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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 廣東東莞市網約車司機艾先生因送突發疾病的嬰兒就醫，連闖3個紅燈，而病童家屬卻拒絕為其作證以消除違章記錄。對此，艾先生稱，收到簡訊心裡很酸，但不想追究乘客責任，「幫助別人是應該的」。此事引發網友熱議。
12月14日，公安部新聞中心官方微博@中國警方在線回應：經過核實，警察蜀黍已經取消了對司機艾師傅的處罰。「我們不能讓好人做了好事之後，還寒了心！」
傷害社會善意就是一種「作惡」
毛建國
這些年來，類似新聞有不少，基本演繹都是乘客積極配合，交警予以免罰，媒體廣泛報導，有的還能受到見義勇為獎勵。可這件事的詭異之處在於——「嬰兒家屬不願意配合，不提供證據，也不接電話」，後來更是簡訊回復，「你們闖紅燈跟我沒關係，誰叫你的你去找誰。餘下的你要怎麼搞我管不了。」這樣一幕，不僅讓艾先生，也讓廣大網友寒了心，有網友甚至把其稱為「現實版農夫與蛇」的故事。
簡單把其稱為是「現實版農夫與蛇」，並不是可取的態度，因為我們並不知道，嬰兒家屬到底基於什麼樣的考慮，背後到底有著怎樣的原因。嬰兒家屬真的是不知感恩，還是另有原因？
對此，網友進行了各種各樣的聯想，有的甚至懷疑「嬰兒可能是拐帶的，擔心給警方發現端倪」，「家長可能有問題，譬如受通緝」……作出這樣的懷疑，倒不是居心叵測，而是體現了「兩權相害取其輕」心理，是不希望社會的基礎秩序受到傷害。
之所以把其稱為基礎秩序，而不是簡單講美德，是因為一個社會的運營，離不開人與人之間的信任和互助。還拿「農夫與蛇」這個故事來說，很多人都在感慨，現在「好心的農夫」越來越少了。其實，很多時候不是「農夫」少了，而是「蛇」的故事過於驚悚，傷害了社會善意，乃至讓不少人穿上鎧甲，以一種事不關己的態度來保護自己。正如司機艾先生遇到的情況，擴散開來後，不排除會在一些人的心裡埋下陰影。如果再次遇到這種情況，難免會讓不少人心生猶豫。
相對於簡單的指責，更重要的其實還是如何解決這個問題。現在，不少人把「不作惡」作為道德底線，有必要審視，什麼才是「不作惡」？像這種傷害社會善意的行為，其實不是「不作惡」，在某種程度上可算作另一種形式的「作惡」。因其在事實上，影響了社會主流價值觀建設，加大了社會運營成本，讓許許多多原本應該及時得到救助的人受到了傷害。
值得稱道的是，東莞交警已決定不扣分也不罰款。公安部新聞中心官方微博表示，「我們不能讓好人做了好事之後，還寒了心！」這話已經說得十分明白了。進一步暢想，面對種種社會善意，能不能給予更多制度化保護和獎勵？比如說，讓司機申訴更簡便一點，減少對受助人道德自覺的依賴，而且在可能情況下給予適當的獎勵。世界這麼大，不排除會有一些偶然極端的個例。我們應該把問題放在前面，儘量不讓社會善意受到一絲傷害，哪怕是可能的傷害，從而讓更多的人保持一顆友善的心靈。
傷害社會善意就是一種「作惡」，今天應該形成這樣一種共識。不知道這件事背後到底有著怎樣的原因，嬰兒家屬到底有著怎樣的考慮，但不管如何，嬰兒家庭採取置身事外的做法並不妥當。任何一個人，只要接受了社會善意，那就有接續維護社會善意的責任，有不讓社會善意受到傷害的義務。
呵護信任才會催生利他行為
楊朝清
送嬰兒就醫具有「等不及」「傷不起」的焦急與迫切，網約車司機連闖三紅燈既具有「不得不如此」的無奈，也具有「該出手時就出手」的勇敢。網約車司機「急乘客所急」的共同體意識，遭遇了患兒家屬麻木而冷漠的「和我沒關係」。當熱心暖心的網約車司機遭遇生硬、冰冷的乘客，一些人難免會產生情緒問題。
在理性選擇深入人心的當下，面對需要就醫的乘客，網約車司機難免會進行比較與權衡：「闖紅燈送嬰兒就醫」是一件正確的、應該做的事情，契合價值理性；「闖紅燈送嬰兒就醫」不僅得不到額外的收益，還可能給自己惹麻煩，背離了工具理性。如果乘客願意作證，網約車司機去處理交通違章也需要花工夫；如果乘客不願意作證，網約車司機就可能面臨「無處說理」，獨自承擔做好事的成本。
網約車司機願意「闖紅燈送嬰兒就醫」源於他對乘客們的信任，相信乘客們會為他作證。殊不知，這位網約車司機遇人不淑；那句輕飄飄的、廉價的「和我沒關係」，見證了人性的複雜多變。
在理想的圖景裡，人們在進行行為決策的時候，最重要的依據就是這件事是否正確、是否應該做；然而，在現實的場景下，大多數人在行為決策的時候也會融入利益、關係、情感、情緒的考量。懂得將心比心的網約車司機，做對了事情，哪怕遭遇嬰兒家屬的「和我沒關係」，也篤定地相信自己所做的事情是對的。至於遇到不講道理、不通情理的奇葩，則沒有必要過於介懷。世間萬象，人生百態，誰都難免遇見奇葩。
除了譴責我們還能做什麼？
陳廣江
一個原本感人的正能量故事，變成了以怨報德的事件，令人萬分遺憾和費解。我們實在想不出，孩子父母有什麼理由，可以拒絕為好心司機作證，說出這種讓人心寒齒冷的話。不管有多少隱情、多大苦衷，孩子父母都不該如此冷漠、麻木。
正因此，消息一出，譴責聲乃至咒罵聲頓時在網上響成一片。心寒之餘，網友們還很後怕和擔憂——假如送醫途中出了交通事故，家屬又不願出面作證，司機豈不更麻煩？好心助人反被罰，今後誰還會不假思索挺身而出？
除了譴責個別人有違道義和良知的極端行為，還有更有價值的話題值得探討，更有意義的事情值得去做——
關鍵一點，除了受助的嬰兒家屬出面作證，有沒有其他方式可以證明司機是因義舉而違章？答案應該是否定的。別讓好人受委屈，既是社會樸素的價值觀念，也是法治精神的應有之義。對此，當地交警已給出了完滿的答卷。
今後遇到類似情況怎樣處理更合理，是更值得探討的問題。艾先生義舉無疑值得肯定，但也應看到，非救護車輛執行緊急任務闖紅燈容易引發交通事故，存在諸多不可控的風險，因此，如遇他人需要救助的緊急情況，應及時撥打110或120，聽從接警員的指示進行正確救助，以切實保障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財產安全。
換言之，網約車、計程車及私家車情急之下闖紅燈救人的精神可嘉，相關違章記錄也可以依法撤銷，但不應鼓勵、支持「救人闖紅燈」的做法。相較於直接闖紅燈，及時聯繫交警，或由交警護送或由指揮中心對沿途紅綠燈實行綠波放行，無疑更穩妥。
「取消處罰」證明不妨完善優化
@張貴峰 在上述事件中，艾先生終究還是幸運的——即便沒有家屬作證，但因其車內安裝了相關監控設備，闖紅燈為救人的事實和「清白」，仍然不難得到充分證明，但如果艾先生車內沒有安裝相關監控設備，在「家屬拒絕作證」情況下，其救人事實，是否還能得到迅速充分證明，恐怕還得打上一個不小的問號，至少其「自證清白」的難度、麻煩程度，會大大增加。
對於「機動車因救助危難或者緊急避險造成的違法行為」，要求當事人必須提供相應證據證明，才能「免罰」，具有充分的合理性必要性。因為如若不然，各種假冒作偽行為恐怕會大量湧現。但同時，也要意識到，在具體如何「提供證據證明」上，交管部門也可以進一步完善優化相應配套服務，提高這種「自證清白」的便利性。
很明顯，如果「自證清白」的便利性能大大增加，不僅上述案例中「家屬拒絕作證」麻煩會大大減輕，勢必也有利於讓更多司機能更「後顧無憂」地放心實施各種救助危難或緊急避險行為，比如，在道路行駛過程中，更積極主動避讓救護車、消防車。
這也就是說，通過完善優化配套服務，讓相關「自證清白」過程變得更加便捷省事，不僅有利於更有效保障「不能讓好人做了好事之後，還寒了心」，事實上也能更好地助推促進「救助危難」「緊急避險」等充滿社會正能量的社會公序良俗的培養和養成。
@斯涵涵 「救病重嬰兒終取消處罰」 維護了交通規則，也褒獎了好人好事。和諧的理想的社會，規則與道德相得益彰。規則約束著人們的行為，捍衛道德的紅線；同時，道德也填補規則的缺失，使其更加完備和健全。艾先生連闖紅燈，依規當罰，畢竟法律的紅線不能隨便逾越，但他是為了救助病情危重的嬰兒，特殊情況下的違章行為情有可原，取消處罰也有理有據，不讓做好事的好人心寒，是對見義勇為良行善德的充分肯定，也是對冷漠、自私行為的有力駁斥。
來源 | 羊城晚報•羊城派
責編|鄭宗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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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習生|童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