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紀初以來的中國音樂文化中，民族管弦樂堪稱最具時代象徵意義的一個文化存在。從1920年鄭覲文（1872～1935）在上海創立「大同樂會」算起，中國民族管弦樂的發展已有百年歷史。進入新時代以來，「講述中國故事，弘揚中國精神，向世界展示中華文化的魅力」已成為文藝創作共同的時代主題；在國家文化發展戰略引領下，包括民族管弦樂在內的中國音樂發展已呈現出新的走向，致力於民族管弦樂發展的音樂家們正以高昂的創作熱情不斷推出記錄時代的聲音文本。
據筆者統計，進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以來，民族管弦樂新作品竟有300多部（首）。需要說明的是，這個數字僅為近年為大型民族管弦樂隊創作的新作品（包括協奏曲），尚不包括為民族樂器與交響樂隊創作的協奏曲。進入新時代，中國民族管弦樂走向成熟的一個重要標誌，就是形成了一支更為穩固的由作曲家、民樂的指揮家、演奏家共同組成的創作隊伍。這種創作主體的多元化堪稱當下民族管弦樂創作的一大特色。
北京、上海的民族管弦樂創作
首先看老作曲家顧冠仁。自1959年首次與馬聖龍共同創作《東海漁歌》以來，顧冠仁的民族管弦樂創作至今已整整探索了60年。2012年顧冠仁受上海民族樂團委約創作的民族管弦樂序曲《藍色暢想》以藍天、白雲、碧海、波濤這些充滿朝氣和激情的「意象」為表現對象，刻畫了青年一代滿懷豪情、奮發向上的精神風貌。2018年他創作的中樂與崑曲「跨界交響」《牡丹亭》，將傳統崑劇腔韻與大型民族樂團的交響性有機融合，完成了耄耋之年的又一次突破。透過老一輩作曲家的創作，我們感受到的是朝氣蓬勃、與時俱進的藝術激情以及在題材體裁和音樂技術上不斷開拓、勇於創新的可貴精神。
2019年12月，上海音樂學院第六屆民族管樂周上演的「騰飛——朱曉谷民族管樂作品音樂會」則濃縮了這位作曲家20餘年來創作的代表性作品。這位在民族器樂和舞劇音樂領域深耕多年的作曲家，至今已經完成了近600部（首）作品。在持續的藝術探索與實踐中，他為自己總結摸索出了民樂創作「第三條道路」，既「紮根傳統音樂，重視民間傳統，又吸收西方現代作曲技法，寫老百姓聽得懂，又具有時代氣息的民樂作品，並能形成一定的獨特風格」。在其2015年創作的民族管弦樂《治水令》中，全曲「災」「難」「治」「凱」四個部分一氣呵成，以凝練的筆法講述了延續數千年中華治水的傳承，讚頌了民族英雄為民治水的博大情懷。透過作品可感受到，朱曉谷在題材的選擇上不僅展現出當代視野和人文縱深，在結構布局、調式和聲變化、配器色彩上，也展現出努力使現代技法和民族風格有機地融合一體的審美取向。
從劉錫津的民族管弦樂創作中，我們亦能觀察到這種時代特徵。其創作領域一度十分廣泛，涉及民族器樂、舞劇音樂、影視音樂、歌曲等多個領域。進入新時代，特別是在擔任中國民族管弦樂學會會長以來，他的創作開始更多集中在民族管弦樂方面，且展示出旺盛的創作力。其近作不再限於擅長的東北風格，而是將藝術視野拓展到更廣闊的文化場域。民樂合奏《春暉》（2012）是以唐代詩人孟郊的經典詩作為題，譜寫的一曲讚美人間最真切淳樸的母愛的頌歌。講述了廣州三元裡人民抗英故事的高胡與樂隊《三元裡》（2018）恢弘大氣、感人肺腑，充分表達了故事的歷史背景和中國人民英勇不屈、抗擊外虜的英雄氣概。新時代劉錫津的作品還有箜篌與樂隊《絲海流音》（2015）、民樂合奏《蓮花序曲》（2017）和《姑蘇印象》等。
楊青的創作則表現出對中國傳統文人藝術旨趣和精神品格的偏愛。如他近年來推出的一系列以「竹」為題的民族室內樂及管弦樂作品，都透過對「竹子」這一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具有獨特精神象徵意味和美學意韻的符號，將自己對生活的感悟和對人生思索與竹之情態、意象相融聯通，展現出當代藝術家對自身道德塑造和心性修養的追求。他敏銳地捕捉到了「線條」在傳統藝術中的獨特價值，並通過不斷的創作實踐，逐漸形成了一種在保持民族特色旋律、調式獨特個性的前提下通過配置縱向和聲語彙、特別是將橫向音高疊加成為縱向和聲（「縱合化和聲」）的創作特色，使中西兩種音樂思維有機融合、相得益彰。在音高組織上，楊青則以五度音響為核心，同時加入色彩性特別是具有地域風格的素材，並結合現代手法進行「陌生化」處理，使作品的深層基因與所要表達的中國文化的精神內涵達到高度統一。
王建民的創作以個性鮮明、品質精良著稱。雖作品數量不多，但每推出一部作品都能獲得廣泛好評。其開創性的系列「二胡狂想曲」更被稱為「現象級」音樂作品。無論是以貴州苗族《飛歌》為素材的「一狂」，以湖南民間音樂為素材的「二狂」，以新疆音樂為素材的「三狂」，以西北音樂為素材的「四狂」，還是以蒙古族音樂為素材的「五狂」，王建民從音高材料、旋律寫作及主題設計、和聲語彙及曲式結構布局，都用心構建起了一種具有強烈現代氣質的「新傳統」。他精準提取民族音樂素材的「基因」，並以自創的人工音階對其進行發展加工，以擺脫原民歌的「原味」而呈現出一種「似而非似」的風格與韻味。這些做法都為當代的民族器樂創作開創出了新的道路。
劉長遠作為一名學院派作曲家，在追求與眾不同、脫俗的前提下，更注重音樂的可聽性。其音樂總能將專業技術含蓄地融合在音樂形象的塑造中，而力求做到雅俗共賞。他近些年創作的民族管弦樂《憶》（2012）、箜篌協奏曲《空谷幽蘭》（2014）、柳琴協奏曲《月下舞影》（2015）、民族管弦樂《絲竹的交響》（2018）等作品，均為中國各大民樂團的委約作品，並保持著較高的上演率。尤其在中國廣播藝術團委約創作的四幕歌劇《莫高窟》（2018）中，劉長遠還嘗試用民族管弦樂隊（僅加入少量銅管樂器）為歌劇伴奏，以此也擴寬了民族管弦樂隊的藝術功能。
以上顧冠仁、朱曉谷、劉錫津、王建民、楊青、劉長遠6位作曲家，也只能說是京滬民族管弦樂創作的代表。在京滬兩大文化中心之外，全國多個地區都活躍著專注民樂創作的作曲家，如黑龍江的隋利軍、遼寧的鄭冰，廣東的房曉敏，西安的周煜國，他們長期浸潤在地域文化的滋養中，鮮明的地域風格在他們創作中形成了獨特的文化標識和審美格調。同時，隨著人生閱歷、藝術積澱的逐步加深與成熟，他們又在作品題材、體裁、內容上不斷突破，顯示出鮮明的個人風格和獨特的文化思考。
民樂演奏家的民族管弦樂創作
在民族管弦樂創作隊伍中，作為「局內人」的演奏家、指揮家也一直是一支不可小視的力量。尤其是在事業發展初期，民族管弦樂創作較少得到專業作曲家的關注，故從鄭覲文以降，彭修文、秦鵬章、劉明源、劉德海等大批演奏家、指揮家都不遺餘力參與創作改編，並推出了一大批眾多膾炙人口的經典作品。由於他們對民族音樂文化素材有了深厚的積澱，並有多年豐富的舞臺演出經驗，還有對各種樂器性能和演奏技術的稔熟，故他們的作品往往因充分展現出了各自不同的藝術旨趣和個性而更能與聽眾的審美需求相通，並在拓展樂器的藝術表現力和演奏技法方面有所建樹。
作為竹笛大師趙松齡先生的高足，蔣國基得到了先生演奏技術、樂器製作、音樂創作上的「真傳」，進而多管齊下拓展自己的藝術場域。當年，趙先生研製了「U」型彎管笛，作為解決低音竹笛的笛管過長這一難題的創造性嘗試。經過多年的摸索，蔣國基在樂器的製作工藝上進一步優化，還創造了「以緩治慢」的演奏技術來緩解因管體粗長、用氣量較大導致的發音滯後問題。為了進一步推廣彎管笛，讓更多聽眾領略到這件樂器的魅力，蔣國基還主導創作了《雷峰塔遐想》（2013，謝鵬配器）等一系列彎管笛與民族管弦樂隊作品。《雷峰塔遐想》是為彎管笛創作的首部大型作品，蔣國基經過長時間構思，最終選擇以代表江南文化的文化符號「雷峰塔」為切入點，來展現傳頌千年的蛇仙與凡人的愛情傳說。「雷峰塔」古遠滄桑的形象與彎笛低沉渾厚的音色堪稱相得益彰、高度契合。
笛子演奏家王次恆的近期創作，則偏愛從中國傳統詩詞的意境中去獲得靈感，進而展現出中國傳統文化中雋永、飄逸的氣質。2014年，他到福建採風並遊覽清源山數次，並創作了《夢家園》。這部作品正是有感於當地靈秀恬靜的自然景觀和文人墨客的詩作雕刻，進而觸景生情，作成此曲。這部作品不僅擷取了廣東音樂、福建南音的音樂語彙，還加入了現代音樂元素，衍生出的是對民族音樂文化的傳承，以及借鄉音傳遞出作者飽含濃厚情愫的中國夢。
同是竹笛演奏家，張維良的創作則展露出更為大膽、先鋒的特點。在近年推出的一系列主題音樂會中，他通過自己創作和委約國內外作曲家的作品等方式，來探討了自然、水、大地等具有世界性意義的文化主題。在具體表現手法上，更是嘗試了現代音樂、「新世紀」（New age）、「世界音樂」（World Music）元素以及多媒體跨界等形式。雖然他的藝術創作多集中於室內樂和融合跨界領域而不在本文敘述之列，但透過三位當今具有代表性的竹笛演奏家的藝術實踐，足以讓我們看到當代民樂多元豐富的樣貌。
（作者單位：《人民音樂》雜誌社。原題《新時代中國民族管弦樂創作述略》，《音樂藝術》2020年第1期。中國社會科學網 鬍子軒/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