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以後，國民健身意識增強，體育活動日益豐富，廣場舞、健身操、瑜伽等方式讓國民健身從集體化走向多元化，曾極具集體主義色彩的廣播體操早已風光不再，但它卻承載著民眾體育強國的夢想，成為影響了一代中國人的共同記憶。
近代中國受鴉片侵蝕、戰爭摧殘，匱乏的物資生活讓國民人均壽命普遍較低，據1999年出版的《二十世紀中國重災百錄》顯示，新中國成立前，國民人均壽命僅35歲，嬰幼兒死亡率高達20%，吃飯成了最大問題。羸弱的國力，讓國民自尊心受到嚴重打擊，「東亞病夫」充斥著列強對舊中國的嘲諷。1936年柏林奧運會，為了響應國際號召，中國政府派出了140人的代表團參賽，並申報了近30個參賽項目。最終以僅有一名撐杆跳高選手進入複賽的結果收場。一時間，泱泱大國的顏面蕩然無存。
新中國成立後，隨著社會主義建設推進，國民體質根本無法勝任國家發展的需要。當抗美援朝戰爭爆發時，一個簡單的入伍體檢就把很多熱血青年擋在了軍隊門外。
糟糕的國民體質讓毛澤東十分擔憂。如何把群眾組織起來鍛鍊成為毛澤東等中共高層領導人最重視的問題。毛澤東曾兩次寫信給當時的教育部部長馬敘倫，提出學生健康問題必須採取行政步驟具體解決。他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針對審議《中央人民政府體育運動委員會黨組關於加強人民體育運動工作的報告》說：「該討論體育了，體育是關係6 億人民的大事嘛! 」
一份正合時宜的報告
如何讓民眾加強鍛鍊也成了當時國家體委主任賀龍的頭等大事。長期軍旅生涯，讓賀龍特別注重通過體育鍛鍊來增強官兵體質，提高部隊戰鬥力。他把這種體育意識擴而大之，提出要想抓新中國體育事業，必須一開始就重視全民體育運動。
1950年冬，一份手寫報告悄然遞到了中華體育總會籌委會辦公室，報告內容是建議新中國創編一套全民健身操。而打報告的人正是體育總會籌委會秘書、歸國華僑楊烈女士。她的這份報告適時地與體總籌委會想把發展群眾體育運動放首位的思路不謀而合，一下子便獲得了上級批准。
楊烈出生在越南一個富裕的僑商家庭，學生時代的她曾遠赴日本學習體操和體育管理。抗戰爆發後，她中斷學業，奔赴延安投身革命事業。由於她有參加過大型團體操等體育活動的經驗，成了國內不可多得的體育人才。新中國初期，負責體育工作的廖承志還親自接她到北京擔任體總籌委會的秘書工作，讓她為新中國的體育事業出謀劃策。上級對體育的高度重視讓楊烈的報告申請工作進展順利。為創編一套適合國民的廣
播體操，她花了兩個多月的時間率領中國代表團對蘇聯幾大城市的體育發展情況進行了深入調研，她發現蘇聯的全民體操運動發展十分全面，一般有三類，即衛生操、輔助性體操和器械體操。而衛生操便是在早上根據廣播進行的一種體操，由 8節到12節組成，時間為10分鐘到15分鐘，分為老年體操和婦女體操兩種，是一種弱性體操，由於不受場地、設備、服裝和器械的約束，因此便於大範圍推廣。
賀龍也曾在訪問蘇聯時認真了解其體育制度，對蘇聯「勞衛制」模式留下了深刻印象。「勞衛制」即「準備勞動與衛國」的體育制度，通過運動項目等級測試，促進國民尤其是青少年積極參加各項體育運動，以提高體力、耐力、速度、靈巧等素質，並為不同年齡組制定不同達標標準。隨後賀龍組織創建了中國「勞衛制」並在全國推廣，這大大強化了工農兵及幹部的體育鍛鍊意識。
深受蘇聯模式啟發的楊烈和代表團成員們回國後展開熱烈討論。最終，全國體育總會籌委會決定學習蘇聯經驗、發展體育運動的方針，在經濟恢復時期，全國不搞大型運動會，要將具有中國特色的廣播體操由學校到工廠，由軍隊到地方，由城市到農村逐級推廣。
不僅如此，為了督促全民健身，更好地貫徹「勞衛制」，有的地區還規定：早上不做操就扣工分。大型廣播操則採取半脫產、記工分的方式進行強化訓練。
困難重重的創編過程
廣播體操曾被稱作「社會主義體育」。有趣的是，它卻起源於最強調自由的美國。1925 年，美國匹茲堡 KDKA 電臺在清晨段播出一檔名為「Morning Excises」的節目，這是廣播技術誕生後，世界上第一次將廣播與體操結合。而後日本人借鑑將其傳入亞洲。1928年，日本廣播體操制定委員會成員大谷武一在他參與編著的《增補體育大辭典》裡對廣播體操這樣定義：「透過播音系統播放音樂及號令聲，並施行特定之動作，而此一身體活動謂之廣播體操。此後，廣播體操的日文正式名稱為：國民保健體操。」楊烈有創編體操的想法，且準備工作也有了進展，但真正要創建一套全民健身操，還是讓她犯了難。當時國民根本沒有「做操」的概念，創編體操在中國歷史上還是第一次，在缺乏體育人才的年代，去哪裡找合適的人選？這時，她突然想起了同在體總籌委會的老同事劉以珍。
劉以珍是北京師範大學體育系科班出身。早在大學期間，她就堅持做一套叫「辣椒操」的運動。據她回憶，那時體育系有一臺錄音機，還有一張叫「辣椒操」的唱片，劉以珍早上起床拿著錄音機去操場上做操，就會有同學跟著她一起做，慢慢地人數越來越多，最多時候有100人。
這套「辣椒操」，最初是從日本引進、有音樂伴奏的徒手體操，通過廣播電臺播放音樂指揮大家一起做。由於日語「廣播」的發音和漢語的「辣椒」很相似，所以漸漸地中國人把它叫做「辣椒操」。而據說日本的廣播體操又是借鑑了當時美國水兵的一種鍛鍊方式。
被邀請參與創編體操後，劉以珍興奮地告訴楊烈：「日本當時5套廣播體操的資料我都有，也都會做，這項工作應該難不倒我。」而她的「辣椒操」正是上大學時來自日本的體育老師所教。
參考了日本廣播體操的結構後，劉以珍很快就給新中國第一套廣播體操定下了基本框架：一共10個小節，總長5分鐘左右，第一節是下肢運動；緊接著第二節是四肢運動，這兩節是前奏。從第三小節胸部運動開始，運動的強度便逐漸加大，進而體側運動、轉體運動、腹背運動……當第八節跳躍運動過後，就是整理運動。為了適應國民需要，劉以珍在日本體操的基礎上，自創了一節呼吸運動作為整套操的結束。
劉以珍創編廣播體操動作順序的思路，後來成了所有編操者共同遵守的原則：先由離心臟較遠負荷量較小的上肢或下肢運動開始；中間由胸部體側體轉和腹背運動組成，逐步加大動作的幅度和負荷量；然後轉入較劇烈的負荷量最大的全身運動和跳躍運動；最後以放鬆運動結束。
廣播體操的動作編排順利完成了，劉以珍才發現真正的麻煩還在後頭。廣播體操作為全民健身運動，需要面向全國人民，這和自己平時上體育課完全不同。要想向全國各地的人們推廣，去哪裡找相應的體育專業人才進行示範和喊口號？再加上國民對「體育」的陌生，如何推廣變成一個傷腦筋的問題。
由於劉以珍當時掌握的體操術語不多，很多動作說明無法說清楚。特別是一些日文專業詞彙，都不知如何給中國老百姓翻譯。像叫頸部還是脖子？是叫腹部還是肚子？是叫斜著伸直了還是側上舉？這些混亂的問題常常困擾劉以珍。如果沒有科學統一的說明，以後做操，大家肯定會做出五花八門的動作。最終，中華體育總會籌委會決定向全國發行一套有文字說明的廣播體操動作掛圖。
掛圖解決了廣播操推廣難題後，另一個問題又出現了。廣播體操需要音樂，但要找到能與廣播操動作完美結合的音樂卻很不容易。一般的音樂有自己的節奏和連貫性，而廣播體操動作卻需要分節拍和停頓。這就需要廣播體操的背景音樂，在節奏和節拍上要與動作完全合拍。
當時參與創編廣播體操的中央樂團音樂家們為這事傷透了腦筋，常常抗議說：「我們音樂要表達的東西還沒說完，必須讓我們硬停，又要遷就動作，又要合拍，這完全是為難我們。」不過，為了響應全民健身的號召，音樂家們在當年落後的技術設備和艱苦的錄音條件下，最終製作出了第一套廣播體操的配樂。可惜，這套配樂如今已難覓蹤跡。
1951年11月24日，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套廣播體操正式頒布。此時距楊烈第一次提交那份關於創編國民廣播體操的報告正好整整一年。
引發全民健身熱潮
1951年12月1日，第一套廣播體操正式在廣播裡播放，一下子引起社會強烈的反響。這種「邊聽音樂邊做操」的鍛鍊形式在舊中國從沒有過，各界群眾的積極性驟然大增。讓國家體育總局沒想到的是，廣播體操在全國掀起了健身熱潮。
在中央號召下，廣播體操在學校、機關、部隊、廠礦、農村都陸續推廣開。每天上午10點，當大喇叭響起後，無論南方還是北方，紡織工人在紡織機器旁，機關幹部在辦公場所，學生在操場上，甚至馬路兩邊或樓頂上都有人在做操。城市變成了運動場，人們合著節拍，整齊劃一。不僅如此，如果恰逢在火車上聽到廣播，而火車碰巧停站，人們還會跑下站臺做操。而在車廂裡的人也不會閒著，乘務員會領著大家一起做操。
廣播體操也成為學生中的新鮮事。1952年9月，7歲的謝東在重慶一家兵工廠子弟小學念書，他至今仍記得第一堂體育課便是教他們做廣播體操。由於重慶多山，學校的小操場正好建在起伏的丘陵上，學生們會被老師帶到操場上進行體育鍛鍊。以往學校會讓高小（5、6年級）的同學做童子操，中小（3、4年級）的學生「打蓮槍」，而謝東他們這些初小的學生，則是學習新頒布的廣播體操。以前威武帥氣的童子操由於動作較難，所以只能給高小同學練習。而中小學生則會「打蓮槍」，即把竹竿鏤空，在裡面放上銅錢，有一米多長，然後耍來耍去。當時謝東可羨慕比自己大4歲的哥哥了，因為他總是穿著學校統一配給的豆沙色軍裝做著硬邦邦的童子操。可就在謝東他們學廣播體操的第二年，新鮮有趣、動作帥氣的廣播體操，讓童子操和「打蓮槍」漸漸消失，那些高年級大哥哥大姐姐們也開始跟著謝東他們學起了廣播體操。
在文娛活動少之又少的年代裡，每天上下班的單調生活，讓廣播體操成為全民最喜愛的體育運動，甚至比足球籃球還「火」。如今70多歲的黃興權回憶起當年做廣播操的畫面仍激動不已。「那時候操場都是土或者煤渣鋪成的，沒有錄音機，也沒有老唱片放音樂。
我們就跟著領操員的口號做操，沒一個人敢亂動。更有趣的是，有一個擴展運動，我們把手伸得很長，腿踢得很高，經常會撞到前面的人。」
在廣播體操盛行的年代裡，一部分人的人生道路也因廣播體操而改變。李晶（化名）由於從小身體協調性和柔韌性較好，被選進業餘體校，隨後進入著名體校學習體操，在上山下鄉期間，她由於身體素質紮實，在極端困難的處境中也能保持健康，也正是因為有著體操運動員背景，她幸運地得到了上北京體育大學的機會，畢業後分配到大學成為一名體育老師。
北京廠橋小學有個小學生因為姿態標準優美，被選為全校的領操員，還上了當時相當稀罕的新聞紀錄片。正是這次露臉，讓的運動天賦得以展現，後來他被什剎海體校的老師選中，開始學習武術。這個幸運的小學生叫李連杰。
除了李連杰，還有不少名人也與廣播體操產生過千絲萬縷的聯繫。中國著名體育教育家馬約翰的兒子馬啟偉曾是第一套廣播體操掛圖的模特；奧運冠軍李寧也擔任過第七套廣播體操掛圖的模特。
大街小巷全民做操的畫面讓20世紀50 年代來華訪問的蘇聯詩人吉洪諾夫驚嘆不已，他曾在一首詩中寫道：「當北京人出來做廣播體操，把最後一個夢魘趕出睡鄉，城裡整齊的小巷大街，一下子變成了運動場。」
從集體化走向多元化
作為計劃經濟時代產物的廣播體操，在20世紀70年代之前，被譽為「國操」。除了健身，它更像一項政治任務，具有政治動員的作用。外國朋友曾稱新中國為「廣播體操最壯觀的國家」。1979年前後，法國、埃及、伊朗代表團來中國考察廣播體操。看到成千上萬的中國人在大庭廣眾之下集體運動，他們認為廣播體操染上了意識形態的色彩，稱廣播體操是「真正的社會主義體育」。為鞏固社會主義新政權，廣播體操誕生之初更像一種身體政治。它巧妙地將國民意志、心靈和集體歸宿感緊緊聯繫在一起。做操過程中，個人融化在集體裡，仿佛在向世界宣布集體主義下的新中國正在徹底擺脫「東亞病夫」的貶稱。
第一套廣播體操成了新中國的集體符號之一。在國民心中，財產歸國家，身體歸國家，連心也交給了國家，為祖國健康工作是最幸福的事情。此時的廣播體操更像一種具有「愛國」性質的工農兵語言。尤其當韓戰硝煙瀰漫之際，人們不僅在「愛國公約」中承諾為抗美援朝捐獻財物，後來在公約中還增加了一條新承諾：「保證每天早上做早操。」這種無形的約束力，讓人們在手腳伸展間，忘了個體的存在，從而產生出集體感。對當時剛成立的新中國，廣播體操成為凝聚國力，建設國家工業體系，向世界展示新中國面貌的一張名片。
除了制度的保障，媒體也加大了對廣播體操的宣傳力度。作為黨報，《人民日報》曾刊發《大家都來做廣播體操》等文章。在這種號召下，全國各地的教育、衛生、工會、青年和婦女組織還共同組織了「廣播體操推行委員會」「廣播體操骨幹分子訓練班」「廣播體操傳授站」等。半年後，《人民日報》再次刊登文章，總結推廣的豐碩成果。
由於廣播體操強調摒棄自我和弘揚集體主義的特質，作家羽戈曾寫道：「全國人民像馬戲團的木偶一樣重複一個固定的動作，它體現了公權力的強制性，以集體主義烏託邦為終極價值，個體與自由的失蹤。質言之，團體操美學是對人性的格式化。」
順應群眾要求，在第一套廣播體操推廣後，編操小組又陸續推出了第二套、第三套……每一套都伴隨時代融入很多新元素，這種做法直到「文革」也不曾中斷。語錄操便是「文革」時期極具時代特色的產物。它將整套動作融入毛主席語錄精神，每個動作都配有對應語錄來表達民眾對中國共產黨、馬列主義的無限敬仰。那句慷慨激昂的「偉大領袖毛主席教導我們：發展體育運動，增強人民體質。提高警惕，保衛祖國！」正是來自第五套廣播體操，在這種強烈情感的感召下，做操者必須同時高聲朗讀語錄。
改革開放讓中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人們生活節奏加快，「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成為時代精神。文娛活動的豐富，使集體化的廣播體操逐漸走向邊緣化，取而代之的是新穎、歡快、節奏感強的健美操、迪斯科等，時髦又極具動感，深受國民喜愛。此時的國民開始慢慢打破以往集體主義思想，轉向單純關注個體。人們開始自主選擇喜歡的健身方式，對具有強制色彩的廣播體操不再適應。一些中學裡，有些男生為逃避做操，寧願在臭烘烘的廁所裡蹲上一刻鐘。在他們眼中，迪斯科遠比幾百人塵土飛揚地做廣播操要時尚。這種轉變無不透露著國家權力在國民生活中的退場，集體主義的漸行漸遠，公民的個人權利和自主健身意識的勃興。
1999年，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停止播放廣播體操。這個曾陪伴國民從計劃經濟跨越到市場經濟時代的運動形式，在為國民體質和社會主義體育事業奠定了雄厚的基礎，更為全民健身開了個好頭之後，終於回歸個體，成為普通群眾的體育活動，成為多樣化健身方式的一種。
2008年，北京成功舉辦奧運會，這是我國國力強大的見證。為紀念北京奧運會，2009年，國務院將每年的8月8日確立為「全民健身日」。
而2014年10月20日，國務院更將全民健身上升為國家戰略，把增強人民體質、提高健康水平作為根本目標，提出了營造健身氛圍、倡導健康生活的多項舉措，鼓勵每一位國民投身到運動健身中去。
回首半個多世紀以來，廣播體操的誕生，順應了國家建設、投身革命的需要，在發展中國體育、增強國民體質上擔負了重要作用。如今，它與時俱進，在不經意間完成了「去意識形態化」的嬗變。
幾乎每個人的學生時代都有廣播體操的記憶，無論歲月變遷，都不曾徹底遺忘。人們或能記住某個動作，或能說出某節操的名字。廣播體操已深深植埋於人們絮絮叨叨的懷念裡，成為許多人溫馨而美好的回憶。
來源：黑格伯爵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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