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思考革命及其「失敗」？+
如果說19世紀是由18世紀英國工業革命和法國大革命所界定的，那麼，20世紀則是由俄國革命與中國革命所界定的。這兩場革命不僅試圖在自己的國家創造一個新社會，而且也將各自的革命道路理解為全世界探索未來的偉大嘗試，從而激發起全世界不同地區的人們對俄國與中國的讚揚與詛咒、支持與遏制、熱愛與敵視。
從1917至2017，天地玄黃，在兩場偉大革命的誕生地，革命的面貌早已模糊。1990年代，伴隨蘇東的解體，中國知識領域盛行的是「告別革命」的口號，這是美國版的「歷史終結」命題的亞洲版表述。在俄國以及西方知識界，「十月革命」常常被視為預伏在蘇東解體過程中的「原罪」，有關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討論已經轉化為社會主義為什麼失敗、共產主義為什麼不可能的討論。
1994年11月5日，俄羅斯聯邦總統辦公廳主任謝爾蓋·亞歷山德羅夫·菲拉託夫就斷言：「從形式上說，1917年10月俄國發生了一次政變，其結果是政權為人數不多但很團結的左翼激進政黨所篡奪……1917年的十月是對俄國社會進行最嚴重的革命破壞的開始。」「由19世紀的偉大改良的俄國向工業化民主社會的逐步轉變過程中斷了。1917年的二月成了國家民主發展路線的終點，二月革命後經過八個月俄國就確立了集權主義的鎮壓體制。」[2]
在蘇聯解體前，各種反對的和修正的觀點已經復甦，而在後冷戰的氛圍中，甚至修正的觀點也已過時，盛行一時的是通過「解密檔案」，將早已被批駁的故事重新編造（如列寧是德國間諜的故事），通過西方（如德國《明鏡》周刊）和俄國媒體，廣為流布，不脛而走。
在這一對於革命的反動大潮中，也存在著一些值得討論的、對於正統敘述進行修正的觀點。例如資深的十月革命專家亞·葉·拉比諾維奇一方面承認革命發生的不可避免性，另一方面認為存在著為十月革命所錯失的其他可能選擇，即「建立多黨制的、民主的、社會主義的政治制度，這個制度以蘇維埃為基礎，它必須實現刻不容緩的深刻變革和爭取實現和平。」[3]
探討1917年另一種可能的結果實際上提出的是兩個相關的問題，一個是具體的歷史判斷，即二月革命與十月革命的關係問題。例如，阿·伊·福明通過對列寧的《四月提綱》的解讀，重申了立憲民主黨人米留可夫的觀點，即十月革命是二月革命的繼續，但他不是站在布爾什維剋死敵的立場，而是站在拯救一個革命傳統的立場，認為「十月革命不是開創人類歷史上共產主義紀元的第一次社會主義革命，但有理由認為，十月革命是本世紀最後一次大革命，它鞏固了工業化社會的勝利，有助於確立後工業化社會文明的基礎。」[4]
換句話說，十月革命是一個將政權轉移到無產階級和農民手中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即一個不同於無產階級專政的、無產階級和貧苦農民的專政。[5]從經濟的角度說，這一專政就是列寧曾經說過的那個「真正民主革命國家中的國家壟斷資本主義」[6]。這一詮釋實際上是用列寧在1905-1907年間形成的對於俄國革命的闡釋否定列寧在1917年二月革命之後對於革命的社會主義性質的重新界定。
與這一判斷直接相關的，便是重新探討革命的性質：十月革命是一場社會主義革命還是「亞細亞式的社會革命」，它所開創的蘇維埃國家是國家資本主義，還是社會主義？這一問題已經隱伏在有關二月革命與十月革命關係的討論之中了。
早在蘇聯解體前夕，E.T.博羅金就論定：「俄國1917年革命的目標，是反對完全衰老的亞洲封建主義，同時反對業已發展起來的私有制資本主義。它的使命是為農民同生產資料徹底分離和在國有制統治基礎上建立社會化生產創造條件。如果我們不理解革命的這一特殊性，就不能理解革命的進程及其後果，就不能理解它客觀上可能成為而且已經成為導致確立國家資本主義的使命。」[7]
為了將十月革命的使命界定為確立「國家資本主義」，作者從經濟的角度將這一進程解釋為類似於歐洲資本主義原始積累的農民與生產資料的徹底分離，從而完全否定了社會主義經濟建設中讓勞動者（農民與工人）與生產資料重新結合的各種嘗試。
普京時代的到來讓種種修正觀點找到了彌合其衝突的契機。十月革命在戰爭中拯救了俄國，曾經遭到布爾什維克的敵人們長期指責的布列斯特和約也因為德國戰敗而被蘇俄政府宣布廢除。[8]十月革命後，即便在流亡的白俄分子中也發生了有關十月革命的爭論，其起因是部分白俄歐亞主義者認為十月革命是俄國在面對西方列強壓力下的一個曲折的、保留自身力量的步驟，從而不能完全否定。十月革命主張的民族自決最終通過聯盟形式，最大程度地保留甚至擴展了沙俄帝國的領土、人口和權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