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新聞記者 石劍峰 邢春燕
烏爾裡希·貝克被認為是當代西方社會學界最具影響力的學者之一。
據德國《南德意志報》消息，2015年1月1日，德國著名社會學家、「風險社會」概念提出者、德國慕尼黑大學和英國倫敦政治與經濟學院社會學教授烏爾裡希·貝克教授因心臟病逝世，享年70歲。
貝克被認為是當代西方社會學界最具影響力的思想家之一，從1980年代以來先後提出了風險社會、第二次現代化、全球化社會學等理論，在世界範圍內產生了廣泛影響。他還與英國社會學家安東尼·吉登斯和斯科特·拉什共同提出「第二現代」的觀念，力圖在現代與後現代之間開闢出「第三條道路」。當然由他首創和提出的諸多新的概念和論點均不無爭議。
對於貝克教授的去世，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社會學系官方推特發布了紀念，「在這個艱難的時刻，我們同貝克家人同在，貝克是一位鼓舞人心的社會學家，非常慷慨，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社會學系的好朋友。」倫敦政治經濟學院主任Craig Calhoun在個人推特上說，「聽到貝克過世的消息很難過，他是我們這個時代真正獨創和有廣泛影響力的社會學家之一。」2015年2月19日，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社會學系將舉辦貝克生前計劃的講座「世界城市的蛻變」，以此悼念烏爾裡希·貝克。
1944年5月15日烏爾裡希·貝克出生於二戰時德國的斯武普斯克（現屬于波蘭），1966年，貝克進入弗賴堡大學學習法律，但在第二學期，他就轉到慕尼黑大學主修社會學、哲學、心理學和政治學。1972年，貝克以優異的成績畢業獲博士學位，並留校任職。1979年，晉升為講師。1979年—1981年，貝克擔任明斯特大學教授，1981年—1992年，擔任班貝格大學教授。自1992年起，貝克開始在慕尼黑大學任社會學教授，並任慕尼黑大學社會學研究所所長。1997年，倫敦政治經濟學院聘請貝克為英國社會學雜誌百年訪問教授。
為烏爾裡希·貝克獲得世界聲譽的著作是1986年的《風險社會：邁向一種新的現代性》，他在書中首次以「風險社會」的概念來描述當今西方高度發達的現代社會，並從社會學層面反思、批判現代性出現以來風險因素日益突出的社會現象。《風險社會》出版當年，就發生了車諾比核電站事故，核輻射威脅覆蓋整個歐洲。很快，他的「風險社會」理論就在全球受到關注。
烏爾裡希·貝克作品《風險社會》
對於《風險社會》一書的創作，貝克後來回憶，1970、80年代他就意識到，作為一門科學的社會學的核心議題在於研究社會的變化。貝克認為，當時的社會學將自己封閉在現代社會的某一發展階段之中，這是非常荒唐的。所以他將全部精力投入到研究社會現代化進程上，試圖重新定義各個機構。於是他開始注意到環保問題。「環境遭破壞並非是現代進程失敗的產物，而恰恰是這一進程取得成功所帶來的後果。在工業化進程中，大自然遭到破壞。我認為，這些副作用尚沒有引起人們的足夠重視。所以我想到撰寫風險社會一書。」而所謂風險社會即意味著，伴隨現代化進程產生的負面影響已對社會基石構成威脅，它是現代化發展的一個新的階段，一個取得成功的階段。
烏爾裡希·貝克將後現代社會詮釋為風險社會，其主要特徵在於:人類面臨著威脅其生存的由社會所製造的風險。我們身處其中的社會充斥著組織化不負責任的態度,尤其是,風險的製造者以風險犧牲品為代價來保護自己的利益。他認為西方的經濟制度、法律制度和政治制度不僅捲入了風險製造,而且參與了對風險真相的掩蓋。貝克力倡反思性現代化,其特點是既洞察到現代性中理性的困境,又試圖以理性的精神來治療這種困境。貝克認為，在前工業時代，災難被認為是同自然本身緊密相連的，所以，人類並不需要對災難負責。但是，現代社會的風險更多地同人類的決策相關。在《風險社會》一書中，貝克提出了「有組織的不負責任」的概念，他認為，現代性的出發點是控制不確定性，但是現代性又產生了新的不確定性，很難找到不確定性產生的確定原因。
所以在現代社會，自然風險和技術風險是無法區分的，它們結合在一起。對於這種複合型全球風險的預防和控制，貝克持悲觀態度，他甚至認為災難可能會打斷現代性文明，「這些災難或者說對災難的預期是同時發生的，這就是我所說的 全球時刻 。」而唯一能做的只有合作，建立全球治理體系。面對全球災難，在全球風險社會，貝克認為，沒有一個國家可以獨自解決那些問題。事實上，只是基於本國利益做出的選擇最終都會失敗，因為它們可能帶來風險，長期而言，風險反過來會損害國家的主權利益。
在《風險社會》出版20年後，貝克又出版了《世界風險社會》。貝克在《風險社會》中就已經把全球化作為風險討論的背景，而在《世界風險社會》中，他把關於風險社會的討論與全球化聯繫在一起，跨國界的行動才能阻止風險的發生。這一討論也帶到了他的首次中國行中。
2007年，烏爾裡希·貝克首次來到中國，並在上海和北京與中國學者會面。2007年9月在上海社科院的座談會上，貝克與上海部分學者就全球化問題進行了討論。在那次座談會上，貝克認為，所謂全球化「是媒體炒作出來的，是一個假象。很多經濟學家也支持這個說法，認為100年前的全球貿易比現在還活躍，全球化程度可能更高。但這是站不住腳的。21世紀以來，信息技術改變了組織之間、生產之間、不同文化之間溝通的可能性，我們必須記住是技術成就了全球化時代，這是最主要的一個不同。」
在上海的座談會上，貝克還認為，當前的全球化存在著普遍主義和民族主義兩種傾向，「普遍主義消除文化上區別，但它也有著陰暗面，對普遍性的強調是對個體性的抹殺，在普遍主義的視角裡，個別性的東西沒有被看到。」另外，「民族主義在內部忽略差異，對外強調差異。」在這兩種傾向之外，貝克教授提出了全球化的「第三條道路」—世界公民主義。「人是區別的，同時也是一樣的。」貝克教授認為，世界公民主義認可最低限度的普遍規則，同時認可民族國家，但並不取代民族國家。
對於2007年的首次中國行，貝克回到德國後在接受德國媒體採訪時說，「首次中國之行令我感慨萬千，徹底改變了我對中國的認識，從日常瑣事，直至我的社會學說都有必要進行修正。」 「中國將資本主義和個人自由的有機組合或許會成為另一種現代組合模式。它比歐洲，乃至世界對中國未來走向的推測要穩定得多。」
貝克的風險理論很早就引入中國，中國學者對他的研究有如此高的興趣，貝克回應說，「我認為，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如我堅決反對那種將西方現代模式作為他人校方榜樣的看法。我提出的模式是 反身現代化 ，它要求人們重新修訂最基本的社會框架，比如人們應重新對家庭模式進行思考，因為在現代化的進程中，傳統的家庭模式在逐漸解體。我認為，這樣做有助於完善西方的思想體系，西方社會學應參考中國的經驗，從而開創一個全新的發展空間。但我提出的兼顧他人利益的 世界主義社會學 理論似乎還難以被中國人接受。」
2011年，「9·11」十周年之際，烏爾裡希·貝克曾給東方早報撰文「恐怖主義的風險」，在文章中，貝克強調恐怖主義也是現代社會的重要風險，但與此同時「為了不可預知的恐怖主義風險而發起的反恐戰爭，自由與民主的價值被悄悄破壞。」在文中，貝克將恐怖主義、金融危機、氣候危機和有組織犯罪看做是現代社會面臨的風險，而解決的唯一途徑就是跨國合作，「這是一個世界性的命題：合作或者失敗。為此，如果他們不單想解決國內和國際的問題，還想在聯合起來的政治體中收割政治果實，必須克服民族國家的重要性，民族國家虛構了國家的自主性。」
烏爾裡希·貝克作品《德國的歐洲》
烏爾裡希·貝克也是一名積極介入公共討論的知識分子，比如去年在中國出版的《德國的歐洲》這本小冊子就對歐盟運行機制和德國在歐洲的角色均做了批判，他在書中引用了作家託馬斯 曼在1953年漢堡演說，託馬斯·曼警告過德國人，切勿在某個時候再次萌生「德國的歐洲」的野心。而在他看來，現在的德國在歐洲如此強大，有必要警惕德國的野心。
貝克對現任德國總理默克爾也不客氣，他說，「默克爾成功地把自己打扮成 民族之母 ，同時又以 鄰家好人 的姿態出現。一種強權政治的策略表現得就是要人們看不到它的強勢。而這恰恰就是權力的藝術：製造權力的同時也使它隱形。」
對於去年發生的克裡米亞危機，貝克認為，日益惡化的克裡米亞危機再一次證明：歐洲是一個「移動中的目標」，「昨天緊縮政策還處於中心位置，今天歐洲政治的重心就全部轉向到：歐盟（當然還有北約和美國）如何才能應對核大國俄羅斯的威脅。」從烏克蘭危機，貝克看到的是，歐洲正在出現一場新的衝突。「這是兩個世紀對民族概念理解的衝突。一方面是普京推行的二十世紀種族民族主義,另一方面是持世界主義觀的民族對自身在二十一世紀所處地位的認識,他們對內接受宗教、種族和超越國界的多元化。這兩種民族觀的衝突長期以來隱藏於歐洲。現今在烏克蘭危機時公開爆發出來。」
烏爾裡希·貝克去年在接受歌德學院專訪時還特別展望了中歐關係，他認為，正因為中國與德國和歐洲有著緊密的貿易關係，且也因為中國對岌岌可危的歐元的投資，中國在某種程度上已成了歐盟的一個非正式成員。一旦歐盟垮臺或者歐元崩盤，將會給中國帶來嚴重後果；而中國在經濟和政治上的發展對德國、對歐洲、當然也對全世界都將產生巨大的影響。
烏爾裡希·貝克作品《個性化》。
(原標題：「風險社會」提出者社會學家烏爾裡希·貝克1月1日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