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同志說：「和平猶如空氣和陽光，受益而不覺，失之則難存，必須精心維護。」這一論述形象化地揭示了和平的本質。的確，長久以來，與轟轟烈烈的戰爭相比，人類追求和平的道路一直隱而不彰。直到２０世紀中葉之後，追求和平、締造和平、促進和平、維護和平才成為引領世界和人類進步的時代潮流，而這一歷史性轉折的實現，又與中國有關和平的理論與實踐活動密切相關。中國的和平離不開世界，世界的和平離不開中國。那麼，如何從世界的、歷史的宏大坐標體系中看待當代中國的和平呢？
中國自古以來始終是世界上的重要一極，要研究當代中國的和平問題，必須找準它在世界和平史上的方位經緯。本著宜粗不宜細的原則，並借鑑有關的權威研究成果，可以大致按時間線索將人類和平的歷史劃分為三個階段：一、古代以「徵服－同化」方式實現和平的階段；二、近現代以締結條約形式實現「均勢－霸權」和平的階段；三、當代以和平力量積極維護和努力締造持久和平的階段。
以「徵服－同化」方式實現和平
古代世界的和平就是一個又一個帝國通過徵服實現和平、通過同化延續和平，直到新的帝國崛起開始另一輪次循環的過程。「徵服－同化」主導人類和平的結果是產生了帝國的統治方式，即以集權的專制方式壓制可能產生的反抗，維持和平的局面。最初的帝國始於大河文明。由於農業生產與防禦遊牧民族入侵的需要，中央集權式專制政體以王權、神權或者王權與神權相結合的方式出現了。這樣的統治方式直到２０世紀為止均佔世界史的中心地位。對古代世界的和平影響最大的是西方史學家所謂的「蠻族入侵」導致的徵服與同化。雖然古代世界人類的各個文明還處於相對孤立的狀態，但蠻族入侵卻達到了那個時代最大的全球化水平。早在公元前２０００－１０００年，乘坐馬拉的戰車、使用青銅或鐵製武器的蠻族不斷入侵，推動了由氏族、邦國組成的人類原始社會解體並過渡到奴隸社會。公元３－６世紀，不斷的蠻族入侵又推動人類進入封建社會。公元９－１０世紀又發生了連續不斷的蠻族入侵。歐洲在此過程中建立了查理曼帝國；中國則是五代十國的混亂，直到建立宋朝；而在中東，新興的伊斯蘭趁勢擴展疆域，在廣袤的古代文明地區建立了穆斯林的統治。到１１世紀，成吉思汗的蒙古鐵騎又橫掃歐亞，建立了空前絕後的龐大帝國。因此，蠻族既是古代世界威脅和平的主要因素，又是重建和平的重要力量。
以和約形式締結「均勢－霸權」
以和約形式締結「均勢－霸權」和平的標誌性歷史事件是歐洲列強在１６４８年三十年戰爭結束時籤署的威斯特伐利亞和約。威斯特伐利亞和約被公認為歐洲近代史的重要開端，主權國家從此成為歷史舞臺的主角。威斯特伐利亞和約不但確立了國家領土、主權與獨立等近現代基本國際關係準則，而且初創了歐洲均勢的局面，並使通過締結和約實現和平的方式直到今天仍然被世界各國普遍遵行。
以「徵服－同化」方式實現的和平和以和約形式締結的「均勢－霸權」和平最大的區別之處在於，前者建立在對人類共同體消滅的基礎上，尤其是對政治共同體的消滅；而後者一般會保留這種政治共同體，取而代之以政治、經濟、軍事、包括文化上的競爭，通過壓制與反抗的較量達到均勢的局面。因此，前者常常有和平之實，而無和平之名，其和平局面的形成依賴於徵服者軍事力量擴張的盡頭；而後者常常有和平之名，而無和平之實，被人們譏諷為「刺刀下的和平」。
威斯特伐利亞和約籤訂後，各個歐洲國家力量此消彼長的結果，使得利益均沾的均勢局面越來越向霸權主導的局面傾斜。法國逐漸成為歐洲大陸最強大的國家，並在拿破崙時代達到頂峰。拿破崙戰敗後，歐洲於１８１５年籤訂維也納和約，確定了取代威斯特伐利亞體系的維也納體系，其實質就是建立了由列強保持均勢的強國俱樂部，由強國靠霸權維持和平並對弱國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脅。以和約形式締結的「均勢－霸權」和平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第二次世界大戰之間遭到最嚴重的失敗。慘絕人寰的第一次世界大戰證明了無論均勢還是霸權在赤裸裸的軍事野心面前都不能成為和平的保障。一戰後籤訂的凡爾賽和約被後來的歷史證明是完全失敗的和約，除了使英國、法國的霸權受益外，作為戰勝國的美國拒絕在和約上簽字，並且另外組織華盛頓會議以取而代之；同樣作為戰勝國，中國卻蒙受恥辱，同樣拒絕了籤字，後來釀成五四運動，開啟了中國現代史的大門；作為戰勝國的一方，沙皇俄國由於被蘇維埃俄國取代，雖然付出了極為慘重的傷亡，但居然被排除到了巴黎和會之外。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全世界自由與正義的力量結成反法西斯同盟，通過艱苦卓絕的戰鬥，在付出無數犧牲的基礎上，才使人類開始嘗試建立新的和平方式，即以和平力量積極維護和締造和平的新階段。
需要注意的是，直到今天，建立在和約基礎上的「均勢－霸權」和平仍然客觀存在，並且是當代國際關係的重要基礎。這是因為，第一，均勢具有某種超越意識形態的客觀性，國際上的各種力量，無論其正義與否，當它們組成國際關係的複雜體系時都會出現力量的角逐，此時，出現某種均勢，是產生和平的前提條件；第二，在現實的國際關係體系中，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仍然存在，仍然具有強大的影響力，這既延續了數千年帝國統治的傳統，又因時代變化有新的表現方式，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是人類實現持久和平需要面對的主要問題。而中國在近現代史上與列強籤訂的各種不平等條約，雖然也屬於實現和平的和約，但並非中國與列強達成了均勢，而是列強在中國劃分勢力範圍的均勢。對中國而言，起主導作用的絕不是均勢，而只有霸權。
那麼，為什麼說，從第二次世界大戰開始，當參戰的另一方結成反法西斯同盟，人類開始進入以和平力量積極維護與締造持久和平的新時代呢？這是因為，一方面，人類追求和平的共同夢想到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逐漸匯合成維護和平的普遍共識；另一方面，人們對戰爭的反思較之以往更加深刻而徹底。過去，軍事手段除了用於維護和擴展國家核心利益外，還常常作為尚武精神的表現方式，與榮譽、崇高、偉大等精神因素連在一起。人們認為，戰爭是一種光榮，而不是恥辱和罪行。但世界大戰的浩劫告訴人類，主動發動戰爭越來越成為冒險之舉。除非戰敗國被徹底制服，否則即使戰爭獲得了勝利，和平的局面也很難長久保持。國家繁榮強盛不能依賴於徵服，反而在和平時期集中精力進行生產建設才有可能使國力超越其他國家。
以和平力量締造和平
維護和平與反對戰爭的力量交匯融合，形成了一股強大的和平力量，促使人類歷史上戰爭與和平的博弈第一次全球性地向和平的一方傾斜。和平力量的興起首先以世界反法西斯聯盟為標誌，正義的力量聯合起來反對不正義的、邪惡的法西斯勢力，並在取得勝利之後創建了凝聚正義力量共識的聯合國，形成了迄今發揮著維護世界和平重要作用的聯合國憲章。社會主義陣營的形成是和平力量出現的另一個重要標誌。社會主義陣營的形成使人類社會的權力制衡關係第一次從強與弱的極端對比中出現了第三種力量，有力地平衡了帝國主義國家對廣大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和地區的壓倒性優勢，使原本肆意妄為的霸權主義勢力受到有力制約。與社會主義陣營的形成相呼應的，是發達國家內部和平反戰力量的普遍興起。發達國家內部的和平反戰力量對發達國家的內政外交產生了越來越大的影響力，大大減少了發達國家發動戰爭的頻度與烈度。最後，在上述因素的影響下，從上世紀４０年代後期到６０年代，在全世界範圍內掀起了民族國家獨立的浪潮，廣大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紛紛獨立，形成了第三世界國家陣營。這些第三世界國家獨立後，雖然在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方面常常仍然受到原宗主國的制約，但它們的獨立本身就是對徵服與霸權的反抗，使和平力量有了更加深厚的國際基礎。
中國既屬於社會主義陣營，又是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基礎上經歷浴血奮戰獲得自由獨立的第三世界國家。作為世界第一人口大國、第三領土大國、唯一一個文明史從未中斷過的歷史古國，中國在世界和平民主陣營中佔據舉足輕重的地位。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毛澤東就提出了全世界「和平民主力量」聯合的思想。在《論持久戰》中，毛澤東就深刻地指出，「沒有任何一個歷史時期像今天一樣，戰爭是接近於永久和平的。」因為「人類一經消滅了資本主義，便到達永久和平的時代，那時候便再也不要戰爭了。」１９６４年１月，毛澤東呼籲：「社會主義陣營各國人民要聯合起來，亞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國人民要聯合起來，全世界各大洲的人民要聯合起來，所有愛好和平的國家要聯合起來，所有受到美國侵略、控制、幹涉和欺負的國家要聯合起來，結成最廣泛的統一戰線，反對美帝國主義的侵略政策和戰爭政策，保衛世界和平。」曾經見到毛澤東的外賓表示，「中國作為世界的大國而出現，使和平得救了。」幾十年來的歷史證明，中國正以自身的建設與發展實踐著中國共產黨的這一莊嚴承諾。中國既以自身的發展促進世界和平，又通過維護世界和平促進自身的發展。中國在維護世界和平中發揮的積極作用得到了全世界的普遍認同和尊重。在世界和平發展的新的歷史階段，中國已經成為維護世界持久和平的不可忽視的重要力量。
（本文選摘自《當代中國和平理論》，新華出版社出版）
《當代中國和平理論》
張 釗 著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５１６６－１７４５－８
定價：３６．００元
新華出版社 ２０１５年６月出版
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是近代以來幾代中國人的夙願，凝聚了中國人民在屈辱中奮起抗爭，爭取「國家富強、民族振興、人民幸福」的不懈探索，是「中華民族近代以來最偉大的夢想」 。在這個偉大的「中國夢」中，和平問題具有基礎性、前提性、理論性、實踐性等多重重要意義疊合的性質。只有深入了解當代中國和平理論，世界和中國人民才能更好地理解當代中國的現狀，更好地把握中國未來的發展走向。
原文轉自：新華出版社