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從文與丁玲:從情同手足到反目成仇,他們恩怨背後折射人性之惡

2020-12-23 記者李滿

1980年,年已76歲的女作家丁玲竟在《詩刊》上發文炮轟自己昔日密友沈從文,文中,她指出,沈從文50年前創作的《記丁玲》、《記胡也頻》都是瞎編亂造。

完了之後,她還毫不客氣地大罵沈從文,說他是:「貪生怕死的膽小鬼,斤斤計較個人得失的市儈。」

不久後的1983年4月18日,丁玲又在訪問巴黎接受記者採訪時指責沈從文,並堅稱:「他寫的那本《記丁玲》全是謊言,是小說,著重在趣味性。」

事發後,沈從文並未公開與丁玲辯駁什麼,但在他給好友徐遲的信裡,他聲討了自己對丁玲指責的極大不滿,他說:

「丁玲冷不防從背後殺來一刀,狠得可怕!我對他們夫婦已夠朋友了,在他們困難中,總算盡了我能盡的力……料想不到,為了恢復她的『天下第一』地位,卻別出心裁,用老朋友來「開刀祭旗」。

隨著這些言論的被刊發,沈從文與丁玲這對曾經親如手足的密友便就此恩斷義絕。

在他們未決裂的50多年前,即1925年,當丁玲、沈從文還只是普通北漂青年時,沈從文、胡也頻、丁玲曾經長期共租一個公寓。

因為共同的文學愛好和共同的遭際,加上同是湘西老鄉的緣故,丁玲與沈從文在相識不久後便成了極好的朋友。

而彼時,丁玲已是其好友胡也頻的女友。

自古能成為好友者,自然免不了互相欣賞,丁玲覺得沈從文待人極為謙和,舉手投足之間有一種從容淡然的風度。丁玲甚至覺得自己完全可以通過沈從文本人的文人氣質及恬淡的性情,想像他筆下的風物。

而沈從文則也丁玲也很是欣賞,他在提及對她的初印象時說:

「她性情爽朗,生著端莊的圓臉,修眉大眼,清澈的眼睛裡閃著靈動的光,仿佛可以照亮和滌蕩一切現世的晦暗。」

當時,三個年紀相仿的年輕人經常一起暢談,談話內容從文學詩歌到時事現狀,幾乎無所不談。偶爾,丁玲和沈從文還會用湘西方言談論,他們甚至經常說到停不下來。

相識不久後,三人經濟窘迫的年輕人還索性合住在沙灘附近的漢園公寓。這是一個非常破爛的小公寓,但這在當時已經是他們的錢數能租到的最好住所了。

此後,從北京到上海,他們三人都住在一起,百無避忌,大被同眠。甚至被小報諷刺,他們也毫不理會。

胡也頻和丁玲每次有爭執時,年長他們幾歲的沈從文總是跳出來當「和事佬」。有時候,兩口子吵架後,沈從文和丁玲便用方言說個不停,因為聽不懂,胡也頻總急得抓耳撓腮,丁玲見了便忍不住大笑,如此,之前他們因爭執而置的氣便也瞬間煙消雲散了。

合住的那段時日裡,他們在顧生活的同時還要籌錢辦刊物《紅黑》,這種情境下,他們的生活自然會非常艱難。冬天時,他們的指頭經常凍得提不起筆來。因為沒錢買煤,他們竟為了取暖不得不燒舊書。

後來,他們甚至因為沒錢繳房租,而淪落到只能整天在北京街上瞎逛胡走,直到夜深了,房東睡著了,他們才敢偷偷地溜回家。

丁玲與胡也頻

那段時日裡,苦難和共同奮鬥的事業讓三人非常團結,他們經常一起走路。從北京東城走到西城,從市中心走到郊外。有一陣子,他們因為厭倦北京的喧囂和高房租,乾脆搬到西山。此間,他們經常步行到城裡,一趟就要好幾個小時。

這些,都被完整記錄在了沈從文的文字裡。從他的字裡行間可以看出,他對這段歲月滿滿都是懷念。而他對胡也頻和丁玲的友誼,也可用「深厚」二字形容。

若非因為那段時日裡他們情誼深厚,沈從文也不會在胡也頻遇難後對他們傾力相助。

1931年1月17日,胡也頻被捕。此時,正在國立青島大學(國立山東大學前身)執教的沈從文聽說後,立馬寫信給胡適、蔡元培等好友請求援助。

為了不讓丁玲母親擔心,沈從文還以胡也頻的名義給丁玲母親寫信。為了救人,沈從文甚至特地趕到南京找一些國民黨要員疏通。但因為局勢緊張,沈從文的奔走最終無果。

1931年2月7日,胡也頻遇害。此時,丁玲和胡也頻的孩子才剛剛出生不久。此後,沈從文一直盡心照顧著丁玲母子。

得知丁玲已無力交付房租後,沈從文又把丁玲安置在了妹妹的住所。考慮到丁玲處境危險,沈從文又把他們母子安全護送到了湖南常德老家,並將孩子交給了他的外婆。

丁玲與母親和兒子

為了幫助他們一家,沈從文的教學工作暫時被擱置了。從此可見,他對丁玲等的感情之深厚,也足見他之重情重義。

1933年5月,丁玲被國民黨特務綁架,拘禁在南京。沈從文得知後再次傾力營救,可不久後,外界傳來丁玲遇害的消息。得知消息後,沈從文等一度以為她已經遇害。正在在這種特殊情況下,沈從文提筆寫下了《記丁玲》、《記胡也頻》。

沈從文寫下這些文章,自然是為了表達對當局迫害胡也頻、丁玲的不滿,為其鳴不平。後來,國民黨之迫於壓力釋放丁玲,多少也是因為這些文章所引發的巨大反響。

可誰也沒想到,50多年後,看到這些作品的丁玲竟會因為沈從文的這些著作而對他產生極大反感,她甚至因此而不惜與沈從文徹底決裂。

根據後來陳漱渝的統計,丁玲在這本香港版的《記丁玲》一書中,共寫下了眉批、旁註127條,其中大部分為反駁之辭。

丁玲這些反駁意見中,最突出的有兩條,其一是:她不能忍受沈從文以旁觀者角度對左翼革命者加以歪曲和嘲弄;其二是:她認為沈從文用自己的眼光和低級趣味來描述醜化她的人格形象和生活。

但實際上,第一條顯然是她身為政治家的說辭,多少是出於「為找理由而找理由」。

丁玲對沈從文《記丁玲》之不滿的最主要原因乃是第二條,後來,丁玲對後來的丈夫陳明也說了實話,她說:「我最討厭他(沈從文)拿他的眼光和趣味看生活」。

具體,沈從文看生活是怎樣用自己的眼光和趣味呢?這點,丁玲沒有明說,但這些讓丁玲不滿的所謂「他的眼光和趣味」,很容易通過丁玲的批註被找尋到蹤跡——

在《記丁玲》的第65頁,沈從文有一段描述是這樣的:

「……她的年歲已經需要一張男性的嘴唇同兩條臂膀了。……倘若來了那麼一個男子,這生活即刻就可以使她十分快樂」。

在這一段文字的空白處,丁玲的批註是:「沈從文常常把嚴肅的東西,按他的趣味去醜化。我很不喜歡他的這種風格。在他的眼睛裡,總是趣味。」

而在《記丁玲》的83頁,沈從文在講到丁玲和胡也頻同居時,則這樣記敘道:

「她雖然同這個海軍學生(胡也頻)住在一處。海軍學生能供給她的只是一個年輕人的身體,卻不能在此外還給她什麼好處。」

丁玲在這一段空白處的批註則是兩個字:「混蛋!」

單純從今天這個時代看過去,若一個男性這樣去描述一個女子的私生活,定然也會招致女性的反感。因為,這樣的描述,多少讓人聯想到單純的肉慾。這樣的描述徹底惹怒丁玲,她後來氣憤地直接將它定義為「瞎編亂造」,似乎是情理之中。

陳漱渝在《乾涸的清泉——丁玲與沈從文的分歧所在》裡曾就此事做過評價,他說:「丁玲認為,沈從文按照自己的低級趣味,把她描述成了一個『肉體與情魔』、與湘西土娼無二致的女人,把她和胡也頻的結合寫成單純肉體結合,並有意無意地在她的私生活中蒙上一層粉紅顏色。」

沈從文與張兆和

在做這些評價時,丁玲似乎忘了:在那個新舊交替的年代裡,知識分子追求自由戀愛幾成熱潮,她的這種種行為恰是那個時代之先鋒代表。如此,沈從文將這些用藝術的方式講述出來,似乎無可厚非。

只是,沈從文當時並沒有想到,50多年後,當時代更加往前發展時,中國卻會突然進入一個對男女關係諱莫如深的年代。這個年代,正是丁玲看到這本《記丁玲》的八九十年代。

在這個年代裡,婚姻之外的男女關係都被認為是不正當。就算你和異性在家裡跳跳舞也可能遭到鄰居的舉報,你還很有可能會因此被判刑。80年代風靡的那首《鐵窗淚》,正是一個因為流氓罪而被判刑的歌手遲志強的獨白。

一句話:沈從文所記敘的那些,本沒有什麼,只是,時代終究不同了。

所以,當屬於那個年代獨有的「開放丁玲」被拿到80年代時,一切就都有了不同的意味。何況, 此時的丁玲已是全國最知名的女作家,彼時,她還剛剛被平反。

這點,沈從文的長子沈龍朱也深以為然,他曾在談到父親與丁玲恩怨時說:

「這裡涉及到一些歷史背景。早年,說自由戀愛是時髦的事,是革命的事。我不結婚,同居了,我這是打破傳統,是革命行為。雖然比較幼稚,但體現著革命理想和革命激情的。我父親仍然用這樣一種觀點來看待, 直不隆冬地記下了丁玲胡也頻的這些行為。而解放後,尤其是經歷了多年社會主義教育之後,丁玲可能又覺得不對頭了。」

沈龍朱認為,丁玲看了父親寫的《記丁玲》後有那樣的反應,很可以理解。

沈從文

極為耐人尋味的是,無論丁玲怎樣否定沈從文《記丁玲》裡的相關,世人都堅信沈從文所記敘的都是事實。而這種「堅信」,在很大程度上與丁玲一生的無數段情事是分不開的。

在與胡也頻同居期間,丁玲一直與另一個名叫馮雪峰的男子曖昧不清,在丁玲與胡也頻、馮雪峰同住期間,她便喜歡上了這個年輕的作家。

丁玲曾在寫給馮雪峰卻從未交給他的信中說:

「我常常想你,我常常感到不夠,在和也頻的許多接吻中,我常常想著要有一個是你的就好了。我常常想能再睡在你懷裡一次,你的手放在我心上……我要見你,只要一分鐘就夠了。」

這段感情,最終因馮雪峰的理性拒絕而終結。不久後,丁玲在胡也頻犧牲後與翻譯馮達確定了男女關係。1931年11月,也就是胡也頻犧牲幾個月後,他們便同居到了一起。

1933年,丁玲與馮達一同入獄,在浙江莫幹山的監獄生涯中,丁玲在獄中懷上了馮達的孩子。

1934年9月生下了一個女嬰,因為懷疑自己入獄是馮達出賣的緣故,丁玲在此後不久義無反顧地離開了馮達,從此他們再也沒有見過面。

入獄三年出獄後的1937年6月18日,在延安文藝界為紀念高爾基逝世一周年晚會上,丁玲認識了比自己小13歲的男演員陳明。

不久,丁玲主動追求了陳明,兩人在不久後同居,而這段驚世駭俗的姐弟戀在當時也著實引發了很大的轟動。

可以說,丁玲一生的情感經歷之豐富和驚世駭俗,在那個年代之絕無僅有。有這些客觀事實存在,世人對沈從文《記丁玲》裡所記載的一切堅信不疑,自然便是必然了。

丁玲與陳明

世人越是毫不懷疑《記丁玲》的真實性,丁玲本人對沈從文的芥蒂便也越深。

其實,即便丁玲一輩子沒有看到《記丁玲》一書,她和沈從文也絕不可能一直保持著親密朋友的關係。因為,兩人雖都是湖南鳳凰人,雖都愛好文學,但兩人的性格和立場卻是完全不同。

沈從文內向,丁玲外向;沈從文一生的文學創作都和政治全無關係,他一生都在做純粹的文學,而丁玲的創作總是和政治相關,比如她的代表作《太陽照在桑乾河上》,便是以1946年華北解放區土地改革運動為背景。

人最難理解的,往往都是和自己相反的人,丁玲之不能理解沈從文,實是必然。在丁玲的世界裡,文學創作應該有其價值,而這個價值的體現,丁玲將它歸結為了實用。

實際上,丁玲的「以為」自有她的道理,比如她的《太陽照在桑乾河上》就真實生動地反映了農村尖銳複雜的階級鬥爭,揭示出各個不同階級不同的精神面狀態,並展現了中國農民在黨的領導下已經踏上的光明大道。這,就是其作品的價值所在。

在丁玲看來,沈從文的文學如《邊城》等,則僅僅是文學而已,那些所謂「趣味」也多少是她所不屑的。

所以後來,當丁玲要沈從文參加革命遭拒絕時,丁玲也表示很不能理解。可沈從文的兒子沈龍朱卻非常懂父親,他在後來寫作的《沈從文家事》裡說:

「丁玲要父親參加革命,父親不去。他有自己的想法,他的想法是『我自己的事情還早著呢,我要能夠用五十年的時間,趕上契科夫那樣的成就』。」

可這些,一心革命的丁玲自然不能理解,於是,她以此認為沈從文是「懦弱、怕死」的。也因為有這個刻板印象在,所以後來的丁玲才在自己被捕後輕易相信了一些「不實言論」。

這裡的「不實言論」,是兩個傳言,第一個傳言系丁玲從兩個文學青年處獲知,她說:

「我被捕後,有一年沈從文又到了常德。有兩個文學青年,也是他的崇拜者去看他,並告訴他我母親在常德,問他要不要去看望。他說沒時間了,不去了。這兩個青年很氣憤,將情況如實告訴了我母親,認為他太不夠朋友了。等到後來我母親將這一情況告訴我之後,我也很生氣,這叫什麼朋友?」

丁玲聽信的第二個傳言是從馮雪峰處獲得的,關於這段,丁玲曾公開說道:

「我被捕後,他(馮雪峰)曾找到沈從文,懇求他出面保我出獄,一切費用由黨負擔,但卻遭到了沈斷然拒絕,這說明沈怕得要命。寫什麼《記丁玲》,好像友誼多麼深厚,純粹是偽君子。通過這兩件事,我實在不願再理他了。」

真實的沈從文自然並非如此,在好友胡適等的眼裡,他絕是一個重情重義的文人,因為他們都曾在丁玲被捕後,被沈從文求助過。胡適在被求助後曾在日記裡不無遺憾地寫道:「從文很著急,為之奔走設法營救,但我無法援助」。

右二為胡適

因為政治立場的關係,丁玲與胡適等自然不會有來往,所以這些她都全不知情。實際,就算丁玲知道這些,她也未必會相信,因為她心裡早已經認定:「沈從文膽小怕死」。

因為這些誤解,丁玲出獄後一直與沈從文不冷不熱。

1936年,沈從文護送妻子張兆和和兒子沈龍朱回蘇州,這是沈從文新婚後第一次回丈人家。路過南京時,沈從文專門去苜蓿看望丁玲。半年後,沈從文去蘇州接回張兆和母子時,又去南京看望了丁玲。

自此後,兩人便沒有了進一步往來。其原因,自然與丁玲對沈從文的冷淡有關。

再往後,兩人之間的鴻溝便進一步拉大。1949年以後,丁玲成為文藝界領導,並成了史達林文學獎獲得者,而此時的沈從文卻由於被郭沫若批判而處境艱難。

一個周身滿是光環,一個卻正落魄。

可在這種情況下,得知丁玲到了北京後,沈從文還是帶著兒子沈龍朱前去拜訪了她。此時,沈龍朱年15歲。這次拜訪後,沈從文便再也未曾拜訪過丁玲。關於原因,沈龍朱的一段話似乎說明了真相,他在回憶這次拜訪時說:

「回來我一直納悶,這相隔十二年的老友重逢,一點兒不像我想的,只如同被一位相識首長客氣地接見。難道爸爸媽媽那些美好的回憶,都是幼稚的錯覺?那暖融融的大房間裡的冷漠氣氛,嵌在我記憶裡永遠無法抹去。」

小小的沈龍朱能察覺出的,敏感的沈從文自然更能敏銳覺察到了。這大概也是沈從文從此對丁玲退避三舍的原因了。

沈從文全家與友人合影(前排中為沈龍朱)

但從49年一直到80年,沈從文與丁玲也一直只是不冷不熱的狀態,真正進入反目成仇模式,則是從丁玲看完《記丁玲》後寫文炮轟沈從文開始。

與丁玲公開結怨後,沈從文為了表達自己的抗議,竟在十二卷本《沈從文文集》中單單不收《記丁玲》和《記胡也頻》。

沈從文的割捨,多少帶著血淚。不難想像,往後餘生記起與丁玲、胡也頻一起的那段青春歲月時,他心裡該是怎樣的五味雜陳。

力,從來是相互作用。這場恩怨糾葛後,丁玲自己也並不好受。她逝世之前,還曾經在給友人的一封信中痛斥沈從文,可是,痛斥完了之後,她卻突然筆鋒一轉,竟勸說自己試著原諒他。

回頭看,沈從文與丁玲,他們的命運是多麼相似啊,都曾歷經政治磨難、鬥爭,也同樣備受社會巨變的摧折,且同樣多病。可命途如此相似的兩個曾經如手足般的朋友,卻最終互相怨懟了一生,以至於到死前最後一刻還在為那恩怨糾結痛苦。

沈從文老年

頗為耐人尋味的是,沈從文曾在1926年寫過一首名叫《呈小莎》的詩歌,很多人認為這裡的「小莎」就是丁玲,在這首詩歌裡,沈從文寫到:「你是一切生命的源泉,光明跟隨在你身邊:男人在你跟前默默無言,好像到上帝前虔誠一片——在你後邊舉十字架的那個人,默默看著十字架腐朽黴爛。」

今天的世人都願意相信這詩句是沈從文寫給丁玲,因為,這首詩裡的一切太過於像兩人之間持續半生的恩怨了:都一樣地,剪不斷理還亂,都一樣地,美麗得使人憂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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