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唐德鑫在松本樓考察留影
文|唐德鑫，旅東南亞學者
作者授權首發
孫中山先生3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其在海外從事革命活動達17年半，其中在日本9年半，佔54%。這一時期，孫中山進出日本16次，其中8次是臨時進出日本的。[1]是故，孫中山自稱日本是他的「第二故鄉」，1911年其在致宗方小太郎信函中說：「弟之視日本無異第二之母邦」。[2]
日本是孫中山「民主革命」的重要搖籃之一。在日本，一以貫之對孫中山革命支持的，政治上有日本政府幕僚犬養毅；經濟上有九洲煤礦的平岡浩太郎、「浪人」宮崎寅藏、實業家梅屋莊吉；後勤戰備和武器供應上有「黑龍會」、三上豐夷等人。
2019年1月，筆者赴日考察，在東京專程尋訪幾處孫中山先生革命遺址。但因時隔百年，加之二戰美軍對日「東京大轟炸」，滄海桑田，一些遺址已無法尋覓。本文就筆者尋訪的幾處遺址及其歷史淵源，展開論述，以期探窺「孫日關係」中更鮮為人知的歷史事跡。
孫中山與日本的關係，始於1895年「廣州起義」失敗後其流亡日本神戶，終於其病逝前夕1924年底對日本的訪問。1894年，在夏威夷相遇的菅原傳，是孫中山結識的第一位日本人。1897年9月27日，孫中山在平山周、可兒長一的陪同下，首次赴東京面覲日本政友會領袖犬養毅（1931年當選日本第29任首相）。這三位日本友人為孫中山早年旅日策劃革命，發揮了極其重要的作用。
也正是這次極其重要的會晤，犬養毅成為了孫中山日後在日本活動的重要政治保障。也無意間催促了「孫中山」名字的誕生。
據平山周回憶錄[3]載：
「（當晚）從犬養的家中辭出之後，我們請孫文住在數寄屋橋脅（旁）的對鶴館內，在這館內姓名簿子上寫名字的時候，他要把他的真姓名守秘密，來寫一個假名字；於是我同曾根俊虎想了一會，才想到我們來的時候，路過有樂町中山侯爵家的前面，所以最好是將他改為中山，名樵。我們決定之後，就在旅館名簿上寫了中山樵。」
據筆者走訪，今天的對鶴館已不復存在，但根據回憶錄中提及的「數寄屋橋脅（旁）」，在日本友人的協助下查詢到，其大致位置，恰好在現今日本「皇居」（天皇御宮）旁邊，距離上述另一處地方「有樂町中山侯爵家」也不遠。中山侯爵，即日本中山忠能公爵，是明治天皇生母中山慶子的父親，也即明治天皇之外祖父。
據史載，中山忠能位於麴町區（今千代田區）有樂町一丁目，原跡也已湮沒。筆者經實地走訪，該遺址大致位置，距孫中山另一處重要活動場所——日比谷公園內的松本樓，也僅500-800米之間。
今天的有樂町一帶已是高樓林立，百年前的此處，對鶴館、中山忠能侯爵官邸都錯落在此；筆者/攝
據上述回憶錄可知，1897年9月27日當晚，孫中山拜謁完犬養毅後，平山周等安排其下榻在附近靠近日本皇居的對鶴館。入住時因需要登記姓名，而孫其時尚遭滿清海外通緝，不想以真名示人，於是平山周想到，出門後經過中山忠能侯爵官邸（今東京有樂町日比谷公園附近），遂以「中山」兩字為姓登記，而據可兒長一的史料載，當時的孫則順手拿筆在「中山」字下面寫了個「樵」字為名，孫以「樵夫」自嘲。於是「中山樵」成為孫中山在日本最早的化名。後經章太炎在國內大肆宣傳，「孫中山」之名始定格。
1897年9月，孫中山首赴東京期間，平山周、可兒長一兩人奉侍左右。可兒長一也是最早將《孫文倫敦蒙難記》翻譯為日文的第一人，據其回憶：
「孫中山剛到日本時，受犬養毅的介紹，住在東京牛込鶴卷町高橋込的一處房子裡。當時很困難，一面有警視廳早晚監視，一面又為生活費發愁。不過在當時有位好義之士，名叫渡邊元，他是個礦主，生於長崎，他直接間接在物資方面幫助孫文」。[4]
筆者在東京文史學者的幫助下，查到上述提到的「高橋込（迂）」，現今位置在新宿區早稻田馬場下町。又據日本學者狹間直樹《梁啓超對「國家」認知的心路歷程》[5]中提及，1898年梁啓超避難東京時，犬養毅即安排梁下榻在「早稻田鶴卷町40番地高橋（込）琢也家」，而此處正是犬養毅一直用於接濟中國政治流亡家的過渡秘密處所。可兒長一等人的資料中，也經常提及與孫中山在「琢也」家中會晤的文字，可以確認此處也正是孫中山在東京最早的寓所。1897年9月，犬養毅安排孫中山臨時下榻於此；次年10月，梁啓超避禍東京，犬養毅亦接濟梁啓超於此。「琢也家」成為中國政治流亡家的隱蔽集散地。
今天的早稻田馬場下町街市；路標處顯示「高田馬場駅（站）」，毗鄰早稻田大學；「40番地高橋（込）」的「琢也家」已無跡可尋。筆者/攝
如今的早稻田馬場下町，毗鄰早稻田大學和日本女子大學，而且距離另一處孫中山重要的革命活動場所——日比谷公園內的松本樓，也僅僅7-8公裡路程。
從此，位於「早稻田鶴卷町40番地高橋（込）」的「琢也家」，成為孫中山最早的革命寓所，成為其與日本社會各階層重要人士接觸地和民主革命思想孕育地。
從孫中山的寓所「琢也家」到東京日比谷公園（Hibiya Park），約6公裡路程。公園毗鄰日本皇居以及上述提及的「中山忠能侯爵官邸」、「對鶴館」。公園開創於在1903年，是東京最早的西式公園。開園之初，園內一座法式餐廳也誕生應運而生——松本樓。
1913年3月1日，梅屋莊吉在松本樓為孫中山（後排正中）舉行「日華同志懇親會」紀念酒會時合影。前排右二為宋慶齡父親宋耀知。拍攝人署名：大武丈夫（Otake Takeo）；筆者/攝於松本樓展廳
早在1895年仲春，29歲的孫中山，「為了一個更大的目標暫居香港」[6]，經其在西醫書院（即今香港大學醫學院）執教的詹姆斯？康德黎（James Cantline）恩師引薦，孫中山到位於香港中環的「梅屋寫真館」，首次會晤了後來影響孫中山一生的日本革命友人——27歲的梅屋莊吉。
雖是短暫的首次會晤，但梅屋莊吉卻對孫中山的革命情懷，備受鼓舞。此後數日，孫中山再次登門拜訪，兩人於相館二樓密談，縱論天下，引為知己。後來孫中山向梅屋莊吉表露了有意發動「廣州起義」的行動方案，梅屋莊吉當即許諾：「君若舉兵，我以財政相助。」[7]
於是，孫、梅開始了第一個「項目」合作：廣州起義。此際的梅屋莊吉只是27歲的青年，在港生活並不寬裕，經多方籌資，積攢了一定的資金。並多次赴日本駐香港領事館，拜訪中川恆次郎領事，並委託他代為籌措步槍2.5萬支、手槍1000支。後因電報走岔，洩露風聲，起義受挫。香港的後援部隊在廣州港口被一網打盡，陸皓東、朱貴全等起義領袖罹難，梅屋莊吉費盡心血籌集來的600支手槍也被悉數收繳。[8]
1895年「廣州起義」失敗後，孫中山開始「海外流亡」，直到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這之間的7年裡，梅屋莊吉不忘繼續為流亡海外的孫中山傾囊相助。辛亥革命爆發後，梅屋莊吉收到一封來自上海的電報：「武裝起義成功，請求資金援助。請求派遣萱野先生。」[9]落款人是成功發動上海革命的陳其美。收報後，梅屋莊吉立刻為萱野長知支付了7萬日元。而據梅屋莊吉本人所寫的《永代日記》載，至1912年，梅屋莊吉總共為革命軍方面支付45.6萬日元。在當年是一筆相當龐大的經費。
1906年6月，闊別日本故國12年之久的梅屋莊吉又返回日本，並已積累了逾50萬日元（相當於今天約4億日元）的巨額財富，時年36歲。同時註冊成立了「M百代商會」，創立「日本活動照相株式會社」，轉身成為日本電影業奠基人之一。
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後，「南北議和」袁世凱出任「大總統」。1913年2月11日，孫中山訪日考察實業並募集資金，14日晚抵達東京，並見到了闊別8年之久的梅屋莊吉。在東京火車站恭候孫中山的梅屋莊吉，在久別重逢後的現場動情的說道：「孫中山是盟友，是生死與共的友人，是我的師友。」[10]此後兩周，梅屋莊吉馬不停蹄的為孫中山安排各種宴會。
1913年3月1號，梅屋莊吉在位於日比谷公園內的松本樓，為孫中山安排了盛大的「日華同志懇親會」並留影。在此之前的兩年，另一位孫中山重要日本革命義士頭山滿，也在日比谷公園內召集「浪人會」大會，聲援「武昌起義」。
1911年10月10號，「武昌起義」爆發，此時的孫中山正在美國科羅拉多州丹佛市發表演講籌集革命經費。10月17日，日本秘密社團「黑龍會」創始人頭山滿、三浦梧樓、內田良平、宮崎滔天和鈴木天眼等二百餘人在東京日比谷公園內召集「浪人會」大會，商討如何支援中國革命。日比谷公園一定意義上，就是辛亥革命的策源地之一。
1913年3月20日，尚在東京訪問的孫中山得知宋教仁被殺，國內政治形勢轉危，一時間烏雲密布。3月25日孫中山由日本匆匆返回上海，不久孫中山等發起「討袁之役」，史稱「二次革命」。「二次革命」失敗後，同年8月17日晚，孫中山再次避走日本，秘密登陸日本神奈川縣。梅屋莊吉立即將其接回東京，住入位於大久保百人町的海妻豬勇彥家中，並一住3年，直到1915年8月。[11]
在這3年之中，位於日比谷公園內的松本樓，就成為了孫中山與梅屋莊吉等仁人志士的重要「議事廳」。
如今位於日比谷公園內的松本樓外觀；筆者/攝
松本樓內展示著當年宋慶齡在梅屋莊吉家時常彈奏的那架山葉鋼琴；筆者/攝
如今的松本樓早已不是當初的模樣，而是屬於第三代翻修的了。此樓曾於1971年被燒毀，重建後於1973年9月25日重新開幕。筆者踏足松本樓，其餐廳內設置有小展廳，展示著孫中山、宋慶齡與梅屋莊吉交往時留下的少許歷史物品：1915年宋慶齡在梅屋莊吉家時常彈奏的山葉鋼琴、孫中山書在和服外褂上寫贈與梅屋莊吉的「賢母」兩字書法、孫中山同梅屋夫婦1914年的合影等。
1903年，小坂梅吉開創了東京首家法式餐廳——松本樓，由於毗鄰天皇御宮、國會議事堂等，松本樓成為日本政治家和學者經常聚會的地方。1913年以後，更是成為了梅屋莊吉與孫中山等革命友人的「議事廳」和「根據地」。
就在孫中山和梅屋莊吉辭世半個世紀之後，松本樓小坂家族的第三代執掌人，竟與梅屋家族成了姻親。現松本樓的執掌人小坂文乃女士，正是梅屋莊吉的曾外孫女。[12]
此前，筆者在研究孫中山旅日期間檔案時，發現孫中山一些歷史照片，常有「大武」字樣。在那張著名的孫中山與宋慶齡的結婚照（上圖；原件藏於今上海孫中山故居）上，照片原件卡紙左下角有「東京日比谷大武丈夫謹寫」的凹凸印文字，照片的右下角則是英文「T Otake. HIBIYA-PARK TOKYO」。此處的「T Otake」落款即大武丈夫之英文名「Takeo Otake」簡寫，而「HIBIYA-PARK TOKYO」則表明了拍攝地——東京日比谷公園。
左：孫中山與梅屋莊吉夫婦；右：孫宋結婚照；兩張均攝於1916年4月24日；東京大武照相館；左：筆者/攝於松本樓展廳；右：該照現藏於今上海孫中山故居，轉自官網；
大武丈夫是日本大正（1912-1926年）初期有名的攝影家，1909年他在東京日比谷公園內、毗鄰松本樓的麴町區有樂町一丁目三號，開設了「大武照相館」，後又長期被指派為皇室拍照。今天的「大武照相館」，雖有遺址，卻無蹤跡了。
1913年春，在父親宋耀如的催促下，剛從美國威斯裡安女子學院畢業的宋慶齡，來到東京與父母同住。1914年9月，擔任孫中山英文秘書工作的宋靄齡，因和熱戀中的孔祥熙準備返回上海結婚，於是宋慶齡接替英文秘書工作。孫、宋愛情故事，也正誕生於這段時間。
1915年8月底，在梅屋莊吉的安排下，孫中山從百人町搬遷至千馱谷町字原宿一百零八號居住。[13]此時的孫中山，已經和宋慶齡由熱戀階段，進入「談婚論嫁」階段。大武照相館也成為了孫、宋愛情故事的「拍攝地」、「見證地」和「檔案地」。包括上述的幾張孫中山歷史照片，也都是大武丈夫所拍攝。
10月25日，孫中山和宋慶齡在日本著名律師和田瑞的主持下簽署了婚姻《誓約書》，並委託其到東京市政廳為他們辦理了結婚登記手續。當天下午，孫、宋二人在梅屋莊吉家中舉行婚禮，梅屋莊吉夫婦擔任他們的證婚人。[14]次日，孫中山和梅屋莊吉結為義兄弟，而宋慶齡則和梅屋夫人香椎德子結為義姐妹。於是，史學家一直誤以為「孫宋婚照」攝於此時，實則舛誤。
引發歷史性誤會的原因之一，是1916年孫、宋回國後，宋慶齡將其中一張「孫宋婚照」衝洗件（該照片現藏於中國國家博物館）贈予了好友柳亞子，並附註道「在東京結婚時照一九一五年十月」。於是史學家一直誤以為「孫宋婚照」攝於孫宋結婚日：1915年10月25日。
據王耿雄、俞辛焞等人考證，認為相片的拍攝時間，應當是孫、宋婚後次年1916年4月24日。值得一提的是，孫中山旅日期間的一舉一動，一直受到日本外務省的監視並記錄。後來，史學家將日本外務省關於孫中山的檔案，編撰匯成《孫中山在日活動密錄（1913年8月-1916年4月）》[15]一書。
筆者據上述日本外務省檔案，查詢到1916年4月25日有名為《孫文動靜》[16]的記載：
「4月24日，下午三時十五分，梅屋莊吉夫人來訪。······下午五時，孫文偕宋慶林（齡）和來訪的梅屋莊吉夫人乘車至麴町區有樂町一丁目三號大武照相館合影。」
1916年4月27日，孫中山偕宋慶齡離開東京返回上海。由此推斷，在孫、宋返國前夕，於4月24日，孫宋夫婦和梅屋夫婦，前往大武照相館合影留念，並補拍了一張「孫宋婚照」。據上述檔案「4月26號」條目載：「晚八時四十分，麴町區有樂町照相館的大武丈夫來訪，約五分鐘後離去。」記述了大武丈夫親自將照片送抵孫中山寓所的史實。
就在「孫宋婚照」拍攝後，孫中山同時還在大武照相館拍了一張單人照。意想不到的是，後來此照成為孫中山最廣為人知和宣傳的「政治照片」之一，然而該照卻一直被人誤以為是民國十年（1921年），孫中山在廣州就職「大總統」前夕拍下的照片（下圖）。
此照最早見於1930年上海民智版胡漢明編著的《總理全集》（1930年版）插圖，附註是：「民國十年（1921年）在廣州就大總統職。」然而據王耿雄先生在《偉人相冊的盲點》[17]中考證，此說當是訛誤，此不贅述。該照的拍攝地點，也當是東京大武照相館，時間是：1916年4月24日。
日本「大陸浪人」（日本破落的武士階層）宮崎滔天（即宮崎寅藏），則是孫中山另一位重要的革命友人。1897年8月，孫中山第二次踏足日本，與陳少白一起避難日本橫濱。經菅原傳介紹，陳少白見到了曾根俊虎，又經曾根俊虎介紹，9月中下旬，宮崎滔天登門拜訪了孫中山。[18]從此結下不解之緣。
宮崎滔天像
據宮崎滔天孫女宮崎蕗苳回憶：
「宮崎滔天家很窮，孫先生也很窮，宮崎滔天的夫人把自己的衣服送去典當，買來布縫製了一套內衣送給孫先生，後來孫先生穿著這件內衣輾轉世界各地好多年。[19]」
1900年，宮崎滔天協助孫中山，在日本籌備軍械，募集資金，支持並參與策劃了的「惠州起義」。1902年，宮崎滔天發表自傳《三十三年之夢》，詳述其追隨孫中山的革命歷程，成為研究孫中山、辛亥革命和中日關係史的重要資料。孫中山親自為是書作序，序言中孫中山高度評價宮崎滔天：
「宮崎寅藏者，今之俠客。識見高遠，抱負不凡，具懷仁慕義之心，發拯危扶傾之志。」[20]
1905年，在宮崎滔天等人的介紹下，孫中山與黃興、宋教仁等人取得聯繫，並決定將興中會（孫中山、胡漢民、汪精衛）、光復會（陶成章、章炳麟、蔡元培、秋瑾）與華興會（黃興、宋教仁、陳天華），合併成立為：中國同盟會。宮崎滔天、內田良平和末永節三位日本人，也成為中國同盟會僅有的三外外籍會員。
原件現藏於宮崎滔天后代家中
宮崎滔天完全投入於孫中山的革命事業，孫中山與宮崎滔天之間，也結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誼。孫中山不僅稱他是「今之俠客」、「識見高遠、抱負非凡」，後來並題字「推心置腹」贈予宮崎滔天。[21]
筆者在東京尋訪的另一處孫中山革命遺蹟，是位於今東京文京區的白山神社。沿著文京區白山5丁目的一條小路，盡頭處是一小山丘，陡峭的石階盤桓而上，抬頭可見斑駁的「白山神社」牌坊。
筆者在白山神社「孫文先生座石」處留影
日文撰寫的碑文內容；筆者/攝
牌坊一旁佇立著一座「孫文先生座石」，為何應欽親筆。正面中間是孫中山的半身雕像，底下是碑文。石碑下的黑色長方形石塊，正是當年孫中山曾經坐過，並目睹哈雷彗星掃過之處。
日文撰寫的碑記，落款為「昭和五十八年（1983年）六月一日，白山神社官司清水·司」。碑文記載著這樣的歷史細節：明治四十三年（1910年）五月中旬的一夜，孫中山與摯友宮崎滔天之子宮崎龍介，一起坐在這塊石階上交談中國革命的未來，抬頭並看見夜空中拖著尾巴的彗星光芒，照亮長空。於是孫中山向宮崎龍介斷言：「這是革命成功的吉兆」。
據考，孫中山當時寄宿在位於白山神社附近的小石川原町宮崎滔天的家中。據宮崎滔天孫女宮崎蕗苳回憶錄：
「當晚有個行跡可疑的中國人來到家中，母親以為是清朝的間諜，急忙讓孫文從後門逃走，並讓當時還是學生的龍介陪同帶路。結果，兩人一起跑到了白山神社，正當在那裡打發時間的時候，巨大的哈雷彗星橫過夜空，孫中山目睹這番壯美景觀，對龍介說道：『這是革命成功的吉兆』。」[22]
筆者在東京走訪考察並繪製的「孫中山行跡簡圖」（谷歌地圖）
另據宮崎蕗苳女士丈夫、早稻田大學教授宮崎智雄回憶：
「我父親（嶽父）龍介在世時常講，他曾陪同孫文先生躲避偵探。一天傍晚，偵探進了我家的大門，我祖父滔天叫龍介和孫文先生從後門走出，到附近躲一躲。他們兩人在街上繞了一陣，最後到白山神社裡休息。夜深了，突然看到天空一顆彗星光芒四射。孫文見此情景，高興地握著龍介的手說：『革命一定成功』！」[23]
從時間上推算，當時孫中山所見的「流星」，當是1910年出現的哈雷彗星。據記載，當年5月19日的東京，流星出現在連續降雨之後的東方天空，彗星拖著長長的尾巴照亮整個夜空，為時長達十天之久。
小 結
因年代漸遠，孫中山當年在東京的革命活動足跡，大多已湮沒難尋。筆者走訪東京以上幾處，結合歷史檔案，以期更好的還原當年孫中山革命活動的史實，並從中更好的理解孫中山民主革命思想，在特殊的東方時空中，是如何孕育產生的。更期望能夠為後來者留下具有研究價值的歷史檔案和線索。
1922年12月6日，宮崎滔天正準備訪問中國前夕遽然去世，孫中山沒能參加他的葬禮。為此，孫中山特於第二年的1月，在上海舉行了「宮崎滔天追悼會」，稱讚他為「日本之大改革家，對中國革命有重大的功績」。[24]
1925年（民國十四年）3月12日，偉大的民主先驅孫中山與世長辭。1929年6月1日，南京國民政府在中山陵為孫中山舉行國葬，當時日方代表除犬養毅為政府特派使節外，孫中山生前的日本友人頭山滿、萱野長知、平山周等80餘人也都在受邀之列，其中即包括了梅屋莊吉一家及宮崎滔天的遺孀前田槌子。
注釋：
[1] 《<孫中山與日本>評介》俞辛；見《近代史研究》p270；1998年第4期；
[2] 《辛亥革命前孫中山與日本友人》；邵宗海，白中琫；《「孫中山：歷史·現實·未來」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p494；2006-10-28；
[3] 《孫中山生平事業追憶錄》；[日]平山周；人民出版社；1986；p83-84；
[4]《日本人與孫中山》；[美]馬厄利爾·詹遜；吳偉明 （譯）；商務印書館；2015年12月版；p101；
[5]原載於《南國學術》；澳門大學期刊；2016年第3期；p38；
[6]《梅屋莊吉：孫中山的「幕後金主」？》；劉檸 ；《看歷史》 2012年05期 ；p32
[7] 同上；
[8] 同上；
[9]《支持孫中山革命的日本友人》；金滿樓；《中國報導》雜誌；2012-07-05；p95；
[10] 《同仁：孫中山與梅屋莊吉》；上海孫中山故居紀念館·編著；孫娟娟·主編；上海辭書出版社；2011版；p46；
[11] 同上；
[12] 《松本樓的中國緣》；[日]加藤隆則；《國際人才交流》雜誌 ；2009年05期；p30-31；
[13]《孫中山在日活動密錄》；俞辛焞 王振鎖 編著 ；南開大學出版社；1990年；p429；
[14]《1916年孫中山與宋慶齡的結婚紀念照，是怎麼拍出來的？》；龔毅；上觀新聞；2016-11-01 ；https：//www.jfdaily.com/news/detail？id=35157；
[15] 《孫中山在日活動密錄》；俞辛焞 王振鎖 編著 ；南開大學出版社；1990年；
[16] 同上；p582；
[17]《偉人相冊的盲點--孫中山留影辨證》；王耿雄 ；上海書店出版社；2001年；
[18] 《孫中山的日本情結》；高強；常德師範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08 年1月；第28卷第 1 期；p81-82；
[19] 《宮崎滔天傾家支持中國革命——宮崎蕗苳訪談錄》；李長莉；《團結報》；2014年2月20日第5版《文史周刊》
[20]《三十三年之夢》；[日]宮崎滔天；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1年；
[21] 同18；
[22] 同18；
[23]《三代珍藏──記宮崎一家保存的辛亥革命歷史文獻》；吳學文 王守榮；2001年9月28日；http：//www.people.cn/BIG5/shizheng/252/6534/6559/20010928/572490.html；
[24]《東京白山神社：孫中山確信「中國革命必將成功」之地》；[日]信太謙三；2015.01.15；「走進日本網」；https：//www.nippon.com/cn/column/g00242/。
支持學人scholar生產更多優質內容，長按二維碼打賞投稿、聯繫郵箱：isixiang@vip.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