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期間，有人對疾控的作用給出了解釋：醫療是處理存量，而疾控則是控制增量，但更多的人根本不知道疾控中心到底是幹嘛的？
2月27日，在廣州市政府疫情防控保障專題專場新聞通氣會上，鍾南山院士曾表示，突發性公共衛生事件的投入往往要比產出大得多，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的特殊地位沒有得到足夠的重視，地位需要提高，未來也需要一定的行政權。
可能也是從這個時刻開始，疾控中心的重要性才在公眾面前「嶄露頭角」，他們是生活中的普通人，但他們的事業很不普通。
作者 範月秋
新媒體編輯：劉宇恆
杜慧蘭：愛跳廣場舞的疾控專家
即將退休的杜慧蘭
2020年3月份就要退休的杜慧蘭是成都市疾控與預防控制中心環境學校衛生科的一位主任醫師。從新冠肺炎疫情爆發以來，她和年輕人一起，衝在抗擊疫情的最前線。除了要保障成都市1600多萬人口的生活飲用水安全外，杜慧蘭還參與到流行病學調查組的工作中。
「好久沒跳廣場舞了哦，平時就這點鍛鍊了。」杜慧蘭笑稱自己跳壩壩舞的體能，在這次抗疫期間派上了大用場，連續二十多天，幾乎是剛從採集水樣的點位回來，就又要奔赴流行病學調查的現場。個子不高的杜慧蘭，慈眉善目，言語談吐間有著一種對公共醫學的足夠自信。
她參加工作已有四十年。2003年非典期間，杜慧蘭主要負責保障居民的供水安全，「那個時候，我們就常跑水廠進行監督監測，指標合不合格呀，某些指標波動會對居民產生什麼影響呀，還要去酒店、車站等公共場所進行消毒措施落實的督查指導……」而這一次針對肺炎疫情中的流調工作，對於杜慧蘭這樣的老專家來說，是一個全新的領域。
「疾控中心之前是針對年輕人進行了新冠病毒疫情防控的相關培訓，都覺得我要退休了，就沒喊我，後來隨著疫情的發展，人手不足，這個時候我肯定要上。」杜慧蘭說，1月22日她趕到辦公室開始自學新冠肺炎防控方案及相關技術手冊，第二天她就被派到了流調組成為應急小組隊長。看到杜慧蘭也衝在了第一線，有的隊員掉了淚。
「大家面對未知的情況，多少都是沒底的，這個時候我如果慌慌張張，那怎麼給年輕人們做榜樣。」杜慧蘭進入流調組工作二十多天，拿出了她專家級別的沉著與冷靜。
有一天，杜慧蘭和工作人員趕到一個小區的患者家中進行流調，這家人當中的丈夫從武漢回來確診了正在醫院接受治療，妻子剛坐完月子，娃娃才50天，「這個媽媽看得出來是受過高等教育的，但她表現得很焦慮，我就細緻地教她怎麼居家防護，那一趟在他們家停留了半個多小時。」在小區裡，有業主看見杜慧蘭一行穿著防護服，也感到非常緊張，杜慧蘭見狀就告訴他們不要慌張，做好正確的防護措施就行，「公眾面對這次疫情，有這些焦慮恐慌是正常的，這個時候就需要我們用專業的知識來安撫他們的情緒，將心比心，要有人文關懷啊。」
楊曉松：愛擺龍門陣的主任技師
楊曉松（左）和同事
現年53歲的楊曉松是成都市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理化檢驗科主任技師，他肯定屬於最善言談的那一類技術人員。「楊科長閒暇時愛和我們擺龍門陣」。生性羞澀的理化科主管技師薛勇如實評價楊曉松。楊曉松對科室人員的工作情況、家庭情況都如數家珍，就連科室博士生、碩士生的導師們是誰，他都能脫口而出。
「1990年是我參加工作的第二個年頭，這一年成都多地方爆發了流行性乙型腦炎疫情，我沒吹噓哦，就是在這一次的傳染病防控過程中，我真實體會到了我幹這個工作的重要性。」畢業於華西醫大公共衛生學院衛生檢驗專業的楊曉松談及自己多年來與病原微生物、自然災害「鬥智鬥勇」的經歷，一臉的驕傲，語言中充滿著「章回體小說」的結構。
「在華西讀書時，老師就說公共衛生工作是上管天，下管地，中間還要管空氣。」2002年3月 ，成都市將成都市衛生防疫站、成都市第二衛生防疫站和成都市健康教育所優化組建為成都市疾病預防控制中心。
楊曉松戲稱他們的工作為「管得寬」，簡單來說，理化檢驗科要開展環境衛生、職業衛生、食品安全等衛生理化檢驗。
楊曉松有兩部手機整齊地擺在辦公桌上，其中一部手機殼被磨去了稜角，屏幕也刮花了，「這是我女兒淘汰給我的手機，雖然外表陳舊，但是內存大運行速度很快，我就用這部手機和他們加微信。」原來，楊曉松在接聽諮詢電話中，為了不放過任何蛛絲馬跡，他主動加了很多諮詢群眾的微信，以獲取更多的疫情防控「情報」。
2月3日凌晨，楊曉松接到了一個來自重慶的電話，「那個女士找我諮詢重慶市潼南縣新冠病毒肺炎確診病例的情況，我就有些警覺，就說加她一個微信，請她把她看到的潼南縣公布的情況給我截圖過來。」楊曉鬆通過這位女士的微信截圖，敏銳地捕捉到了各種信息。他懷疑有五位可疑新冠肺炎密切接觸者已進入成都，便立刻報告疫情應急指揮中心。通過後續追蹤，這五人確為密切接觸者，他們被及時找到並進行了隔離，避免了疫情的擴散。「他們都笑我加了好多個陌生人的微信哦，這下有得擺龍門陣了。」
文君：愛打太極的支部書記
文君是個慢性子
打太極是文君唯一的愛好。太極拳看似動作緩慢，但實則是以柔克剛，如行雲流水般運籌帷幄。作為支部書記、科副主任的文君表面文靜雋秀，平時喜歡安安靜靜做事，但關鍵時刻絕不含糊。
文君回憶起2008年汶川地震後，她在抗震救災的現場，承擔飲用水檢測的任務。「有一天我在彭州的山區採集水樣，突然餘震，我嚇壞了，手裡的玻璃瓶差點掉了，我挎上裝滿水樣的軍用包就跑。」那一次，文君打破了「慢性子」的魔咒，為了保護樣品，她變得像閃電一般。
這一次疫情期間，文君除了要冒著時刻被感染的風險奔赴流調組的第一線，還接聽了24小時群眾諮詢熱線電話。「有一天凌晨，我總共接了48個電話，好像把我後半生的話都說完了。」
在那天接聽的電話中，和一個女孩交談的過程讓她記憶深刻。「大概是凌晨三點多吧，這個女孩打電話過來，啥都沒說就開始哭，很大聲那種。」文君披了一件衣服在身上，她決定和女孩「秉燭夜談」。「她哭了一會兒了，我才問她怎麼了，結果她告訴我她一個人住在成都，周圍有人被隔離了，她很害怕，而且她在咳嗽，懷疑自己得了新冠肺炎。」文君耐心地和對方作交流，在問清楚了具體狀況後，文君斷定女孩只是因為孤獨、害怕、緊張才懷疑自己被感染。文君動用了自己的專業知識給女孩科普，並和她聊著天，疏導著她焦慮的情緒，「我感覺就是用語言去為她做心靈按摩，給予她關懷和安慰，在那個不眠之夜裡為她指明方向。」
寫在最後
疾控人都不太願意接受採訪，實在是太忙了。除了本文中的杜慧蘭、楊曉松、文君，我曾經還採訪了應急指揮中心的庹曉莉、張雙、王成……他們總體上都是沉著冷靜、謹慎淡定的類型。只有楊曉松是個例外，他性格爽朗，對工作充滿著熱情，對周遭的年輕同事也表現出了長輩般的關懷。「工作艱苦，待遇一般，薛勇的妻子在醫院工作，他在家裡面肯定說不起話。」楊曉松講出了大實話，「好多年輕人想走，我能做的也只有這麼多了。」
當我即將結束採訪，走出龍祥路4號的疾控大廳時，像鄰家大叔般的楊曉松將一小瓶酒精塞到我手裡，硬要送給我，「真的沒啥好素材能為你提供，我們平常幹的就是這麼些普通的事兒。」
普通人照亮普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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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標題：《疾控中心幹嘛的？這一次，我採訪了三位成都疾控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