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生產力的發展，大批人口從農業生產中閒置下來，稱為工業或服務業從業者。這個過程，在資本主義國家，城市化過程中，由於農村土地兼併，城市獲得廉價勞動力，城市房租上漲，農村與城市財富集中，大批農村和城市貧民經濟無法自足，必然加大對農村地主、城市資本家和社區有活力的「公益人士」的依附，往往存在巨大的經濟利潤、政治利益，與之相伴的是大部分農村人口放棄農業，進入城市，陷入貧困。
城市化過程在社會主義國家一樣也存在。
不論什麼社會制度，只要生產力發展了，單位勞動力可以生產的農產品數量增加了，農業不需要那麼多勞動力了，自然有大批勞動力閒置出來。
從1970年代尼克森訪華，引進大化肥項目，1970年代末大化肥項目紛紛達產，農業剩餘產品不斷增加，工業化進程加快，1980年代農業機械不斷廉價以來，中國的農業勞動力被大量的從土地上解放出來。
糧食不斷豐收，需要的勞動力不斷下降。
大量農民脫離土地，進城務工，為工業發展，提供了拉動力。
就我所知，沿海發動機省份，在工廠裡日夜工作的，基本都是外省人。本省人的主要工作一是開公司組織生產，二是出租廠房收地租，三是從事各種相對高端的服務業，四是各種金融活動。
一方面由於農業迅速發展，畝產不斷提升；一方面由於工業發展，工資收入上升；一方面由於國家坐莊糧食市場，高拋低收；一方面由於美國大肆補貼農業，國際糧價低迷。
一家10-20畝土地收穫的糧食利潤，遠遠比不了打工的收入。
免除農業稅以後，農民再也沒有強制性種糧的必要。
於是雖然有耕地上限，但是土地撂荒、轉租、種樹、種植經濟作物越來越普遍。個別散戶種一些糧食，也是自己吃的口糧。
有些地區，因為糧價低，種糧成本高，連口糧都不種。沿海地區想方設法變農業用地為建設用地，蓋別墅、蓋商城、蓋廠房。內陸地區則乾脆撂荒。
糧食生產的隱患越來越大，糧食安全日益成為問題。
為此，國家出臺了糧食補貼，以玉米為例，每公頃土地，只要種玉米就補貼3000-4000元。
中國有18億畝耕地，1公頃合15畝，一共1.2億公頃。以每公頃補貼3000-4000元計算，每年的補貼大約4000-5000億。現實之中，未必達到這個數量，畢竟不是所有農民都種玉米，也不是所有耕地都種玉米，其他糧食作物的補貼未必和玉米相同。
但是，毫無疑問，這是一筆巨大的財政開支。
由於農業技術的發展，農業收入太低，一家一戶10-20畝地，不值得購買農業專門機械，就出現了購買專業化農業機械的農業工作者，比如稻客和麥客。
當年勞動力密集時代，中國也有稻客和麥客，農忙時節，帶著鐮刀和農具，幫人收割糧食，收取一定佣金或糧食。這些人之中，沒有土地的，屬於僱農。
現在，稻客和麥客都購置了專門的設備，由南到北，談好價錢，翻地播種。播種差不多了，再開回來，這次是用聯合收割機，由南到北，一路收割。散戶農民出地，出錢，稻客、麥客出力，出設備，農民獲得糧食，稻客、麥客獲得現金。
由於大量的土地被撂荒，有些地區出現了專門的種糧大戶。這些人或者從農民手中長期轉包土地，或者從國有農村承包土地，少者100畝，多者上1000畝，一般擁有自己的農業機械，大規模單一種植某一種作物。
由於規模化經營，種糧大戶的利潤較高。但是，投入也大。農業機械基本沒有租賃和二手市場，貸款購買，用廢為止。
種糧大戶，屬於高投入、高風險的行業，毛收入雖然高，但是處於高風險運營。
目前，我國的糧食主要來自三類生產：丘陵、山區，一家一戶，人力、畜力原始耕作；平原地區農業散戶和稻客、麥客合作生產；平原地區、土地長期租賃地區的種糧大戶。
三種模式，其實都是微利經營，靠國家巨額財政補貼維持。
我們現在既需要增加糧食供給，保證糧食安全，又不能提高糧價。
考慮到目前有大批耕地，處於撂荒、半撂荒狀態，有大批耕地用於種植經濟作物，還有大批土地可能轉為生產糧食的耕地。至少目前，糧食成長的瓶頸，並不受制於土地。
不難理解，提高糧價，自然可以增加糧食供應。
但是，提高糧價，必然推高通貨膨脹。糧食和能源一樣，是最基本的生產生活必需品。相比能源，糧食更重要，直接影響勞動力的生活成本。糧食價格上漲，必然推動所有商品價格上漲。考慮到目前的貨幣總量和去年以來豬肉的表現，就會知道這並不是杞人憂天。
在勞動力大部分收入用於支付城市地租（房價、房租）、教育和醫療費用後，勞動力很難承擔更高的生活成本。
反過來考慮， 如果要提高糧價，就必須壓低（房價、房租）、教育和醫療費用。
何況，在市場經濟中，僅僅提高糧價，大部分利潤也是被上遊企業（能源、化肥、種子、農藥）吞掉。
美國農民的產量，遠遠高於中國農民，即使國內的種糧大戶擁有的土地面積，和美國農民相比，也是小巫見大巫。
儘管如此，美國農民大多處於破產的邊緣。一方面是農機價格、種子、農業、化肥價格不斷上漲，一方面是銀行利息步步緊逼。
相比大公司和銀行，美國農民依然是沒有議價權的散戶。每次大危機，美國農民都是首當其衝的受害者。糧價下跌，貸款利率上漲，大批農民破產——這些農民擁有的土地數，往往遠遠超過我國的種糧大戶，但是在市場經濟中，他們仍然難逃一劫。
這些農民被迫主動放棄家園，背井離鄉，舉家遷徙，四處逃難，尋找餬口的機會。
從1930年代就屢次證明，不改變資本主義的分配模式，僅僅增加農民擁有的土地數量，那麼在經濟危機時期，農民還是會損失慘重。
問題的關鍵，在於農業生產者的生產規模太小，同行太多，博弈能力太弱，他們沒有能力與控制土地、金融、教育、醫療、農業科技等要素的資本議價。在市場經濟中，他們天然處於不利的地位。他們生產出世界上最重要的物資，但是他們在社會總產品的大餅中，很難獲得較大的份額。
直到出現大地主之前，農產品價格低迷的趨勢難以改變。
在私有者條件下，要徹底改編農業從業者分配份額少的不利的處境，除非農業生產和土地、金融、能源、工業生產一樣高度壟斷。
但是，如果全國的糧食由幾十個、百十個，至多不超過一千個地主控制，那就是另一回事。不過，對絕大多數人來說，那絕對是災難。
市場經濟，不論擁有哪一類資源的人有較強的博弈能力，對他人來說，都不是好事。但是，資本的本性就是趨於集中和壟斷，自我強化博弈能力。
這是私有制的死結。
由於農業天然不利因素，隨著生產率不斷提高，農民必然或主動或被動離開土地，他們進入城市，尋找工作和存身之處，這就是城市化進程。
社會主義國家由國家統籌，將農業人口有序轉化為工業人口，並不是難事。國家收回農民的耕地和住宅，耕地交給國有農場或者集體農莊種植，住宅復墾。同時，由國家在城市給農民安排住宅和工作。那樣一來，農村不會出現大地主，城市房東沒有發大財，城市工業資本家也沒有廉價勞動力。除了大地主、房東、資本家以及他們背後的銀行家，皆大歡喜。
實際上，社會主義國家的生產過程不是由資本利潤決定的，可以就近解決城市化。合作社進化為集體農場，富裕人口進入縣城，國家在縣城設立工廠，為中心大城市工廠提供原料和零件。這種工廠成為縣城的經濟支柱，不必集中設立在沿海地區。與市場經濟條件下，必須聚集才有信息優勢，才能找到上遊原料、接到下遊訂單不同，社會主義國家可以充分利用國家的信息優勢，統籌全國生產，把生產環境相對分散在全國各地。
在資本主義國家，那就是另一回事。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如果一項政策不能滿足控制經濟基礎的大地主、房東、資本家和銀行家的利潤，那麼這項政策是很難推動的。如果損害他們的利潤，這項政策必然成為一紙空文。反過來，如果這些政策，對這些人有利的話，那麼就必然會被全力推進。至於底層的血淚並不重要——他們是沒有社會權力的，甚至是沒有發言權的。
私有制條件下，農村土地所有權的變動，必然推動生產生活資料集中，導致嚴重的貧富差距。
當年的圈地運動，就是這樣。
圈地運動至少實現了五個目的：
1、農村耕地大規模的兼併，鄉村大地主把耕地變成牧場；
2、農民在農村的住宅用地，成為鄉村大地主的財產，農村大地主把這些民宅推倒一部分，剩下比較好的改建成別墅出售或出租；
3、農民進城，或買或租，接盤城市房產，城市房價（房租）推到極限，城市地主獲得巨大利潤；
4、農民進城，失去退路，失去討價還價的能力，勞動力價格被壓到最低，產業資本家獲得廉價勞動力；
5、由於大規模人口流失，管理機構撤併，大批小官吏被裁撤，節約大批財政經費。
需要注意的是，英國貴族並沒有直接侵佔農民耕地或住宅，而是圈佔了公地。農民無法從公地獲得柴火、草料、野兔等燃料、飼料和食物。無法繼續維持生活，不得不放棄住宅和耕地，進城謀生。英國貴族把這些住宅和耕地半買半搶，劃為己有。
耕地和住宅，只要強行佔有一樣，農民就無法繼續在當地謀生，只能交出另一樣。失去耕地自然要離開，失去住宅也是一樣——離開村莊，農民住進鎮上或縣城，顯然無法回去耕種自己的農田。
整個過程，從14世紀開始，到19世紀中業結束，持續了4、500年，通過這個過程，財富迅速聚集，農村大地主、城市地主、資本家和金融家完成了資本積累。反過來，失地農民從此跌入社會最底層，成為廉價勞動力，在貧民窟和工廠中被榨乾，從此難以翻身。
人口淨流出的，不止是農村，還包括各種為農村服務的小鎮，甚至為小鎮服務的三四線城市。於是，人口單向流動，城市兩極分化。小城鎮不斷退化，大城市不斷膨脹。
馬克思、恩格斯的青年時代，是圈地運動的尾聲，無產者和有產者尖銳對立，社會矛盾不斷醞釀，階級鬥爭日趨激烈，無產階級革命一觸即發。他們被勞動者的悲慘命運所打動。
農村土地所有權的變動，很容易導致糧食產量劇烈波動，必須有大量的糧食儲備以防萬一。
圈地運動把大批生產糧食的土地改為牧場，卻並未造成嚴重的饑荒，這一方面是因為當時的英國是世界強國，可以以高價從全球購買（掠奪）糧食；一方面是英國人口總量並不大，可以依靠全球其他地區生產的糧食養活；一方面是因為英國可以向全球輸出饑民，讓國內生活不下去的人，去美國、澳洲、加拿大、南非、印度殖民，去海外找吃的，去海外消滅當地人，重新成為小農。
英國把災難轉嫁給其他國家的土著居民了。
蘇聯就沒這麼幸運了。
農業生產周期長，風險大，勞作艱苦。如果農民預期到秋天的收穫與自己無關的話，自然不願意再去土裡刨食。或者，即使農民播種了糧食，在秋天收穫前，土地所有權發生了變化，地裡的莊稼缺少人照顧的話，也很容易減產甚至絕收。
蘇聯就吃了這方面的虧。
史達林時代，各國磨刀霍霍，蘇聯強敵圍繞，東有日本，西有德國，英國是武裝幹涉蘇聯的帶頭人。為了生存，蘇聯必須加速推動工業化，只有這樣蘇聯才有可能在未來的世界大戰中倖存。
為了加速推動工業化，養活迅速增加的工人，出口糧食換取外匯購買機器設備，史達林放棄了新經濟政策，一面推動集體農莊建設，一面使用武力大規模搜集糧食。
大批農民，尤其是富農，一是減少糧食生產，二是大吃大喝，三是藏匿糧食。
結果一面是工業化飛速發展，一面是農村出現了嚴重的饑荒。蘇聯雖然完成了工業化，戰勝了德國法西斯，但是付出了沉重的代價。
據說，邱吉爾曾經問過史達林，最危險的時候是德寇兵臨莫斯科城下嗎？史達林回答，不是，是我們推行集體農莊，徵集糧食，加速工業化的時候。因為，紅軍指戰員的相當一部分，來自農村。可以說，蘇聯的肅反運動也與蘇聯的工業化進程和農業、糧食政策導致社會矛盾激化有關係。
1950年代末，我國在這方面，也吃過虧。不展開講。
所以，調整農村土地政策，必須在有豐富糧食儲備的前提下。最好在糧食收穫以後展開，春耕開始以前結束，以免影響糧食生產。
當年的分產到戶，能平穩運行，與1970年代積累了大量儲備糧密切相關。有大量的儲備糧，即使改革失敗，導致農產品產量劇烈波動甚至下降，也不會發生饑荒，吃大虧。
隨著生產力的發展，大批人口脫離農業和農村是大勢所趨，這個過程，需要國家統籌，不然必然在中長期導致嚴重的貧富差距，甚至可能在短期內導致糧食生產劇烈波動。
如果不能像英國那樣處於全球金字塔頂尖，可以嚮往輸出人口，輸入糧食，那麼所有的矛盾都需要自己內部消化。稍有不慎，很容易導致嚴重後果。
這方面，教訓深刻，不能不謹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