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辦法是從經濟問題入手。新政開始不久，監察御史(監察官)梁堅就上書彈劾陝西地方官滕子京和西部軍區副司令張亢貪汙挪用機要費。這兩個人一向為範仲淹器重，是新政的堅決支持者。機要費是皇帝批給官員的一小筆機動錢，在使用上有模稜兩可的餘地。範仲淹見此，不惜辭職，起而為他倆辯護。但對方也以辭職要挾，有一個與範仲淹作對的叫王拱辰的御史中丞(監察官)也鬧辭職，而且真的不來上班了。早先，滕子京曾經批評仁宗好吃好喝，語詞有點誇大，鬧得仁宗下不來臺，很是不快。這會兒，仁宗不免有點兒記舊仇，倒向了王拱辰，將滕、張二人貶官。
再就是栽贓誣陷。前朝老臣夏竦曾遭歐陽修等人彈劾而貶官，對範仲淹、歐陽修等十分痛恨。老夏喜歡書法，精於字形字體的研究，他還培養身邊一個丫環也迷上了這一道。慶曆四年(1044年)，他唆使這個丫環模仿名士石介的筆跡，漸漸以假亂真。石介是堅決支持範仲淹的大名士，經常寫文章和詩賦議論朝政，十分大膽。老夏真夠黑的，竟讓丫環模仿石介的筆跡，篡改了石介給富弼寫的一封信，篡改添加的內容暗含著要發動政變把仁宗拉下馬。夏竦把這封信上交仁宗，算是重大舉報。仁宗看了這封信，不太相信，可內心也起了嘀咕。
特殊利益集團還有一個致命的陰招，就是告範仲淹等人暗中組黨，搞非法組織。
當朝宰相賈昌朝、前朝老臣夏竦等大官僚以及王拱辰等人，暗中串通，指使諫官錢明逸向皇帝告狀說：範仲淹拉幫結派，結黨營私，擾亂朝廷。他們推薦的人，多是自己的朋黨。凡是他們一黨的，竭力保護張揚；不是他們一黨的，一概加以排斥，置之死地。
這一告，觸到了北宋建國以來最敏感的政治痛點。
宋太祖趙匡胤在奪取政權之後第三年(963年)9月，以唐朝、李黨爭造成許多後患為鑑，曾下詔書說：凡是及第的舉人，嚴禁稱主考官為恩師、老師，也不許自稱為門生。宋朝最高統治者最害怕的，是大臣之間結合成派系或朋黨，發展成皇權的一個離心力量。他們要把互相牽制的原則充分運用到官僚人際關係中。太祖之後，太宗、真宗及仁宗都在這方面表示了決絕的態度，決不讓步。仁宗就曾多次下詔指示朝官「戒朋黨」。所以，這實際上成了宋初以來一條家法，一道底線。
收到指控結黨的小報告之後，仁宗想聽聽範仲淹的說法。慶曆四年(1044年)4月的一天，仁宗向各位大臣問道：「過去小人多為朋黨，君子難道也結黨嗎？」胸懷坦誠的範仲淹竟回答說：「我在邊防的時候，見到能打仗、會打仗的人聚在一起，自稱一黨，怯懦的人也自為一黨。在朝廷上，正、邪兩黨也是一樣。陛下只要用心體察，就可以分辨忠奸。假如結黨做好事，那對國家有什麼害處呢？」仁宗對這個回答當然很不以為然。
未曾想，就在朝廷中朋黨之爭甚囂塵上，範仲淹因此逐漸失去仁宗信任的情況下，37歲的歐陽修直抒胸臆，一不作、二不休，在4月份乾脆寫了一篇《朋黨論》的政論呈交仁宗，並在朝官中傳閱。
歐陽修的文章，對派別問題不但不稍加避忌，反而承認大夥的確都在結黨。有小人以利益相交的「偽朋」，有君子以「同道」結成的「真朋」。歐陽修提出，做皇帝的，應當辨別君子之黨與小人之黨，「退小人之偽朋，用君子之真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