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莉婭娜·法拉奇（Oriana Fallaci1929-2006），二十世紀新聞採訪女王。她開創了嶄新的採訪方式，以迂迴，挑逗，緊追的形式採訪世界政要，留下許多膾炙人口的話語。在新聞史上留下濃重的個人色彩。對於新聞記者來說，法拉奇的每一次採訪都提供了一次令人神往的示範：表面上是犀利的提問，本質是在權威面前的平等姿態和獨立人格。
法蘭奇將自己視為舞臺中心的主角，在她看來，記者也是一名演員，一名中心者，只有把自己放入報導中時，報導才是好的。在她的採訪記時，她提問和表達個人意見的方式使得被採訪者往往居於次要地位，重要的卻是主角在採訪過程中的種種表現——「把握談話節奏、駁斥不同意見、揭示內幕新聞、變換各種語氣，並作典型的法拉奇式的亮相」。
這個闖進國際舞臺中心的初生牛犢，從一開始就對外部世界採取了一種咄咄逼人的姿態，呈現了其文本的對抗性。她常常是以歷史視角，審視各類重大新聞事件，並表現了一種唯其所有的「犀利風格，她用語率直、尖銳、咄咄逼人、轟炸般的盤問，有時甚至顯得有些「挑釁」。她曾使縱橫世界政治舞臺的外交家基辛格限於尷尬，令卡扎菲憤怒失言，1980年中國領導人3天內曾2次接受法拉奇的採訪，令世界驚訝。
她的《風雲人物採訪記》被《華盛頓郵報》譽為「採訪藝術的輝煌樣板」，《滾石》雜誌則稱其為「當代最偉大的政治採訪文集」。連《花花公子》雜誌也忍不住評論說，「如果你不明白這世界為什麼這麼亂，法拉奇的採訪中有答案：那些自吹自擂的傢伙們在左右著世界」。就憑這本書，法拉奇確立了她的「國際政治採訪之母」的地位。《從不妥協——法拉奇傳》，詳細紀錄了她傳奇的一生。
她採訪過許多國際聞名的政治家和名人，例如：基辛格，巴列維，勃蘭特，布託，克朗凱特，費裡尼，阿拉法特，英迪拉·甘地，亞帕納古利斯，馬卡裡奧斯三世，果爾達·梅厄，海爾·塞拉西一世，肖恩·康納利，列赫·華勒沙等。退休後，她寫了一系列文章和書籍批評伊斯蘭教和阿拉伯人，重新引起人們關注，也引來不少爭議。
她兩次獲得聖.文森特新聞獎，一次獲得班卡瑞拉暢銷書作者獎，她還獲得美國哥倫比亞學院名譽文學博士學位。這些豐富的經歷與她的成功相互交織，才塑造出了明星般的奧莉婭娜.法拉奇。正如《紐約時報》在法拉奇的訃聞中所說：「奧莉婭娜.法拉奇是一個善於解剖權威的採訪者，一個善於打碎偶像卻讓自己成為偶像的記者。法拉奇是20世紀最為著名的新聞工作者、戰地記者和小說家之一，她以尖銳、犀利的採訪風格和獨具個性的文學創作，在新聞界取得驕人的成績，贏得了極大的國際聲譽,被譽為「世界第一女記者」。
1929年6月29日，法拉奇出生於佛羅倫斯的一個反戰家庭，有兩個妹妹。她的父親是一位木匠，還是義大利反法西斯抵抗運動「正義與自由」的成員。她的母親是一位無政府主義者。她父親因為反對墨索裡尼的暴政，時常被逮捕。
十歲那年，她受父親影響，參加了革命，給反戰運動組織提供情報，還幫助從法西斯魔爪中逃出來的人找到安全停留的地帶。
1943年9月，盟軍轟炸佛羅倫斯，法拉奇一家逃到教堂裡。
當時年僅十四歲的她，被隨時都有可能結束生命的恐懼嚇得嚎啕大哭，這時，她父親走過來，重重的打了她一巴掌。並且盯著她的眼睛訓斥到：「女孩子不要哭，也不許哭！
從此以後，法拉奇就不知道何為恐懼，何為眼淚。
法拉奇的父親算得上是個平民領袖，他熱愛政治，反對法西斯戰爭，在法拉奇眼中，父親就是英雄一樣的人物，父親的事跡都被她寫進了文學作品裡，父親對政治的熱衷，也一直影響著她，「文學」和「戰爭」成了法拉奇生命中最重要的主題。
童年時期的法拉奇跟隨父親參加反法西斯地下抵抗運動，從那時開始，父親教她如何使用手榴彈。
「作為一個女人，你得更激烈地戰鬥。也就是更多地觀察，更多地思考和創造。同樣，如果你生來貧窮。生存是你最大的動力。」
二戰，在很多人心裡，都留下了無法磨滅的慘痛記憶，在法拉奇心裡也不例外。她痛恨德國。
「我不知道納粹分子和德國人民是兩碼事，因此對德國產生了刻骨仇恨。」
1945年，法拉奇十六歲，這一年二戰結束。她進入《義大利中部晨報》新聞編輯室工作，採訪一些警官和醫院裡的人。
五年後，天資聰穎的法拉奇被《歐洲人》看上，她開始採訪大人物，世界知名人士。
被她採訪過的人有：瑪麗蓮·夢露、格裡高利·派克、希區柯克和「007」的扮演者辛·康納利。 法拉奇的訪問直接、尖銳、大膽、甚至有些情緒化。
在採訪義大利共產黨領導人尼爾德·衣阿蒂時，因為不同意後者稱「二戰中共產黨是最重要、而且幾乎是惟一的抵抗力量，所受的傷亡最多」的說法，和對方大吵了起來，並且以自己的親身經歷為例對對方咄咄相逼。
她用這種方式徵服了許多世界巨星與風雲人物，也成就她世界第一女記者的神話。
60年代中期，法拉奇進入世界新聞大舞臺，在各種重大採訪活動中亮相。通過對美國國家宇航局的調查性報導、對美國空間工業的深入觀察以及對科學家和登月太空人的採訪，她逐步奠定了自己的明星地位。
之後她請求前往戰火紛飛的越南做報導，經過幾年危險的戰地記者生涯，她不僅戰勝了自己，也贏得了世人對她的敬仰。
「法拉奇用自己的世界與其他世界作對比，其目的是通過描寫個人的感受與判斷，使自己的影子在書中無所不在，為了自我表現她不斷地改變和歪曲著真實的客觀世界，使這個世界經由她的加工一次次幫助她完成了形象的成功塑造。 」
1968年9月，第19屆奧運會在墨西哥的墨西哥城舉行，此次活動遭到了大規模的學生反政府運動。
法拉奇運用她在鏡頭前的便利，為反政府學生吶喊，在報導中她呼籲讓事實說話。在參加一次示威遊行中，被士兵暴打，拽著頭髮脫下樓梯，扔在大街上。
幸運的是，她沒有死，被人救了起來。她在《奧莉婭娜·法拉奇報導：血洗之夜我不幸受傷》中講述了她的歷險經歷：「子彈在我們頭上呼嘯。我聽到人們在呼喊……我左邊那個人受了傷……一顆子彈打穿了水管，水向我們噴射過來，我們……浸泡在被血染紅的水裡。」
法拉奇的文字充滿了正義的力量，她讓我們看到了一個女英雄的誕生。
她聰明過人，精通義大利語、法語、英語、西班牙語。她在採訪時總是把被採訪者拖入事前設計好的「陷阱」中，這樣她就可以輕而易的得到她想要問的問題的答案。
不管對方是什麼樣的人物，有多麼大的權限，她都不管不顧，想問什麼絕不含糊，這一點和她桀驁不馴、藐視權貴的個性有很大的關係。
法拉奇曾經說過：「我發現這些掌權者並不是出類拔萃的人。決定我們命運的人，並不比我們優秀，並不比我們聰明，也並不比我們強大和理智，充其量只比我們有膽量，有野心。」
說實在的我很好奇，這樣一位強勢的女人，對待事業如此痴狂的女人，在愛情裡會是什麼樣子?
她曾經在接受採訪時說：「事業是可愛的，愛情是可笑的」。
她曾經還說過一輩子都不會結婚，也不會生孩子。
然而，再剛毅的人也抵不過愛情的魔力，法拉奇最終還是沒能逃脫。
1973年，法拉奇從同事那裡「搶來了」採訪希臘抵抗運動領導人阿萊科斯的機會。當時阿萊克斯剛剛被釋放。
她向阿萊克斯提出的最後一個問題是：「作為一個人的含義是什麼？」阿萊科斯回答說：「意味著要有勇氣，有尊嚴。意味著去愛，但不允許讓愛成為避風港。意味著鬥爭和勝利。按你看，人是什麼？」法拉奇回答說：「阿萊科斯，我說人應該是像你那樣。」
這一句「人應該向你一樣」除了包含著法拉奇對阿萊斯科的欣賞，還包含著暗藏在心底正悄悄發芽的情愫。這朵帶刺的野玫瑰，終於在四十三歲的時候被馴服了，這個男人就是——三十四歲的希臘抵抗運動英雄阿萊科斯。
阿萊斯科其貌不揚，個子也很矮小，但他從內心深處所散發出的那份激情和鬥志，深深的吸引著法拉奇的心，愛情的火焰在兩人身上熊熊燃燒。
法拉奇比阿萊斯科大九歲，在他們的愛情裡，法拉奇充分展現了她的母愛。她無怨無悔的幫他革命，當他處於危險境地時幫他找到安全的地方轉移，陪他競選議員，她時常還得忍受著這個男人的固執和任性，總之這朵渾身長滿刺的玫瑰在這個男人面前任勞任怨，早已沒有了鋒芒。
然而，激情總有退散的那一天，甚至連愛情有一天也會凋零。當愛變成了一種習慣，問題也就出來了。阿萊斯科經常沒原由的不開心，牢騷滿腹，弄得法拉奇精疲力盡。
兩年後，法拉奇懷孕了，她悲喜交加，為此專門寫了一本書，書中的文字綿延舒緩，充滿了柔情蜜意。然而，當阿萊斯科得知此事後，不但不高興，反而用嘶啞的嗓音低吼著問法拉奇墮胎的費用誰來付，並且建議一人一半。
這樣荒唐的言語，這樣無賴的本色刺痛了法拉奇的心，這朵帶刺的玫瑰為了他忍痛拔掉了自己身上的刺，而這個男人卻用另一根刺刺穿了她的心。
就是這樣，法拉奇最終還是原諒了他。用她的母性和寬容包容了這個粗魯的不懂事的小弟弟。
1976年，阿萊斯科在一場車禍中死去了。法拉奇悲痛欲絕，她覺得丈夫是被謀殺的。她說：「在烏利亞格梅尼街，一輛轎車高速向他逼來，巧妙地左右擺動一下把他擠出路外。」
法拉奇為他舉行了葬禮，一百五十人出席了。在葬禮上法拉奇說：「帕那古利斯一直在尋找的東西，也是值得每一個生下來的人應該尋找的東西，是不存在的。被稱為自由，被稱為正義的東西是一場夢。哭泣也好，詛咒也好，忍受也好，我們只能追隨這個夢，並對自己說，當一樣東西不存在時，就要創造它。難道人的命運不就是創造不存在的東西和為夢的實現而奮鬥嗎？」
不管丈夫對她做過什麼，不管她曾受到過多少傷害，最終法拉奇還是被丈夫的精神所折服，她一生只愛阿萊斯科。
晚年法拉奇開始專注於文學創作，她先後發表了《好萊塢的七宗罪》、《給一個未出生孩子的信》、《男子漢》等多部自傳體或紀實性小說。
早在1971年的時候，法拉奇就被診斷出患有乳腺癌，但她依然一根接一根的抽菸，出席各種場合，穿名貴服飾，戴高級珠寶。
直到2006年9月17日，她最終死於乳腺癌。
法拉奇的遺體被安葬在佛羅倫斯的一處公墓。她的葬禮很簡單，按照她生前的遺願，只有少數的家人參加，拒絕媒體的拍攝和錄像。下葬的那一刻，她母親去經常祈禱的教堂為她這個無神論者敲響了鐘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