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新軍中很多人物在隨後的民國時期叱吒風雲，就像他們的前輩湘淮軍系在清末的「作為」一般無二。
本文囿於篇幅，只簡單介紹幾位知名度較高的人物。但不涉及北洋系中的高級將領，如袁世凱、段祺瑞等人；也包括北洋系的分枝——奉系，如張作霖父子；黎元洪非北洋系，但也不選擇。筆者可能在結束《國家命運：1839-1911》後接續「北洋時代」的連載，屆時再詳細介紹上述人物。
本文選擇的幾位大佬是：蔡鍔、閻錫山、馮玉祥和李宗仁。他們當時都是各地新軍裡的中低級軍官，甚至軍校學生，文中內容也以他們在新軍中的經歷為主。
蔡鍔：平生慷慨班都護，萬裡間關馬伏波
蔡鍔，湖南寶慶府邵陽縣（今湖南邵陽市）人，生於1882年12月18日，卒於1916年11月6日。
蔡鍔原名艮寅，字松坡，其父蔡正陵是當地一個貧苦的裁縫。
1897年年底，在湖南學政徐仁鑄推薦下，15歲的蔡鍔以第三名的成績考入長沙時務學堂，是當時學堂40名學生中年齡最小的。
百日維新失敗後時務學堂被解散。蔡鍔於1899年7月受流亡日本的梁啓超召喚，在唐才常資助下東渡日本求學，入「清華學校」學習。
在日本，蔡鍔加入了唐才常的「自立會」。1900年，尚不滿18歲的蔡鍔回國參加唐才常「自立軍」漢口起義。起義失敗，蔡鍔因年紀尚小，被志士黃澤生強留於家中未直接參加起義得以倖免。此後，蔡鍔將名字由「艮寅」改為「鍔」。
回日本繼續學業的蔡鍔於1903年11月畢業於日本陸軍士官學校。與蔡鍔同一屆畢業者中，還有後來鼎鼎大名的蔣百裡（方震）。
當時，清政府編練新軍的事業正搞得紅紅火火。蔡鍔回國後先入江西隨軍學堂任監督、材官學校總教習，後任湖南教練處幫辦、教官，廣西新軍總參謀官兼總教練官，廣西測繪學堂堂長，廣西陸軍小學堂總辦，廣西陸軍講武堂總辦，廣西兵備處總辦等職。蔡鍔當時的主要工作以在軍事學堂中教學和管理為主。
1906年10月22日-25日，清政府在彰德（今河南安陽）搞了一次大規模新軍秋操演習，南北新軍都有參加。在這次演習中，蔡鍔被任命為演習的中央評判官。那一年，蔡鍔只有24歲，而演習的總指揮是袁世凱。
根據一些史料及當事人的記錄，蔡鍔曾在廣西期間加入過同盟會。當然，這並非證據確鑿的定論。蔡鍔本人的政治傾向也很耐人尋味。辛亥時，他領導新軍在昆明起義；又率先發動反袁的「護國戰爭」；但國民黨發動「二次革命」時，他卻按兵不動，保持中立。
1911年年初，因湖南籍官員和軍官充斥廣西，蔡鍔也受到當地人排擠，於是接受時任雲貴總督李經羲的邀請赴雲南新軍任職。當年7月，蔡鍔被任命為雲南新軍第19鎮第37協協統，相當於旅長。他時年29歲。
蔡鍔屬於少年老成的性格，平日為人處世極為低調沉穩，對人對事都絕不輕易表態。
武昌首義後，同盟會雲南支部的骨幹成員大多都在新軍中任職，他們認為，蔡鍔「穩審周詳，可與謀革命」。蔡鍔遂加入了起義的前期籌劃和後來的直接指揮。
1911年10月30日，蔡鍔的37協起義。31日，「大中華國雲南軍都督府」成立，蔡鍔被公推為都督。
民國成立後，蔡鍔於1913年10月被袁世凱調到北京；1915年11月，蔡鍔秘密離京赴津，旋以治病為名東渡日本，後輾轉於12月19日抵達昆明；12月12日，袁世凱稱帝；12月25日，雲南宣布「立獨」，組織「護國軍」，「護國戰爭」爆發，蔡鍔任護國軍第一軍總司令；1916年7月6日，蔡鍔被任命為四川督軍兼省長；9月，蔡鍔因病重赴日本治療； 11月8日，因喉癌病逝於日本福岡，歿年34歲。
孫中山在給蔡鍔的輓聯中寫道：「平生慷慨班都護，萬裡間關馬伏波」。班都護是指東漢的班超，馬伏波是指東漢的馬援。
班超有句名言：「不入虎穴，不得虎子。」馬援有句名言：「男兒要當死於邊野，以馬革裹屍還葬耳。」
蔡鍔有本著作叫《曾胡治兵語錄》，主要搜集曾國藩、胡林翼帶兵的名言警句。建議大家找來讀讀，很精彩。
閻錫山：辛亥一戰造就「山西王」
閻錫山，字百川、伯川，山西五臺人，生於1883年10月8日，卒於1960年5月23日。
閻錫山的父親閻書堂，曾在五臺當地開錢莊。
1901年，18歲的閻錫山考入太原國立武備學堂學習軍事。
1903年7月，閻錫山被清政府官費保送日本學習軍事。
1905年11月，閻錫山在日本東京加入「中國同盟會」，屬於資格最老的同盟會會員。
據閻錫山自己寫的《閻錫山回憶錄》：「我在日本留學，於東京振武學校肄業二年半，弘前步兵第三十一聯隊實習一年，東京士官學校肄業一年半。振武學校是從第六批中國留學生起，專門為中國學生設的。士官學校的中國學生亦不與日本學生同住，且上課亦不在一起，因為日本有若干秘密，是不願讓中國學生知道的。在此五年中，我的時間多用於聯繫革命同志，開展革命工作。暇時常與李烈鈞、唐繼堯、李根源、朱綬光等分析時事，研究政情，並曾編著革命軍操典與革命軍戰法。革命軍操典注重編制之改善，革命軍戰法則注重夜戰，均為適應回國革命而作。實際用於功課的時間不及其半，故每逢考試，輒以意為之；尤其算術一課，多不按公式計算，雖得數能對，老師亦僅給以及格分數。」
1909年，閻錫山畢業回國。據他自己回憶，此次回國是轉道朝鮮。當時，《日韓合併條約》尚未籤署，日本還沒有正式吞併朝鮮。但朝鮮當時的形勢還是讓26歲的閻錫山觸目驚心。他在回憶錄中寫道說：「民國前三年（清宣統元年，1909年-引者）畢業返國，繞道朝鮮旅行，經京城（漢城，今「首爾」-引者）時，適逢朝鮮大臣下朝，人人皆沿牆邊小路而走，且每行數步，即掉頭向我窺視，其狀如鼠之畏貓然。因我穿的是西裝，與日本人無大分別。一望朝鮮大臣之可憐模樣，即知其在路上常受日人凌辱，以故未敢坦行，亦未敢直視。住旅館後，朝鮮報社記者來訪，最後含淚無言而別。至平壤，見有一座建築嶄新的樓房，經詢問獲知為妓女學校。我當時深感亡國之民，生命財產廉恥均無以自保，因而於辛亥革命成功之後，向山西人民普遍講述亡國之可怕，大聲疾呼的提出『救國要在國未亡之前努力』的口號。為進一步使省人以目睹事實自警警人，曾發動山西各界人士組織韓國參觀團，由馮曦領導，前往韓國參觀。他們於回國後曾將參觀報告印散山西全省人民，以是山西人民對亡國慘痛都有比較清楚的認識。」
回國後，閻錫山被任命為山西新軍第43混成協第86標標統（相當於團長）兼教練官。
1911年10月28日，山西太原新軍起義，閻錫山是最主要的策劃者和領導者。
10月29日，山西軍政府成立，閻錫山被推舉為都督。
此後，閻氏成了「山西王」。山西除了全面抗戰的8年間淪於日寇之手外，其它時間都在閻錫山的緊緊控制之下。
1949年3月29日，閻錫山坐飛機離開太原，從此再未回去過。
1949年12月8日，閻錫山從成都飛往臺灣。
1960年客死於臺北。
馮玉祥：從大頭兵到一級上將
馮玉祥，據他自己說祖籍在安徽巢縣，出生於直隸青縣（今河北省滄州市青縣），生於1882年11月6日，卒於1948年9月1日。
馮玉祥的父親馮有茂，曾入劉銘傳淮軍當兵。
據馮玉祥自己回憶，他11歲時（1892年）即「補兵」進入父親服役的淮軍保定五營。所謂「補兵」，就是兒子繼承父親的「軍籍」，也就是「接班」。但他補上兵之後，「並沒有隨營操練。除了發餉時到營中應名領餉外，其餘時間我仍在家中過活。這在保定府，叫做『恩餉』」。（見馮玉祥《我的生活》）
1902年4月27日，馮玉祥改投袁世凱的武衛右軍，「正式充當了袁世凱衛隊第三營左隊左哨六棚正兵」。（同上書）
1905年，武衛右軍整編為陸軍第六鎮。馮玉祥後任第六鎮第24標第三營後隊排長。
1905和1906年，馮玉祥隨第六鎮參加了河間和彰德的兩次新軍大演習。
1907年7月，馮玉祥所在部隊隨新任東三省總督徐世昌，從南苑移防盛京新民府。
此期間，馮玉祥與志同道合的王金銘、施從雲、鄭金聲、王石清、嶽瑞洲6人組成了一個「讀書會」形式的小團體——「武學研究會」。馮玉祥被推為會長。
據馮玉祥自己回憶：「大家都志同道合，幾個人一條心。那時我們並沒有明確的政治綱領。我們所知道的，只是清廷的昏庸、政治的腐敗與日本侵略的可恨。我們知道欲抵禦日本及其他列強，必須先推翻清廷的統治。我們欲利用現成的武力，以為推翻的工具，希望新的漢族的政府早日出現。我們每天聚到一處，以讀書為名，暗中即討論些擴大人數、運動軍隊等等的具體問題，或是互相報告各人所得的時事新聞：何處新起革命運動，何時又有朝廷貴胄賣官盜爵的黑幕等。那時報紙上時常揭露許多清廷親貴的醜史，其中尤以關於慶親王的為最多。」（同上書）
1910年9月，清政府新組建了陸軍第二十鎮。不久，馮玉祥與施從雲、王金銘先後被委任為該鎮第八十標第三營和第七十九標第一、二營的管帶。
1911年2月，張紹曾接任第二十鎮統制，他與第六鎮統制吳祿貞、第二混成協協統藍天蔚都是北洋軍中的新派人物，對革命持同情態度。
1911年9月，清政府調第二十鎮、第六鎮和第二混成協赴直隸永平（今河北盧龍縣）舉行「秋操」。10月10日，武昌首義爆發。為防兵變，演習被終止，隊伍暫駐直隸灤州。之後，參加秋操的部隊很快被清政府調撥到各地以分散其力量，馮玉祥被調到了山東海陽（今山東省煙臺市海陽市）。
10月29日，張紹曾打頭，與新軍第二十鎮軍官聯名向清政府提出了「十二條政綱」，要求開國會、改定憲法、赦免國事犯等要求，史稱 「灤州兵諫」。張紹曾隨即被清朝廷解職。11月7日凌晨，吳祿貞被暗殺。
1912年1月2日，一小部還駐紮在灤州的新軍倉促成立「北方革命軍政府」，之後宣布「立獨」，並推舉王金銘為大都督，施從云為總司令，張建功為副都督，馮玉祥為總參謀長，白雅雨為參謀長。他們的原計劃是待馮玉祥從煙臺帶所屬部隊坐船返回灤州後，合兵發動起義。
結果，馮玉祥和韓復榘於當天被馮國璋誘捕於海陽。
1月4日，灤州起義軍苦等馮玉祥不至，袁世凱派遣的軍隊卻到了。雙方激戰交戰數小時，起義軍兵敗，史稱「灤州起義」。
馮玉祥經老長官陸建章（朗齋）搭救，撿了一條命。
北洋時期，馮玉祥就是陸軍上將；國民政府時期，是陸軍一級上將。
李宗仁：與辛亥革命擦肩而過的軍校學員
李宗仁，廣西桂林臨桂人，生於1891年8月13日，卒於1969年1月30日。
據《李宗仁回憶錄》，李宗仁之父李春榮是當地一位頗具維新思想的塾師，後出洋赴馬拉西亞務工。
李宗仁與新軍的交集始自1908年。1907年，其父好友、湖南邵陽人李植甫力勸李春榮讓李宗仁參加廣西陸軍小學堂第二期的錄取考試，結果李宗仁落榜。1908年，李宗仁再次赴考，入第三期學習。
廣西陸軍小學堂直轄於廣西兵備處，而當時兵備處的總辦即是蔡鍔。
李宗仁回憶說：「陸軍小學教育因為是國家陸軍軍官訓練的基礎，所以在創辦之初，便十分認真。經費也比較充足。我們一日三餐，都是八人一桌，每桌四菜一湯。四菜之中有三葷一素。我們的制服全是呢料子，還有一套嗶嘰的。冬季則有呢大衣。每人每學期發兩雙皮鞋，後來經費稍感困難，然每人每年仍可領到三雙。當時我們的服飾是十分别致的，學生多數拖著一條長辮子，卻穿著現代式的陸軍制服和皮鞋。今日回想起來，雖有不調和之感，但在那時是覺得十分神氣美觀的。我們的留日返國的教官，以及少數得風氣之先的梧州籍同學，間或有將辮子剪去的。也有少數將後腦剃光或剪短，把前面的頭髮編成辮子，再把辮子盤成一個餅，貼在頭頂上，然後戴上軍帽的。但他們在寢室內或操場上脫掉軍帽時，卻倍覺難看。」（見《李宗仁回憶錄》）
在陸軍小學堂學習期間，李宗仁於1910年10月加入同盟會。
武昌首義後，廣西新軍和陸軍小學堂的學生也謀划起事。就在年輕人摩拳擦掌之際，「桂撫沈秉坤和藩臺王芝祥等見清廷大勢已去，乃與諮議局議長等合議響應武昌起義。廣西遂於宣統三年農曆九月十七日（公曆十一月七日）宣布立獨。」（同上書）
20歲的李宗仁與辛亥革命的戰事擦肩而過。但據他自己回憶，此間卻遭遇另一番驚險——
廣西宣布相應武昌起義後，桂林召開了慶祝大會。巡防營舊軍趁機叛變，徒手參加大會的陸小學員被衝散。逃回學堂的學生組織起來攜帶槍械找到新軍，願意參加平叛。一是舊軍叛變本不難鎮壓，二是擔心這些年輕人傷亡，新軍指揮官婉拒了他們的熱心。
李宗仁就此回家等待事態平息，結果在回家途中遭遇匪徒。匪徒本想劫奪李宗仁攜帶的槍枝，幸而他十分警覺，匪徒們才沒有得手。李後來回憶說：「這也是我在辛亥革命期中一件插曲。」
李宗仁後來做過國民政府副總統、代總統，陸軍一級上將。
北洋政府時期的軍閥們，均出自北洋新軍系統，像所謂直系、皖系、奉系。北洋之後又出現了所謂4派「新軍閥」——蔣、閻、馮、桂。其中除了蔣介石沒有清末新軍的身份外，其它3派的首領，閻錫山、馮玉祥和李宗仁均出身於清末新軍。
康濤
2020年7月19日於北京研磨時光咖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