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現已成名的女作家，她一言以蔽之：一丘之貉。
衛慧：「根本不值得我一談。」
王安憶：「離一個現代女性的心靈越來越遠了。」
林白：「本來已經接近了一個女人的內心和本質的東西，但是臉一抹，又給自己穿上了花衣裳。」
但是，在這一丘之中，也有兩個「貉」是例外，一個是方方：「方方還活著，還有欲望。」另一個是棉棉：「我和棉棉很相像，她就像我的一個妹妹。她寫的是男人和女人談戀愛，我寫的是女人怎麼去賣。」
我的烏鴉
你們從何方飛來
彌擁於海天之際
頑強地生存，並令此地的人們不安
我的烏鴉
我充滿眷戀的烏鴉
你們可曾想過
我也是你們當中的一個
還有我可愛的那些女人
———《烏鴉》題記
海倫原本不是海倫，但是，她來到了新加坡，變成了海倫。
新加坡不僅有海倫，還有taxi，還有芬，她們每天在語言學校上課，是有合法手續的中國留學生，但是她們真正的職業是家庭教師，是舞女，是為了生存出賣色相，向男人換取錢和禮物的人，是變相賣身的小龍女。
新加坡的男人似乎都是私炎，都是柳道，雖然有家室，但是更有錢財。遺憾的是，無論是錢財還是感情，都是這些小龍女們所無法把握的。她們只能在一次次無望的追逐中絕望地落空，她們只能彼此傷害，並被這個世界傷害。
一股悶熱的空氣迎面撲來，天空中飛翔的都是烏鴉。
很久以來我都不認識九丹，直到今年6月前後，在新加坡的早報網上，我看到了關於《烏鴉》的討論和專題，才知道有九丹這麼一個女人，寫了一本叫作《烏鴉》的書，其中描述的竟是一批頗為另類的中國留學生在新加坡的頗為另類的生活。後來，又見到王朔等文壇罵將和李陀等文壇大將的一致推崇文章，才決定認真探究一下。至此，我才又知道，在《烏鴉》之前，這個叫九丹的女人還寫過《愛殤》和《漂泊的女人》兩本書，只不過都無聲無息罷了。於是，我很想知道，這第三本書中究竟有什麼奧妙，九丹究竟有什么九轉煉丹之術。
房門打開，我看到了一個翠綠的女人
房門口沒有裝電鈴，看起來九丹似乎應該是個不太好客的人，對著重重的防盜門，我很沒信心地敲了一下，一點也不相信這聲音能傳入多遠，但房門已應聲而開了———九丹顯然是在專心地等我，房門口，出現的是一個翠綠的女人。
我說的第一句話就是，你和我想像的不一樣。
其實，我也沒怎麼設想過九丹應該是個怎麼樣的人，我只是沒想到一個醉心寫作的人會有這麼富於交際的外表———一件翠綠底色的外衣，上面鋪著黃色的花朵，黑色緊身褲，腰部纏著絲絲累累的金屬鏈，一絲肉色隨著身體的起伏隱隱露出。頭髮是那種做成麥芒狀的直發，一直披過肩頭，時時遮住臉頰兩側———一張不失美麗的臉蛋，一個不失美麗的女人。
房中的擺設除去與生活必須和與以往作品有關的陳列之外，凌亂而卡通，現出一個單身女人的生活隨意而自得，還帶點散漫的味道。不算大的單元房中擺著兩臺電腦，九丹扶著一臺聯想說：「平時我用這臺。」
回過身來，側頭指向一架衣櫃：「其實，我的衣服全是黑色的。」九丹對穿著一身黑的我說。
寫這樣的書的女人，一定是有經歷的女人，但九丹顯然不願意多說
九丹，原名朱子屏，現年33歲，生於江蘇省揚州市。1991年畢業於中國新聞學院。就職於廣西某媒體。1992年辭職進京，先進入一家文化發展公司，後與人共同承包北京電影學院電視片部。1995年赴新加坡學習語言，1997年回國。
1992年之前的九丹，應該說還在軌道之上，沒什麼履歷，因此，1992年的毅然辭職，差不多是九丹的第一個大舉措，九丹形容自己當時是「哭得要死」，「一下子什麼都沒了，醫療、福利，一點靠山都沒了。」但是，九丹還是決定走這一步。
來到北京，九丹進入的第一家單位是一家民營的文化發展公司，「說是製作電視節目，其實就是跑企業，給企業做專題」。那時的九丹，每個月有300多元的收入，公司管吃管住。
沒有自己希望的採訪、撰稿，九丹每日看到的就是公司美麗的女同事圍著老闆轉，「每個人都在用女性的魅力工作」。幾年之後，九丹還會常常回憶起公司的生活：「當時，我正在跟老闆的助手談戀愛，老闆不敢或者是不好意思打我的主意，不然的話，為了生存，不一定在哪一個夜晚，我也會投入老闆的懷抱。」
終於和男友雙雙離開這家公司，並且通過承包這種方式有了自己的公司和事業，並且取得了相當的成功。
但是，沒能將感情進行到底的九丹，也不願再將事業進行到底，1995年，九丹以學習語言的名義去了新加坡，對此，在接受新加坡記者採訪時，九丹特意在「學英語」前面加了「好像」。她很尖刻地對我說：「學英語，在哪兒不學，國內那麼好的條件不能學，非要去新加坡？」
對於這兩年的生活，九丹也不願多談，問一答一，一直不肯展開，我只能一斑全豹地知道九丹在新加坡的英語學習也是純屬象徵性。至於如何維持生活，九丹說「那時已經有了一些積蓄」，又在朋友介紹的一些公司工作，工作內容不過是端茶送水之類。對此類工作，九丹並不嫌棄，反而自嘲「幹不好」，「連水也不會端」，但是，「看在朋友面子上」，似乎從來沒人計較九丹的無能與無知。我問九丹哪來這麼多這麼大面子的朋友，九丹除了回答我她有很多朋友之外，特意告訴我，她的同性朋友多是中國人，她從她們身上看到了許多，而她的異性朋友多是當地人。我見縫插針地叮問一句：「談戀愛了嗎？」九丹倒很爽：「有哇。」
據九丹自剖，當初去新加坡，很大的成分是為了取得一本新加坡的護照，為了這個目的，就是假結婚也未嘗不可。但是，實際上，就是你願意做這些犧牲也是不可能的，第一，沒人給你介紹，第二就算有人介紹，對方一看你是中國來的也不會對你真心。因此，有了這個男朋友，便會格外的敏感和自尊，處處防備別人說自己有所企圖，有時候一語不和，一提到：「你們中國女人……」如何如何，一場爭執就很難避免。於是，前後交往了6、7個月也就散了。
我問她遺憾嗎———如果這段戀情成功，可能就不會有《烏鴉》，我也不會在國內看見九丹，九丹偏著頭想了很久，遲疑地笑著說：「遺憾嗎？從來沒人這麼問過我。」
隨後，她承認，之所以愛上這個男人，除了他未婚、有知識之外，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是當地人，也就是說，雖然處處防人說自己有所企圖，但是，事實上就是有所企圖，這是無法否認的。「不過，」九丹接著說，「失去了這些男友，我還是更喜歡現在的狀態。」
九丹的敘述雖然破碎，但我可以感到這些破碎的回憶對敏感的她影響至深
這是採訪近尾聲的時候九丹給我講的她童年時的一個經歷。
在她的記憶裡，揚州是個小而貧窮的地方，沒有一句話是她向我炫耀這個著名水鄉的舉世聞名的美麗。同為稅官的父母，可能不缺少形式上的體面，但是在經濟上的困窘才來得更加真實和令人無奈。「沒辦法，家裡孩子實在太多了。」在五個兄弟姐妹中，九丹很不合時宜地排行第四，「如果是老大，可以給爸媽幫忙，在弟妹面前也比較有威望。如果是老小，可以撒撒嬌什麼的。」老四自然什麼好處也不佔，而且，「總是穿別人剩下的衣服」。現在修飾精緻的九丹居然告訴我，從小就認為自己很醜，以至於「睡覺時頭都往裡歪著」，以減少曝光率。「大約十來歲的時候，有一次，附近的一個豬圈失火了，大家都跑去看，我也去了。回來後，大家都笑著議論，我卻很難過。我一心想著，人的命運其實也差不多。這種記憶一直伴隨我長大。我在公司裡看見老闆和女職員，在新加坡看見小龍女，我一次次地想到，人的不可逾越的豬的命運。」
九丹對於人生的認識，和兩性之間的關係的認識一直令我吃驚，一開始，我以為她偏激得可怕，談過之後，我反而覺得她悲觀的可嘆。豬的故事就是最好的詮釋。
在九丹眼裡，這個社會完全是男性化的，以男性為主宰的，女人的地位不僅是附庸，而且就是這個附庸地位也是極不可靠。在她敏感的心靈裡，個人情感和事業的不如意，已經上升到理想的破滅。她這樣詩意地說道：「也許是我們渴望太多，失望是註定的。比如男人，如同在我前方閃爍著的燈火，我向他們攀去，但是，當我的手撫上他們的肩頭，他們就會熄滅，我一個一個攀去，燈火就一個一個熄滅……我幾年前去新加坡，也是這樣把它當做未知的希望去攀的，但是它也熄滅了。男人就是男人，燈火就是燈火。」
她是一個多麼容易希望的女人，又是一個多麼容易失望的女人，她從她的經歷中得出了「錢，對女人才是最可靠最溫暖」的看法和結論。我想，她還有許許多多不便向我講述的事實和思考，事實上，她所做的這一切已經超出了我的理解範圍，她勸我：「作為一個幸福的女人，不要去想這些。」我誠懇的謝謝她，並且肯定會接受她的勸告。正如她自己所說：「每個女人都是曾經的安娜，但是到了一定的時候，她已經沒有權利去做安娜了。」
我認為九丹的寫作還不夠成熟，但是，九丹對寫作和作家顯然早就有了自己的看法
《烏鴉》的爭論在海外已經有了近三個月，目前終於蔓延到了國內，其實，真實與否實在不是重點，而九丹的大膽和妄言才是震動文壇的武器。在這個問題上，九丹已經走出書齋，她並不想當一個尋常意義上的女作家，相反，她急於將自己和她們區分開。在她的眼裡，她們的創作都是虛偽的，根本不涉及內心，「是製造了一個塑料女人站在路邊，給人看她塑料的裸體。
對於現已成名的女作家，她一言以蔽之：一丘之貉。
衛慧：「根本不值得我一談。」
王安憶：「離一個現代女性的心靈越來越遠了。」
林白：「本來已經接近了一個女人的內心和本質的東西，但是臉一抹，又給自己穿上了花衣裳。」
但是，在這一丘之中，也有兩個「貉」是例外，一個是方方：「方方還活著，還有欲望。」另一個是棉棉：「我和棉棉很相像，她就像我的一個妹妹。她寫的是男人和女人談戀愛，我寫的是女人怎麼去賣。」
據說，在南方，圍繞九丹的盜版生意已經是火火的了，不惟《烏鴉》，就是《愛殤》和《漂泊的女人》也開始低開高走，不僅國內盜版，就是東南亞也來搶版權。如今，九丹的第四部大作《鳳凰》還沒脫稿，而所謂的「九丹第四部力作」已經託名上市，看起來，九丹這回終於是賣出去了，而且賣得很好。
文／李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