞。經考柵歲試後而考中進士的又有6人，將清代的營山進士總數增至26名，僅次於涪陵、華陽、富順、成都四縣，列居全川第5位。
於家大院是晚清名臣于式枚的故居，位於朗池鎮天井村六社（今濱河公園內），由明代營山首任縣令於紹的後裔所建。大院後山來脈發自芙蓉山，經獅子梁、天井店等大小10餘座山峰蜿延跌蕩，在書院壩上散落出高4米左右的土坵3座，於家大院就座落在尾端的土坵前，因其形似眠覺的獅，當地人稱其屋基為「撲獅飲水」，它秉承「前朱雀、後玄武，左青龍、右白虎」的民俗選址傳統，屬典型的川東北民居。
大院是坐北朝南的三進三出封閉式居所。正堂六排五間，一樓一底木質穿鬥結構，東西兩邊是廂房，前面是二堂。二堂前面是朝門，朝門左右兩邊立有4至5米高的桅杆。由正堂、二堂至朝門廊房依次漸低，前臨書院壩，遠朝筆架山，右側九曲水繞堂而過，下手青龍砂關鎖門戶，藏風聚氣，文興之地。於家在清代考中4名進士，3 人入翰林，官居縣令、知府的不乏其人，郵傳部待郎于式枚出任考察德國憲政大臣，對憲政頗有建樹，成為晚清一代名臣。
地善苗秀，宅吉人榮，擇吉地而居，謀才俊而喜，營山文脈之興，既有秀美山水的哺育，更賴重教興學的舉措，耕讀為本，古今相襲，人文蔚起，科第不歇，綿綿繼繼，甲於蜀都。
來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辦公室
作者：黃曉賡
供稿：四川省營山縣地方志辦公室
微刊題字：藍天果（中國文聯文代會代表，商務部中歐協會青少年藝委會副會長，四川省硬筆書法家協會副主席兼毛筆工作委員會主任，四川省書法家協會理事，四川藍天書畫院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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