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民族學發展史上，吳文藻先生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他不僅在學術上留下了許多不朽的著作，而且更重要的是他在整個民族學事業的發展和培養人才上作出了巨大的貢獻。我們認為把他的一生寫出來，不僅是對他的一種紀念，而且對我們研究中國民族學史、鼓勵民族學新秀為中國民族學的發展作出更大貢獻也具有積極意義。
吳文藻先生出生於1901年4月12日，江蘇省江陰縣夏港鎮人。據吳先生自己說，當時家境並不好，父親是開小米店的商人，死後欠的幾百元債，還是他工作以後才還清的。
吳先生天資聰明，5歲時上了小學。儘管年齡幼小，但由於他刻苦攻讀，高小畢業時成績名列榜首。考上了當時江蘇省有名的南菁中學。一年後，又考上了北京清華學堂。清華學堂是現清華大學的前身，當時是官辦的留美預備學校，畢業以後可官費留美學習。
「五四」運動後，吳文藻先生不再是一個只顧埋頭讀書的書生，而是一個關心國家和民族命運的熱血青年了。他對各種社會思想產生了濃厚的興趣，把節省下來的錢全放在訂反映新思想的雜誌和書報上，據他自己回憶，當時訂閱的就有《新青年》、《少年中國》、《醒獅》、《新潮》、《建設》、《解放與改造》、《國聞周報》等。通過這些雜誌和書報，吳先生讀到了孫中山、朱執信、廖仲愷、陳獨秀、李大釗、梁啓超、胡適等人的許多文章。
1923年，在清華學堂的學業期滿，吳先生與同屆學生一起坐上一艘郵船赴美留學。由於在國內已對社會思想發生了濃厚興趣，因此一到美國便選擇了美國東部新罕布夏州的達特默思學院社會學系本科三年級就學。
在達特默思學院，吳先生開始直接接觸大量西方社會政治思想史和學說。其中尤以史帝華(J. Stewart)講授的英、美、法、德、意等西方國家的思想類型對他的影響最大。除了社會學專業課和有關的基礎理論課外，吳先生還選修了邏輯學、社會倫理學、英國憲政史、美國政府、福利經濟學、生物學和化學等課程。
在此期間，他也接觸到一些馬克思主義的著作，如馬克思的《資本論》、列寧的《帝國主義論》等，並聽了美共領袖福斯特等人的講演，但由於受資產階級民主主義學說的影響較深，因此當時沒有接受馬克思主義的理論。
兩年之後，吳先生以優異的成績得了學士學位並升入哥倫比亞大學研究生院社會學系攻讀博士學位。在哥校，他又學習了「文明與社會」、「西方社會思想史」、「人口問題」、「社會立法」、「統計學」以及法文和德文等課程，同時還選修了「近代歐洲史」、「心理學」、「社會心理學」、「經濟思想史」、「倫理學」等課程。
哥倫比亞大學是美國人類學歷史學派的中心據點，該派的創始人博厄斯便是該系的主任，他的講演當時吸引了很多的學生。善於吸收各種學術思想的吳文藻先生自然也被吸引了進去。當他聽了博厄斯及其女弟子本尼迪克特(R. Benedict)的講演後，便對人類學發生了濃厚的興趣。
為了進一步了解人類學，他又到紐約社會研究新校上夜課，聽能講善辯的著名人類學家戈登平威煞(A. Goldenweiser)講解《人類學：〈原始文化〉導論》。他還多次到美國著名的自然歷史博物館人類學分館參觀，並參加該館組織的討論班。在哥校這段時間對人類學專業的學習和研究，對吳先生後來把人類學與社會學結合在一起進行研究的學術生涯產生了重大的影響。
1926年，正當吳先生在哥校學完第一年準備寫碩士論文時，國內傳來了大革命運動風起雲湧、北伐戰爭節節勝利的消息。他得知後非常興奮，便以《孫逸仙三民主義學說》為題撰寫了碩士論文，一方面表達自己對國民革命運動的支持，一方面宣傳中國革命的偉大意義。
吳先生人在美國學習，但心一直在國內，一直在關心著祖國的命運問題。他用所學的知識和所能見到的資料對中國近代歷史進行了大量的細緻分析。鴉片戰爭便是他研究的重點。他在導師的指導和幫助下，撰寫了以《見於英國輿論與行動中的中國鴉片問題》為題的博士論文。在寫作過程中，他翻閱了大量有關資料，接觸到了一般人不容易接觸到的，也是國外一般圖書館不曾收藏的英國議會政治史官方記錄《漢薩德的不列顛巴力門辯論錄》等材料。他的這篇論文對研究鴉片戰爭史和鴉片戰爭以來的中國社會問題，至今仍有極重要的參考價值。他的論文獲得了論文答辯委員會的一致通過和較高評價，次年夏，正式獲博士學位並獲得哥倫比亞大學近十年最優秀外國留學生獎。
論文通過後，吳先生毫不留戀美國的生活，立即收拾行裝，取道歐洲，經蘇聯，於1929年初回到了他日夜思念的祖國。
回國後，吳文藻先生原應回清華任教，因為在美國學習時，他曾答應過清華社會學系主任陳達的邀請。但後來當燕京大學社會學系的創始人之一步濟時邀他到燕大任教時，他改變了主意。
原來，燕大是謝冰心的母校，她於1926年從美國學成回來後已回燕大任教，而吳先生與冰心在美國時就已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因此，為了與冰心在一起工作，他決定到燕大工作。但又為了不負陳達的先邀之情，他以頭二年在清華兼兩門課為條件，取得了陳達的同意。從此，開始了他在燕大社會學系進行十年教學和科研活動的生涯。
吳先生初回國時，中國的民族學和社會學基本上還處在模仿或照搬西方模式的狀態。當時雖有不少大學開設社會學和民族學課程，但講的內容基本上都是照抄歐美模式，有的學校甚至教材和教員都是「洋」的。且不說沒有具有中國自己特點的民族學和社會學，就連中國的社會和民族實際情況也很少有人把它結合在教學和科研中。吳先生對這種狀況很是反感，他決定以自己的行動來改變這種狀態。
他的行動首先表現在教學中。剛進燕大社會學系時，系主任許仕廉就分派他擔任「西洋社會思想史」、「家族社會學」、「人類學」三門課程的教學工作。這三門課的教材原來都是脫離中國實際的英文本子，吳先生上任後不久便對這三門課進行了改造。他不僅為每門課都編寫了一本漢文教材，而且對其內容也進行了修改。如「家族社會學」一課，原教材的內容是泛談世界各民族(尤其是原始民族)的家族制度，很少涉及中國本身的家族制度。吳先生對此進行了大幅度的改編，他以中國宗法制度為中心，並以中國與印度的父系家長制比較為特點編寫了漢文教材。
在改革教學的過程中，他悟出了一個思想，就是要想使中國民族學和社會學有較大的改觀，就必須發動起廣大民族學和社會學工作者，共同來創造出一種有中國自己特色的、結合中國國情的新式教學和研究方法。於是，他提出了民族學和社會學「中國化」的主張。
他首先對當時中國民族學和社會學全盤洋化的狀況作了一針見血的揭露，他說，中國的民族學和社會學「始而由外人用外國文字介紹，例證多用外文材料；繼而由國人用外國文字講述，有多講外國材料者」，「民族學和社會學在知識文化的市場上，仍不脫為一種變相的舶來物」。接著他又大聲呼籲學術界同仁們共同起來，找一種有效的理論構架，並把它與中國的國情結合起來進行研究，努力訓練出中國「獨立的科學人才，來進行獨立的科學研究」，使中國式的民族學和社會學「植根於中國土壤之上」，從而實現民族學和社會學的「徹底中國化」。
吳先生的民族學和社會學「中國化」的主張，實際上主要是三項工作：第一，尋找一種有效的理論構架；第二，用這種理論來指導對中國國情的研究；第三，培養出用這種理論研究中國國情的獨立科學人才。這三項工作吳先生一項一項地落實了。
民族學和社會學要真正中國化，還必須要有具有中國特有研究風格的「獨立的科學人才」，吳先生對此尤為重視，他把最大的精力和心思花在培養學生和專業人才上。
他不僅在教學中採取各種方法使學生掌握更多紮實的基礎知識，而且還注意培養學生獨立進行學術研究的能力。他在具備一定專業和基礎知識的本科三、四年級中以討論班的方式開設了「先秦社會政治思想史」和「近現代社會政治思想史」兩門課程。他先讓學生在這兩個範圍內自選某一專題進行準備，然後進行個別的指導，最後讓他們各自在討論班上講解自己的研究成果並組織大家討論。通過這一形式，學生們不僅鍛鍊了獨立進行學術研究的能力，而且還出了成果。如林耀華當時寫的「嚴復社會思想」就得到了吳先生的讚賞，後來發表在《社會學界》第7卷上。
為了培養出一批幹練的人才，吳先生還對一些在本科學習時比較突出的學生進行了重點培養。由於當時國內大學的學術條件還不好，因此他決定安排學生到學術條件較好的歐美國家深造。他對派哪個學生到哪個國家，在哪個學校和以誰為導師都作了周密的籌劃。例如，安排李安宅先到美國西部加利福尼亞大學伯克萊學院人類學系，跟美國歷史學派創始人博厄斯的兩位大弟子克婁伯(A. L. Kroeber)和羅維(R. H. Lowie)學習，後又到美國東部的耶魯大學人類學系，跟著名人類學家兼語言學家薩皮爾學習；派林耀華到美國一流的哈佛大學人類學系攻讀博士學位；把費孝通引薦給英國倫敦經濟學院人類學系的功能學派大師馬凌諾斯基當學生；送黃迪到美國芝加哥大學深造；把瞿同祖和馮家推薦給著名學者魏特福等。這些學生學成回來後大都成了民族學和社會學教學和研究的骨幹力量，他們的學術成就不僅在國內具有很大影響，而且在國際上也有一定的影響，如費孝通的《江村經濟——中國農民生活》和林耀華的《金翼》等。
為了使培養重點學生的做法制度化，吳先生還利用1937年出國訪問的機會專程到英國牛津大學了解導師制的做法。他與該校副校長、巴裡奧學院的院長老林叟(A. D. Lindsoy)協商，請他們幫助燕大社會學系推行「社會科學榮譽學位導師制」。這種導師制的做法是從大學本科三、四年級學生中挑選成績優秀的學生予以個別指導，畢業後授予榮譽學位。老林叟已答應來年派他兒子小林叟(M. Lindsoy)和戴德華(G. Taylol)來華指導。但是由於「七七盧溝橋事變」爆發，日寇侵佔了北平，局勢突變，使這一計劃沒有得以實現。
日寇對中國的全面侵略，不僅中斷了吳先生的導師制計劃，而且也中斷了吳先生在燕京大學的教學和學術研究生涯，使吳先生極力倡導的民族學和社會學中國化的主張受到了嚴重的破壞。國家都要亡了，哪還能有什麼「中國化」問題可言呢?吳先生深知，在日寇的鐵蹄下，民族學和社會學中國化的計劃已成為泡影了。
面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行徑和殘害中國人民的法西斯暴行，吳先生再也忍無可忍，他連一天亡國奴的日子也不願意過下去了。1938年夏，他不顧當時燕大校務長司徒雷登的再三挽留，堅決辭掉了燕大社會學系主任和法學院院長的職務，與志同道合的賢妻、著名愛國作家謝冰心先生率家南下，投入抗日行列。
南下以後，吳文藻先生先是在昆明雲南大學任社會人類學講座教授，並籌建雲大社會學系。雲大社會學系成立後他又就任系主任和文學院院長。為了把民族學和社會學中國化的事業繼續下去和為同行們創造研究條件，他又籌建了燕大與雲大合作的實地調查工作站，並和其他同行一起成立雲南人類學會。
回到新中國後，吳先生受到了黨和政府的熱烈歡迎和親切關懷。頭兩年(1951—1953)，主要是學習和參觀，為接受新工作做準備。在這期間，他被委任為全國政協委員。周總理和鄧穎超同志還專門接見了他們夫婦倆，勉勵他們為新中國作出貢獻。這對吳先生是極大的鼓舞，他決心把畢生的精力全部貢獻給新中國。
從1953年起，吳先生一直在中央民族學院工作。在他擔任民族研究部「國內少數民族情況」教研室主任和歷史系「民族志」教研室主任期間，他為中國民族學的教學和科研工作的發展制定了許多戰略設想。但是，由於「左傾」思潮的影響，使他的設想未能付諸實現。
更為遺憾的是，1957年他被錯劃為右派，使他的才華被壓抑了二十多年，直到十一屆三中全會後，他的右派問題才得到改正。這是中國民族學和社會學事業的一大損失。
即使在這二十多年的逆境中，吳先生儘管感到委屈和心情沉悶，但他從未動搖過對黨對社會主義的信念，他始終堅信這是暫時的情況，形勢一定會好起來的，黨的政策終有一天會得到落實的。因此，他仍然一如既往地勤勤懇懇、踏踏實實地做了大量具體而又很有價值的工作，如校訂幾種少數民族史志和自治地方概況(即「三套叢書」)；為中宣部提供西方社會學新書名作的評介和資料摘編；審閱和修訂《辭海》第一版民族類詞目；多次為外交部提供有關邊界問題的資料和意見；校訂《不要再有戰爭》和《中印邊境》等譯稿；參加翻譯並校訂《六次危機》、《世界史》、《世界史綱》等書。
1979年，當吳先生的右派問題得到徹底改正時，他已是近80歲高齡的老人了。但是，他並沒有因此意志消沉，而是仍然精神抖擻地工作。他在擔任中國社會學會、中國民族學會、中國世界民族學會、中國人類學會的顧問期間，為這些學科的發展提出了許多寶貴的建設性意見，受到了大家的普遍稱頌。
對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方針、路線和政策，吳先生非常擁護。對鄧小平同志提出的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主張，吳先生更是極為贊成。在參加重建社會學的座談會前，他親自揮筆寫了《社會學與現代化》的發言稿，明確提出要建立為祖國四化服務的、具有中國特色的馬克思主義社會學體系和民族學體系的主張。
為了讓國內學術界了解國外民族學和社會學發展的最新情況，他不顧自己患有白內障的眼疾和有心臟病的身體，也不顧醫生和家人的勸阻，拼命地閱讀和摘錄大量中外文資料，在助手的協助下寫成了《英國功能學派人類學今昔》、《戰後西方民族學的變化》、《新進化論》等有分量的論文，受到學術界的一致推崇。
晚年，他仍然非常重視新生力量的培養工作。從1979年開始，他參加了指導兩屆民族學專業研究生的工作。他極其認真地輔導學生看書和寫論文，並常常把學生召到家中去單獨面授。如王慶仁在研究生階段，幾年每周都要被他叫到家中去一次。他把從國外得來的最新材料都毫無保留地交給王慶仁閱讀，有時甚至還對某些重點章節和主要論點進行講授。
1985年春，吳先生的身體已很不好了。但當他接到第二屆民族學專業研究生的畢業論文時，居然精神起來，晝夜不停地把四篇共約幾十萬字的論文從頭至尾仔仔細細地作了審閱，並寫下了非常詳細的評語和修改意見。為了對學生負責到底，他還強扶拐杖參加了論文答辯會。可是，就在參加完最後一個學生的論文答辯會的幾天之後，他老人家倒下了，連續昏迷了50天，沒能同親人、學生和朋友們說上一句話，就閉上眼睛與世長辭了。他為中國的民族學和社會學發展事業貢獻了最後一滴血。
吳文藻先生去世後，謝冰心先生根據吳先生的遺囑，把他們平時節省下來的3萬元人民幣捐獻給中央民族學院民族研究所，作為民族學專業研究生的獎學基金，同時還把珍藏了多年的幾百冊圖書捐獻給國家，他為中國民族學和社會學事業的發展貢獻了最後的一份光和熱。
吳文藻先生已經離開我們許多年了，可是他那慈祥的音容笑貌仍然活在我們心中。他對中國民族學和社會學事業所作的巨大貢獻，將永遠載入中國民族學和社會學的史冊！
本文轉自：商務印書館搜狐微博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