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臘作為西方古代民主政治的發源地，曾經擁有一套充滿智慧的政治制度。陶片放逐法，就是在希臘民主精神的指導下，設計出的一項優秀實踐手段。一開始，陶片放逐法確實體現了希臘的民主精神，作為一種解決觀點衝突的不流血手段，維護了城邦的利益，但隨著這項機制被濫用，雅典人最終將其廢棄，陶片放逐法在完成歷史任務後，退出了希臘政治生活。
什麼是陶片放逐法？
「放逐」（ostracism）源自「陶片」（ostrakon）一詞。據亞里斯多德《雅典政制》記載，每年6月，約6000名希臘城邦選民組成的人民會議（ekklesia）以舉手表決今年是否啟動放逐程序，假如多數贊成，則兩個月後再舉行放逐投票。
到了約定日期，放逐程序啟動，組織者在阿哥拉（Agora）城開闢投票場所，人們在陶片上寫下放逐人的名字並投進票箱，由專人收集起來後，請執政官監督並清點。6000票為門檻，達不到6000票，則此次投票無效，如果超過6000票，則統計出得票最多的人，此人作為最不受歡迎人物將被逐出城邦，放逐期限5至10年。放逐期間不得擅自回鄉，否則將被處決。然而，放逐並不等於帶罪在身，流放者不會被沒收資產，可以在另一個城邦舒適生活，只不過不能踏入希臘，放逐期限到了就可以重返家鄉，重新參與政治生活，歷史上也確實有被放逐後東山再起的頑強政客。
根據德國考古學家史蒂芬·布倫（Stefan Brenne）在雅典西南發現的9000多塊陶片，我們發現放逐的人物五花八門，但主要針對位高權重的政客。事實上，陶片放逐法的創立，本就是防範僭主操控城邦，危害民主精神，諸如雅典海軍創立者帝米斯託克力（Themistocles）、戰功卓著的將軍客蒙（Cimon）和科桑西普斯（Xanthippus），全都被放逐過，政治家邁加克勒斯（Megacles）甚至被放逐了兩次。
這些在歷史中如雷貫耳的名字，被放逐的理由也各式各樣，比如帝米斯託克力被斥為「大地上的汙染」（a pollution in the land）；客蒙被指責與斯巴達關係密切，圖謀不軌；科桑西普斯則被控犯下宗教罪行，必須逐出城邦；邁加克勒斯的名聲最差，他被指責生活驕奢、愛慕虛榮、為人傲慢又貪財，最重要的一點，他對城邦不忠誠，這樣的人被放逐也是必然的。
陶片放逐法，看似剝奪了一個人生活在城邦的權利，似乎並不文明，但實際上卻充滿了政治智慧。人們有權放逐「罪大惡極」的人，既滿足了城邦居民的發洩心理，又能促使政客們謹言慎行，而每次放逐一個罪魁禍首，又避免了大規模衝突。放逐程序啟動前爭論激烈，但投票一過，城邦氣氛立刻恢復平靜。所以，陶片放逐法最大的優勢在於兩個方面，第一、體現了雅典的民主精神；第二，用不流血手段解決了衝突。
陶片放逐法體現了雅典的民主精神
陶片放逐法充分體現了雅典民主的精神。在兩派、甚至多個派別因為政策觀點的歧見，或權力鬥爭相持不下的時候，人民會議適時啟動陶片放逐程序，無異於一次全體雅典人民的公決。
面對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的情況，全體雅典人以自己的理智來判斷誰是誰非，並最終決定接受哪個觀點。他們一旦決定放逐某個政客，就等於放棄了這個政客的觀點，同時支持了其他人的政治主張，確定了城邦日後的發展道路。
同時，雅典人放逐政客考慮的不是他們的官職有多高，功勞有多大，即「放逐不避親仇」，哪怕像帝米斯託克利、客蒙這樣的戰爭英雄，只要他們威脅城邦的公共利益，也會被無情放逐。這就迫使政客們不得不收斂起來，不能居功自傲，要想不被放逐，只能以城邦的公共利益為重。實際上，陶片放逐法就是全體雅典人整體意志的體現，全體雅典人掌握城邦權力，使雅典的民主精神成為了可操作性的實踐活動。
陶片放逐法是解決觀點衝突的不流血手段
陶片放逐法作為解決不同派別觀點衝突的手段，又是最溫和、最富人情味的，體現了古希臘政治制度的淳樸和高效。在沒有發明陶片放逐法之前，或者沒有實行陶片放逐法的希臘城邦，政治觀點的歧見常常導致流血衝突甚至內戰，而在實施陶片放逐法之後，只需要放逐某個代表性人物就把問題解決了。
對於被放逐的政客來說，流放也不是不可接受，所謂放逐，只不過剝奪了他5到10年參與政治的權利，另外就是臨時改變居住地，除此之外，他的人身和財產權並沒有受到侵害，不會造成不可挽回的損失。一且放逐期滿或城邦緊急徵召，被放逐者就可以按期或提前恢復他身份和權利，繼續為國效力。阿里斯提德、客蒙等人都在放逐期間被提前召回，臨危受命繼續擔任雅典的將軍，他們將功補過，都立下了不小的功勳。
被放逐者離開雅典後，他的追隨者也不會受到追究、清算和歧視，所以陶片放逐法避免了城邦內部的仇恨與對立，有利於維護雅典的統一和團結。
陶片放逐法的的缺點與終結
對雅典的政治生活來說，陶片放逐法是一種有效的制度，然而任何制度都有缺點，也有其壽終正寢之時。在經歷了長時間的實踐後，陶片放逐法漸漸背離了人們的初衷，開始向著不可控的方向發展。
雅典最後一次放逐發生於公元前417年，當時雅典深陷戰爭泥潭，人們對城邦前景十分悲觀，政客阿爾西比亞德斯（Alcibiades）趁勢崛起，他與較溫和的尼西阿斯（Nicias）針鋒相對。為了解決觀點的分歧，人民議會啟動了放逐程序，城邦人民都以為他們二人有一個會被放逐，結果兩人玩弄手段，合作將另一對手希帕波魯斯（Hyperbolus）放逐。據羅馬歷史學家普魯塔克（Plutarch）記載，雅典人對放逐結果相當不滿，因為希帕波魯斯代表的是平民利益，他被兩個玩弄權術的政客當成了犧牲品，很多人開始懷疑陶片放逐法的有效性。
據普魯塔克的《希臘羅馬名人傳》（Parallel Lives）記載，雅典人對於這一結果感到憤怒的原因，並不是因為代表他們利益的希帕波魯斯被放逐，而是阿爾西比亞德斯和尼西阿斯對整個投票過程的操縱。本來體現城邦民主精神的政治制度，最終退化成了政客打擊異己的工具，他們失去了對陶片放逐法的信心。
除了政客的操弄，平民對於陶片放逐法的不尊重，也是導致這項制度最終被取消的一個原因。普魯塔克就記錄過一個著名案例：某個希臘人走入市集，要求別人替他在陶片上寫下阿里斯提德（Aristides）的名字，碰巧那人正是阿里斯提德。他邊刻字邊問緣由，那人回答：沒有原因，純粹是厭倦聽到「正義者阿里斯提德」（Aristides the Just）這個稱呼。
不管是政客的操弄，還是平民對放逐行為的不尊重，陶片放逐法的機制最終不可避免地被濫用了，它已不能體現城邦的意志，所以雅典人將其棄之不用，希帕波魯斯也就成了雅典歷史上最後一個被放逐的人，陶片放逐法退出了希臘歷史。
陶片放逐法的歷史意義
英國希臘史專家喬治·格羅特曾高度評價陶片放逐法，他認為如果沒有這項制度，雅典民主制的其它各項制度都難以達到完善。這一評價道出了陶片放逐法的重要性和歷史意義。
陶片放逐法，一開始確實能夠體現城邦的意志和希臘民主制的優勢，比如說，伯裡克利在與政敵修昔底德周旋時，冒險啟動了一次放逐程序，他豁出前途，想要看看他和修昔底德到底誰更不受歡迎，最終修昔底德遠走他鄉，伯利克利留在了雅典。
伯裡克利是雅典歷史上著名的民主政治家，素有威望和政聲，即便是他在陶片放逐法面前也沒有十足的把握，其他政客就更不敢貿然啟動放逐程序來達到自己的目的。從這個例子我們也能看出，陶片放逐法威力十足，足以震懾雅典城內的各種派別和勢力。因為這項制度掌握在雅典人民的手中，能夠充分反映大多數人的要求和意志，所以在維護希臘民主制方面起到了十分積極的作用。
從人民議會舉手表決是否啟動放逐程序，到放逐決議必須滿足6000票的門檻，再到認定被放逐人的追隨者無罪，陶片放逐法的各個細節都體現出雅典的民主精神，雖然最終陶片放逐法的發展背離了城邦的初衷，它的存在使希臘民主精神遭到褻瀆，這項制度黯然退出了歷史舞臺，但是我們還是得承認：陶片放逐法是古希臘政治制度的優秀設計，它在雅典民主政治生活中曾起過巨大的積極作用。
參考資料：
《雅典政制》亞里斯多德
《希臘羅馬名人傳》普魯塔克
《西方政治思想史》徐大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