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任逸飛
1916年6月,袁世凱一命嗚呼,孫中山的討袁事業取得階段性的成功。然而此時國際上的大戰還沒有停止,袁死之後的國內形勢也存在諸多變數,孫中山領導的革命黨又當何去何從呢?
一、孫中山的聯德戰略
袁世凱死後,副總統黎元洪繼任大總統,但實權卻掌握在國務總理兼陸軍總長——皖系軍閥段祺瑞的手裡。圍繞著中國是否加入一戰的問題,黎、段之間的「府院之爭」迅速激化。
進入1917年,袁世凱主政時曾一度討論過的中國參戰問題又再度喧騰起來,由於德國使用「無限制潛艇戰」威脅到了尚未加入戰爭的美國的安全,德美關係瀕臨破裂,至1917年4月,美國正式對德宣戰,並要求中國政府採取一致行動。自美國參戰後,歐洲戰局的發展已愈發對德奧同盟國不利了,北洋政府如果此時對德宣戰,加入協約國陣營,顯然是可行的。然而黎元洪和段祺瑞對這一問題卻無法達成一致意見。
皖系軍閥段祺瑞的背後有日本撐腰,令人倍覺弔詭的是,在日本成功解決袁世凱後,就一改過去反對中國參戰的口吻,開始積極動員中國參戰,段也希望藉助日本力量,通過參戰提升個人權威,成為北洋集團的新領袖,1917年5月,他利用「督軍團」壓迫國會儘速通過《對德宣戰案》,引發議員的不滿。
當美、英等列強看到中國此時參戰只能是愈發有利於日本在遠東擴張霸權後,紛紛變換立場,轉而支持總統黎元洪阻止參戰。結果黎、段矛盾「白熱化」,黎元洪於5月21日免去了段祺瑞總理職務,段前往天津另組「軍務總參謀處」,儼然第二中央,黎在壓力之下不得不同意督軍團團長張勳入京"調停國事",卻不成想事情演變成了7月1日張勳擁立廢帝溥儀「復闢」的鬧劇。
這場鬧劇很快被回師北京的段祺瑞鎮壓,大總統黎元洪因此事引咎辭職,改由馮國璋擔任。頂著「三造共和」美名的段祺瑞認為舊國會和《臨時約法》已因「復闢」被廢止,「法統」斷絕無恢復之可能,需另行選舉新國會。
段祺瑞的上述舉動引起孫中山的堅決反對,孫中山視其親自參與制定的《臨時約法》以及據此召集的第一屆國會為辛亥革命最重要的果實,袁世凱死後北洋的政局亂象更讓他堅信只有捍衛國會與約法才是建設「真共和」的途徑。1917年7月,孫中山在兩廣軍閥的支持下,連同部分舊國會議員及海軍,南下廣州另行召集「非常國會」,籌組「中華民國軍政府」,轟轟烈烈的「護法運動」由此拉開帷幕。
▲段祺瑞
孫中山南下「護法」意味著在南方另行組建政權,在列強看來是有意製造中國的分裂,威脅其在華權益,自然不能予以同情。而經歷了「二次革命」的頓挫與「討袁」的艱辛,孫中山在對外策略上也來到轉折關頭:日本寺內正毅內閣在段祺瑞執政後,迅速拋棄了孫中山,轉而支持北洋政府,孫對聯絡日本已不再抱有希望。
另一方面,孫中山過去曾一直熱切盼望英國的援助,然而英國自袁世凱上臺以來,全力挺袁,金錢輸送源源不絕,客觀上導致革命黨在與袁世凱的鬥爭中每每落敗,造成慘重犧牲。正因如此,1917年4月,由朱執信執筆,孫中山口授了一本名為《中國存亡問題》的小冊子,這本書採極端敵視英國的立場,孫中山認為中國加入協約國參戰沒有任何實際好處,相反,德國素來對華友善,同盟國如果在戰爭中獲勝或許對中國更有利。就這樣,孫中山逐漸開始把合作的目光轉向德國。
恰好面臨戰局惡化的德國也有意對華實施拉攏,在無法阻止北洋政府對德宣戰後,德國駐華公使辛慈(Paul Hintze)開始尋求和孫中山接觸,意圖促成中國政局的變化使德國在遠東轉敗為勝。臺灣學者李國祁通過查閱德國外交部的機密檔案,找尋到了德方金援孫中山的詳細記錄:1917年3月25日,北洋政府宣布對德絕交,辛慈在下旗返國的中途,委託德駐上海總領事克裡平(Knipping)洽商與孫中山合作倒段的辦法;孫中山派其好友曹亞伯與克裡平聯絡,此時孫正積極運動海軍司令程璧光率艦隊南下,需要大筆經費,克裡平承諾將援助孫200萬元,雙方一拍即合。
▲1917年7月,孫中山就任護法軍政府陸海軍大元帥
6月23日,孫中山、岑春煊、唐紹儀聯名邀請程璧光在上海靜安寺路哈同公園晚餐,引起輿論矚目,6月27日,孫中山派人將麥加利銀行支票30萬送交程璧光,孫能夠如此爽快地拿出這筆經費無疑與克裡平的金援有極大關係。1917年7月22日,海軍發布「討逆通電」,程璧光與第一艦隊司令林葆懌率艦船十餘艘前往廣州,海軍南下護法顯著增強了孫中山方面的實力,孫之聯德戰略可謂頗見成效。
二、護法經費的真正來源
有趣的是,假使翻閱蔣介石《日記》可以發現,關於這筆德國援助孫中山「護法」的資金,蔣本人也是經手者之一。1917年春,卸任東北軍參謀長的蔣介石棲居滬上,與陳果夫、蘇曼殊住在法租界蒲石路新民裡。至護法運動開始,有鑑於蔣多年來在江、浙兩地領導討袁的經歷,孫中山授命其主持東南各省的黨務軍事,而有關德國資金一事,蔣在《日記》中記載如下:
「當時德國公使下旗歸國,以其在華留餘之資金約二百萬元貢獻於本黨總理,資助革命。總理命餘極秘密經理此事,即以此款運動北洋艦隊,由總理交程璧光率領南下,赴粵組織軍政府,而留餘在滬主持一切。當時唐紹儀暗使陳炯明向總理追問此運動海軍之款從何而來,總理只答其可問介石自明,及餘抵粵軍時,陳(炯明)復向餘追問,餘乃設辭曰,賣卻交易所各股票所得也,陳乃信以為真。今日世人以餘在交易所投資百萬元所得資金貢獻總理作軍費之說,其或亦由此以誤傳誤而來乎!」
孫中山與德國方面的接觸是在極秘密的狀態下進行的,所以外間並不詳知雙方交易的內幕,甚至連陪同孫中山護法的唐紹儀和陳炯明也不察其中底細。但從蔣介石的記載看,他顯然很清楚這筆款項的來源是德國,可以判斷他與曹亞伯一樣參與了款項的接收和撥交海軍的工作。
至於陳炯明為何會相信蔣介石關於資金來自「交易所各股票所得」的說辭,就需要提到蔣介石自1918至1923年,有很長一段時間都在上海證券物品交易所做股票生意。
結合楊天石的相關考證可知,孫中山本人曾親自參與了上海交易所的籌辦工作,而在他前往廣州領導護法運動後,交易所的業務便交由蔣介石、張靜江、戴季陶及陳果夫等人負責。已有論者指出,孫中山設立交易所的目的,正是想通過股票交易累積資金以為開展革命事業之用。
不過,蔣介石在交易所的「戰績」並不好,最後賠得血本無歸。根據《日記》中的記載:「其實當時總理與餘及季陶、靜江四人所有之優先股,最高價時亦約值百餘萬元,其後皆為靜江一人投機輸完,總理與餘並未有獲得毫利,更於革命無關。當靜江投機倒帳時,餘反由粵借匯廿萬元補救靜江也。惟總理赴粵時,確由交易所董事公開供給二十萬元之數,以為發起倡導者之報酬而已,此世人傳餘為在交易所任成員或投機之說所由來也。」
可見,蔣介石在交易所的投機買賣和籌措運動海軍護法的經費之間似乎沒有直接關係,不過孫中山自克裡平處所獲資金是否有部分餘款被投入到了交易所的買賣之中,因缺乏資料,尚存疑問。
孫中山在廣州雖然名義上成了「護法軍政府」的所謂「大元帥」,然而自護法運動開始以來,革命黨的行動自始至終即受到西南軍閥陸榮廷、莫榮新、唐繼堯等人的百般壓制,其方針政策根本無法有效貫徹,「護法」漸漸淪為西南地方實力派對抗段祺瑞「武力統一」的招牌。到了1918年5月25日,在西南軍閥的唆使下,廣州護法軍政府決定將原先的元帥制改為七總裁制,變相取消了孫中山的領導地位,孫中山聞訊憤而辭職,護法事業就此中輟。
▲1918年5-12月援閩粵軍行動圖(見黎東方《蔣公介石序傳》
不過對於孫中山來說,這一年多的艱苦奮鬥也並非一無所獲,通過收編原廣東省長朱慶瀾所轄親兵20個營,革命黨於1917年底組建了一支武裝,並被護法軍政府派至粵閩邊境,預備北伐。這支稱為「援閩粵軍」的部隊由陳炯明擔任總司令,許崇智、鄧鏗擔任副總司令和參謀長,一批革命黨員也加入其中,為之後孫中山繼續推展革命事業預留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