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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來，我是整個國家唯一的愛國者」
文 / 阿扎爾·納菲西
譯 / 楊曉瓊
節選自《想像共和國：三本書裡讀美國》
本文為節選，標題為編輯所加
幾個星期前，我收到了維吉尼亞州國籍與移民服務辦事處的通知，告知我在幾個星期內挑一個早上，去那裡參加國籍身份面試。要是通過了，我就會受邀做效忠宣誓，這之後我就可以成為美國公民了。做個美國人意味著什麼？這是一個描述性的事實，還是一整套人們可以選擇去信仰的理念和價值觀？法拉和我覺得，要是我們不去界定這對我們意味著什麼，那麼別人就會替我們這麼做，這樣，他們就將界定我們。我們還沒有到要讓這重演的地步。
我丈夫比冉下班回家後會看新聞看得入迷，到現在每天晚上都還是這樣，他在網上持續關注伊朗的新聞，而那時，情況正相當令人驚惶。我抓狂地在廚房裡來回踱步，反駁電視裡那叫人毛骨悚然的言論：它正跟我們講，為了「安全」起見，人們需要縮減一些公民自由，這是英勇，也是愛國。我開始拿出一個小本專門記錄政治委婉語，就像我在伊朗用的那本一樣。「愛國者」指的是那些從不質疑政府新法律的人，「祖國」指的是某種需要保衛的東西，而在所有地方，即使是學校，我們都被提醒著要注意「安全」。「要平平安安過一天呀。」平平安安？這個詞什麼時候代入到這個句式裡了？
阿道夫·希特勒
伊斯蘭革命永遠地改變了一些詞的含義，比如「精神」「宗教信仰」「高尚」「墮落」「外來」。這些詞成了孤兒，和恐懼、危險、腐敗和國家聯繫在一起，就像在蘇聯，「無產階級」「專政」「平等」「自由」和「革命」這些詞也失去了它們的本義。在民主社會，詞語不殺人，但是它們可以有效地麻痺我們的心靈和思想，直至我們變得能夠忍受違背我們原則和價值觀的事物。有錢人是「就業崗位創造者」，而窮人是「寄生蟲」，失業的教師和消防員應該做點「犧牲」，國會議員在「保護著我們的未來」，候選人把自己「包裝」了「又包裝」，而幾乎每個公眾人物和「名人」都有一個「品牌」或正處在「品牌重建」的過程。「多樣性」是一個無可指摘的要求，而所有事都是以「美國人民」的名義去做，都能夠以「美國人民」為由。
為什麼美國的政客覺得他們有權利代表共和國說話？挽救美國、將美國從這些人的股掌之中搶回來的重任，留給了作家們。一些人對此不屑地聳了聳肩，其他人，像菲利普·羅斯和大衛·福斯特·華萊士，則力圖成為良心的聲音，或如吐溫可能會說的——心靈的聲音。我不禁深入地去挖掘法拉推薦給我的書（她把它叫作業），想找到關於「做個美國人意味著什麼」的不同觀點。你只要讀一讀約翰·亞當斯和託馬斯·傑斐遜後半生的來往信件就會知道，如今大部分我們的公開辯論都是對曾經構成了美國政治話語的東西的拙劣模仿。
「為什麼不去回溯最原始的神話？」我問法拉，逐漸開始進入狀態。她還是在狂熱地讀著美國歷史，而我，一如往常，總是在小說裡找答案，所以我們組成了一個完美團隊。我們開玩笑說，我們倆一起，就能起草出一份新的《獨立宣言》。我們可以從美國那更有害的保衛者手裡，挽救美國的理念。
就是在那個時候，我誇張地在我的密友圈子中宣布，一旦我看《法律與秩序》開始看得比新聞多，就是我該更密切地關注當下事件的時候了。《法律與秩序》裡有好故事，算得上可信，並且有現實性，而新聞卻表現得越來越像是娛樂和空想——或者恐怖，這取決於你的理解角度。我開始有一種不安的感覺，我們作為旁觀者，正在扮演著別人劇本中的一個角色，或更準確地說，是別人商業廣告中的角色。
美國的商業主義在某段時間已經成了一種陳詞濫調，它危險的誘惑力模仿了卡夫卡的《亞美利加》，模仿了它所有的超理性瘋狂，它工於心計的愚鈍和出於好心的殘忍，它對同情與冷漠的同時助長。一個如此標榜個人主義的國家怎麼會如此墨守成規？一群自視為實用主義者的人民怎麼會如此容易空想？商業廣告夠糟的，讓你相信它們是在給你你想要的，但是，當幾乎所有事物的觸感和質感都像是商業廣告時——當新聞不再提供事實而只是慫恿誤導你、掀起你的憤怒時——難道不是該做些什麼的時候了嗎？當然，除了安·庫爾特和格林所提供的，關於做個美國人意味著什麼，還有別的觀點。要是比起由Fox（福克斯新聞）和MSNBC（微軟全國廣播公司）提供的所謂新聞，你更信賴喬恩·斯圖爾特和史蒂芬·科爾伯特，要是在這個《面向全國》（Face the Nation ）和其他嚴肅新聞節目看起來都越來越像喜劇模仿的時候，你認為他們更公平、更中立，那麼確確實實是時候了，我誇張地一揮手，告訴法拉，是時候為一個更引人入勝的美國而「反水叛變」了，那是一個建國文件都由詩人和小說家寫就的美國，那是一個我願稱其為想像共和國的美國。
辛普森一家
所有對美國夢吹噓個不停的人吶——這夢想當真如戴爾·卡耐基的成功秘笈一般不堪嗎？記得《辛普森一家》有一集，霍默憂心忡忡，因為伯恩斯先生威脅他，說要毀掉他每一個夢想。瑪姬告訴他，不必那麼擔心，要是一個人最大的夢想就是有兩份甜點，偶爾在周末蜷成一團睡覺，那麼誰也毀不掉你的夢想。「這就是我們要找的，」我得意洋洋地說，「就是哈克·費恩！」
「確實就是他了！」法拉不動聲色地說。她的眼中閃爍著一絲微光，我知道她其實是很感興趣的。
「我們有菲爾多西的《列王記》，」我說，「美國有《哈克貝利·費恩》。只不過，菲爾多西越過三千年時間，從歷史的黎明娓娓講述至7 世紀的阿拉伯遠徵，重現了伊朗的歷史和神話，而吐溫為正在成形的美國創造了一個神話。他的目標不是重獲往昔，而是以一種新穎出奇的方式挽救未來。」接著，我引用了我最愛的裡爾克的詩句跟她說：「未來走到我們中間，為了能在它發生之前很久就先行改變我們。」
「吐溫捕捉到了未來的精魂，」我繼續說，「從那時起，許多偉大的美國小說家——從海明威和菲茨傑拉德到卡森·麥卡勒斯和雷蒙德·錢德勒，從拉爾夫·埃裡森和詹姆斯·鮑德溫到索爾·貝婁，便都以他們自己的方式，用他們時代的語言，緊隨其後。這就是我用『哈克·費恩的後輩』時想表達的意思。他們都是代表了另一個美國的發言人，不是那個被規矩綁死、被政客虛情假意的愛國情感喚出來的祖國，而是我們夢想的那片更開放、更兼容並包的土地。」
吐溫警惕著傳統道德，而這種懷疑主義延伸到了他對於做美國人所包含之意義的理解當中。他的回憶錄集合了他多年以來的深入思考，劉易斯·哈帕姆（Lewis Lapham）2011 年在《哈珀斯》上以一篇精彩的文章描述過這些思想的由來，在這回憶錄裡，吐溫將自己從政治和政治家身邊疏離開來，繪製出他自己的愛國主義理念：
要我說，任何黨派都不該有權命令我該如何投票。如果黨派忠誠也是一種愛國主義的形式，那麼我就不是愛國者，而我本來也不覺得我是一個愛國者，因為多數時候，一般的美國人認為是愛國事業的東西，在我看來都不是；如果在美國人和君主主義者之間稍有些珍貴的區別，那它必定在於美國人可以自行決定何者為愛國而何者不是，但國王可以為君主主義者規定他的愛國主義——這決定就是最終決定，且受害者必須接受；它也在於，我相信我是六千萬人中——國會和政府都支持著這六千萬人——唯一一個有幸為我自己構築愛國主義的。
他們說：「假設國家正準備打仗——那你要站在哪邊？面對著國家，你是否也要大膽聲稱自己有權在這件事上我行我素？」
「沒錯，」我說，「這就是我的立場。倘若我覺得這是一場非正義戰爭，我會這麼說。倘若國家要我在這場戰爭中肩扛步槍，在國旗下行軍，我會拒絕。一旦我的個人判斷認為這個國家是錯的，我就不會自願在這個國家的旗幟下行軍，或在任何國家的旗幟下行軍。倘若國家命令我扛步槍，我最終雖身不由己，但絕不會出自自願。若出自自願，這行為就是背叛我自己，最終也是背叛我的國家。倘若我拒絕自願服役，大家會叫我叛徒，我對這一清二楚——但這並不會把我變成叛徒。我仍是一個愛國者，而且在我看來，我是整個國家唯一的愛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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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像共和國：三本書裡讀美國》
[三輝書系·納菲西作品]
[美]阿扎爾·納菲西 著
楊曉瓊 譯
三輝圖書/中信出版集團
ISBN：978-7-5086-6373-9
定價：45.00元
亞馬遜已上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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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德黑蘭讀<洛麗塔>》之後，納菲西對文學與閱讀的又一深情辯護。納菲西敦促我們在文學中發現一個想像共和國，其中沒有政治、宗教、族性或性別的界限。《想像共和國》將回憶與文學結合，透過《綠野仙蹤》和《哈克貝利·費恩》，透過卡森·麥卡勒斯和辛克萊·劉易斯的文字，窺視美國文學與歷史的秘密；與之交織的，是納菲西友人的傳奇經歷、她本人成為美國公民的歷程，以及伊朗移民在異國建立新生活的故事。伊朗與美國，虛構與現實，在此相互交疊、碰撞。
編輯 | 蟹小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