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丘就卻】
他們是猶太人，有的篤信猶太教，生活方式傳統；有的是世俗人士，卻也坦然承認自己的猶太背景。與此同時，他們卻對以色列國——戰後猶太人公認的新家園——報以激烈的批評。因此，他們被一些人看作數典忘祖的叛徒，乃至徹頭徹尾的「反猶主義者」和「自我仇恨的猶太人」（Self-hating Jews）。而另一些人則誇讚他們是淳樸的傳統猶太人以及正直而有良心的知識分子。
他們到底是誰？他們為什麼批評以色列？他們的批評是基於怎樣的事實和思想背景？
無論如何，他們的存在讓我們不得不去重新審視「猶太」和「錫安主義」、「現代以色列國」這些概念之間的關係。同時，他們也反映了不同社會力量圍繞民族、宗教、佔領、正義、回歸、發展等困擾著巴以和平前景的重要概念，曾產生過怎樣的摩擦與碰撞。
今天，就讓我們走進他們當中的幾個代表，看看這些「反錫安主義」而並不「反猶」的猶太人到底說過什麼，做過什麼。
「城市守護者」及其他正統猶太教徒
在以色列分布著不少正統猶太教徒社區。正統猶太教徒往往篤信宗教，比較傳統而保守。從穿著上看，正統猶太教徒男性穿大體（黑色為主，也有其他顏色），戴禮帽，留鬢髮。女性則一般穿長裙，可能包頭。一般情況下，男性一生學習猶太宗教經典，女性負責生育和撫養孩子。他們一般排斥現代科技，在某些社區，最常用的公告方式可不是我們這種微信群或公眾號，而是在公告欄裡面貼告示。在經濟方面，他們需要拿國家資助，但因為孩子太多，妻子往往需要靠打零工補貼家用。
然而就是這樣一群拿著以色列政府資助讀經學院的人，卻有相當一部分反對以色列政權，支持巴勒斯坦，甚至呼籲摧毀「錫安主義政權」。這裡面最激進的一派恐怕就是曾經會見伊朗前總統艾哈邁迪內賈德的「城市守護者」社團（Neturei Karta）了。除此之外，還有Satmar、Toldos Aharon等若干團體。
別說以色列政府和世俗人士對此大為不滿，是不是我們這些局外人剛剛了解到這一現象的時候，都難免詫異：為什麼被政府養著，他們還反錫安主義？反過來，為什麼以色列政府即便如此還要養著這群人呢？
正統猶太教徒在遊行時高舉反錫安主義口號和巴勒斯坦國旗（https://www.adl.org/resources/backgrounders/neturei-karta）
說來話長。從神學信仰上來看，傳統的正統猶太教徒反對世俗錫安主義政權倒也不難理解。在他們眼裡，猶太人在政治上的復興要等到「彌賽亞」救世主到來之後。對於他們而言，這是神的工作，人力不可幹預。而作為一種世俗民族主義運動的錫安主義，就自然被解讀為對天意的粗暴幹涉，其罪當誅了。此外，從生活方式上看，正統派比較保守，對錫安主義早期倡導的世俗生活方式比較牴觸，這更是不難理解。
因此，正統猶太教徒一邊領著資助，另一邊還和政府對抗。他們寧死不服兵役，上街遊行與軍警發生衝突時，激烈程度不亞於巴勒斯坦青年與以色列軍警的碰撞。他們甚至曾經毆打闖入耶路撒冷正統社區Mea Shearim的以色列士兵，引起這位士兵母親的大為不滿。她表示這些正統猶太人「和加沙的『恐怖分子』一樣」。她質問道：我的孩子在前線打擊「恐怖主義」，保護的不就是你們這幫不勞而獲的教徒？
這質問是不是挺振聾發聵的？但正統派未必那麼想。他們可能確實無法理解：你們去轟炸加沙和我的安穩生活之間，到底有怎樣的因果聯繫？
其實，這個說法也不無道理。正統派定居奧斯曼巴勒斯坦的歷史，其實遠長於世俗錫安主義移民。二者的不同點在於正統派移民是出於宗教信仰而非政治上獨立建國，也沒想過自己是這片古老而複雜的土地唯一的合法主人。錫安主義背後的現代西方民族主義和殖民擴張背景，在十九世紀其實並不為大多數傳統猶太人所熟知。對於正統派而言，在錫安主義者到來之前的那麼長時間，即便自己和當地巴勒斯坦穆斯林、基督徒的相處未必完全和睦，但後來從三十年代開始打打殺殺的局面卻並不常見。從他們的角度看，混亂是你們帶來的，建國本身違反神的意圖，而現代性又打亂了自己的生活節奏。現在你們居然還要強迫我們也去服兵役殺人？那自然是寧死不從了。
耶路撒冷Mea Shearim正統社區；旗幟上寫著「我們不當兵」（作者攝）
嚴格地說，正統猶太人和世俗錫安主義者的真正矛盾所在，乃是傳統文化與一種西方現代政治意識形態的矛盾。具體到二者身上，這也是關於誰才能代表「猶太」這一身份的爭奪戰。與此同時，對於以色列政府而言，正統猶太人又是有價值的——因為他們生育率高。只要他們還在繼續繁衍猶太后代，只要以色列對他們有一些表面的容忍和幫助，那麼在國內外輿論中以色列的「猶太性」就不容置疑。
當然這種容忍不是沒有限度的。政府致力於迫使正統派年輕人入伍當兵以接受錫安主義大熔爐的改造，如此一來，正統派高生育率所造就的下一代就可以忠於錫安主義並接受錫安主義話語體系中「自我」（處於「危險時刻」的猶太民族）和「他者」（周圍的穆斯林和阿拉伯民眾乃至全世界對猶太人「不懷好意」的「罪人」們）構建。到那時，正統派的轉化就成功了——就好比曾經的東方猶太人最終變成了「宗教—錫安主義者」，而且比歐洲裔猶太人還要敵視阿拉伯人一樣。錫安主義化的正統派，也就不會再是世俗政權的敵人。
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城市守護者」們能守護的那座「聖城」，徹底改旗易幟也是早晚的事情。誰能代表「猶太」？這場爭論還在繼續，但勝負的天平肯定會向掌握著輿論和教育工具的現代國家機器傾斜。
美國左翼猶太知識分子：諾曼‧芬克爾斯坦
但上文提到的現代猶太國家，一定要走堅定的「錫安主義」道路嗎？即一定要號召猶太人定居巴勒斯坦，擠走當地人，並在此建立一個排他性的世俗民族主義猶太政權嗎？這種行為所引發的地區緊張和人道主義危機如何處置？此外，猶太民族主義的宏大敘事會不會掩蓋以色列這個移民社會內部本身具有複雜的社群關係和階級矛盾？
隨著以色列在中東地區的政治和軍事上的成功，有一些猶太（包括以色列籍）知識分子，也從另一個角度思考著「誰能代表猶太人」和「如何建立猶太國」的問題。一些繼承了歐美左翼猶太人傳統或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受到過國際社會主義運動、左翼運動影響的猶太知識分子，成為了這場爭論的積極參與者。
很多人可能聽說過，著名猶太裔語言學家諾安‧喬姆斯基不僅反越戰、批評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而且還是一位著名的以色列批評家，並曾因此被以色列拒絕入境。而今天我們要介紹的第一位左翼猶太學者就是他的晚輩朋友，美籍猶太人學者諾曼‧芬克爾斯坦（Norman Finkelstein）。
芬克爾斯坦1953年出生在紐約，父母都是二戰納粹集中營的倖存者。青少年時期，他受父母左翼思想的影響，參與反越戰運動，同情社會主義。八十年代中後期，芬克爾斯坦在普林斯頓大學攻讀政治學博士學位。第一次巴勒斯坦大起義期間，他就生活在約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基督教小城Beit Sahour。當時以色列軍警和巴勒斯坦民眾之間的衝突對他衝擊很大。之後三十年，他一直為巴勒斯坦人民的解放事業以及兩國解決方案奔走呼號，並撰寫了多部有關猶太歷史和巴以關係的著作。
然而，與喬姆斯基的功成名就不同，芬克爾斯坦的政治立場卻影響了他的職業生涯。在一部關於他人生經歷的紀錄片中，喬姆斯基曾提過：因為芬克爾斯坦對以色列某些舉措及其對美宣傳的批評，他的博士論文在普林斯頓大學無人審讀，幾年後才勉強獲得博士學位。他之後的工作經歷也不順利。幾經輾轉之後，48歲才在德堡大學（DePaul University）找到助理教授職位。2007年，54歲的芬克爾斯坦因批評某哈佛猶太裔教授的論述抄襲而捲入紛爭。巧合地是，在那一年他沒有通過德堡大學的終身教職評估，從此失業至今。
芬克爾斯坦的成名作《大屠殺產業：反省對猶太苦難經歷的利用》（The Holocaust Industry: Reflections on the Exploitation of Jewish Suffering）
不過，職業發展上的不順並沒有耽誤他的研究和寫作。九十年代他就出版了兩部關於巴以衝突和巴勒斯坦歷史的專著。之後，芬克爾斯坦的研究重心轉向了「反猶主義」及對「反猶主義」的濫用。在《大屠殺產業：反省對猶太苦難經歷的利用》（The Holocaust Industry: Reflections on the Exploitation of Jewish Suffering）一書中，他認為，西方基督教社會對猶太人的種族歧視在當代已經被某些政治團體所利用，成為了他們攫取政治資本、為自身行為找正當性的藉口。
他大膽地指出，戰後關於「猶太大屠殺」的敘事就反映了某些猶太政治精英和後來的以色列官方對猶太歷史的濫用。戰爭是殘酷無情的，而且成千上萬的歐洲猶太人和波蘭人、蘇聯人、吉普賽人一起遭到了納粹分子的壓迫和屠殺。他自己的父母便是這一場浩劫的親歷者。但他表示，在自己的童年時期，幾乎很少有人提到「大屠殺」（Holocaust）這個詞。大約在六七十年代之後，這個詞才越來越多地被提及，並且變成了一場不可更改的、正典式的宏大敘事。而「大屠殺」和猶太之間也被劃上了等號，似乎其他民族、其他群體都不曾或不配遭受過能與之相提並論的迫害和災難。
這當然只是芬克爾斯坦的一家之言。不過，筆者曾讀過一本出版於二戰後期（1944年）的書籍，作者是紐約的猶太學者。這本書中，作者討論了歐洲猶太「戰爭難民」的處置問題，也討論了在巴勒斯坦繼續建立猶太「殖民地」（原文如此）的可能性。但確實沒有將猶太群體單獨拿出來看作二戰最大的殉難者。「戰爭難民」是當時猶太知識分子對歐洲猶太人的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