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新軍的編練肇端於張之洞。
張之洞在署理兩江總督時，即在江蘇編練了「自強軍」。他回任湖廣時，將「自強軍」中已經練成的原江南護軍前營500人調往湖北，作為湖北編練新軍的標杆和範本。
他向朝廷說：「湖北居長江上遊，會匪出沒，武備尤關緊要，第鄂省財用支絀，無力招延洋弁。」所以，湖北最早的新軍不再像兩江時那樣使用德國將弁為營官，而改用華官，只用少數德將做教習，而且其餉銀制度也不全用德制，而是參照直隸提督聶士成武毅軍的制度做了修改變通。這中間的原因還是因為「鄂省財用支絀」。
張之洞回到湖北後，以這500人為班底，將他們分成前後兩營，募勇補足兩營額數，編成湖北護軍。張之洞任命追隨自己多年的山西人張彪為前營指揮官，四川人嶽嗣儀為後營指揮官，德將貝倫司多爾夫為兩營總教習。
湖北護軍的規制仍仿照德國軍制，設前營步兵3哨，炮兵2哨；後營步兵3哨，騎兵2哨；另設工程兵1哨。初建時有1000人，戰馬100多匹。
湖北新軍是張之洞含辛茹苦的產物
與東南沿海的經濟水平相比，湖廣地區是不能望其項背的。編練湖北護軍時，軍餉籌集非常困難。
張之洞為籌餉採取的辦法有兩條：一是「裁營加餉」，也就是裁減綠營和勇營這樣的舊軍隊，將節省下來的餉銀用於編練新軍，「款不增而兵可練，人數雖少，較有實際」；二是以「西法」訓練湖北原有的武愷軍、武防軍、武建軍等舊軍隊，將之改練成新軍。當然，他一手練就的1000人湖北護軍是這支新軍雛形的核心力量。
經過幾年的努力，新軍編練初具規模，為日後整編成湖北常備軍奠定了基礎。
在具體編練上，張之洞採取了3種方式——
一、聘用德國和日本軍事人才任教習。德國軍官貝倫司多爾夫是最早的總教習，德國人何福滿和賽德爾為兩營一哨的教習。當時的營制和訓練方法均效法德國，訓練包括步兵、騎兵、炮兵等諸兵種的戰鬥陣勢程序及槍械原理等，也訓練工程兵築營、鋪路和架橋等專業軍事工程技能。後來隨著訓練任務的日益繁重，又聘用了一些日本人參與教學和訓練。
二、建立專業軍事學堂，培養軍事人才。張之洞先後籌辦了武備學堂、將弁學堂、武高等學堂、武普通中學、陸軍第三中學和陸軍小學堂等專業軍事學校。張之洞規定，沒有軍事學堂學習經歷者不得任軍官，這極大地激發了在編士卒「回爐」學習的熱情。
三、派人去日本學習。張之洞經常派遣軍官去日本考察其陸軍情況，張彪和黎元洪都多次被張之洞派到日本學習。
張之洞在1902年10月31日給朝廷的奏摺中說，當時湖北的洋操新軍「共計員弁、兵、夫九千五百餘員」，包括步隊八營、馬隊一營、炮隊一營、工程隊一營；武建軍左右兩旗，共步隊八營，其中，武愷軍和武防各有步隊四營；另有護軍鐵路營步隊四營。那個時間段，護軍左旗步隊四營將調防江南，「武昌省城實存步隊二十營，馬隊炮隊工程隊各一營，共員弁、兵、夫七千六十餘員名。」（見《清末新軍編練沿革》第203頁）
短短幾年，湖北的新軍能達到這個數量，是相當驚人的。
湖北常備軍的形成
清末，效仿西洋軍制形成一支受朝廷指揮，分散布防於全國各地的常備軍事力量是朝廷刻意籌劃實施的龐大計劃。湖北新軍就是其中的重要一環，而最終將這個計劃落地的也是張之洞。
湖北常備軍的最終形成經歷了4次較大的整編。
第一次，就是咱們上邊剛剛說過的張之洞上疏朝廷那次，時間在1902年11月左右。新軍數量7600多人。
第二次是在1904年夏天。原計劃是編練新軍20625人，包括步兵、騎兵、炮兵、工兵和輜重兵。但考慮到湖北財政困難，減練到12959人。但兵種數量按照原計劃。
第三次在1905年末。根據朝廷練兵處的要求，張之洞將湖北常備軍的營制又作了一次調整。這次整編，湖北新軍總數沒有大的變化，作戰、裝備和必要的後勤保障人員保持原數，但減少了部隊中非急需的雜役人員和車馬。
此後，形成了一鎮一協的格局，即，整編的一鎮陸軍，總人數12071人，統制官為張彪；變通減練的一協陸軍，總人數5188人，統領官為黎元洪。
張彪
黎元洪
這種規制基本一直延續到了清朝滅亡。
第四次是1907年8月。根據朝廷的統一規制，湖北新軍正式納入全國陸軍編制序列。陸軍部的新規章是全國共設陸軍36鎮，湖北有兩鎮，即第8鎮和第11鎮。
張彪麾下的整編一鎮就是第8鎮，黎元洪麾下的部隊尚未練成整編一鎮，只有一協，即21混成協。第8鎮有官兵11247人，騾馬1033匹，車18輛，炮54尊；21混成協有官兵4941人，騾馬337匹，車9輛，炮18尊。
此後一直到武昌起義，湖北新軍的數量都沒有大的變化。為什麼呢，因為張之洞在1907年9月4日入軍機，離開湖北去了京師。由此也可見，張之洞對湖北新軍編練的決定性作用。
在全國範圍內而言，就數量而言，袁世凱北洋新軍肯定排第一，居其次的就是湖北新軍和江蘇新軍了。
湖北新軍與北洋軍的差異
張之洞在編練湖北新軍時最頭疼的事就是餉銀。與北洋軍不同，湖北新軍的編練只能依靠自己在當地籌餉，這與當年的湘淮軍是一樣的。而袁世凱則不同，北洋軍餉銀中至少有2/3來自朝廷戶部。
朝廷統一軍制，湖北按例是有2鎮的。之所以最終只練得一鎮一協，就是因為沒錢。他在1904年8月28日的奏疏中就寫道：「湖北目前餉力未充，若兩鎮步、騎、炮、工、輜各營隊全數練足，需餉過巨，力有未逮，不得不分別難易緩急，酌量多練少練之區分。」所以，他不得不酌量減練（見《清末新軍編練沿革》第205頁）。
北洋軍和湖北新軍在軍官出身方面差異不大——大多都有科舉身份，或國內軍事學堂、留洋的學習經歷，都是讀過書的人。但二者在兵源上卻存在巨大差異。
北洋軍選拔士兵，極重身體素質，但「多不識字」；而張之洞則強調「入營之兵必須有一半識字」。他在《勸學篇》外篇《兵學第十》中就說過：「自將及弁，無人不讀書；自弁及兵，無人不識字，無人不明算，無人不習體操，無人不解繪圖。」
同時，由於清末科舉出路越來越窄，後來乾脆廢止了科舉，上新式學堂或出國留學又所費不貲，使得大量寒苦的讀書人選擇從軍尋求前程。加之張之洞重視士兵讀書識字，使得湖北新軍士兵的文化水平普遍高於北洋軍。
張之洞確實非常重視給士兵灌輸「忠愛」思想，他指出：「教將士之本務有二：曰知忠愛，曰厲廉恥。」「今日朝野皆知練兵為第一大事，然不教之於學堂，技藝不能精也；不學之於外洋，藝雖精，習不化也；在上無發憤求戰之心以倡導之，兵雖可用，將必不力也。」（見《勸學篇·外篇·兵學第十》）
但當時的世道已經變了，士兵文化水平的提高固然會激勵其「忠愛」和「廉恥」。但這樣的「忠愛」和「廉恥」已經不完全是對一家一姓的忠愛。正因為有對國家民族的忠愛，有了「學之於外洋」的視野，士兵心中的廉恥心才要求他們奮起抗爭，奮起改變，奮起打碎舊的一切。
北洋軍與湖北新軍對兵源要求的不同，也反映了袁世凱與張之洞出身及個人風格的不同。袁世凱連個舉人都沒中過，張之洞是一甲第三名，探花出身。張之洞不僅功業了得，學問也是一等一的。他一向以「儒臣」自居，而袁世凱則是不折不扣的亂世梟雄。這正是二人最本質的區別。
湖北新軍的「革命化」
《國家命運：1839-1911》後面還有《辛亥革命》分專題，但既然闢了新軍的分專題，就乾脆把涉及辛亥革命的新軍內容儘量在本分專題內談完。涉及這方面的內容，本文和下一篇連載中都有。
科學補習所是湖北第一個革命團體，成立於1904年。團體在設立之初就提出，革命必須從士兵和學生入手，革命黨人必須加入到軍隊中去做宣傳鼓動。號召革命黨人加入湖北新軍，到行伍中去做工作。
1905年湖北日知會成立，實際成了中國同盟會的湖北分會。日知會專門在新軍軍官中發展組織，對士兵的工作進展並不順利。1906年「丙午日知會謀反案」發生後，日知會的骨幹人員都被湖廣總督張之洞逮捕下獄，日知會的活動也告終止，其成員紛紛轉入其它組織。
日知會的失敗，使革命黨人意識到，必須把工作做到新軍士兵中去，僅僅依靠幾個軍官，關鍵時刻是靠不住的。
1908年12月31日成立的「群治學社」就明確規定，不得介紹軍官入社，只在新軍士兵中發展力量。
而在湖北新軍中發展力量最成功的當屬 「文學社」和「共進會」。
「文學社」的前身是由「群治學社」改組而成的「振武學社」。1909年1月30日成立於武漢，社長蔣翊武，此人是武昌起義中最核心的人物之一。
「共進會」1907年成立於日本東京，是中國同盟會的外圍組織。其主要成員在1908年秋後紛紛回國活動，孫武等來到漢口發展力量。孫武是漢口人，「共進會」會長，也是武昌起義的主要組織者，與蔣翊武、張振武合稱「辛亥三武」。
對於革命黨的動作，清政府絕不是完全被蒙在鼓裡。他們四處撒下偵緝網，所以革命黨在新軍士兵中發展組織時非常謹慎小心，開展活動時更是慣用「障眼法」。
湖北革命黨人在新軍中的組織，完全套合新軍營制，這可以說是湖北的一大創造。而參加組織的新軍士兵也必須嚴守秘密，甚至不同營隊的成員，彼此都不知其革命黨身份。可以這樣說，革命黨人在新軍中的工作做得相當紮實。
到辛亥革命前夕，「文學會」和「共進社」在湖北新軍中已經發展了5000多成員，佔到其總數的1/3。
對革命的傾向性在全國新軍中都存在，但革命思想之所以在湖北新軍中發展最快，規模也最大，並最終於武昌打響「辛亥革命」第一槍，其最根本的原因還是革命黨人做的大量艱苦卓絕又紮實有效的工作。
1924年6月16日，孫中山先生在黃埔軍校開學典禮上發表講話，他高度評價武昌首義中新軍捨生忘死的犧牲精神：「當在武昌、漢口的革命黨總共還不足三百人，真正革命黨不過是幾十人。所有的槍都沒有子彈，臨時到處搜索，只得到兩盒子彈，一共不過五十顆。革命黨分到了五十顆子彈，便在城內的工程營中發難……革命黨只用幾十個人去打兩萬多人，可以說是用一個人打五百個人。……這種奮鬥，是古今中外各國兵法中所沒有的，只有革命歷史中才有這種創例。」
康濤
2020年7月15日於研磨時光咖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