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王明珂《民族與國民在邊疆：以歷史語言研究所早期民族考察為例的探討》一文觸及一個重要議題，即民國時期中國學者最重要、最緊迫的工作是「造民族」還是「造國民」。其所涉1929年黎光明「造國民」與1933年芮逸夫等人「造民族」活動的歷史，值得再作深入探討。兩相對照，不難發現，運用西方民族學知識在中國邊疆地區識別不同群體的「造民族」是一條便捷的道路，但「民族」意識被催生後所帶來的離心力無法忽視；在各族民眾中構建國家認同，「造國民」是一條艱辛、漫長、曲折，卻仍然必行的道路。
【關鍵詞】民國時期；民族；國民；民族識別
「19世紀中期以降，中國被迫納入歐洲主導的國際社會，並作為一個弱國處於國際體系的邊緣地位。強國可以塑造國際事態和外部環境，而弱國只能被國際事態所塑造並被動地適應外部環境。」（王立新，2019：2）在與列強對峙的過程中，延續幾千年「中華天朝」傳統的「大清」被迫轉型，成為與周邊諸國並列且備受欺凌的「清國」，被外力強行「納入『民族國家』這件緊身衣」（孫隆基，2004：21）。清末民初，中國政治與文化精英最為關切的，就是面臨帝國主義列強咄咄逼人的軍事侵略和外交脅迫，如何能夠把清朝管轄地域和屬民保留下來，避免同胞們成為亡國奴。「英國的大炮破壞了中國皇帝的威權，迫使天朝帝國與地上的世界接觸。與外界完全隔絕曾是保存舊中國的首要條件，而當這種隔絕狀態在英國的努力之下被暴力所打破的時候，接踵而來的必然是解體的過程。」（馬克思，1961［1853］：111-112）此時中國人所感到的威脅，不僅是「亡國」，而且是「亡天下」。「救亡圖存」的緊迫壓力無疑是「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
鴉片戰爭後，清朝政府發現地廣人稀、管轄鬆散的邊遠屬地極易被列強軍隊強佔割讓。在喪失大片領土後，為了防範局勢惡化和國家解體，清廷不得不進行治理體制大調整，把「多重式天下」治理模式和各族聚居地域「多元化行政體制」（王柯，2001）逐步向全國統一的省、府、縣體制轉化，加強中央政權對邊疆地區的直接行政管轄。具體舉措如東北地區開禁建省，川、桂、雲、貴等地區加快「改土歸流」，藏區和外蒙古推行「新政」，內蒙古實行「放墾」和「移民實邊」，新疆加強兵屯並建省，以此應對列強的邊境蠶食和割佔領土的緊迫威脅。這些改制措施背後的潛意識，即是希望參照歐洲國家和明治維新後的日本模式，把大清朝逐步改造成為一個中央集權、國民同質的民族國家。而當時實行君主制的沙皇俄國、普魯士德國、日本等歐亞強國，則是清朝統治集團效仿的榜樣。
與此同時，西方近代工業化進程中發展出來的地理知識、政治理論、社會模式、教育制度和學術知識體系的新概念也藉助洋槍洋炮和火車輪船的聲勢，經由各國外交官、商人、傳教士、探險家和各類學者等傳入中國。晚清及民國各界精英人士及全國城鄉居民，經由不同渠道開始接觸到一個個全新的政治理論和概念體系，並以此為基礎來重新解讀與認識國人必須面對的這個由林則徐、魏源分別在《四洲志》和《海國圖志》中介紹的宏大世界，理解和引導這個在外部勢力逼迫下處於急劇變革中的國家。王明珂先生在《西北民族研究》2019年第2期發表的《民族與國民在邊疆：以歷史語言研究所早期民族考察為例的探討》，雖然談及的似乎是學術界一件無足輕重的陳年往事，在具體事例討論中向讀者揭示的卻是一個有關中國國家建構的核心議題。
一、黎光明與傅斯年
在民國人物當中，無論從哪個方面看，這兩個人都不在一個層次上。
黎光明絕對不是什麼名人。他1901年出生於一個回民家庭，1926年畢業於中山大學，1928年受聘於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以下簡稱「史語所」），次年前往四川西部少數族群聚居區進行田野調查。他與同伴王元輝在此基礎上完成的《川康民俗調查報告》手稿，直至75年後才由王明珂從史語所檔案中「發掘」出來並得以出版（黎光明、王元輝［著］，王明珂［編校］，2004）。在王建民的《中國民族學史》上卷中僅簡略記述了這次田野調查。該書附錄三「20世紀前半期中國民族學家學術簡歷」未列入黎光明，附錄四「中國民族學大事記」（1895—1949年）在1928年只有簡短一句話：「8月，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派黎光明到川邊作民物學調查。」（王建民，1997：422-423）此次調查結束後，黎光明便不再從事學術活動。「他自川邊返回南京後便離開歷史語言研究所，轉任於四川之軍政與教育界，如此種種皆證明其在民族考察、研究方面的成績未能讓他立足於主流學術界。」（王明珂，2019：84）1946年他出任靖化縣縣長，同年在與當地幫會衝突中身亡。無論從學科史還是民國政治史的角度來看，黎光明都是一個完全可以被忽略的「無名之輩」。
傅斯年則是民國學術史上的一位傳奇人物。他1896年「出生於一個儒學世家兼破落貴族家庭，其祖上傅以漸乃大清開國之後順治朝第一位狀元，……傅門一族家業興旺，歷代顯赫」（嶽南，2008：8）。他1913年入北京大學預科，1916年轉北京大學本科，1918年與羅家倫、毛準等組織新潮社，創辦《新潮》月刊提倡新文化，1919年五四運動期間擔任遊行總指揮，為北京大學學生會領袖之一。1921年入倫敦大學心理學專業，1923年轉柏林大學學習比較語言學，1926年回國在中山大學任教，1928年為中央研究院總幹事，籌建史語所並任所長。1929年，傅斯年得到中央研究院院長蔡元培的支持，從收藏家手中購得明清內閣檔案6萬公斤，避免了這批珍貴史料落入偽滿洲國之手，此事令史語所「聲威大振，其擔負的歷史研究與中華文明探索的前驅性使命和輝煌成果，令學界同人為之豔羨」（嶽南，2008：121）。1934—1937年史語所在殷墟發掘出土大量文物，舉世震驚。抗日戰爭爆發後，傅斯年出任國民參政會參政員，兼任國立西南聯合大學教授。抗戰勝利後，他代理北京大學校長。由於他奮力抨擊，迫使孔祥熙和宋子文兩位行政院長先後於1938年和1947年辭職，從而名聲大噪。1948年他當選中華民國政府立法委員與中央研究院院士。1949年1月他隨史語所遷至臺北，兼任臺灣大學校長。在1950年逝世前，傅斯年在學界和政界一直是具有極大影響的人物。
傅斯年和黎光明兩人在20世紀20年代後期曾有一段短暫交集。當時傅斯年是史語所所長，黎光明是該所聘任的助理研究員。他們的交往主要圍繞黎光明1929年的川西調查。這一年，傅斯年忙於內閣檔案收購之事，對黎光明的川西考察關注有限。詳細記述傅斯年一生學術活動和個人生活的《陳寅恪與傅斯年》一書完全沒有提及該年黎光明的川西考察。可見，在民國學術史研究者眼裡，黎光明是個可以全然忽略的小人物，他的川西考察也無足輕重。但恰恰就是這樣一個小人物，成為了王明珂這篇文章的主角。那麼，引起王明珂重視黎光明川西考察的主要原因是什麼？
通過對黎光明川西考查工作不同評價的討論，王明珂在這篇文章中向讀者展示了那個時代的青年人（1929年黎光明28歲，傅斯年33歲）在追求自身政治理想和學術探索方面的基本取向與具體實踐，並通過對二人思想與實踐差異的分析，引導讀者去反思那個年代中國社會轉型過程中面臨的一個最重大的議題：面對民國時期嚴峻的國際環境，中國學者的首要工作究竟是面對世界努力「造國民」，還是在中國境內「造民族」？黎光明恰恰就是20世紀30年代在川西基層社會「造國民」的一個典型代表。
二、中國的國家、社會轉型與接受西方學術知識體系
（一）清末民初中國知識精英面臨兩大任務
第一個任務是重構中國政治制度和社會秩序，使中國從傳統的「天下」體系中脫胎出來，轉型成為一個符合「現代國際秩序」的新型民族國家（nation state）。這關係到全體中國人的生死存亡和切身利益。面對列強的滲透割佔，「深受國族主義感染的中國知識分子」（王明珂，2019：84）全力捍衛大清、中華民國在國際體系中的獨立、主權和領土完整（這些都是用來定義一個在外交、貿易中與他國平等交往政治實體的現代西方概念），同時努力整合國內民眾的政治-文化認同，使全體國人轉型為現代民族國家的「國民」，防止外部勢力對境內各群體的挑撥分化，維護國家統一。面臨列強提出的領土要求，中國學者應在歷史文獻中尋找相關領土歸屬的證據，抵制外國對中國領土的進一步覬覦。
第二個任務是以「先進的」歐美知識體系和概念話語作為理想模型和表達載體，重建中國的文化與知識體系，使之成為構建中國政治秩序、社會倫理、文教組織、經濟體系的理論基礎以及能夠與世界各國平等對話的全新的知識話語體系。在反侵略戰爭和對外交涉中，中國精英們深感中華傳統文化不足以救國，出訪歐美各國後又驚嘆於列強科技與工業文明之發達，認為唯有從傳統中華文明知識體系脫胎出來，全盤接受歐美國家的人文、社科、理工、醫學、農學、生物、地理等知識體系和學科分類，接受現代學校模式的教育制度和知識體系，在此基礎上完成國家「再造」，中國才可避免亡國之禍。「1895年以後的三十年間，中國政治思想經歷了西方法國大革命前後二百年的巨變，幾乎所有外來觀念都被納入中國近代傳統的結構，成為中國普遍接受和改造過的現代思想。」（金觀濤、劉青峰，2009：240）
這個新建的知識體系從基本概念、結構框架到具體內容、觀念術語，儘管借鑑了日文譯法，但是整體上仍是師從歐美國家。以人文、社會科學而言，這個知識體系包括民族學、人類學、語言學、歷史學、社會學、經濟學、政治學、法學等專業。由於時局緊迫，在學科劃分、基本概念、理論體系、研究方法等方面，民國時期的中國學者們崇尚的是「拿來主義」：建立「洋學堂」，參照「洋制度」，請來「洋教習」，學習「洋課本」，照虎畫貓。首先是洋人在其開辦的各類學校系統講授這套知識，隨後留洋歸國的年輕留學生，由於會讀「洋文」並習得這套知識，20多歲就被各新設大學高薪聘為教授，成為傳播這套新知識體系的主要推手。自1905年「廢科舉，興新學」後，「廢除漢字」的提議一度十分流行，有人甚至說出「線裝書扔茅廁」這樣極端的話（錢穆，1994：912）。「全盤西化」這四個字正是民國初年中國知識界和教育界的生動寫照。
（二）西方學術體系與知識在中國的引進與應用
1905年「廢科舉，興新學」後系統引入中國的，是一整套在基督教文明基礎上發展出來的西方知識體系。新式學校即是傳播和教授這一套知識體系的組織載體。傳入中國的，還有西方列強在世界各地開展田野調查時運用的一套「民族學／人類學」知識體系。西方的「文明人」在調查亞非拉地區「野蠻人」時，多少藉助「進化論」把人類進化歷程劃分為從古猿到現代人的多個階段，因此就像西方學者創建動物學和植物學體系那樣，在體質特徵、語言文字、親屬制度、社會組織、文化習俗等領域依次對各地土著人群展開田野調查，相關的研究記錄叫做「ethnography」（現譯為「民族志」）。史祿國教授給費孝通安排的人類學課程，就依照時序分為體質人類學、語言學、社會人類學等幾個階段（張冠生，2000：77）。西方學者的「經典民族志」，其結構大致是這樣一個套路。那些在西方大學裡學習民族學／人類學知識的中國學者們，很自然地把這套知識看作先進、科學、最優並具有「普世性」價值的學術體系，努力將之應用於中國，希望這套知識體系能夠幫助國人理解中國社會乃至世界的發展歷史與現狀。
1926年從英國、德國留學歸來的傅斯年之所以在中央研究院組建史語所，就是期望把西方民族學、語言學、歷史學的一套知識拿來，通過中國各地的田野調查，把中國素材納入這套知識體系並獲得西方學術界的承認，使「中國案例」得以加入世界知識體系和學術系統，從而讓史語所成為「一個有科學性而能在國際學術界站得住的研究所」（羅家倫語）。朱家驊認為，史語所的學術導向在創始人傅斯年領導下，「處處顯示了域外學術（特別是德國學術）的影響，歷史語言『同列合稱』，這是根據德國洪保爾德一派學者的理論，經過詳細的考慮而決定的」（朱家驊，1951：1）。「傅斯年的《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一文，是普遍主義史學的進一步強化，它不僅強調了史學研究的客觀性、實證性的（自然）科學方法，而且張揚了史學的非國別性和西方東方學（漢學）的學術正統性。現代歷史學研究只有在世界的視野裡才能找到其自身的新的起點和立足點。」（歐陽哲生，2005：127）以西方學術成果作為創建中國學術體系的典範和評價標準，這在當時的中國學術界幾乎無人置疑。
必須指出的是，在全盤接受西方學術體系和教育制度的同時，中國留洋精英容易忽視的一點，就是西方知識體系裡有關「nation」（民族）和「state」（國家）等核心觀念，與中國幾千年文明傳統中的「天下」理念和以「華夷之辨」為內涵的群體觀有著本質的不同，在基督教倫理基礎上構建的西方社會和傳統的中國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思想體系和政治秩序。因此，當中國學者使用西方知識體系來理解並重新梳理中國社會，力圖把中國社會納入「世界性」知識圖譜時，就必須把發源於西方的民族學、人類學、語言學、歷史學等學科似乎具有普世性意義的重要概念如「nation」、「language」（語言）、「religion」（宗教）、「kinship」（親屬制度）以及「slavery society」（奴隸社會）、「feudal society」（封建社會）、「empire」（帝國）等譯為漢文，並在中國社會裡確定相對應的具體範疇及實體。唯有如此，才能讓中國學者用相同的概念和邏輯與西方學者進行對話，使中國學者的研究成果被接納為世界學術體系的組成部分。但是，西方基督教文明與中華文明這兩個具有完全不同傳統的政治秩序、思想知識體系之間究竟應當如何進行概念對接、術語互譯與邏輯溝通，這個世紀難題一直延續至今。
（三）西方「民族學」知識在近代中國的傳播
在以各學科系統地組合起來的西方知識體系中，有一門學科叫「ethnology」（通常譯為「民族學」）或「anthropology」（人類學）。梁啓超在1902年的《史學之界說》一文中，曾開列出與歷史學相關的多個學科：地理學、地質學、人種學、人類學、言語學、群學（社會學）、政治學、宗教學、法律學、平準學（經濟學）、倫理學、心理學、論理學、文章學（文學）、天文學、物質學（物理學）、化學、生理學等（梁啓超， 1989［1902］：10-11）。可見在20世紀初，中國知識界對於西方學術體系已有較全面的了解。這套知識體系在當時已經成為中國青年精英熱切學習用以置換中國傳統知識體系，從而得以勵精圖治和救亡圖存的新法寶。
在民國初年，吳文藻認為，「當時中國的民族學和社會學處於一種全盤洋化的狀態；中國的民族學和社會學最初是外國人用外國文字介紹，例證也多用外國的材料，然後由中國人用外國文字講述，並且多數是講外國的材料；民族學和社會學在知識文化的市場上，仍然是變相的舶來品」（王建民，1997：128）。吳文藻在1932年提出「文化人類學必須以代表原始人類的現代未開化民族的生活狀況為範圍」，並進一步明確主張：研究漢族的屬於社會學，研究少數民族的屬於民族學（王建民，1997：134）。這就把中國各少數族群命名為「少數民族」，並把他們視為「民族學」的當然研究對象。
西方「ethnology」的主要研究對象是亞非拉社會中具有不同族源、語言、社會組織、婚姻形式和生活習俗的各群體。在西方研究文獻中，許多群體稱謂（如「tribe」「clan」「horde」被譯為「部落」「氏族」「族類」）被廣泛使用，「nation」（通常譯為「民族」）在近代西方思想史和政治史中是一個核心概念。當國內邊疆地區各少數群體被稱作「少數民族」並把這一概念引入中國學術話語體系後，通過田野調查並從語言、歷史、文化等方面入手「重新認識」尚不為中原精英所熟悉的邊疆地區各類居民，具體識別並確認（identify）這些「少數民族」，便成為習得西方民族學知識的海歸學者的一項學術使命，也成為中央研究院史語所的主要研究工作之一。
關於西方民族學學科名稱的西文原文與漢文翻譯，蔡元培1926年提出：「民族學是一種考察各民族的文化而從事記錄或比較的學問。偏於記錄的，名為記錄的民族學，西文大多數作Ethnographie，而德文又作Beschreibende Volkerkunde。偏於比較的，西文作Ethnologie，而德文又作Vergleichende Volkerkunde。也就是說，通常有民族志、民族學，按德語語法，前者可以被稱為記錄的民族學，後者是比較的民族學。」（轉引自王建民，1997：102-103）國內現在把「ethnology」譯為「民族學」，把「ethnography」譯成「民族志」，很可能就源自蔡元培的這段論述。「ethnic group」「ethnicity」分別被譯為「族群」「族群性」，正如「nation」被譯為「民族」，「nationality」被譯為「民族屬性／國籍」。「ethnology」的詞根是「ethno」，所以「ethnology」更確切的譯法應是「族群學」，「ethnography」更確切的譯法應是「族群志」。西方「ethnologists」和「anthropologists」在世界各地開展的田野調查，實際上是對當地「ethnic groups」的調查，譯成中文是「族群調查」。因此，參照西方「ethnology」這一套知識體系、基本概念和調查方法（ethnography），在土著群體中開展的研究工作應當是「族群識別」（recognition of ethnic groups）而不是「民族識別」（identification of nations）。即使是當年的西方人類學者，也沒有把「ethnography」看作識別當地「nation（nationality）」的研究工作。
「族群識別」，即對於地方性群體的族源、語言、社會組織、親屬制度、文化傳統的調查研究，有助於學者更加深入和系統地了解各國內部的族群現象與文化多樣性，在各族的比較研究中認識「自身」與各類「他者」，在族際交往的歷史與現實過程中認識和理解群體文化特徵的此消彼長和分化融匯，是具有重要價值且不可替代的學術工作。但是，如果中國學者把「ethnography」稱作「民族學」，把調查的國內地方性群體視為待識別的「民族」，就把「ethnic group」和「nation」這兩類在社會結構中處在不同層面的群體的政治性質完全混淆了，不僅會給學術界乃至社會公眾對本國社會群體結構的理解造成極大障礙，也會在中國從傳統國家向「民族國家」的轉型過程中給全體國民的政治整合造成極大障礙。
三、「國族」「國民」與「民族」
（一）「國族」與「國民」
「nation」在中國通常被譯為「民族」或「國族」，這是伴隨工業文明首先出現於西歐的一種全新的政治實體形式。在歐洲，「『國家』、『民族』（nation）及『語言』等詞彙的現代意義，要到1884年後才告出現。……在1908年之前，『民族』的意義跟所謂族群單位（the ethnic unit）幾乎是重合的，不過之後愈來愈強調民族『作為一政治實體及獨立主權的涵義』」（霍布斯鮑姆，2000：17，20-21）。在西歐各國民族主義運動中，依次產生以「民族」為單元的主權國家，「一族一國」成為民族主義運動的理想目標。「最佳的政治安排的獲得是當每一個民族形成了獨立的國家的時候。」（凱杜裡，2002：52）「民族主義首先是一條政治原則，它認為政治的和民族的單元應當是一致的。」（蓋爾納，2002：1）
值得我們注意的是，歐洲人在其殖民地成立的新國家沒有沿用西歐「原髮型」以現代公民權為基礎的「公民模式的民族國家」，也不把殖民地各土著群體和新移民群體視為「民族」（nation）。以美國為例，「美國在法律上所宣稱的平等和其他權利只屬於個人，屬於個體的美國人，而不屬於各個民族。民族居住的地理分布是誘發民族問題的一個不可迴避的地緣因素。從美國憲法和一般性的地方政策，都反對將民族聚落模式地域化，以及任何試圖以民族單元為基礎建立政治實體的努力」（彭池，2015：117）。
在晚清和民國時期，當歐美政治話語被引入中國這個傳統多族群「天朝大國」，「nation」被譯為「民族」後，「民族」一詞應當被用來稱呼中國的哪些群體，應當被應用在哪個社會組織層面，這在現實中出現了問題。西方人有意或無意地把中國境內具有不同族源、語言及文化的蒙古人、漢人、滿人、藏人等群體稱作「nation」（民族）。在這方面，日本最為積極。最典型的是1896年甲午戰爭期間日軍登陸威海後張貼的中文告示《開誠忠告十八省之豪傑》，把「滿清」稱作「塞外蠻族」，把漢人稱作「貴國民族」，與「日本民族」並列，煽動漢人反滿並以漢人聚居十八行省建立「中華國家」。這篇文告是用「民族」概念分化瓦解中國的典型話語文本。
為了維護國家統一，1912年孫中山在《臨時大總統宣言書》中宣稱：「合漢滿蒙回藏諸地為一國，則合漢滿蒙回藏諸族為一人，是曰民族之統一。」（孫中山，2011［1912］：2）他在隨後修訂的《三民主義》中指出：「中國人的民族主義就是國族主義。」（孫中山， 2000［1924］：2）西方話語體系的「nation」在漢文中最確切的譯法，應是包括全體中國國民的「國族」，而「nationalism」的確切譯法，應當是「國族主義」。
（二）「國族」與「國民」概念的引入與傳播
面臨「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儘管許多國人已經意識到原有社會秩序和思想體系不可維持，但是對於這個未來的「中國」究竟應當如何建構，人們意見並不統一。受到日本鼓勵和資助，部分漢人精英一度提出「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和漢人聚居「十八行省建中華」的狹隘漢民族主義建國綱領。而長期保有特殊語言文化傳統與行政體制的蒙古部落、藏人和新疆穆斯林群體，則有部分精英在外國政治勢力鼓勵和資助下提出「民族獨立」政治訴求，如辛亥革命後外蒙古大活佛哲布尊丹巴在沙皇鼓動下的「獨立」運動，十三世達賴宣布西藏「獨立」，新疆出現「東突厥斯坦獨立運動」。在這樣的嚴峻形勢下，新生的中華民國面臨的緊迫任務，就是引導國內各族精英把清朝管轄下的各地區視為統一的「中國領土」，把清朝統轄下的各族民眾轉化為「中國國民」，並在這樣一個地域和人口範圍內建立一個完整的「中華國族」（a Chinese nation），把「大清臣民」的認同意識轉化為「中華民國國民」，否則「國將不國」，各帝國主義勢力瓜分中國的企圖就有可能得逞。
由於清廷遲至1905年才「廢科舉，興新學」，能夠進入現代學校的國人極少。辛亥革命後，東部和沿海城市出現對外「開放」的新潮流，新創報刊開始向民眾介紹各類新名詞和新組織。但是，少數族群聚居的西部偏遠地區由於與內地人員交流很少，既無現代廣播報刊也沒有新式學校和教師，加之語言隔閡和交通傳播工具簡陋匱乏，各邊疆地區基層社會精英與民眾對於國內外政治態勢所知甚少。當時對中國政治形勢有較清醒認識並有「國族」「國民」概念的，只有東部及沿海城鎮的精英人士和留學歸國人員。正如王明珂所言：「梁啓超、嚴復等人，的確在以民主政治啟迪民智上有很大的貢獻。然而，深受其思想、言論及行動影響的社群，主要仍為居於中國政治空間核心及社會上層之主流知識分子。」（王明珂，2019：80）。
（三）「民族」概念在中國社會內部的傳播
在晚清到民國的中國社會，由西方引入的「民族」一詞在具體應用時出現於多個層面。在最高層面，「民族」與國族的含義相通，例如，孫中山說「中國人的民族主義就是國族主義」，又如，《義勇軍進行曲》歌詞「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這裡的「民族」實質上即是國族。在第二個層面，「民族」可指向中國境內幾大主要群體，如「五族共和」中的漢滿蒙回藏也被稱作「民族」。隨著民族學知識的系統引入，在第三個層面即邊疆地區一些人口較少但具有獨特語言、習俗的群體，如苗、瑤等也開始被稱作「民族」。中國民族學家在民國時期最為關注的調查對象，即是當時學術界對之了解甚少，人口規模不大，散居在西南各地區居於第三層面的「少數民族」群體。這個層面的群體被廣泛地稱為「民族」並被社會普遍接受，民國時期的民族學家「功不可沒」。
由於在東部沿海與西部邊疆之間、在繁華城鎮與偏遠鄉村之間存在巨大時空隔膜，「當時深受國族主義感染的中國知識分子，一方面急切期望能認識國族國家邊緣之地與人，另一方面他們也為國族邊緣之人對國族國家的無知感到十分驚訝。此種『驚訝』，仍因『國民』概念所蘊含的國民『同質性』，與他們所見之『異質性』現實（邊疆國民對國事之無知）之間有很大的差距」（王明珂，2019：84）。那時，許多偏遠地區的居民只會講本族語言和方言，不通曉漢語漢字，大多數人不知道此時中華民國總統是誰，不知道國家的首都在哪裡，更不知道什麼是「三民主義」。中原地區的學者們也不清楚這些群體之間在體質、語言、社會組織、生活習俗等方面存在哪些差別，以及這些群體究竟應該被歸類為哪個「民族」。
王明珂指出：「廣大的民眾，特別是居於社會底層及中國邊疆的民眾，在民國建立後的30年或更長的時間裡，他們仍在學習、摸索與認識『民族』及『國民』等概念，也在學習及接受自身成為『中華民族』或某『少數民族』成員以及中國『國民』的過程中。在這樣的背景下，早年從事邊疆民族考察的學者們扮演了十分微妙的角色。他們的學術專業被認為具有認識及分辨『民族』的能力；事實上，此時他們從事的主要工作也便是釐清中國境內究竟有多少『民族』，以及劃分各『民族』間的邊界。」（王明珂，2019：80）在民國時期，一批又一批民族學者、人類學者、語言學者來到邊疆地區進行田野考察，他們所從事的主要工作，就是採用西方民族學知識對當地人群進行學術意義上的「民族識別」，同時把這套概念及相關知識傳授給當地精英與民眾。而由國家行政機構在全國範圍內正式開展帶有政治意涵的「民族識別」工作，則是20世紀50年代開啟的。
四、民國時期的「造民族」與「造國民」
（一）在一個傳統「多元一體格局」社會體系中「造民族」
費孝通先生在1989年發表《中華民族的多元一體格局》一文，回溯了中國歷史演變進程，把中國群體結構特徵歸納為「多元一體格局」，「一體」層面是統一的「中華民族」，「多元」層面是56個具有不同族源和文化特徵的「民族」（費孝通，1989）。從辛亥革命時期的「五族共和」到1949年後確認的56個「民族」，民國時期在中國社會同時存在「造國民」和「造民族」這兩個層面群體認同意識的創建與演進過程。
興起於西歐的現代民族國家，其政治特徵是：一是擁有清晰、穩定並獲得其他國家承認的領土邊界；二是在所轄領土內擁有絕對主權（行政管理、司法、稅收等方面完全獨立）；三是全體國民在政治和法律上擁有完全平等的權利即公民權；四是國民擁護共和體制並有愛國情懷。傳統中國則被稱為「文明體國家」，其政治特徵是：一是管轄地域根據各時期國力強弱呈動態的收縮-拓展態勢；二是轄地內各群體存在族源、語言、文化、宗教信仰、生活習俗等多方面的多元化現象；三是採用多元化政治認同和權威體系，表現為多層級的等級性-區域性行政管轄制度（「因俗而治」）。具有這些特徵的傳統中國如果向現代「民族國家」轉型，就必須對境內各區域的行政體制和屬民的政治認同進行全新的整合，首先是治權的一致化和同質化，同時必須對全體屬民的政治觀念與文化認同意識進行「重新塑造」，把接受和擁護這個具有現代形式的新型國家視為國民的核心認同對象，這即是「造國民」。在這一過程中，最大的危險即是因原有「多元一體」體系破裂，導致具有不同族源、語言、文化特徵的地方性群體在外來「民族」意識的引導下發展出各自的「民族主義」運動，從而滑向分裂為多個「民族國家」的方向。
在《民族與國民在邊疆：以歷史語言研究所早期民族考察為例的探討》這篇文章中，王明珂討論的就是辛亥革命後民國社會面對的核心議題：政府與社會精英的優先任務應該是「造國民」還是「造民族」？「造國民」即是把清朝治理下的傳統「臣民」改造為現代國家的「國民」。「『國民』與『國族同胞』都指具有『同質性』的眾人。此同質性的基礎，是國民對於國族國家的共同普遍知識，包括國家疆域（地理）、域內之人的特質（民族文化）及其來源（歷史），以及更重要的國家現況（政治社會）等等的知識。這些都是國民教育的基本內容。」（王明珂，2019：83）而「造民族」則是參照西方的民族學／人類學理論把民國管轄下的各類群體構建成為一個多元民族譜系，根據族際差異構建出各自不同的「民族」群體。中國學術界的「造民族」活動就是「經由學術調查、研究，一個個的民族及其社會文化特色、歷史源流被確認，透過政治實踐，各邊疆人群被分類而成為國族中的少數民族」（王明珂，2019：94）。
（二）民國時期我國民族學者的「造民族」考察活動
民國時期我國民族學者的「造民族」考察活動，是西方學科體系與教育制度被引入中國後，中國學者開展的一個半自發、半具組織性的系統工程。這一時期，以海歸學者為首的民族學家急於把這套外來知識運用於中國社會。「20世紀上半葉，『國民』與『民族』概念傳播於中國，也隨著民族考察者的腳步進入邊疆；在此造『國民』與建構『民族』同時進行。」（王明珂，2019：93）「當時學術研究的重要課題之一，便是透過調查語言、體質、文化之異同，來探求中國國族中究竟有多少『民族』，各民族間的區分界線何在，並由考古與歷史學來說明導致這些民族之存在與區分的歷史過程。」（王明珂，2004：14-15）中國國土遼闊，許多偏遠地區是西方和日本學者考察足跡尚未抵達的。因此，一些中國學者認為應該抓緊時機，加快開展語言學、歷史學、民族學的田野考察活動，努力以最新調查成果在國際學術界佔據一席之地。傅斯年組織的史語所邊疆考察工作，不過是當時學術界眾多努力之一。
除了重視歷史文獻與考古發現外，傅斯年特別關注與「民族」密切相關的語言學研究。他在《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一文中說：「中國境內語言學和歷史學的材料是最多的，歐洲人求之尚難得，我們卻生看他毀壞忘失。我們著實不滿這個狀態，著實不服氣。」他在《所務記載》中寫道：「若果印度支那語系的一行學問也被歐洲人佔了先去，乃真是中國人的絕大恥辱啊！」（傅斯年，1928：1）他為此十分關心在西南地區開展的語言學調查，將其視為界定中國境內「民族」群體的重要標誌。
在民國時期，有許多掌握現代民族學知識甚至留學背景的青年學者先後來到西南邊疆地區進行考察，他們的學術任務就是在當地「造民族」。《中國民族學史》介紹了民國時期民族學者在西部地區開展的主要調查活動：1928年楊成志在川滇交界處的調查，「在鮮有漢人活動的彝族聚居區調查兩月餘。以後用數月時間分別學習彝族語言和苗族語言」（王建民，1997：116）；1928年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顏復禮、商承祖在廣西對瑤族語言、族源、分布等的調查（王建民，1997：117）；1933年凌純聲、芮逸夫等的湘西苗、瑤調查；1934年凌純聲、陶雲逵、勇士衡等人的雲南調查，莊學本的康區調查，李佛一的西雙版納調查；1935年費孝通、王同惠、徐益棠的廣西瑤族調查，方國瑜的滇西調查；1936年胡鑑民的川西羌族調查；1936—1937年楊成志等參與的廣東瑤族調查和海南黎族、苗族調查等（王建民，1997：181-183）。抗日戰爭期間的調查有：梁釗韜的粵北瑤民調查（梁釗韜，1994：1-14）；陶雲逵的滇西獨龍江調查（陶雲逵，2012），以及馬長壽、岑家梧、柯象峰、徐益棠、李安宅、馮漢驥、任乃強、林耀華、吳澤霖、江應樑、郭蓮峰、方壯猷、梁甌第等先後在西部各地開展的田野調查（王建民，1997：229-238）。這些學者調查的主要目的就是把自己的「民族學知識」應用於考察當地人群，努力了解與「識別」不同的「民族」。
在田野調查過程中，民族學家努力了解當地人群的語言、文化、社會組織和生活習俗，而當地精英與普通民眾也從這些民族學家那裡得知「外部世界」的消息，聽到許多他們從不知曉的新概念、新知識。「不僅是在演講中，在他們與當地知識分子的社交言談中，『民族』也經常是重要主題……此顯示民族學者及其田野考察工作，在近代中國邊疆人群之『少數民族化』過程中的微妙角色與功能……民族學內涵的『民族』概念與其內涵定義，導引學者們探尋、研究相關人群之語言、文化而讓他們得以認識與識別一個個的『民族』。」（王明珂，2019：88）例如，「芮逸夫先生川南敘永考察之行的目的在於以人類學田野材料（主要為語言及婚喪禮俗材料）來證明苗族的存在，以此應和語言學家所建立的『苗語』『苗傜語』等語言人群範疇」（王明珂，2019：92）。
當然，這些民族學家並不認為這些「造民族」的學術工作與「造國民」相牴觸，甚至認為這些「民族識別」工作可以「為其根據語系分類所建立之中華國族架構作一點腳註」（王明珂，2019：92）。如江應樑1937年提出，「對中國領土中全部民族的各個分子均有一個徹底的明瞭認識，方能說得到了解我們自己，方能與說復興中華民族之道」（江應樑，1992：1）。當時，「中華民族」與「中華國族」並用，蒙古、滿、藏等群體已被人們習慣地稱作「民族」，這些學者把「民族」概念應用到西南各地有文化特徵的群體時，未必有清楚的政治考量並預見到其可能帶來的社會後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