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歐亞世界的歷史長河中，騎馬遊牧民常常扮演著傳遞東西文化的角色，而他們與定居民族之間的交往與衝突更是推動歷史演進的主要動力之一。而分據歐亞東西兩端的匈奴與斯基泰，則是開騎馬遊牧民國家先河的兩個人群。他們在歷史上建立了強大的遊牧政體，並且對南方的定居文明造成威脅。但由於騎馬遊牧民很少留下本民族的歷史記載，因此後世要了解他們的歷史，常常得仰賴定居民族對他們的描述，而這些描述又不免帶有偏見，並且視騎馬遊牧民為野蠻與殘暴的人群。時至今日，透過考古發掘與科學分析，讓我們在文獻史料之外，有了更多的材料能夠重建這些騎馬遊牧民的歷史圖像。而接下來要討論的這本《草原王權的誕生：斯基泰與匈奴，早期遊牧國家的文明》可以算是結合傳世文獻與新近考古成果，建構斯基泰與匈奴歷史的嘗試。
《草原王權的誕生》
林俊雄 著 陳心慧 譯
八旗文化
2019年1月
該書作者林俊雄（Toshio Hayashi）為日本古代中央歐亞史與中亞考古學家，研究主題包括遊牧民國家的出現與擴張、歐亞大陸草原上的石像、絲路上獅鷲圖案的傳播，以及馬具與打火石的起源等等。著有《歐亞大陸的石人像》（2005）、《獅鷲的飛翔——以聖獸觀察文化交流》（2006）、《遊牧國家的誕生》（2009）；合著有《中央歐亞史》（2000）、《中央歐亞的考古學》（1999）。
作者說明了選擇用騎馬遊牧民一詞來稱呼斯基泰與匈奴的緣由。他不贊同已故東京大學東洋史名譽教授江上波夫（1906-2002）所提倡的「騎馬民族」概念。作者認為所謂 「民族」 概念作為自古以來就存在的實體，恐怕並不適用於古代歐亞的遊牧民，因此選擇了比較中性的「騎馬遊牧民」一詞。而斯基泰（Scythian）則是歷史上有記載的騎馬遊牧民當中最古老的一支，他們於公元前八世紀起就活躍於今高加索與黑海北方的草原地帶和西亞地區，成為波斯帝國與希臘的重要對手。匈奴則是稍晚於公元前三世紀登上歷史舞臺，他們以今蒙古高原為根據地，和東亞的秦漢帝國相對峙。可以說他們塑造了後世遊牧與定居社會互動的模式，因此有必要深入探討。
首先騎馬遊牧民的誕生需要有一系列的條件配合。作者認為遍布蒙古高原的赫列克蘇爾（俄文khereksur）石塚不僅是象徵騎馬遊牧民興起的遺蹟，也是顯示草原權力產生的指標。而騎馬遊牧民在歐亞草原上的登場也歷經了一段漫長的過程。最早是公元前七千至前六千五百年間，羊逐漸成為主要的家畜。接著自公元前五千五百年開始，氣候開始逐漸暖化，開始出現草原乾燥化的情形。但是促進草原遊牧化的因素，除了氣候以外，還有技術層面的因素，即車與騎馬技術的發展。公元前三千五百年左右，在美索不達米亞發明了車。到了公元前兩千年，在烏拉爾山東側以南西伯利亞與中亞出現了安德羅諾沃文化（Andronovo culture），以及西側的斯魯布納亞文化（Srubnaya culture），已知這兩種文化開始製造青銅物品。到了公元前一千年左右，人類開始使用馬銜（馬嚼子）與馬鑣。而到了公元前九至前八世紀，草原上騎馬的證據突然暴增，而這被視為是斯基泰系文化的起源。
作者梳理了文獻與考古材料，試圖說明斯基泰人的起源。他以希羅多德的《歷史》為例，討論了希臘文獻中對斯基泰人起源的三種說法，分別為宙斯後裔說、海克力士後裔說，以及外來說。作者認為只有第三種外來說缺乏神話色彩，才是最可信的說法。簡言之，外來說主張斯基泰人原先為亞洲的遊牧民，但因為不敵馬薩革泰人（Massagetae）入侵，因此西遷至高加索北方至黑海北岸的草原地帶，驅逐了當地的原住民辛梅裡安人（Cimmerian）。然而直到1980年代前，外來說在考古學界（特別在蘇聯）並不是主流看法。作者一方面歸因為蘇聯考古學受到唯物史觀的指導，重視社會內部生產力的發展，忽略外來影響，另一方面當時也確實尚未發現東方草原上存在更早的斯基泰人遺蹟。這種情況要到1970年代前半，位於南西伯利亞的圖瓦共和國境內發現了阿爾贊（Arzhan）古墳（一號墳）後，斯基泰人外來說才逐漸成為主流學說。
斯基泰文化的特徵為其風格強烈的動物圖案，特別是在馬具與武器上的紋飾或裝飾。自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許多中後期的斯基泰古墳在北高加索與黑海北岸被發現，並且伴隨著大量的精緻金銀製品出土，當中充滿了希臘與西亞影響的痕跡，而又以西亞較早。因此過去認為斯基泰藝術起源於西亞，但隨著歐亞東部草原考古的開展，東方起源論逐漸佔據上風。可以說初期斯基泰藝術並未受到希臘與波斯等鄰近文化的影響，充滿了原創性。斯基泰藝術受西亞影響之處體現在對猛獸、鹿眼的表現方式與石榴圖像的應用；而受希臘影響之處則彰顯在希臘風格的獅鷲（英文Griffin或Gryphon，也譯為格裡芬）圖像的應用上。然而1971至1974年在圖瓦所發掘的阿爾贊二號墳，當中都未見西亞與希臘式的出土物。且該墳的時間約為公元前七世紀末，時間較西部遺址來得早，因此成為斯基泰藝術東方起源論的有力支持。另外作者還指出，從中國新疆伊犁河上遊出土的塞迦文化物品中，發現了受到阿契美尼德王朝與古典希臘時期風格影響的格裡芬圖像，而且在今阿爾泰共和國境內所發掘之斯基泰後期文化之巴澤雷克（Pazyryk）遺址中，也發現了中國的絲織品與戰國時代的鏡子。可以說早在張騫通西域以前兩三百年的時間，阿爾泰地區的人就已經開始跟歐亞東西兩端的文明進行交流了。張騫只是沿著原有的貿易路線旅行而已。作者以此強調了史前絲綢之路的存在及其重要性。
在歐亞大陸西部，也存在與斯基泰同期的其他文化。包括了義大利的伊特魯裡亞文化、巴爾幹半島上的色雷斯文化與安納託利亞半島上的呂底亞文化。這些文化不僅在美術樣式上類似，而且都以大型圓形墳墓為主。作者介紹了圖瓦的阿爾贊古墳、哈薩克斯坦的齊列克塔古墳、別斯沙特爾古墳，與北高加索的克拉斯諾伊茲納姆亞一號古墳。這些古墳的出現代表從青銅器時代進入鐵器時代，生產力提高，掌權者所控制的財富也大幅增加。加上與地中海和西亞文明的交流，使得工藝技術也有所提升。這些巨大古墳的出現及豪華的陪葬金屬工藝品，顯示掌權者以此誇示權利，也象徵著王權的出現。斯基泰時代可說是草原的古墳時代。
到了公元前三世紀，匈奴登上了歐亞大陸東部的歷史舞臺。作者主要以中文歷史文獻記載，搭配考古材料，以描繪其歷史發展軌跡。文獻部分大致以《史記》與《漢書》等正史的記載為主，敘述了冒頓與老單于的故事。較有可觀之處的是他從考古證據來探討匈奴先祖與月氏。作者指出公元前四至前三世紀，北亞草原地帶的文化可以分為三個地區，分別是1) 北京、河北省地區；2) 內蒙古中南部；3) 寧夏、甘肅省地區。它們彼此間雖然稍有差異，但大致與黑海沿岸的斯基泰文化和阿爾泰附近的巴澤雷克文化相近。而關於月氏，作者傾向將其領域擴大解釋為蒙古高原西部至新疆。如此一來，巴澤雷克文化就可以被視為是月氏的遺留。這個說法最早由日本的榎一雄（Kazuo Enoki）與蘇聯的魯堅科（Sergei Rudenko）等考古學家於1950年代末期所提出。
作者質疑了過去以文獻建構的匈奴政治社會體系，而且試圖用今日的蒙古文化與風俗來理解過去關於匈奴的記載。例如，《史記•匈奴列傳》中對匈奴社會中存在四王二十四長與其兵力共四十萬騎的記載，就被作者視為無法自圓其說。而為了解釋匈奴的王與將領名稱都帶有左右方位，他以今日的蒙古人方位觀坐北朝南來解釋，左手邊（蒙古語züün）就是東方，右手邊（蒙古語baruun）就是西方。另外司馬遷記錄匈奴無封樹堆土為墳之俗，從後來《漢書•匈奴傳》記載烏桓發掘匈奴單于墓一事，可以說明外人其實知道單于墓的方位，而作者利用了蒙古國諾彥烏拉古墳，來重建匈奴貴族墳墓的可能樣貌：即以方墳為主，並且出土漢朝的絲絹與漆器。作者據此解釋所謂匈奴墳墓「無封」之俗，實際上是低墳丘之意，而且刻意不顯眼。另外，從文獻與考古證據（例如位於俄羅斯布裡亞特共和國境內的伊沃爾加遺址）都說明，匈奴內部除了遊牧民以外，也存在西域綠洲與漢朝逃人所經營的農業聚落。另外，隨著歐亞東西兩端的物質文化交流開展，各種概念與文化也同時在不同人群中流通。例如帶有中國龍圖像的銅鏡與腰帶在阿富汗與黑海北岸出土，說明龍的母題也傳到了中亞與南俄。
匈奴與西元四世紀入侵歐洲的匈人是否為同源一事是過去學界爭論不休的話題。最早是由法國歷史學家德經（Joseph de Guignes, 1721-1800）所提出的匈奴與匈人同源論所引發。對此，作者認為雖然匈人的作戰與生活方式與斯基泰、匈奴相同，很可能是亞洲系的騎馬遊牧民，但沒有足夠證據斷言匈人就是匈奴。而在公元三至六世紀前半葉間的前突厥時代，在歐亞草原西部，主要的考古遺物包括貴金屬工藝品、馬鞍裝飾與鍑（遊牧民族在儀式中使用的釜）。而馬鞍、馬鐙以及「匈型」鍑從歐亞草原東部傳到西部的過程，也說明遊牧民在歐亞大陸上不僅弘揚自身文化，並且也扮演促進東西文明交流的角色。作者在結語中也反思了斯基泰與匈奴這些由遊牧民所建立的國家是否能符合以定居民族的標準來衡量其文明程度，並且堅信遊牧民及其文化也會繼續在中央歐亞的草原上延續下去。
作者林俊雄在寫作該書時引用了許多蒙古國的新近考古成果，然而過去中文學界缺乏一本蒙古國考古學的綜述書籍可供讀者參照。如今有了新的譯作引進入中文世界，實為學界福音。這就是2019年5月出版，由前蒙古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所長D. 策溫道爾吉、前烏蘭巴託大學考古學系主任D. 巴雅爾等人合著的《蒙古考古》。原書蒙古文版於2002年發行，2008年發行俄文增訂版，由D. 莫洛爾俄譯。簡體中文版由吉林大學考古學院教授潘玲與俄羅斯科學院西伯利亞分院遠東人民考古學、歷史學和民族學研究所博士生何雨濛等人翻譯。內容涵蓋了石器時代至蒙古帝國時期的蒙古國考古成果。
以該書開頭提及的赫列克蘇爾為例，《蒙古考古》一書對這個稱呼的來源做出了解釋（178頁）。該詞源自當地蒙古人見到這類遺存，誤以為是9世紀當地的黠戛斯人墓葬之故。但實際上赫列克蘇爾的年代比黠戛斯人至少早了一千年。另外還可以補上根據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的特爾巴依爾對赫列克蘇爾的討論，他提到該詞源於蒙古語的Киргис хүүр（Kirgis khüür），意為黠戛斯人（據信為今日吉爾吉斯人或柯爾克孜族的先祖）之墓，後來才音轉為khirgisüür。參見特爾巴依爾，《赫列克蘇爾遺存的年代及相關問題》，《北方民族考古》第2輯（2015年），57頁。
該書作者林俊雄質疑了《史記•匈奴列傳》中對匈奴社會中存在四王二十四長的說法，此處的匈奴四王即左右賢王與左右谷蠡王（235頁）。但是在同系列叢書中所收錄的京都大學東洋史名譽教授杉山正明的《蒙古帝國的漫長遺緒》中則有另外一番解釋。杉山正明將匈奴的左右賢王視為最高的兩王，其下各領十二長，故有二十四長。杉山正明並且認為這個二十四長的組織可以對應到後來北周始祖宇文泰所設立的「西魏二十四軍」，還有十三世紀拉施特（Rashid al-Din）《史集》中記載的突厥源流神話《烏古斯可汗傳說》中烏古斯可汗六子下屬的二十四個軍事集團。杉山正明認為這種左右兩翼與二十四個集團編組，成為了後來成吉思汗二弟與四子下屬的二十四個千戶編制的原型（78-88頁）。杉山正明這種結合傳說的討論，提供了讀者另一種看待歷史記載的方式。
《蒙古帝國的漫長遺緒》
（日）杉山正明 著
陳心慧 譯
八旗文化 2019年4月
另外，作者觀察到早期蘇聯考古學強調斯基泰人原生論，是因為受到唯物史觀的指導，重視社會內部力量演化，忽略外部影響的緣故。美國衛斯理學院考古學教授科爾（Philip L. Kohl）過去是考古學界中批判唯物論與民族主義的一名健將。無獨有偶，他在《歐亞大陸青銅時代的形成》一書中，對中亞考古也有過類似的觀察。他認為過往與現今的中亞考古研究存在一種現象：即便研究認可了中亞與其南方與西方鄰接地區有人群移動以及密切的交流關係，但仍舊強調內部的演化發展。
《歐亞大陸青銅時代的形成》
（The Making of Bronze Age Eurasia）
菲利普•科爾（Philip L. Kohl）著
《草原王權的誕生》附有詳盡的時代年表，也提供了許多的考古遺物圖片，讓人賞心悅目。不過在編輯過程中也出現了一些手誤，例如23頁提到赫列克蘇爾源自蒙古語khirigsuur，然而現代蒙古語寫作Хиргисүүр，故拉丁轉寫應為khirgisüür。75頁提及俄羅斯語言學家阿巴耶夫（Vaso I. Abayev），書中誤植為V. Abaycv。這裡也提醒讀者注意。
綜上所述，該書是日本學界從世界史與考古學的角度，探討早期遊牧文明在歐亞大陸上的發展。作者不僅回顧了學界在這個領域的經典研究成果，並且也對一些過去研究中在理論與具體觀點上所存在的偏誤進行了批評。他在高度評價遊牧文明所取得的成就的同時，也不忘反思過去以定居農業文明的標準評價騎馬遊牧民歷史時可能產生的扭曲。本書值得對遊牧考古學與中央歐亞史前史有興趣的讀者細細品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